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交流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途径。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让世界各国更多地了解中国，对于提升中国国家形象，促进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复兴中华民族的必由之路。
（一）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保障
中华文化曾长期领世界文明风气之先，并且为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对此，江泽民曾这样说：“15世纪以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曾遥遥领先于西方文明。从汉代到明代初期，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一直领先长达14个世纪以上。在那个时期，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发明中，相当部分是中华民族的贡献。”[53]以科学技术为例，16六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历史上的中国是如此的强大富足、文明高雅，以至于“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但自19世纪末以来，曾以辉煌文明傲视世界文明几千年的中华帝国，败于凭借“坚船利炮”开拓世界殖民地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中国便沦为西方国家的文化输入地，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世界的历史也因之为西方国家文明所支配和谱写。西方国家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主宰者和世界文明的布道者。复兴中华文化自此以后便成为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尽管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格局中已成为一个令国际社会不可忽视的战略力量，但这种力量更多地是来自于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更确切地说是经济等硬实力赋予今天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形象，而非当前为世界各国所激烈争夺的文化和制度等软实力要素。对此，许嘉璐先生在“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七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也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对陌生事物的怀疑、恐惧、排斥的习性，所以两个多世纪以来，在流行于全球的希伯来—希腊罗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以外的所有文化都不大为人们所了解。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其文化之不被了解、理解、误解和扭曲尤为突出。”[54]可以说，与中国对世界的了解相比较，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中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这种非均衡性发展，不但影响了中国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而且也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复兴是大国发展乃至崛起的重要标志。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的《大棋局》中曾经提出过世界大国的四个显著标志：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也就是说，世界大国不仅仅是经济、军事大国，也是文化大国。复兴中华文明，必须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换言之，一个国家要成功地成长，发展为世界大国、强国，仅仅依靠物质力量的累积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伴随着文化的进步而发展的，是和文化的进步分不开的。“文化复兴是实现强国梦的必备条件。没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就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55]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全方位的，除了经济物质方面的振兴之外，还少不了文化方面的复兴，这也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要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正如温家宝2011年9月6日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只有当全世界都公认中华文化真正繁荣起来、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时候，才是我国真正强大的时候。”如果单纯追求硬实力的成长，中国也会陷入大国兴衰的“历史周期律”之中。[56]从历史发展长河看，真正的民族复兴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发展上。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软实力的增强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源泉和根本保证。
中华民族要通过文化的振兴和发展为世界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实行对外文化交流，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展示自己的成就。只有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使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复兴中华文化。正如刘云山所指出的：“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文化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深深熔铸在民族的血脉之中，始终是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繁荣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57]
文化的复兴不仅可以重新振兴中华文化，建立民族自信，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与创造力，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诚如国外舆论所说：“经济崛起的中国如果同时也大力振兴或复兴文化，发扬中华文明，恢复礼仪之邦，这不单有利国家的兴起，造福中国国民，其实也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因为，一个礼仪之邦只有朋友，不会有敌人。一个强大的礼仪之邦，肯定也能起抑制霸权的作用。”[58]
（二）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
文化乃民族、国家之魂，文化的影响往往深远而持久。作为一国重要的无形资产，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社会对该国事业的集体认同度。国际政治理论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曾指出：“不管一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其威信，即威力的声誉，对于一国外交政策成败，总是一个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因素。”[59]
正是因为国家形象与一个国家的国际生存空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逻辑关系，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高度重视以对外文化交流为手段来构筑良好的国际形象。例如，韩国成立了“国家形象促进委员会”，以便对韩国的国家形象进行持续系统的管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就不断被西方殖民主义“东方化”。西方殖民主义在近代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不仅凭借着“坚船利炮”将其创造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强加于世界，而且还利用交往中的不对称的文化权力关系，根据自己国家利益的需要，肆意“操弄”国际话语，在将自己标榜为世界道德文明高地的同时，还把自己影响和控制的前殖民地国家“阐释”为“未开化、野蛮、半文明”的国度，从而在西方广大民众的心目中虚构了一个“东方主义”的神话。著名美籍学者萨义德在其《东方学》一书中写道：“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通过对东方的情形作出相关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多种方式，来对东方加以控制、重建和君临的一种方式。”[6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综合国力不断强大的中国，西方国家更是变本加厉，极尽各种“妖魔化”手段，散布各种“中国威胁论”，大肆“丑化”中国国家形象。这不仅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际信用，而且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国家软实力的建构和提升。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雷默就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战略威胁”之一，就是其“国家形象”。[61]他指出，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的变化太快，以致“中国形象”难以适应中国现实变化的速度。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常常是落伍的观念、固执的偏见和一味的恐惧。
可以说，百余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被西方不断文化误读与妖魔化之路。这既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也直接妨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接纳。
造成中国国家形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一些西方政治家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思想，认为“国强必霸”以及冷战思维的“幽灵”依然飘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历史、自然、人文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对外部来说，文化崛起的缺失，更是构成了‘中国威胁论’的一种根据……处理国际关系不仅仅是外交政策的事情，也需要有个文化上的交代”[62]。
文化的力量只能用文化去破解。“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解，国际形象是由国际文化价值结构的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所建构和表达出来的，树立一国的国际形象更应该诉诸国家之间文化观念的相互吸引，以寻求对彼此身份的积极认同。”[63]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与国际关系体系中其他行为体长期的、持续的互动的产物。因此，在国家形象博弈日趋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要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建立积极的国际文化认同，就必须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第一，对外文化交流能够不断改写国家的形象。文化作为不同国家相互区别的标志，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精神成果。文化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力量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重构着人的社会价值观，制约着人的行为模式。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因为“人的生存方式是文化方式：文化是唯独人具有的生活方式”[64]，“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着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或者说，文化决定人们的存在，包括自我表达的方式以及情感流露的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正是在这些一般情况下十分明显、习以为常，然而又很少加以研究的文化方面，以最深刻和最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行为”[65]。某种意义上文化就是人的本质，人的形象。而国家是人格化的人。因而其形象也必然通过文化而建立。国家形象就是国家的文化形象。它是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所以也必然随着人类社会不同文化的交往和发展而不断演进并改变自身的形态。
国家形象既然是文化形象，那么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不但能够不断地建构和解构着受经济全球化冲击而日趋模糊的民族文化边界，民族的、地方的文化与外来文化在不断地撞击、相互激荡中而实现着否定与自我否定的持续变革和重构进程，同时也使人们在文化软实力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浸染和作用中从过去传统、僵化的文化价值理念中解脱出来，打破旧印象、破除旧观念，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认识和评判自我与他人的价值观念，进而形成和建立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新环境相适应的个人及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第二，对外文化交流可以引导、改变国际舆论导向。在国际政治中，有些国家形象是被媒体舆论“想象”出来或“建构”起来的。国际舆论是一国国家形象的“晴雨表”。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用如下这样一句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66]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一样，如果你自己不去表达自己，就必然要被别人所表达、所叙说。显然，谁掌控了国际舆论的主动权，谁就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要求来打造自己的国家形象和描绘他国的形象。这是因为，“传播不仅表达也组织着全球化运动，并通过各种手段增殖和结构其中的关系。它不但表现而且控制着所有传播连接中的想象意义和方向”[67]。也就是说，“信息的生产、传播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过程，它通常体现着传播媒介及其所属国家、所代表的机构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这就导致了全球传播过程中国家国际形象的歪曲性塑造”[68]。传播是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因此，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动权和话语权，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无疑需要对外文化传播力的强力支持。
在和平发展的征程上，中国借助对外文化交流，以东方人对东方的理解和话语方式而不是西方的视界表达自我，建构文化世界的自我形象，并解构国际社会有关中国的负面形象，这将极大地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世界影响力，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三）进一步推动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的需要
所谓经济合作与交流，是指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为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依托和综合运用经济、贸易力量手段而开展的对外经济活动。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因素随着军事斗争作用的下降而在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不断加强。从国际宏观环境来讲，冷战后不同国家间的国际经济往来联系日益密切，经济交往日趋频繁，开展国家间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建立互利互惠的“共赢”式的国际经济关系模式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从国内微观情况来说，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福祉事关各国政府的合法性存在，因此经济实力问题日益挑战着一个国家的政治神经，所以世界各国都不遗余力地将经济建设作为本国全部工作战略的重中之重，优中之优，富民强国成为世界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和共同价值追求。世界各国的外交，无论是双边的抑或是多边的，都必须服务、服从于这一战略目标，否则就要面临着政府垮台、倒塌之威胁。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已成为世界各国谋求有利的国际地位和主动权的可靠保证。而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艰巨任务，除了内靠独立自主，把基本实现现代化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外，还必须外求经济合作，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互通有无，来获取本国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否则，就会延宕本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所以自人类步入经济全球化以来，经济上的合作与交往受到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世界各国谋求在全球和地区经济贸易地位、增加国家利益的最为直接和惯用的手段。举例来说，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不久即宣称：要把促进美国产品的出口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实现这一政策，他进行了多方面的外交努力，包括在出访中帮助美国波音公司推销飞机，通过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涉为美国大公司争取外国大宗工程合同等。克林顿通过各种与经济有关的外交活动促进本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在德国甚至把经济外交视作“保障未来的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必须以创造良好的政治文化氛围为前提。一定意义上说，经济进程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进程，经济资源的合作与交流往往蕴含着文化资源的合作与交流。文化发展是增强国力、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引擎。这是因为，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文化决定经济背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决定了当地人们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及其对外交往程度与规模。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经济人格，形成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69]
良好的经济交往与合作必须是建立在对他国人民及其文化的正确认知、理解的基础上的。经济交往与合作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因此，要不断地推进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良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做到与持有不同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习性的国家人民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发展，就必须积极了解和学习他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学习与他国人民交往的艺术、技能和行为规范。阿帕多拉伊说：“地域文化只有借助全球化景观和‘全球文化工业’，才能得到理解和分析。”[70]而成功的对外文化交流不仅能够为政府开展经济合作和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和咨询，并根据他国的不同文化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经济合作方略，而且还能降低他国与本国的交易成本，增加该国的经贸机会，从而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与以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跟着经济走截然不同，现在则是经济随着文化跑。从一定意义上说，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固然必须以国家间经济贸易合作发展为基础，但要进一步深化和开拓不同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合作，离开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万万行不通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是文化发挥影响力的基础，已日益成为不同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文化使者”。如，近些年来，韩国为推介、销售本国经济和精神文化产品，吸引广大中国游客到韩国旅游，接连不断地在中国各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文化节活动，从而成功地扩大了韩国的世界知名度和华夏人民对韩国文化的认同度。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创造了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推动了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尽管如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经济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作为战略目标仍然是今后中国国家的主要任务。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种力量，不断加强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既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渠道，亦是帮助中国经济实现迅猛增长的助推剂。正如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就需要依赖“软实力”的作用，增强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度。换言之，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促进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流，推动区域合作和国际一体化进程，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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