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东亚智慧

何爱国、宋　奇^[1]

科技革命把人类推进到工业文明时代，人类有了巨大的改造环境的能力。市场革命把人类推到了全球化时代，人类之间、人类与环境之间、环境与环境之间的影响息息相关。科技革命与市场革命，一方面造成了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和极大充裕，刺激了人类无限消费、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征服地球、征服宇宙的欲望，另一方面造成对地球资源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与危害，人类首次面临全球性的生存危机。何去何从?人类只有严肃反省自己，尊重自然规律，自觉修复地球，走一条新的生态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东亚文明可以从自己传统的智慧宝库中挖掘出有益的东西，从而对新文明的诞生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全球环境危机的性质

全球环境危机已经不是普通的危机，既不是区域性的危机，也不是随机性的危机，甚至也不是可以轻松逆转的危机，而是关系到整个地球与全人类生死存亡的迫在眉睫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性质可以说是全球性的、人为的、严峻的、系统性的、难以逆转的。

(一)全球性

环境危机的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人类从农业社会以来，环境危机已经出现，但那是局部的、区域的，引起的不过是一些国家和地域性文明的衰亡。而从工业革命以来，危机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相继发生、人类的经济和扩张活动的全球化，环境危机逐渐全球化。进入20世纪50—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和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在第三世界的不断扩展，环境危机迅速全球化。因此，1989年12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44/228号决议(《关于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决议》)认为，各种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臭氧层耗竭、越界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海洋污染，以及包括干旱和沙漠化在内的土地资源退化，都是全球性问题。美国生物学家斯蒂芬·施奈德(Stephen H.Schneider)在《地球:输不起的实验室》(Laboratory Earth:The Planetary Gamble We Can't Affort to Lose)中也强调指出，21世纪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是独一无二的，是因为其影响范围真正是全球性的，而不仅仅是局部性或区域性的^[2]。

(二)人为性

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不是自然界本身的随机变迁，而是人类最大程度地追逐物质财富带来的恶果，环境危机是人为的。其根源在于人类过高地估计了地球的承载能力，盲目地相信自己改造世界的神奇能力，一味地追求物质文明的巨大丰富，忘掉了地球资源和生态的限制和人的智力和能力的限制，缺乏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斯蒂芬·施奈德在《地球:输不起的实验室》中指出，从局部来看，可以认为贪官污吏或工业污染是当地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从大局来看，日益增加的土地或能源利用以及人口的增长或许会成为主要因素。环境危机的全球性无疑源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市场革命、消费革命以来的人类新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解铃还须系铃人，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要人类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加以解决，积极地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观念与行为。

(三)严峻性

环境危机在1980年代已经突破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极其严峻的。资源耗竭已经超过了地球的再生能力与承载能力。不断上升的碳排放与碳累积产生的温室效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1Gore)的著作《拯救行星:地球变暖与人类行动》(The Planetary Emergency of Global Warming and WhatWe Can Do About It)着力揭示了这一点。工农业与城市的不断发展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水资源，而且也直接污染了河流、地下水、海洋，引起人类的多种疾病与生物多样性危机。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污染了全球的空气，导致城市空气质量低下，PM 2.5、酸雨、污染云团严重危及人体健康。工矿业与电子垃圾造成的重金属污染，致使土壤污染严重，人类的粮食与果蔬生产发生严重危机。大量密布的核电站、核设施、核废料导致核辐射无孔不入，核战争、核事故和核泄露的危险也无时不在。过度的经济开发导致土壤不断地退化、沙漠化、荒漠化、石漠化、森林不断减少而且品质越来越低下。癌症村、疾病村、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事件越来越多，人类正面临着生存危机。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1Carson)指出，人类对环境的最可怕的侵害，是通过有害甚至是致命物质对空气、土壤、河流以及海洋的污染。钟南山院士强调:一个人的健康首先与吃、喝、空气有关，如果这三样不好，再提什么样的发展都没有用。

(四)系统性

环境危机已经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而是几乎所有的环节都有了问题。生态系统本是具有相连性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其他环节和整个链条和系统，而多个环节，或者几乎所有环节都有了问题，那么生态危机就显得尤其严重。美国生物学家康孟勒(Barry Commoner)认为，在自然、科技和人的互相关系中，“物物相连”为第一大原则，任何事物都和其他事物发生关系。而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没有对该系统的内部结构的完全了解，盲目地更动很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人类文明史表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复活节岛文明、中国古代西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等文明的兴衰，就与局部的环境危机息息相关，而一旦全球的生态系统出了严重危机，则人类文明也就到头了。

(五)难逆性

斯蒂芬·施奈德在《地球:输不起的实验室》中强调，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很有可能是持续不断、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到了1980年代全球环境危机已经进入难以逆转的阶段，因为人类发展已经突破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已经突破了地球的承载能力。与此相反的是，人类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则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发展以每年消耗更多的资源为代价。除非节制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同时能够找到更好地利用太阳能、核能、风能、水能、生物能等能源和其他各种资源的办法，否则资源的消耗速度和地球的承载能力很快会达到饱和。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1d Worster)认为，地球面临的环境形势类似宇宙飞船，但我们的困境比宇航员可怕得多，因为我们既没有逃离的可能性，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修好它^[3]。

二、全球环境危机形成的根源

全球环境危机，主要是近代以来的人类活动造成的，而人类的行为又受到近代以来更新的文化、观念、信仰的制约。因此，全球环境危机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根源。

(一)全球环境危机形成的认识论根源

环境污染的事实证明，主导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观念出现了重大错误，如果不修正这些错误的观念，环境问题不可能得到良好解决。

1.人类万能

西方文化传统中认为只有上帝是万能的，但正是万能的上帝赋予人类统治地球的能力。自从科技革命、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与工业的飞速发展，人类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理性与能力，工具理性占据了支配地位，人类已经成为自然界的上帝，相信自己已经有了上帝一般的治理地球的能力。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指出，“我们也许记得曾经为人们坚持的、且至今在一些地方仍被坚持的主张，即现代成就的威力和荣耀。神学家们过去告诉我们上帝已经死了，现在不需要这样的假设了;大学者们宣称:人类，获得解放又发展成熟的裸猿，历经磨难之后已占据了上帝的全能的位置。这就是被视作第二次工业革命、核时代、宇航空间时代、自动化时代的含义。能量将永远是廉价而充足的，人类不足受限于这个叫作地球的行星，人类也用不着不得不靠劳作维持生存，自动化与控制论最终将解除亚当因堕落而被加在他头上的咒语。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如何教会我们自己享受无限的闲暇。”然而，“人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已经是移山填海无所不能的万物之灵了。其实，人类改变自然外观的本领虽然巨大无比，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却非常脆弱。如果生态系统有所改变，或是海洋温度增高，或是大气层厚度减低，人类立即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和一般生物相比，人类真可以说是万物病夫。”^[4]

2.人类中心

人类中心主义有三种:即认识论意义上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和价值论意义上。自从科技革命、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以来，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兴起。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人类是唯一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的生物，除人以外的生物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类情感的投射^[5]。当然，在西方的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已经有了“万物为人存在”、“人是万物尺度”、“地球归人类统治”的观念，但由于当时科技能力低下，人类的欲望还不足以造成全球性的环境危机。而科技、市场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统治地球的能力与欲望均获得极大提升，宇宙、地球和自然也被看作是一个非神秘化的、机械化的、数学化的、无意义的世界，可以任凭人类驱使和利用，人类中心主义的危害遂得到极大彰显。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下，人与自然是二元对抗的，人的理性可以控制自然、操纵自然、奴役自然、改造自然，最终战胜自然，使自然成为按照人类欲望设计的“人化自然”。环境危机的全球性与严峻性，使得科学家不得不深刻反省人类中心主义。美国环境科学家詹姆斯·古斯塔夫·史伯斯(James Gustave Speth)指出，虽然我们对地球具有近乎绝对的支配权，但我们没有权力去使用这种支配权^[6]。

3.增长无穷

经典的经济学没有考虑地球容量和资源环境，以为资源是无穷的，也是无价的，人类可以无止境地榨取，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环境容量是无限的，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排放污染物，不会影响人类健康，而且自然界能够对其自然净化。殊不知我们在预支后代的资源，在污染后代的生存环境，在破坏地球这艘宇宙飞船的设施与寿命，在毁坏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在过分放任人类的市场理性的情况下，根据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经验，经典经济学预期，市场经济可以无限制发展，经济可以无限制增长。美国经济联合会前主席肯尼思·堡丁(1910—1993)曾不无幽默地指出，任何认为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上能够实现急速增长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经济学家。美国社会活动家格雷姆·泰勒(Graeme Tay1or)在《地球危机》(Evolution's Edge:The Coming Collap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Our World)中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在于一种错误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否认人类需要一定的约束，包括环境开发利用的约束，经济竞争的约束以及社会不平等的约束。工业资本主义就好比一辆只有加速器而没有刹车的汽车^[7]。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指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危机，源于一种错误的文化观念，以为自然界是一种可以任人操控的，可以无限生产的机器。

4.资源无主

在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人类对大自然有了全新的认识，万物有灵的观念消解了，人类对自然的崇拜结束了，披在大自然身上的神秘主义消散了。大自然是没有智慧的，不会保护自己，不会捍卫自己的权益，因此，大自然是无主的，人类可以放任自己的欲望去任意耗费。国家在追求富强，企业在追求利润，个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驱使下，对大自然实行无止境地索取。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赫曼·E·戴利认为，人类对待地球的方式从根本上就存在错误的认识，我们想当然地把它当作满足人类无尽欲望的庞大机器。结果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消耗掉了超过25%的自然资源，这一数字超过了地球自身每年所能承载的生产能力。

5.消费无限

心理学揭示，人类的欲望是可以不断提升的。增长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会使得所有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会经过大众化消费这一发展阶段。所以，大众消费阶段的到来是必然的。消费经济学则主张，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些理论与观念均推动了消费主义观念的流行。经过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率先进入消费社会，消费型文化在西方成型。格雷姆·泰勒在《地球危机》中指出，消费型文化是一种具有毁灭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通过鼓励无限制的消费来刺激无限制的经济扩张。这种刺激是通过鼓励人们去追求无法满足的欲望而不是去解决基本需要来起作用的。虽然地球拥有可以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充足的资源，但对于满足所有人的贪欲来说，太微不足道了^[8]。

(二)全球环境危机形成的实践根源

全球环境危机有深刻的认识论根源，这些理论与观念一方面立足于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得到调整、总结与提升，另一方面又在现代化进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实践与强化。尤其是几次重大的革命性变化，一方面提升了人类的活动自由度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又强化了全球环境危机。

1.宗教革命

近代以来，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技革命等一系列涉及宗教问题的革命以来，宗教去除了神秘主义的面纱，日益俗世化。自然崇拜消解了，上帝万能的观念消解了，人类对自然的畏惧解除了，幸福的彼岸世界离人类渐行渐远，人类超越性的精神支柱轰然倒下。其后果对于自然界来说是灾难性的，对于人类本身也是祸福相依。人类从此不再相信万物有灵，不再崇拜自然，不再敬畏自然，反而认为，人类可以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奴役自然。人类终于真正成为自然的主人。哪里有征服，哪里就有反抗。人类社会是这样，自然界也是一样。诚如恩格斯所言，人类在奴役自然的同时，也受到自然的疯狂报复。

2.科技革命

科技革命，一方面更新了人类的思维方式，这种新思维把宇宙、自然、社会均看作是可以拆装、可以自由组合、可以还原的机械世界，人的理性可以完全掌握它。自然也是机械的，只是人类可以利用的一种“环境”而已，是由无数可以切割的物质与空间，如公园、绿地、城市、田野、森林、湿地、河流、海洋、岩石、生物等所构成，并不是与人类生命息息相关的不可分割的一体化的东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提醒我们，千万别忘了我们的整个血肉之躯都是属于自然界的。另一方面，科技革命也锻造人类改造或破坏自然的巨大能力。验之历史，这种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并没有足够的理性运用，结果造成目前严重的环境危机。

3.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顾及环境问题，或者说，没有想到会带来如此巨大的环境污染。然而环境污染的事实和科技进步的结果揭示，环境污染不仅巨大，而且还存在不少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检测出来，或者无法识别出来的潜在的环境污染。1986年9月18日，津巴布韦自然资源和旅游部长契特波(Hon.Victoria Chitepo)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开幕式上指出，现在人们对著名的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提出了疑问，主要是因为当时未能考虑环境问题。过去人们认为:天空如此巨大和清澈，不可能有什么能使它改变颜色;河流如此宽广和浩荡，人类活动不可能改变其质量;树木和自然森林如此之丰足，我们永远不会使它们消失。毕竟，它们还要生长^[9]。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机器生产替代了手工操作，大规模生产替代了小生产，工业产品主导了消费结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变成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由此带来的是资源的大规模消耗和环境的大规模破坏。1991年6月18—19日在北京举办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发表的《北京宣言》明确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以不能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度地消耗世界的自然资源，对全球环境造成损害，发展中国家受害更为严重。严重而普遍的环境问题包括:空气污染，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淡水资源枯竭，河流、湖泊、海洋和海岸环境污染，海洋和海岸带资源减退，水土流失，土地退化，沙漠化，森林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酸沉降，有毒物品扩散和管理不当，有毒有害物品和废弃物非法贩运，城区不断扩展，城乡地区生活和工作条件恶化(特别是卫生条件不良造成疾病蔓延)，以及其他类似问题^[10]。

4.市场革命

地理大发现引发了价格革命与商业革命，但更大的意义其实是市场革命，全球的市场连为一体，开启了真正具有世界意义的全球化进程。工业革命、交通革命、通讯革命和信息革命则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市场联系。地球村已经不是一个梦想。全球消费社会迅速发展。由于资源环境无限、无主、无价观念的影响，资源环境长期没有计入市场成本，因此，市场革命的环境后果，却是资源的利用、自然的破坏、环境的污染第一次具有世界规模，第一个使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在工具理性、经济增长理论、人类中心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主导下，全球市场经济越来越具有对地球的破坏性。

5.消费革命

传统社会和各种宗教往往主张节制人的欲望，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但是，随着传统社会的消逝，宗教的去神秘化和俗世化，物质财富的巨大涌流和经济学理论的更新，在西方引发了一场消费革命，西方社会在1970年代以后陆续进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通过经济学理论与大众传媒把消费变成了一种价值观，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艾伦·杜宁(A1an Durning)在《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How Much is Enough: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rth)中指出，美国一手制造了消费者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等同于消费者，消费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宗教仪式。人们以消费数量来衡量成功，从消费中寻找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于是，人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数量去制造消费^[11]。消费主义刺激了人类的消费欲望，不断制造更多的消费欲望，也刺激了企业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摧毁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物圈。

三、东亚智慧的解毒功能

全球环境危机急需治理，但如果不改变支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观念，仅仅依靠传统的治理办法，只会越来越严重。东亚环境危机也相当严重，大有超越西方之势，这与东亚地区抛弃了传统的东亚智慧不无关系。要走出严峻的环境危机，必须重新发掘东亚智慧，更新发展观念，以新的现代化范式取代传统的现代化范式，走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文明之路。

(一)东亚智慧对人类中心的超越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传统的东亚智慧中被称为天人关系，成为东亚智慧的核心命题之一，传统的东亚智慧反对天人二元、天人相分、天人对立、天人对抗，主张天人合一、天人一体、天人相参、天人合德，超越了以上帝万能、人类万能、主宰自然、自然机械等观念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儒家与道家虽然也认可“人为万物之灵”，但又主张“万物一体”，“天人合德”。

儒家认为自然界有“生生之德”，“人为天地所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此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亲亲仁民爱物”、“民胞物与”、“成己成物”、“万物并育”，人类负有“以人合天”、“与天地参”、“爱物惜物”、“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的职责。儒家认为，人类和万物共同居住在地球上，天地、人类和万物组成了“地球家”，天是父，地为母，不断生养化育了人类和万物，子女对父母要孝，同样，人类对待天地也应该有孝的亲情，不要任意凌虐和破坏，进行宰制和征服。万物和人类平等友好地相处，人类应对自然万物充满尊重，不能任意破坏，如同对待家中任何成员不能任意凌虐一样^[12]。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基本上类同于我们今天所言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该论在认识的程度上无法与我们现代所讲的“人与自然和谐”相比肩，同时，儒家关于生态的认识还处于意识的层面，但其基本倾向还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因为其中的有些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合理性，具有相当的科学性^[13]。

道家主张“道先天地生”、“道生天生地”、“道生人生物”，“道法自然”，因而主张“以天合天”、“无以人灭天”、“复归于朴”。从价值观上看，道家将自然生态环境过于理想化，提倡生态中心论，反对以人化去改造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消极倾向。但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道家主张“无以人灭天”，强调对生物天性的顺导与尊重，反对戕贼自然生物本性，也包含着一种极为可贵的顺乎天道的自然原则。这种尊重自然的原则，要求人们在改造自然过程中不应无视自然之理，不能偏离自然本性，尊重生物的生活习性，这对于化解天人对立的矛盾，避免大地生态系统的失衡，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14]。

(二)东亚智慧对线性进化的超越

进化论为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重大成就，突破了以往基督教自然观中的上帝制造、一成不变论，表明了万物并非上帝制造，亦在变动不居之中。这个理论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就是出现了把自然界的物种进化论用于分析社会界的社会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进一步演化为社会发展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辩护。此后，“进化”、“进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核心观念。但是，其中蕴含的线性发展观念为无止境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掠夺式发展、弱肉强食地征服自然、环境破坏的不可逆转埋下了深深的陷阱。东亚传统智慧中大多不主张线性发展，不具有线性思维，道家与儒家都主张球性思维、自然思维，反对线性思维，结果免不了“复古”、“退化”、“循环”的指责。道家提出“道法自然”，主张人类应该追求“天道”，遵循自然法则，以太极八卦阴阳鱼为道家符号。儒家提倡“中”、“和”的观念，主张“中和”、“中庸”，“和而不同”，“万物并育”，对线性发展与弱肉强食也是持坚决的批判态度。佛教对尘世发展不感兴趣，一心归属精神构想的“极乐世界”。

(三)东亚智慧对科学主义的超越

东亚文化传统中并没有首先萌发科技革命，把人工时代推进到机器时代。但是东亚智慧中也有许多科技智慧与科技成就，甚至长期领先西方世界。不过，毕竟东亚智慧中科技知识并不居于轴心地位，科技思维也没有能够主导人们的思维模式。“道心”比“机心”更重要，“道心”压倒“机心”，“德性之知”高于“闻见之知”，是东亚传统智慧的基本特点。儒家把知识区别为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以德性之知统揽闻见之知。儒家主张“尽物之性”，反对对物体进行戕害和改造。儒家“格物”并非研究物体的物理、化学与生物属性，而是以“万物合德”的视角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儒家“致知”，并非追求科学知识，而主要是致“良知”，或“德性之知”，追求的是道德体验与精神享受。道家与佛教则注重修炼“道心”与“佛性”。“明心见性”、“修心养性”成为东亚传统智慧的共识。

(四)东亚智慧对征服自然的超越

东亚传统智慧主张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与自然浑然一体，物我两忘的“天地境界”为最高的社会理想与道德境界。道家、儒家、佛教均没有征服自然、宰制自然、统治自然、对抗自然的冲动，反而具有向往自然、归化自然、与自然一体化、从自然中吸取经验与道德的思想。孔子主张“泛爱众”，这个“众”是包括人类与万物的，即孟子所谓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张载的“民胞物与”。《易传》要求“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要求“大人”“与天地合其德”，提出人类要“体天地之心以为心”，“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提出“天即人，人即天”。程明道在《河南程氏遗书》中主张“天人本无二”，“人与天地一物也”。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认为“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

(五)东亚智慧对无厌贪欲的超越

东亚传统文化不鼓励刺激人的物质欲望，反而主张尽可能消解人的物质欲望。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过分消费往往受到社会舆论与意识形态的谴责。儒家、道家、佛教均主张修身养性以节制人类的欲望。儒家主张“中庸”、“中和”。把人的欲望保留在一个合理的限度。道家与佛教则反对人的物质欲望与尘世追求。道家主张“无知无欲”、“绝仁弃义”、“绝圣弃智”、“复归于朴”。道教与佛教均反对入世，反对为现实世界和物质利益所羁，认为“荣华富贵一场梦”，“是非成败转头空”，“证道”——体会“天道”和领悟“佛性”方为“正果”，主张超脱尘世，无欲无求。佛教尤其反对人的物质诉求，反对人类对万物的戕害，主张过一种简朴平和的素食生活。泰国社会活动家舒拉克·西瓦拉克沙(Su1ak Sivaraksa)在《可持续的是美好的:21世纪的佛教徒经济学》(The Wisdom Sustainability:Buddhist Economics for the 21st Century)一书中指出，在佛教看来，一个社会的繁荣富足，是指在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应自立、自尊、自足、宽容、坚持正念，并对其文化感到自豪。收入与财富不是一个人富足的标志。佛教更看重一个人是否过着一种平和的生活，是否与有情众生及环境和平相处，不沉迷于五色世界，思、言、行也有所节制^[15]。倡导佛教经济学的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认为，佛教关心解脱，而非物品。佛教相信人类文明的根基不在欲望的增多，而在人类特质的纯化。佛教经济学的要义是简朴生活与非暴力^[16]。

传统的东亚智慧虽然造成东亚近代以来的科技落伍、经济停滞、国力衰落、被动挨打，但这只是相对日益发达的西方而言。毕竟东亚智慧形成于轴心时代，经过漫长时间的检验与调整，已经比较系统和成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近代以来的西方智慧，同样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检验，也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而目前严峻的全球性环境危机业已证明，西方智慧中具有许多不利于资源环境保护，不利于自然与人类和谐，不利于生态系统完整，不利于地球安全的因素，东亚地区在西方的强势挑战与逼迫面前，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西方的发展理念、发展理论与发展模式。但是，当不仅是西方，而且连学习西方的优等生——东亚本身，甚至全球都出现了环境危机，使人类快要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东亚的传统智慧就显得弥足珍贵。西方的发展智慧需要主动接受东亚传统智慧的调节，东亚传统智慧也需要在目前西方智慧主导的基础上予以积极回应，从而产生新的西方智慧与新的东亚智慧。只有以新的西方智慧与新的东亚智慧为导向，我们才能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找出更多、更好、更具有治本性的新办法来。

建构新的东亚智慧，就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发扬传统的“天人一体”、“天人和合”精神，人类自觉归属自然、保护自然、珍惜自然、敬畏自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自然的污染与破坏，尽量修复破坏的自然，损耗过度的资源要保护起来，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性。超越无止境增长的渴望，遏制消费主义的扩张，提倡过一种简单的、有节制的、合乎自然节律的生活。超越工具理性与唯科学主义，以人文主义、道德修养、宗教信仰来为科学与市场划界立法。超越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渴望，自觉亲近自然，把自然视为我们地球村的一份子，以家庭伦理、大地伦理超越把自然“资源”化的工具主义。超越贪欲与利润的极端诉求，以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超越功利主义与利己主义。

【注释】

[1]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天津社科联《理论与现代化》杂志社。

[2]［美］斯蒂芬·施奈德:《地球:输不起的实验室》，诸大建、周祖翼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3]［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27页。

[4]杜维明:《生态学的四大原则》，载《杜维明文集》(第一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页。

[5]何怀宏:《生态伦理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0页。

[6]［美］詹姆斯·古斯塔夫·史伯斯:《朝霞似火:美国与全球环境危机》，李燕姝、沈素芹、朱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7]［美］格雷姆·泰勒:《地球危机》，赵娟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6页。

[8]［美］格雷姆·泰勒:《地球危机》，赵娟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10]万以诚、万岍选编:《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0页。

[11]［美］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毕聿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12]周立升、颜炳罡等:《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13]陈业新:《儒家生态意识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14]葛荣晋:《儒道智慧与当代社会》，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15]［泰］舒拉克·西瓦拉克沙:《可持续的是美好的》，任建成译，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

[16]［英］舒马赫:《佛教经济学》，载《可持续的是美好的》，任建成译，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