举世罕见的进出口税率水准

一、举世罕见的进出口税率水准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入侵者强制中国政府接受协定关税制度，结果就造成这样的奇异现象：进口税的税率水准低于出口税，对外贸易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货负税低于土货，洋商负税低于华商。这一切对于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都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

鸦片战争前，英国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强大。英国商人自以为价廉物美的棉毛纺织品始终打不开中国的销路。他们不甘心承认英国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强大，把这种现象归咎于中国的“禁止性关税”。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职员莫郊里邦克（C.Mariarjbank）就在1830年英国“下院考察东印度公司当前情况及大不列颠、印度和中国之间贸易情况小组委员会”上说，外国货输入到中国去，销路比较好的是原料，而不是制成品。中国政府有意保护工业。“从加征羽缎（Camlet）很高的、禁止性的关税上，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羽缎这种货物在中国普通卖40元左右一匹，关税高达18元，是即关税几乎高达售价的50%，而羽缎乃是最像丝织品的货物。我们对中华帝国没有像对印度帝国那样的权力。我们曾经用高额的禁止性的关税把印度的制造品排挤出英格兰市场，又对于我们货物之进入印度给以各种各样的鼓励，就用这样自私的（我用这个字眼并无嫉恨之意）政策，我们把达卡和其他地方的土著制造业压了下去，而把我们的货物去泛滥他们的国家。我们对中国并没有同样的权力。我们可以用高额的关税排斥他们的货物，可是却不能强迫他们按照我们的条件接受我们的货物。我们应该说，在保护自己方面，他们是很够伶俐的”。⁽⁶⁶²⁾

这种指责毫无根据。当时清政府对进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既没有利用“禁止性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思想，也没有“禁止性关税”这种事实。事实是：当时进出口贸易的报关纳税手续都由行商办理。行商于报缴中央规定的正税而外，还加收多种“规礼”。正税报送中央国库，规礼则留作地方开支，也是一种合法加征，不过也有一部分归有关官吏和经手人所中饱。规礼并无固定标准，在同时期，不同的行商就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不管英商怎样叫嚷负担禁止性关税，在1843年中英代表讨论税则时，英商经过“十天最勤奋的查访”也没有提出一个税则清单来。⁽⁶⁶³⁾西方作家说，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对进口英国棉毛织品所征的进口税，最高只30%～40%，而英国对华茶的进口税则高达100%～200%。⁽⁶⁶⁴⁾对比之下，要说中国实行禁止性进口关税，纯属诽谤之词。

其实，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中国是否实行禁止性关税，而在于英国如何采取“各种各样的鼓励政策”，把中国的土著工业像对达卡的工业那样“压了下去”。在1830年，英国在华还没具有像在印度那样的“权力”，到了1843年协定海关税则时，英国便开始改变了这种局面。

1843年中英所签订的《通商章程》，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英方代表团翻译员罗伯聃（Robert Thom）所提的方案。罗伯聃本来是怡和洋行匹头经纪人。他所表列的鸦片战争前夕进出口关税负担远比行商所实际征收的正税和规礼总和低得多，而他所建议的新定税则又比他所列战前关税负担低得多。这个方案表列进口货115种商品，在协定税则上，新税较旧税略有提高的只有14种极不重要的商品，其他都有下降；所列出口货89种商品中，只有27种极不重要的商品略有提高，其他都有下降。对这个税则，就连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也认为，“在各方面都比商人敢于建议的更为有利”。⁽⁶⁶⁵⁾下面表列几种重要商品的新旧税率。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进出口关税负担示例

续表

编者注：每两合1.39元，新旧从价税率是编者根据罗伯聃原资料计算的。按此时进口棉纺织品共8种，总值2090000元，表中所列5种值1975000元。进口毛织品共8种，值1047000元，表中所列6种值1037500元。

资料来源：罗伯聃：《中国对外贸易表》（R.Thom，Foreign Trade of China，1844），见英国外交部档案，编号F.O.228/32。

上表说明，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了极低的海关税率，无论进口、出口商品，新定税率都比旧征税率大为降低，只有出口丝织品略有提高。这显然是为保护英国丝织工业。当时英国最急于向中国推销的主要商品是棉毛纺织品，前者的新旧税率相比，最低下降了7.82%，最高下降了25.58%。出口方面，英国自华输入的最大项是茶叶，这项出口税率也降低了18.02%。此外，中英《通商章程》又规定：“凡属进口新货，例内不能赅载者，即按价值若干，每百两抽银五两。”这就把海关税则所不载的一切进口货税率都钉死在5%的低水平上。而随着英国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海关税则所不载的进口货却又是日益增多的。

上述税则都是由正式条约所固定下来的。在实践中，英国驻华官员又一再倚仗权势，强迫清政府降低某些商品的税率；例如1845年，清政府就屈从英国驻厦门领事巴夏礼的要求，把樟脑的出口税自每担1.5两减为1两，1847年又屈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德庇时的要求，将粗木料的税率自值百抽十减为值百抽五。1856年上海道台又屈从外商的要挟，把丝织品的进口税减低10%，把印花布的进口税率自约9%减至5%，把染色手帕的进口税从每块0.01两，约合从价10%，降为5%。⁽⁶⁶⁶⁾

不仅如此，《江宁条约》中文本第十条的文字规定“秉公议定”，英文本第十条的文字规定“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⁶⁶⁷⁾这些都不能解释为中国放弃了关税自主权。“秉公”和“公平的和正规的”（a fair and regular）在意义上并不含有须经对方同意，或对方有权参与拟订的意思。协定关税的原则是后来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确立的。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二款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中法《黄埔条约》第六款规定：“如将来改变则例，应与法兰西会通议允后，方可酌改。”⁽⁶⁶⁸⁾这样就把协定关税的原则在条约中固定下来。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不仅使中国让与某一侵略国家的权益同样普遍优惠其他国家，而且使中国不经每个侵略国家的同意，不能修改税则。

不仅如此，清政府又屈从美国的要求，把上等洋参的税率自每100斤课税38两减为4两，下等洋参税率自每100斤3.5两减为2.7两；黑白铅自每100斤0.4两减为0.2两。⁽⁶⁶⁹⁾法国则要求在税则中规定的上等丁香与下等丁香之间，增加中等丁香一项，上等丁香每100斤税银1.5两不变，中等丁香每100斤定为税银1两，下等丁香税银白0.5两减为0.25两。大瓶洋酒自每100瓶税银1两，减为0.2两，小瓶洋酒每100瓶及桶装洋酒每担税银自0.5两减为0.1两。⁽⁶⁷⁰⁾

1854年英法两国为了扩大对华侵略，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于是进出口税率再被压低，统以值百抽五为原则。英国侵略者所根据的理由是在制定1843年税则时，“均以价值为率，每价百两征税五两，”现在货价渐减，而从量税不变，以致原定税率超过值百抽五，现在应该按照值百抽五的原则，重新制定税则。但是《江宁条约》并无值百抽五的规定，1843年税则也不是按值百抽五的原则制定的。如在1843年进口税则中，阿魏、上等丁香、玛瑙、大手帕、牛黄、儿茶、象牙、火石、乳香、没药、洋生铁、洋熟铁、未列名金属、胡椒、木香、洋青、乌木、檀香木的从价税率均达到从价10%或以上，洋参进口税率甚至达到50%～80%。⁽⁶⁷¹⁾由此可见，“值百抽五”是英国侵略者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向清政府攫夺的另一项新的特权。

1858年中英双方修改税则的会议是在上海举行的，咸丰指示清方代表桂良和花沙纳的主要使命，是要通过这次会议去推翻《天津条约》所定北京驻使等他认为最难接受的条款。⁽⁶⁷²⁾实际负责谈判税则的清方代表是江苏按察使薛焕和布政使王有龄，英方代表是俄理范（Laurence Oliphant）和威妥玛，税则草案则出自英国驻沪领事馆职员而又兼任上海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之手。⁽⁶⁷³⁾

李泰国所提出的税则草案不仅充分考虑了英国在华商人的意见，并且还征得了美、法两国公使的同意，充分考虑了美、法的利益。为了照顾美国的利益，美国棉布的进口税率低于值百抽五。⁽⁶⁷⁴⁾为了照顾法国的利益，生丝的出口税率也低于值百抽五。⁽⁶⁷⁵⁾

1858年税则基本上是接受李泰国草案制定下来的。⁽⁶⁷⁶⁾进口176种商品中，有77种的税率不足5%，出口174种商品中有97种的税率不足5%。⁽⁶⁷⁷⁾中国出口最重要的丝茶两项税则未有增减。签订税则后，广州英商商会在致英方代表的函件中表示，1843年的税则已经“无可非议”，因为“他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任何别的国家会有比它更为公道的税则”。⁽⁶⁷⁸⁾对于这个已经“无可非议”的税则，再加削减以后的1858年税则，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不禁问道：“哪个国家有像中国这样低的对外贸易税则呢？”⁽⁶⁷⁹⁾

1858年和1843年的进口税率比较

资料来源：英国蓝皮书：《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有关文件，1857～1859》，第418～423页。

这里不可能具体列举各种商品的税率变动数字，只举少数事例。据此可知，英国输华的首要货物棉纺织品税率都有下降，其中增长较快的棉纱，税率下降了2.08%，斜纹布下降了2.84%，等等。总之，下降为哪个国家都没有的极低水平。这当然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在华进一步掌握了类似他们在印度所掌握的那样权力的结果。从这一点上说，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是没有多大本质差别的。

这里不妨对中外税率作一比较，用以说明这次税率的半殖民地性。例如1859年英法签订了互惠关税协定，英国以减低法国酒的进口税为条件，从每公担159法郎减低到27.5法郎，才换得法国减低英国各种麻、棉、毛织品的进口税，但平均税率仍达15%。⁽⁶⁸⁰⁾这个税率比当时中国对同类货物所征的进口税率高出3倍。70年代初叶，德国进口棉纱征税15%～30%，⁽⁶⁸¹⁾相当于中国同类进口税率的3～6倍。1864年美国对廉价棉布所课的进口税为每码5分，⁽⁶⁸²⁾合每匹2元，而中国进口税率则为每匹8分，美国进口税约为中国进口税的25倍。⁽⁶⁸³⁾一般说来，当时中国进口税率水准只及美国六分之一。⁽⁶⁸⁴⁾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一向是把关税当做保护本国产业的主要手段，它们一般对于有损本国产业发展的进口商品，重征进口税，对本国制成品不征或轻征出口税。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有的国家才对某种原料品课征出口税，其目的仍是为了阻抑外国利用这种原料加工制造，以与本国相竞争。有的国家对本国特产课征出口税，这种出口税最后是会由外国消费者去负担的。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出口税率水平高于进口税率水平，起了反保护作用。如1844及1845两年，进口税平均合从价5.33%，而出口税则合8.2%和9.0%，⁽⁶⁸⁵⁾后者高出前者2.87%～3.67%。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原则上进出口货物都按值百抽五确定税则，但由于在议定税则时，李泰国高抬进口货价，结果所定税率常不及5%。自1858年确定税则后，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的36年间，进出口货物的市价同趋下落，而出口货的下落尤甚，其结果就形成出口税率日益高于进口税率的奇异现象。如1875年出口税平均合从价5.76%，1885年合5.75%；而1875年出口税平均合10.06%，1885年则合12.15%。⁽⁶⁸⁶⁾

再拿几种进出口商品作比较，更可看出当时中国协定关税的畸形状态。70年代以前，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上居于垄断地位，并已成为不少国家资产阶级的生活必需品。根据协定税则，中国只征出口税每担2.5关两，而英国则征进口10关两，美国更高至21关两。⁽⁶⁸⁷⁾美国对中国米课进口税每包二角二分，而中国对美国面粉根本不课进口税；美国对中国植物油课进口税25%，而中国对美国煤油课进口税5%；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药材、衣服无不课税，而中国对自美国进口的药剂、衣服，却给予免税待遇。⁽⁶⁸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