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战略文化与军事外交理念

文化是战略之母，思想文化传统是对战略产生影响的潜在因素和历史文化情结。不同国家的外交文化传统，根植于这个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形态、历史经验和文化特性，传承并规定着一国的外交理念。外交理念是对外交动力、目标、手段等根本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揭示了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的本质，规定了指导国家外交工作的价值原则，对外交战略的形成和外交政策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甚至决定性作用^[1]。因此，对战略文化的分析可以显影出一个国家立体的军事外交理念，进而折射出根本的军事外交倾向。

就中美两国而言，以国家发展模式的道路选择作为剖析的一个侧面或可获得较为深刻的理解。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随后有关中国发展模式的探讨日益增多^[2]。随着中国和平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意识到，除了美国模式外，还存在着不同于美国模式的发展可以取得进步。现象背后的本质因素是指导决策者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的理念。新理念产生新的道路，理念差异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世界对发展模式的分野^[3]。

一、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与军事外交理念

中华传统战略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战略思维的根基，也是我们中国外交理念的源泉，其中王霸统一、义利统一、伐交与伐兵相统一是中国军事外交理念的传统文化基因。

1.王霸统一与命运共同体

王道和霸道作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观念，始于春秋战国，反映出先秦诸子因应时局变化，在对如何治理国家和如何与他国相处这些重大政治命题的追问中思索自身在这些变化中的作用与贡献的思想博弈。从政治学视角解读，王道，即往古圣王遗法，推行礼治，倡行以仁义服天下，其特征是以德行仁。霸道，即以法术刑名治国，其基本特征是“以力假仁”。

从军事外交视角分析，王道，即在处理国家与国家间的军事关系时，强调国家间无论大小强弱地位平等，追求道义原则，讲求国家和军队信誉，注重遵循礼制，通过军队的影响力、吸引力、号召力等软实力达成与对象国的友好关系，从而实现国际和平。霸道，即在处理国家间关系及解决国际问题与纠纷时，重视国家实力建设，强调军事力量的运用，武力慑服，以戈止武、以暴制暴，重视国际规则的制定，并严格执行国际规定以约束各种国家间的国际行为。

自古以来，王霸有别。有孟子以仁和力来分辨王霸之别，强调王道，反对霸道，主张：“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这里，孟子以仁义道德为标准，认为行仁政，着眼于友好目的的国家间政治交往是“王道”，以武力称霸者，出于功利目的的国家间政治交往则是“霸道”。荀子则以义和信来定义王和霸，认为“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5]，“修礼者王，为政者强”，“王者富民，霸者富士”^[6]，“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7]。

王道之所以为王道，霸道之所以为霸道，虽然各个时期对其定义有所区别，但都没有跳出仁与力、德与法的理性标准。王道是霸道处理国际关系的高级阶段，而霸道是实现王道的必然阶段。王道是霸道的更高目标，霸道则是实现王道的基础和保障。

（1）王霸并用——王为本，霸为辅。历史已然证明，王道或霸道，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若偏执一端，偏离正道，终将招致败亡。期间，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试图探索最适合于其时代政治要求的治政之道，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诸国争霸，管仲兼顾王道与霸道，助齐桓公成就一代霸主；孔子提倡先王之道，但并不反对霸道；孟子身处战国中期各诸侯国争霸混战年代，提出尊王反霸；战国末期的荀子在尊王不黜霸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兼用王霸而取二者之长；及至汉以后渐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文化模式，王霸并用，聚民心而固天下。如此，思想的历史脉络与治国实践的历史便有了一一对应的历史坐标。

思想折射时代的需求，中国古代先哲们总以理性主义的光芒试图去平衡现实异位的阴影，历史所道出的是王霸兼而用之，王道为本，霸道为辅的基本方略。孔子虽强调王道，但在军事外交实践中并不反对霸道，不否定强大自身包括武力在内的国家实力的必要；老子反对战争，但也不主张完全无兵。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能以王道待之，则不会动之以武力，不好战但并不意味着不去做武力解决的准备，反战但不惧战；若用霸道，则又强调义兵，反对不义之兵，即强调符合道义原则的武力运用；而在主张王道时，也需要在王道中运用霸道，譬如对国际规则、国际法在实现王道和平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不仅是王霸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国际形势下进行着转换，而且在国家对外行动本身也常常此消彼长，相互作用，相辅相承，王道主张间有对军事力量理性运用的人道主义的相互表达，霸本固于王，霸道主张间亦有人本主义情怀的政治关怀。

（2）王霸互补——“仁”“力”兼具，软硬并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嬗变的时期，也是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在历史的变化潮流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正是在这一时代格局中，充分体现了王霸互补的关系，王道中本就寓有霸道，霸道中体现着王道，王道更强调国家软实力，霸道更体现国家硬实力的存在，软实力的发挥要以硬实力为后盾，硬实力的建设是软实力的增长为理想目标，两者统一于国家强盛的自身建设目标和天下和谐的总体目标。正如《管子·霸言》所云：“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8]。兼正之国是更高目标，而其实现前提是先能自丰其国。自秦因专任法家，专用霸道而灭亡后，中国历代王朝帝国无不是以“霸王道杂之”的政治模式来治理国家，所体现的正是“力”“仁”兼具、软硬并济的国家总体实力的提升。

中华传统战略中的王霸统一的思想更突显人本主义情怀和对军事力量理性运用的人道主义朴素表达。孔子的“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9]的“礼战”思想，老子的“不以兵强于天下”^[10]的“反战”思想，孟子的“仁战”思想，墨子的“非攻”“兼爱”思想，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11]的“慎战”思想都充分地体现着王与霸的辩证哲思，正是今天中国所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军事外交根本原则的传统缘起。

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自主、和平成为国际原则、道德与正义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以哲学家的目光对未来国际关系的眺望。文明、和平、道义的国际关系理念正是新中国领导集体一直追求并倡导的政策指导思想。这一理念既是对中华传统战略文化的传承，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精髓相契合。尤其是在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剧，摩擦与竞争也与日俱增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致力于建设文明和平民主的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以和平的方式运用军事力量实现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这是在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的今天，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一个极为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

要回答好这一问题，中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鉴传统“王霸统一”的思想，不仅要具备强大的综合实力，同时更强调形成强有力的国际影响力，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统一；不仅以身示范，遵守国际法规，也秉承文明和平道义的国际价值观，创新国际制度，维护国际正义，以国力和道义建立国际战略信誉，从一个负责任大国向受他国爱戴的大国转变。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应德国科伯尔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时就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时强调，“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12]。这里体现的正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王霸统一”的哲学思想。

2.义利统一与互利共赢

义利之辩，作为中国哲学史、政治学史上绵延两千余年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只不过体现在西方哲学话语体系中被道义与功利、道德与幸福的概念所概括。正确对待和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突出“义”的价值，重视道义与责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13]，表明义的重要性；墨子则提出“义，利也”，阐明“义”与“利”的内在统一；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4]；等等。可以说，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取利有道，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义与利，即道义与功利，并非完全对立、相互否定的一组概念范畴，而是一对互相联系着的矛盾，互为存在，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但两者的区别表明义利不可互相替代；否认这种联系性就如同否认两者间的对立性一样，失去了对其内涵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前提与理论基础。

（1）先义后利。一方面，先秦儒家认为，“义”在国家治理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上极为重要，应该“义以为质”^[15]，甚至以此作为衡量统治者个人甚至国家政治品分的重要因素。墨子也认为“万事莫贵于义”^[16]，而义之所以贵，在于义同社会功利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一项崇高的道德追求，义是国家在国际社会树立国家威信、民族于民族之林确立民族尊严、个人于社会上安身立命之本，“先义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17]；一旦义和利之间发生矛盾，需二者择其一，则“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8]；为了维护国际道义，需要国家具有秉持正义、与强权做抗争的勇气和能力，“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19]。另一方面，义是实现利的前提和保障，只有循义而行，才能“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真正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实为利之本；不仅如此，义还是利益取舍的标尺，“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20]；因为视“义，天下之大器也”^[21]，因此，“义”也成为国家建设与治理、选择盟友、调节各类冲突的重要标准：“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22]，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需真正做到“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23]，须以世界和平为指向，以天下人事和睦为出发点，若不符合世界和平及爱好世界和平民众的利益定不能为之，“是故古之知者之为天下度也，必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是以动，则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顺天鬼、百姓之利，则知者之道也”^[24]；义还是维护国际秩序，使国家关系有序运转的重要因素，如墨子所说：“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25]。这里，义与利有内在的统一性，利为义之功效，义为利之手段，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义就是利，“义，利也”^[26]。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27]。

（2）取利有道。谋利与求义同是国家生存发展之必须，而计功与明道也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生存发展之需要，如荀子所言：“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28]。中国传统文化从来不非此即彼地评判义利，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而是深刻认识到义与利两者互为一体。义是引导国际社会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在人类诸种利益的冲突中和谐发展、为实现国家发展利益而较好约束国家行为的重要工具，进而提出“仁义未尝不利”“利物足以和义”的思想。利是义的物质基础，儒家虽然强调义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识到只有在基本物质条件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民众才能被施以教化并确立其道德人格，“民既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9]国家只有拥有独立经济和物质基础才能于国际社会上确立其独立国格，则“国势昌焉”，国际社会才能讲求公正道义并施以法制对国家行为予以约束。所以，“有恒产者有恒心”，而“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30]。对于这个问题，墨子曾专门进行过论述：“故《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31]以肯定物质利益在维系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立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无不与其综合实力息息相关，而在国际社会中军事地位的取得以及军队形象的强弱无不与军事实力的大小息息相关，尽管如此，中国传统义利观并没有将利提升到行为原则和价值目标的位置，而是对利的取得做出限制。中国传统义利观反对追求那种“不义而富且贵”的不正当利益，肯定追求合乎道义之利的合理性，但并不将这种追求视为无条件的，而是必须遵循“君子爱才，取之有道”的准则。这里的道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即道义。因应这一标准，则“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32]，尤其对于国家而言则“国不以利为利”，主张将人民利益的考量作为衡量其利是否符合道义的根本标准。

（3）义利转换。义与利二者互为存在的条件，互相作用互为补充，既没有完全脱离功利的道义，也没有根本不同道义相关的功利，道义的尊严与利益的作用在中国传统义利观念中内化为中华民族“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民族精神，在强调国家道义和符合国际道义的国家利益的认识中全面思考自身发展与世界的关系。在军事领域，则以军事行动的“利”与“害”来权衡义与利的天秤，实现着义与利的转换。中国诸子百家中的兵学家们既重视战争的正义性，但也并非耻于言利。就战争的目的而言，孙子明确提出是为了“廓地分利”^[33]，对于军事行动采取与否的根本依据，孙子提出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34]。一些军事行动从某一局部来看是有利的，但若从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来看则是有害的。因此，孙子提出：“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35]而不由、不击、不攻、不争的取舍标准是从战略全局通盘考量，看其是否符合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

2012年习近平在出席清华大学举办的首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时表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36]这里体现的正是义利统一的传统战略文化所折射出的典型的世界大国兼顾自身和世界整体利益的共赢理念。

3.伐交与伐兵统一与和平发展

伐交和伐兵思想是中国古代全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从政略到军略、从全局到局部、从物质到精神的整体思维的逻辑体现。战争是对抗的艺术，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要还存在其他避免战争因素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战略家决不将战争当作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而是认为“兵凶战危”，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也”，“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详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37]。孙武更是将这种综合系统的大战略观升华到了更高境界，对战争提出慎重的态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38]，因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39]。如何实现孙子所提出的“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40]的全胜目的，对此，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列出四种争胜手段：“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41]

所谓“伐交”，就是通过外交斗争，瓦解敌人的同盟，使敌人“交不得合”，因其需考量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不敢贸然发动战争，这种不通过武力对抗就能达到国安军全的目的的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全胜思想的核心。所谓“伐兵”，意谓在充分做好战争准备的基础上，“以卒待之”，对敌人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一旦发生战争，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中国传统军事外交文化在这一问题上始终秉持“知兵非好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义标准，在战略取向上具有明显的内向性和浓厚的防御色彩。

在“伐交”不能够完成战略目标时，伐交与伐兵常常是交互运用，为使伐交成功达成外交目的而配合运用伐兵，为使伐兵以最小的战争成本达成最终战争目的而在战役的间歇运用伐交，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代，这一做法都在打打谈谈、边打边谈中得到更为深刻地演绎。

伐交与伐兵相互依托、相互作用。伐交与伐兵作为获得全胜的极为重要的两大战略手段，并非非此及彼、互相独立的关系，而是在对其综合运用、交错作用中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42]的战略目标。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一战略思想有着极为深厚并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军事哲学基础，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外交实践及理性认知为其后军事外交艺术留下了充分的运用空间。西汉时则确立的“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孤立匈奴，再派兵北逐之”的“以夷狄攻夷狄”的军事外交范式，为其后的历代外交所师法；至三国时期，魏、蜀、吴的三角外交成为立足自力更生、善于利用矛盾的军事外交谋略制衡的精彩注脚；唐朝则确立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军事外交方针，“偃武修文”，对邻邦“绥之以德”，才有了贞观盛世；而至明朝，明成祖通过“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军事外交战略，“外抚四夷”，以求“四夷顺则中国宁”，为明朝争取到了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军事外交的宝贵遗产，为在各个历史时期复杂的军事斗争形势下化冲突为玉帛，化战事为友好往来，达到不越樽俎、折冲千里的效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推进与美军构建新型军事关系，建立危机管控机制、致力于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谋和平的一系列外交主张都诠释着伐交与伐兵相统一的传统战略文化。在十八大报告中，中国明确表示要同发达国家“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6月，习近平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出了明确界定：“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发出了中美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迈出了中美两国间具有历史性、战略性、建设性的会晤起步。这一划时代的创新理念正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伐交与伐兵”相统一的战略文化土壤。

二、美国战略文化与军事外交理念

马克思、恩格斯说，近世唯物主义在英国最早发生。在历史上，以海洋为依托的英国形成了一种务实的政治文化。作为年轻的美国，从英国那里不仅延续了相同的血脉，同样继承了这一血脉——盎格鲁-撒克逊从下到上、由果到因的实用主义的思想传统成为包括军事外交思想在内的主体文化的核心基因。这种文化传统对军事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清教徒精神、移民精神和商业精神^[43]。由此衍化的“天赋使命观”和“美国优越”的价值观在美国的外交历史中形成了“推广美国民主模式”的外交目标，扩张主义倾向和人权外交传统则是其移民精神的充分反映，而强权政治思想、现实主义外交则是美国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商业精神在外交中的传统文化映射。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美国军事外交的基点就是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依托，称霸全球，全世界干预，从政治到经济、从全球安全到热点地区、从美洲到亚洲，无论是否直接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都认为要有它的领袖位子，“至于它管得了管不了，那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它要管”^[44]。

1.“上帝选民”与“世界领袖”

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争取和维护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即美国人所说的“世界领袖”地位。美国建国200多年，近100年来一直把充当世界领袖作为对外战略的总目标。美国人认为，只有美国才有资格领导全世界。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过：“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在国际社会中承担领袖责任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45]这显然与美国文化中始终存在的美国是“上帝选民”的优越感息息相关。

“上帝选民”思想来源于《旧约全书》，指上帝挑选以色列民族为自己的选民，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此后，“上帝选民”所指对象逐渐变化。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所指对象专指新教徒。在宗教改革中出现的加尔文教对英国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教会经改革变为国教圣公会，属于新教。

但圣公会的改革并不彻底，保留了许多天主教因素。因此，圣公会中一部分信徒要求“清洗”残留的天主教因素，提倡过勤俭清洁的生活，这批人被称之为“清教徒”。虽然圣公会与清教徒之间矛盾重重，但两者都认为英国是上帝宠爱的国家，两者都表现出上帝选民的优越感和使命感。16世纪后期，由于种种原因，清教徒在英国遭到迫害，大批清教徒背井离乡，出走国外。1620年一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北美，此后不断有清教徒来到北美。

清教徒来到北美，除由于英国政府的迫害外，深层次原因在于他们的宗教情结。清教徒自诩为上帝选民，在探究《圣经》有关经文时，发现自己与以色列人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把英格兰看作他们的埃及，把詹姆士一世看作他们的法老，把大西洋看作他们的红海。并认为，他们也是一个准备整装待发的民族，被上帝选择来执行世界拯救的神圣计划。在他们看来，到北美就是“出埃及”，就是要获得新生，就是要实现上帝赋予他们的任务，创造新天地。他们背井离乡不是逃避惩罚，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希望之地。他们认为，古代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唯一重大区别是，他们希望把这块荒野变成希望之地。当然，他们来到这块希望之地并非一帆风顺，美国人是“上帝选民”的信仰并不意味着能顺利地得到拯救。正如《圣经》所示，上帝的选民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承担着最难以忍受的负担。清教徒的宗教信念对美国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美国文化的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说，不了解“清教”思想，就不了解美国文化，也就难以深刻了解美国全球战略。“上帝选民”信念成为美国“例外论”的思想根源，也是美国优越感的文化根源。这种“上帝选民”思想深深地影响众多的美国人，自然也包括其领导人。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1805年总统就职演说中说，上帝指引着我们的祖先，就像指引着古代以色列人一样。

“上帝选民”的宗教情结激发了早期来到美洲大陆者建设北美大陆为“山巅之城”的激情。当温斯罗普带领清教徒摆脱宗教破坏来到北美大陆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来到北美的清教徒认定北美被上帝预定为新耶路撒冷，是上帝选择来开始千年基督王国的地方。美国建国后，北美移民先祖们这种建设北美为“山巅之城”的思想逐渐演化为建设美国为“山巅之城”，美国成了“上帝选择的国家”。这种“上帝选择的国家”思想给美国人带来了无比的优越感，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和“美国榜样论”实质上就是这种优越感的写照。“美国从立国之始，就自认为是一个后欧洲社会——即一个在民主、自由和社会公正方面堪称旧世界光辉楷模的新世界。”^[46]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离职时说：“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伟大的国家。它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47]美国学者斯特林·约翰逊认为：“从历史讲，美国人拥有这种信念，即美国过去是，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48]

这种“例外论”和“榜样论”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认为只有美国有资格成为“世界领袖”，体现在美国对外战略上，就是追求“世界领袖”地位，成为其他国家学习和效仿的榜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追求“世界领袖”地位的梦想由于自身实力原因主要体现在注重自身完善，从而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方面。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拥有实现其“世界真正领袖”梦想的物质基础，但遇到了原苏联强有力的挑战。乔治·凯南认为，美、苏关系的问题，本质上是考验美国是否值得被认为是各国领袖的问题。面对这种挑战，美国对苏采取了遏制战略。遏制战略符合美国特性和精神气质的某些特征，与根深蒂固于美国传统中的一系列因素相一致，即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领袖”，其他国家无资格担当，也无资格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里根就认为，美国是“山巅之城”，从建国之初就是一个“决定事物进程的国家”。他认为美国虽然并不想谋求对世界的领导地位，但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不可能领导世界，所以，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是自然而然的。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其全球战略进行调整，但仍然强调要维护美国是世界当然领袖的地位。1991年，布什在其第二个国情咨文中提到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构想时，强调美国在这一实现世界新秩序的努力中起着主要的领导作用，在世界各国中唯有美国具有道义上的声望，已具有支持这一声望的物质力量，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集合一切和平力量的国家。正是这一领袖的重任以及实力，使美国在一个前途茫茫的世界上成为自由的灯塔。克林顿在1998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说，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是无人能比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也说过，美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国际社会的当然领袖。今天，美国的“上帝选民”思想既是美国追求和维护“世界领袖”地位战略的思想文化根源，也是其实现和制定这种战略的一种借口。这种思想强调美国无与伦比，高其他国家一等，是天然的领导者，它显然有悖于国际关系中主权平等的原则。

2.“天赋使命”与扩张干涉

美国文化中的“天赋使命”观是指，美国是上帝所选的国家，承担着上帝赋予的拯救其他落后愚昧国家的使命。这种思想根源于基督教。在《圣经》中，上帝派耶稣来到人间的使命就是拯救人类。宗教改革后，新教徒由于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因而强调新教徒担负了上帝赋予的重任，拯救那些有罪的人。现代意义上的“天赋使命”思想由此产生。这种思想被寻求自由的新教徒带到北美，以后逐渐融入美国文化中。受这种文化意识的影响，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选择的国家，受到上帝重托，有责任将文明带给那些它认为存在罪恶的世界，以拯救它们。美国人传统上视自己为世界上负有特殊使命的独特民族，其他国家只有利益，而美国却肩负责任。这种思想意识自然也深深影响着美国领导人。对某些美国领导人来说，这种使命感被解释为伦理的和宗教的，他们认为，由于美国道德优越以及被上帝选择，因而应指导和教育其他民族。另一些领导人则认为，美国有责任向地球上落后地区传播文明，甚至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统治野蛮和无知的民族。

19世纪40年代，“天赋使命”观有了发展，形成了以天赋使命为理论依据的“扩张命运”论。“扩张命运”论认为，依据“天赋使命”，美国应该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向北美大陆扩张，向西半球扩张。“扩张命运”论者宣称美利坚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有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利。1837年创办的《民主评论》大肆宣扬美国的“扩张命运”，在舆论上为美国扩张推波助澜。这种“扩张命运”论对美国领导者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前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858年曾说过，美国的生存法则就是扩张。这一时期，美国扩张和干涉的主题是领土。从美国独立到19世纪中期，在不到100年间，美国通过对外扩张，一跃成为两洋大国，成为北美大陆的“领袖”，美国的“领袖”梦部分得到实现。19世纪后期，美国的“天赋使命”观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新使命”论。“新使命”论吸收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从所谓的人种角度宣称美国境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国际竞争中最适合生存的种族，注定应该向全世界发展和传播“文明”。正如研究美国社会思想史的学者小保罗·玻勒所说：“到美西战争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世界上履行一种特殊教化和统治使命的思想已牢牢地包含在美国人的思想中，深深影响了许多著名的美国人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态度。”^[49]这种以种族优劣论为基础的“新使命”观成为美国对太平洋地区扩张的借口之一。

二战前，由于实力的原因，美国的“世界领袖”梦想基本上试图通过自我建设从而吸引别国效法美国。扩张干涉手段的运用仅限于北美大陆。富布赖特曾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对外干涉——即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几乎完全局限于其公开宣布的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范围。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随着对苏遏制战略的出台，美国全球战略正式形成。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特点之一就是，在实现“世界领袖”战略目标的方式上更加注重扩张干涉，迫使别国接受美国所创造的一切。作为战后时期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认为自身有进行干涉和维持秩序的责任，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和执行发展和民主化的责任。这种扩张干涉行为与美国文化中的“天赋使命”观有密切的联系。一位美国学者曾说，扩张思想从未在美国真正消失，它的存在从来没有完全与进步和使命的概念相脱离。

冷战期间，美国一直把苏联描绘成一个罪恶的帝国，一个类似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而把西方描绘成自由、光辉的世界，声称美国有责任带领西方国家来消除这些国家的威胁和拯救这些国家的民众。这实质上是“天赋使命”观作用的结果。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杜勒斯就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描绘成圣经上所说的善与恶之间的斗争、西方基督教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宣称美国有责任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统治中解放出来。为此，他主张对苏实行战争边缘政策。肯尼迪上台后，提出了和平战略。他认为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不利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主张通过接触来涣散、颠覆和瓦解共产主义，对东欧要通过援助、旅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等，使这些国家燃起自由之灯。针对第三世界，为了扩大自由，提出了“争取进步同盟”计划，同苏联争夺“中间地带”。里根执政后，指责苏联是世界罪恶的根源，扬言要对共产主义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要把苏联和苏维埃制度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并提出，美国必须恢复始终使美国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特使命，相信支持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就是卫士，民主国家也应采取扩张主义政策，成为自由、个人解放和代议制政府等在全世界的传播者。认为支持民主是促进反苏反共的最好办法^[50]。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美国加紧对苏联内部事务的干涉，并加强在第三世界与苏联的争夺。

冷战结束后，美国“天赋使命”观发生了新变化，强调西方文化和价值是最优秀的，美国负有在世界扩展民主、自由，从而改造世界的使命。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冷战后美国出现的“新全球主义”和“新民族主义”虽然都否认忠于美国的民主制，但“新全球主义”者希望把民主制的福音传布到世界各个角落。而“新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典范，宛如建在山上的寺庙，为了使自己的示范作用能继续存在下去，寺院会销售自己酿造的酒，以获取利润。由此可以看出，冷战后美国扩张和干涉的主题主要是西方价值观的推广。布什上台后，实施“超越遏制战略”，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战略构想。宣称冷战的结束使美国从西方世界的领袖变成了世界的领袖，世人从美国的思想中看到了希望并频频着眼于美国的范例。他认为，美国要履行领袖责任，首要的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变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另外，要用榜样力量和实力促进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民主、自由、社会制度，及市场经济和政治制度。克林顿执政后，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强调美国负有在全世界扩展民主、自由的使命。为此，美国以人权、民主为借口，推行新干涉主义，大肆干涉他国内政。美国对外扩张与干涉的文化根源是“天赋使命”观。许多美国人认为，扩张和干涉是进步的，是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并引以为荣。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纵观美国的绝大多数时期的经历，这一历史就是一部扩张史。扩张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这种扩张不是令人遗憾，而是令人自豪。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和干涉行为往往给其他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

3.商业思维与务实外交

美国外交行为中的商业思维无处不在，在谈判中用商业的语言进行谈判，在博弈中善于从实力的角度出牌，军事外交同样是在商务模式的思维下运行的。

国家利益是国家独立的伴生物。美国独立之初，其通过商务，即商业思维的逻辑去处理外交问题就已然开始。譬如，美国海军从最初的诞生之时就与保护美国的海上商业航运安全紧紧相连。对于建立海军持积极意见的汉密尔顿而言，对美国商业特征所表现出的冒险精神而可能造成欧洲几个国家海上强国不安，最迫切的选择就是建设一支强大海军。当然，商业思维并非仅仅表现在注重对美国经济利益的获得，或者美国更在意的是对美通商贸易往来渠道的保护。譬如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向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发送了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从浅层意义上看这一声明保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而从深层意义上看保护中国领土的完整是为了更好地确保美国当时的对华贸易。然而当美国已经成长为一个北美大国并进一步拓展国家利益之时，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及时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的原则，这时美国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将商业原则运用于外交，在国际政治中根据实力进行包括地缘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交换，这就是外交中的商业语言^[51]。美国在实施全球战略中，特别注重实力的作用，这与其战略文化中所包含的重商传统有关。著名学者拉斯基在为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所作的导言中写道：“美国人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不大善于思考。他们凡事考虑眼前的利益，而不大追求长远的利益。他们所重视的，是够得着、摸得着、切实存在并能用金钱估价的东西。”^[52]开国元勋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等，在美国人心目中都是务实的代表，所以有学者将开国先辈时期称为“现实主义时代”。其后的美国领导人，以务实态度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促进了美国的发展。一定意义上，对物质利益的热爱是美国民族的重要特性，是被达勒克西斯·托克维尔称为“喜爱物质生活的享受，正在变成全国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爱好”^[53]。

美国商业思维在军事外交上更深刻地体现在美国总是以处理商务的方式来运筹其军事外交决策，即对交换这一根本商业运营手段的娴熟运用。譬如，二战之初，对于陷入困境的英国，为了帮助英国海军，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订了一份《驱逐舰协议》，即美国将用50艘旧式驱逐舰交换英国在西半球的八个海空军基地，租借期为99年，一个在纽芬兰，另外七个在加勒比海域。1941年3月，美国颁布了《租借法》，删去了1939年规定的“现购自运”的条款。这一条款还包括：与丹麦签订了协议，同意美国在格陵兰岛建立空军基地以执行巡逻任务。这一系列军事外交举措所成就的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军事存在。

美国商业思维在对外政策上闪耀着现实主义色彩。二战结束后，美国全球战略出台，指导全球战略的现实主义思想也逐渐完善。现实主义作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强调经济和军事力量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如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告别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军事-工业复合（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一词，他认为，美国应长期保持一支强大的军工生产队伍，这样“安全和自由将同时得到保证”^[54]。《大国的兴衰》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基本上是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指标来论述历史上大国的兴衰变化的。吉尔平也认为，霸权国必须具备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的优势才能确保在国际系统中的地位。这与美国军事外交中的务实精神相符合，因为经济与军事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正是美国商业思维的体现。二是强调国家利益是国家军事外交决策中的出发点。以务实著称的华盛顿曾经说过，每个国家都必须反映出其利益的某种概念。不把自我保护作为制定政策的主要动因的任何国家都不能生存；毋庸置疑，在国际交往中，任何背逆自己国家利益的国家都不可信赖。三是安全问题往往成为其实现经济目标的借口。有时美国虽然口头上讲安全，但很多情形下美国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依然会通过军事力量以达成政治上的外交目标。譬如，当年古巴反对西班牙的殖民者的独立战争并没有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但美国却以保卫安全为由向西班牙宣战，最后以美国赢得古巴控制权而告终。四是强调军事实力是实现外交目标的重要基础。美国的政治家认识到，在国际关系中强大的实力是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实现“世界领袖”梦想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战后，美国采取的遏制战略、对东欧实施的解放战略、灵活反应战略，都是建立在美国强大实力基础上的。譬如，肯尼迪宣布：“美国将威慑所有战争，从全面战争到有限战争，从核战争到常规战争，从大战到小战，要使所有潜在敌人相信，任何进攻都将是无意义的……”^[55]尼克松上台后，为恢复美国的实力，他提出美国20世纪70年代全球战略三原则。其一就是强调实力。尼克松强调美国要注意保持充足的战略核力量，要使苏联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动用核力量的举动都会遭受来自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和报复。卡特政府后期逐渐重视实力。针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强调任何外部势力企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尝试都被视为对美国切身利益的一种进攻，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使用军事力量打退这种进攻。里根上台后，推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加速军备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凭借其强大实力到处插手，实现炮舰政策，干涉别国内政^[56]。

美国思想文化是影响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源之一。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响美国在全球战略部署中对军事外交运用的上帝选民、天赋使命和商业思维三大要素构成了美国军事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其中，“上帝选民”情结使美国在军事外交中始终以追求和维护“世界领袖”作为主要目标；而“天赋使命”又使得军事外交更突现干涉性和强制性；商业思维使美国极为重视实力作用，从而使得美国的军事外交具有务实性和单边主义的特点。

历经45年的“长和平”^[57]时期，当苏联崩溃，而美国以一超独霸的姿态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美国学者将美国领导世界的决心归结于，一代人之久的美国领导人从过往的历史中得到的结论。“正是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逃避领导世界的责任，才使阿道夫·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得以暂时横行，才使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现实。”^[58]如乔治·桑塔亚那^[59]所说“忘却过去者注定要重蹈覆辙”，美国领导人从历史学家那儿汲取了教训，并开始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把它们用到实践中。那么，在历史镜鉴中美国形成的了怎样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增进美国利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将会不断增长，美国人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整个世界。”^[60]

三、中美战略传统文化差异下的军事外交理念

战略传统文化是国家外交决策的重要驱动力，虽不产生直接作用，但它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外交理念，继而决定着外交行为价值取舍和基本走向。

中华民族因其历史之久远，其传统文化更具有内向性和共源性的特质。以“和合”为核心命题的中华传统社会思想凝结了中华民族关于社会秩序包括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最为基本的观念，与西方的“世界主义”相比，中国以“天下”作为话语表达的世界主义是以和平与守成为价值取向的，关注自身与世界相联系着的共同体命运的世界主义。以“王霸统一”为主题的中华传统军事思想更突显人本主义情怀和对军事力量理性运用的人道主义的朴素表达。孔子的“礼战”思想、老子的“不以兵强天下”的“反战”思想、孟子的“仁战”思想、墨子的“非攻”“兼爱”思想、孙子的“慎战”思想正是今天中国所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谋求和平发展的军事外交根本原则的传统缘起。以“仁”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武德赋予了中华民族反对战争但决不惧怕战争的注重防御、后发制人的精神品格。中国历史上对外政策的重心在于“守疆”而非“拓土”；中国版图的历史形成是基于文化同化，而非强力侵略。这些构筑了新中国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遵循。

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自主、和平成为国际原则、道德与正义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以哲学家的目光对未来国际关系的眺望，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变的航向。在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剧，摩擦与竞争也与此俱增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致力于建设和平民主的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以和平的方式运用军事力量实现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这是在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的今天，中国实施和平发展战略中一个极为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然而，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布局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外交理念。以此为引领，中国军事外交实践对这个问题做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回答。

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军事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61]，积极主动调整军事外交步伐和节奏，使中国军事外交布局顺势而动，创造性塑造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体现出中国军事外交的包容性和对公正世界秩序的诉求。

以“互利共赢”理念为引领——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2014年5月，在亚信上海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作为拥有全世界67%人口和三分之一全球经济总量的亚洲，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努力形成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以“和平发展”理念为引领——中国军事外交在坚定执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的同时，亦强调战略执行中的底线思维，坚持伐交与伐兵相统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中国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坚持，在柏林发表重要演讲时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时强调，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中国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62]。为此，中国军队在承担联合国维和任务中一如既往，在索马里海域中的护航任务一如既往，中国军队在处理与个别国家的领土、领海权益争端中始终保持克制和理性，将战略指导重心向前推进，更加注重通过军事力量的和平运用实现安全环境的塑造。但与此同时，和平发展道路又是辩证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由于大国的和平意愿有时会被周边国家错误认知，从而导致大国战略威慑力的逐渐降低，或当周边国家认识到大国和平意愿的真实性后而借通过机会主义行为对大国进行利益蚕食。因此，党中央为这一和平发展手段划清战略底线，“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63]。中国人民军队是这一战略底线的坚定维护者，更是忠实的践行者。钓鱼岛争端实现攻防易位、南海争端有理有利有节、边界争端中有效管控分歧、化解危机，无不是在底线思维引领下对“和合”理念的全面演绎。也正是基于这一底线思维，在2014年的香格里拉峰会上，针对安倍、哈格尔的无理与蛮横，王冠中副总长予以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明确表达了中国人民军队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意志。

与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所带来的军事外交理念的影响相比，美国战略文化更具有外向性特质，并赋予其争当“世界霸主”的主导性、扩张干涉的强制性、利益趋向上的排他性和政治上的集团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存在从无到有、由盛及衰的必然规律，美国抱守世界霸主的霸权思维决定了其在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均在发生变化的形势下必然会出现力所不逮的状况。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和跨领域的安全威胁占据了全球议程，需要美国发挥其领导作用，创造性地提供崭新而有效的答案。但美国的抱残守缺令人失望，其原地踏步地倾力维持现存秩序的做法令人对其未来的世界领导地位担忧。目光短浅地只关注当下的战略视阈也必然引发美国对新兴力量的忧虑。“美国担心中国早晚会挑战它对世界的领导权力”，但“中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传统，并不认同世界权力争斗的逻辑”^[64]。而美国军事外交理念中的排他性、集团性则形成将其拉回权力斗争巢穴的力量——不仅不能给扁平化了的世界、国家相互依存度增强的世界秩序下的新问题以新答案，恰恰相反，他只能给出一个蹩脚的愈发混乱的错误答案。

正如基辛格博士在其《论世界秩序》一书中谈到国际秩序的重塑问题时认为，这是“对当代政治家的终极考验”。国际社会需要在世界各国对秩序存在认知差异的情势下，考虑如何构建一个更宏大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构架，如同一把更大的伞，让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话语权^[65]。而中国所一贯强调的公平、公正、开放、平等的国际秩序特点恰好与这一未来的“全球秩序”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