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交流战略概念的界定

对外文化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要研究对外文化交流这一历史现象，首先必须廓清对外文化交流战略的概念。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以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

（一）“文化”与“战略”的概念

对外文化交流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对对外文化交流战略概念进行剖析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下文化与战略这两个概念。

1.“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变迁的。关于文化，在中文中最早见之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化成”指的是同天文相对立的人类社会的改造过程，即通过对自然世界的改造，实现人类合目的的目标。按照唐代学者孔颖达的解释，文化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诗》《书》《礼》等典籍，二是指礼仪风俗。可见，“人文化成”在当时已含有精神方面的意义。中国西汉时期的刘向在《说苑·指武》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文化”概念：“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显然，这里的文化是同武力相对而言的，其意是指道德教化和对人的一种精神教育。

在古希腊，“文化”（culture）一词源自于拉丁文的“Colere”，其本意是指“居住、耕作”或“培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文化最先被演绎成为一种宗教祭祀活动。而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们则冲破了长达千年的神教宗教的精神束缚，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开始将文化与人道理想联系在一起，并剔除文化中的宗教内容，把农业、商业、教育等不同形式的人类活动纳入其中，从而将文化的内容与人类社会的社会改造活动有机联系在一起。文化开始被赋予了人类社会进化的科学含义。

根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的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文化”一词的含义和用法开始发生变化。他指出：“在这个时期以前，文化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根据类比——人的培养过程。但是到了19世纪，后面这种文化作为培养某种东西的用法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变成了某种东西。它首先是用来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其后又用来指‘一个社会整体中知识发展的一般状态’。在后是表示‘各种艺术的总体’。最后，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1]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概念已含有与今天人们所普遍认同的“大文化”的概念相一致的内容，但由于文化随人类社会实践而发展的本性使然，加之人们从不同的视角、立场去认识文化，因此在文化发展、变迁的历程中，对文化的定义可谓是见仁见智，“剪不断，理还乱”。完全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在传统语境中还是当代环境下，文化是众多概念中其内涵和外延最具有不确定性的基本概念，“因为它被以若干不同的方式使用着”^[2]。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的雷蒙·威廉斯曾说过：“英文里有两三个比较复杂的词，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3]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鲁柯亨在他们1952年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中，通过对文化的概念进行深入而广泛地引证与研究，列举了1871—1951年间理论界关于文化的164种定义，并根据文化的定义，将其分为描述性的、历史性的、行为规范性的、心理性的、结构性的、遗传性的以及不完整性的7组。而俄罗斯学者克尔特曼在对文化定义进行对比研究时发现，对文化的定义已逾400种。

“文化”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从哲学的视角来定义“文化”。德国《大百科辞典》认为，文化是“指人类较大集团典型生活方式的总和，包括对这些生活方式的精神表述,尤其是价值标准”^[4]。中国也有学者认为，文化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其核心是人自觉不自觉地建立起来的人之形象，这就是梁漱明所说的抽象的‘人类生活的样法’和胡适所说的‘人民生活的样式’。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并不简单地是意识观念和思想方法问题，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它像血液一样溶进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5]。

文化人类学家泰勒从民族学的角度这样定义文化：“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拉兹洛认同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是人类为了不断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所有社会的和精神的、物质的和技术的价值的精华。“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的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信仰等等。”^[6]

美国社会学家保罗·布莱斯蒂德则从社会学的视角定义文化概念：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语词，这里用作更为广泛的社会学含义，即是说，用来指作为一个民族社会遗产的手工制品、货物、技术过程、观念、习惯和价值。因此，文化包括一切习得的行为、智能和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以及经济的、道德的和精神的价值系统。一个特定文化的基本要素是它的法律、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7]

此外，还有学者从更具体的领域来定义文化概念。如支持“人化说”的学者认为文化就是人化，文化就是人生，包括物质的、制度的、思想的全部内容。支持“文艺主体说”的学者认为文化主要是文艺，包括文学、戏剧、舞蹈、美术等。支持“反映精神成果说”的学者认为文化是反映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反映其精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等。胡潇在其专著《文化现象学》中认为“文化”的定义一般包括七种方法，它们是:现象描述性定义、社会反箍性定义、价值认定性定义、结构性定义、行为取义性定义、历史探源性定义、主体立意性定义。^[8]当代学者邹广文认为中外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大体上主要有两种：即作为“功能性”的文化和作为“主体性”的文化。^[9]而有的学者则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把文化划分为“造型文化”、“表现与再现文化”、“行为规范文化”、“探索与传媒文化”四大类。第一类文化是“造型文化”，包括建筑、园林、雕塑等艺术。第二类文化是表现和再现文化，包括舞蹈、音乐、戏剧、诗歌、小说。第三类是“行为规范文化”，包括风俗、伦理道德、宗教、政治观和法律制度等。第四类是探索与传媒文化，包括各门具体科学和哲学、各种新闻出版等媒体。^[10]

尽管学术界、理论界由于研究角度和关注问题的重点不同，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不一，但总括各方对“文化”的定义，不外乎广义、狭义两种。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界的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各种成果的总称，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这其中，以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or)发表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的定义比较具有典型代表性。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最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1]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大会也从广义的角度把文化定义为“有特色的各种特征的集合物，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理念的还是情感的，它们表现一个社会或社会集团。除了艺术和文字，文化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12]。

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物质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在改变自然，获取生存和发展、享受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文化产品。主要包括政治、法律、军事、艺术、技术、科学等，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理想信仰、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如格尔茨就明确指出，文化是“从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之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13]。根据这一定义，文化是不同社会人群的共有的意义系统，是人所创造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精神。

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也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文化概念的。文化同经济、政治、社会一道被看成是构成复杂社会有机体的基本要素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4]。“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5]而毛泽东更是将文化这个要素表述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并强调“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16]。这里所说的文化，即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17]。

本书中所指称的“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和军事而言的狭义的文化定义，主要包括思想、政治、道德、法律、科技、学术、文艺、宗教、教育等精神财富和产品。

2.“战略”的概念

战略产生于人类早期的战争实践，因此战略在中外历史上也常常被称作“军事战略”。“战略”一词在英文中为“Strategy”，在法文中为“Stratégie”，在德文中为“Strategie”。其语根出于希腊语中“stratos”一词，意为军队。从这个词中衍生出“strategos”（意为将军或领袖）和“strategeia”（意为战役或将道）。公元579年，罗马皇帝毛莱斯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名为“stratajicon”的书，此书被认为是西方第一本战略著作。因此，早期的战略直接服务于战争的目的。

有“现代战略研究之父”之称的普鲁士将军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On War）一书中，就曾将战略定义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必须把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18]瑞士的A.H.若米尼也认为：“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19]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军事战略的定义同样也是：“运用一国武装力量，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国家政策的各项目标的一门艺术和科学。”

在中国，中文里的“战略”一词的字面意思也是“作战的谋略”。它最早出现在西晋历史学家司马彪以“战略”命名的历史著作中，这部书后来散佚了。现今保存最完整的只有明代茅元仪的《廿一史战略考》。除了书名外，战略作为概念使用，最早出现在《宋书》“授以兵经战略”中。清代叶名沣在《桥西杂记·杨忠武公训子语》中说：“公一生战略，具载国史。”其战略所指皆为军事选项。在中国历史上，军事战略理论体系的集大成者，当首推春秋时期孙武的《孙子兵法》。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军事战略，指出了战争胜利的根本，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上兵伐谋，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在中国古代，除了使用“兵略”、“谋略”和“方略”等特定的术语表述战略外，常见的还有“韬略”、“方策”和“庙算”等。比如“庙算”一词，在古时就是指朝廷制定的克敌谋略。如《孙子兵法·计篇》就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打仗要先有谋略，特别是最高谋略，这是孙子的重要军事思想。

尽管中外对“战略”的定义各异、认识不同，但也有其相同之处。即都是指在一定时期，建设和使用以军队为主体的军事力量，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准备与实施，以达到为一定的阶级、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方略。只是到了近代，特别是二战后，经济、政治及文化领域对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明显上升，“战略”概念才逐渐从单纯军事概念的局限中突破出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西方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比军事战略更高层次的大战略、国家战略、国防战略及有关的发展战略。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首先指出“战略所研究的，不只限于兵力的调动”，而“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20]他是第一个直接用军事与政治之间的手段与目的关系来界定战略的人，对西方“战略”概念的发展影响巨大。随后，“战略”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略”概念。美国的魏德迈将军给大“战略”的定义是，“使用一切国家资源，以达到国家政策所界定目标的艺术和科学”^[21]。1972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定了“国家战略”的定义，将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区别开来：“在平时和战时使用军事力量的同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至此，战略概念已由传统的军事领域逐步扩展到非军事领域。

综上，所谓战略是指行为体，特别是国家行为体，根据战略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生存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从全局的角度，对未来一定时期内，组织的主要资源和力量的运用所进行的宏观谋划和指导。

（二）“对外文化交流战略”的概念与构成

在对“文化”和“战略”这两个概念进行解析的基础上，我们试对“对外文化交流战略”作如下定义。

“对外文化交流战略”是指一个主权国家根据对国际形势和敌对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地理等诸因素的分析判断，为了在国际文化交往中传播、发展自身的文化软实力而制定的对外文化互动所遵循的原则、目标、方法和策略。

作为国家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手段与过程，对外文化交流战略有若干不可缺少的内容和组成部分。总括起来看主要由以下五个要素构成：

1.战略目的

战略目的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战略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实施战略行动中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任何一个战略都要反映一个国家或政治集团利益的根本的目标方向，体现它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此，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是战略的基本要求，也是一个国家战略的灵魂。失去了目的，也就失去了方向，丢失了魂魄。战略目的是国家制定和实施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

虽然国家的战略目标的最终归宿都是指向国家利益，但是在这一宏大的目标之下，不同性质的国家其战略的目的还是有所不同。就对外文化交流战略而言，任何主权国家的对外文化活动都兼有文化的意识形态和市场商品的属性，因此也决定了对外文化交流战略都包含有获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的。就前者来说，主要是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输出，更多地占有国外市场份额，即通过获取市场影响力，进而获得商业利益。就后者而言，主要是通过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内容影响国外受众的心理、思想、情感和行为，这主要是一种社会影响力。也就是说，通过文化交流将本国家的“私有观念”提升和转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共有观念”，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国家，其具体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目的，不仅使国外受众相信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使国外受众将美国视为应对全球挑战的令人尊敬的伙伴，更重要的是美国通过其领先他人的传播技术和遍及世界各地的文化输出网络，实现美国文化的世界化。与美国不同，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是有效增进国外普通民众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成就的了解，减少国外民众因信息不对称而对中国的误读、误解，甚至偏见，增进普通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强化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努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从而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声望。正如英格丽·德·胡克（Ingridd‘Hooghe）指出，中国的软实力战略主要服务于四大目标：一是中国希望被看成一个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并努力为其人民创造光明前景的国家，以此寻求国际社会对其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理解和认可；二是中国希望被视为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和负责任的经济合作伙伴，一个正在崛起而没有威胁的经济强国，这是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和谐世界”和“和平崛起”战略的关键所在；三是希望中国被视为一个值得信赖和负责任、能够并愿意为国际和平作出积极贡献的国际社会成员；四是中国希望其作为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文化大国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22]

2.战略原则

战略原则是按照一定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所确立的指导战略行动的准绳和法则。战略原则主要规定战略作战的基本方式、方法和行动规范。既然战略原则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而实施的行动纲领，那么不同的战略目的要求的战略原则必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就会有什么性质的战略原则。具体到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文化交流原则一定有别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必然迥异于资本主义国家。以中美两国为例。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目的是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同时，通过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增进不同国家间的了解和友谊。因此，在对外文化活动中，中国奉行“和而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文化的共生性和共存性，主张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既反对一方消灭另一方，也反对一方同化另一方。另一方面，坚持“兼容并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追求，主张对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的文化冲突应通过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话和沟通来解决，在求同存异中达到“和”的目的。而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目的是为了实现美国文化的一统天下，因此美国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其战略指导原则是“和而同”。美国认为，世界不同文化的存在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健康发展，还严重威胁到美国文化乃至国家的安全，所以美国对外大肆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利用自己独特的经济政治优势和无与伦比的传播地位，疯狂蚕食他国的文化，以最终实现世界的“美国化”。

3.战略资源

资源是指行为体用以影响、左右他人行为的资产、资本。要达到一定的战略目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的战略目的需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各异的。对外文化交流的资源主要包括：

一是文化资源。这是文化交流最基础性的资源之一。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对于文化可以作多层次的分析。按照文化本身的要素，可分为文化产品、活动方式和文化观念；按照文化本身的层次，可分为显型文化与隐型文化、俗文化和雅文化；按照文化本身的领域，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按照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可分为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按照文化的发展脉络，可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以及未来文化等。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成是：有形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语言文化。有形文化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中的物质创造部分，如工具和伙食；行为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共有的习惯性行为、偏好，或风俗、制度；精神文化主要指民族文化中的精神创造部分，包括思想观念、世界观、价值观等；语言文化是以语言为核心的符号系统，其实质是一个民族表达、交流与传递信息和情感的方式和手段。^[23]在中国，“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和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传统是中国最基本的软实力资源”^[24]。

二是文化媒介和载体。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中，一国的信息传播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还必须有强大的文化传播媒介和有效的交流通道。这样，使之转化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民俗风情，最大限度地扩大文化精神和文化产品的传播面和覆盖面,提高文化的现实影响力和感染力。媒介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和影响越来越突出和明显。在当代，主要有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和网络等现代传播媒介和文化传播的基础设施条件。

三是人才资源。对外文化交流是一种跨语言、跨国界的文化活动，因此要有效沟通不同文化，就需要大批有扎实的外语语言基本功以及较高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并对所学语种国家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以及历史等进行全面掌握和了解的人才，特别是国际化人才队伍。在文化全球化中，国际化人才队伍是推动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切力量中最重要的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人才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质量和水平。

4.战略能力

战略的能力首先体现在它能够把原本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巨大的合力，这种合力可以完成原本分散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为参与战略行动的整个群体取得更大的利益。而这需要相应的能力作保障。如果没有战略能力，即使具备了资源，国家没有实力和能力，或者运用实力和能力不当，也难以把战略目标转化为现实。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谋求文化国际影响力。为此，必须具备如下能力。

一是软实力资源的开发能力。如上所言，文化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资源是异常复杂的，其中既有适应时代进步促进社会发展的部分，也有脱离时代要求，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资源必须是那些能够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的部分，只有这些能够强健自身的文化资源才有可能是影响他国受众的文化资源。因此，文化资源的发掘程度如何，影响着文化资源转化为力量的程度。

二是文化的投射能力。文化的作用在于其扩散性。只有借助必要的投射机制和平台，克服文化异质障碍、地理障碍、媒介障碍等主客观的障碍，软实力建设资源禀赋的潜能才能转化为现实。反之，如果国家的文化资源不能得到有效交流和传播，就不能转化为影响他人的软实力。实践表明，文化的投射能力不仅关系到先进文化传播的广度、深度和效度，而且成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竞争的重要方面。

三是体制保障能力。文化软实力既受传播理念、传播技术与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影响，也受一个国家体制机制的制约。因此，一个国家只有不断使促进软实力建设的体制更加完善，并建立起对文化软实力的宏观调控机制、自我调节机制、大众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参与机制和国内文化生产合理运转的文化体制，才能在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活力的同时，通过文化传播，潜移默化地塑造他国大众的文化模式及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改变人们的价值认同。

5.战略措施

战略措施是战略决策机构根据本国和世界文化力量的对比，为了一定的文化目标而实行的具有全局意义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步骤。战略措施是国家战略的保障。国家要把自己的战略目标变成现实，就要靠有效的战略手段和方法。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与方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手段总是为实现目标而实施的，是在一定的目标驱使下而进行的。因此，方法和措施的正确与否对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国家只有决策科学，方法举措得当，才能在战略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当然，由于形势的多变性影响，战略措施要根据时间的变化和客观环境条件的改变作出相应的调整。对外文化交流由于面对的人群和国度不同，因此方法和措施不能“一刀切”，而应因人而异，因国而不同。只有选定一整套可行的战略措施与手段，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文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