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国文化的影响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与美国等文化输出强国相比，仍需继续努力。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语言表达和理解的方式不一样。中国属于高语境国家，语境意义十分丰富，同一句话语放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西方国家多是低语境国家，他们表达比较直白，较容易理解。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考虑到中西方国家国情的差异，向低语境国家输出编码清晰的信息，发出并放大我们的声音。

语境不同，信息表达和获得方式也不同。东方国家具有丰富的情境意义，同一句话在不同情境下所包含的意义不尽相同，须将话语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去考察，才能够真正理解。向低语境国家输出信息时，应该考虑他们的国情，运用清晰的话语符号及直白的表达方式。

在对外传播方面我国的媒体应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制定有效的文化传播策略，形成长期有效的传播机制，依据各国对中国的了解程度，实施重点传播区，普及中国文化，制定适应地区国情和习俗的传播方法。

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审美标准、思维方式。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应该注意到这一点，以目标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入，否则只能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传播内容，邀请嘉宾、采访对象等方面，要考虑地缘上和心理上的接近性，在《行走唐人街》中“日本篇”邀请的演播室嘉宾加藤嘉一是中日交流的民间大使，他熟悉本国文化又了解中国，另一方面又在中日友好方面作出过很多贡献，中日民众都对其有好感。作为采访对象之一的镰仓千秋，是日本的当红女主播，主持过多次中日交流会。选择这两位作为采访对象和嘉宾，拉近了与受众心理上的距离，有利于中日交流和节目传播效果的实现。

另外，节目要能够传达一定的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对受众来说要是有用的，最好事关自身利益。“中国企业在非洲”系列特稿，正是因为与非洲国家利益相关，才被非洲媒体或全文转发或安排导读。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所传播的内容一定要具有当地媒体无法采集或者语焉不详但又对当地有意义的信息。

对外传播应该注意运用正确的传播策略，具体包括：

（1）综合运用多种传播策略。在传播渠道中，目前最为普及的就是互联网，因为它没有落地的限制，是实现地球村、实施实时传播的有效渠道。另外，电视、电影是传播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有效渠道。总之大众媒体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理应担起重要的责任。

（2）注意与受众的互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能只传输而不反馈，在反馈的诸多渠道中，互联网（微博）具有双向互动的特征，是沟通交流的主要渠道之一，《行走唐人街》中与马来西亚博友的互动，是互联网这一功能重要的体现。

（3）运用故事化的叙事方式。“在传统上，中国媒体对外传播主要强调两方面内容：一是中国新闻‘硬新闻’，也就是中国重大新闻；二是国际重大新闻，也就是纯国际新闻的消息、特写、综述等。”[14]然而，不少外媒在中国有常驻记者，中国新闻通常由他们提供，其国际新闻报道的实力更胜过中国媒体，中国对外报道完全不具优势。“中国企业在非洲”这一“非典型”的中国故事却获得外媒高度认可，许多稿件被非洲和欧洲媒体采用。克服官方的说教口吻，运用受众喜欢的故事化叙述方式，可以取得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4）用好各种视觉、听觉元素。在《行走唐人街》节目中，主持人服装随各国风情而做的改变，是很大的一个亮点，比如“马来西亚篇”，主持人和嘉宾穿着马来西亚特色的服装，仿佛就在外景现场；“日本篇”则穿得很有日式风味。另外，各种现场声音和画面的采集营造了现场的真实感，让受众置身其中，另一方面也丰富了电视的表现形式。各种现场画面的呈现，体现了与该地区的接近性、具有趣味性，对其他受众而言又具有新颖性。

“文化的交流必然是一个相互映照、取我所需的过程。因此西方文化强国所传播的中国文化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后殖民叙事和意识形态需要，作为他者或‘镜像’而存在的中国文化符号，其所指已被异质化地有意误读或任意歪曲，其最后指向无疑凸显了西方文化在和中国文化冲撞和冲突时的优越感，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文化需要和心理焦虑。”[15]

“在后殖民语境中，利用影视文化来传播强势文化观念早有实例，如《花木兰》取材于我国广为传颂的民歌形式，在花木兰这个人物塑造上改编者更多地加入了美国文化和女权主义的成分，这明显地体现在花木兰个人的奋斗历程上，这一部分情节是电影对中国传统故事的改造，这种改造不仅是对木兰故事的丰富和开拓，更是美国文化观念和女权思想的直接体现，更是当今世界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体现。”[16]

与美国等文化传播强国相比，中国的电影没有过多地植入偏见性的价值观，而是一种平等的交流。电影《巨额交易》甚至还暴露了金融危机中人人自危、自私自利的行为，站在了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拍摄，当然其中也展现了中国人自立自强、不畏艰难，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顺利渡过难关的精神。

对外传播的文化侵略策略并不可取，作为热爱和平的国家，提倡和平共处的国家，我们应该树立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必须求同存异，真正理解和接纳他国文化。“人们无法体验他们真正的自我文化是因为他们在体验另一种文化的正确之前，就只有很小的余地来正视他们自己自我文化的正确性，体验另一群体的文化的方式是理解和接受这种文化的思维理解文化的基础。”[17]

在对外传播过程中，既不应该如美国般进行文化侵略，也不应卑微地一味妥协，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用一种平等的姿态与他国进行交流，实施文化多元主义。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招致他国的抵制，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沟通，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行走唐人街》节目在对外传播的探索方面比较成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算是文化对外传播的突破，用一个个海外华人奋斗、坚守的生动故事来讲述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精神，用一个个真实的场景来呈现中国传统节日的欢乐氛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行走唐人街》只是对外传播探索的一个成功个案，我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提升的同时，还存在一定局限，与美国等文化输出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媒体需要做的不只是偶然的节目创新或传播形式的探索，而是要制定有效的文化传播机制，在整体性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作出必要规划，制定长期有效的策略。

[1] 韩松平、平川：《对外文化报道与中国形象塑造》，《对外传播》，2009年第6期。

[2] 吴成贵：《外媒评二十大中国符号：汉语居首毛主席在列》，《华商报》，2008-11-20。

[3] 张劲松：《007电影中的中国文化符号》，《电影评介》，2008年第3期。

[4] 中央电视台《行走唐人街》（法国篇），http：//news．cntv．cn/20110211/109673．shtml．2011 12-21。

[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6] 中央电视台《行走唐人街》（法国篇），http：//news．cntv．cn/20110211/109673．shtml．2011-12-21。

[7] 中央电视台《行走唐人街》（法国篇），http：//news．cntv．cn/20110211/109673．shtml．2011-12-21。

[8] 康何艳：《全球化语境下我国对外传播的处境》，《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2期。

[9] 欧阳云玲：《对外传播的文化障碍与文化诉求》，《对外传播》，2010年第4期。

[10] 李传刚、朱平：《刍议文化的定义与功能》，《科技信息》，2008年第29期。

[11] 程曼丽：《论我国软实力提升中的大众传播策略》，《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10期。

[12] 娄晓：《专家：中国正成为吸引外国侨民移入定居的国家》，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 com/zgqj/2012/03-06/3721454．shtml．2012-03-06。

[13] 潘妤：《“国外演出市场需要看到现代中国”》，http：//ent．qq．com/a/20080709/000191．htm， 2008-07-09。

[14] 陈俊侠：《从“中国故事”的魅力谈中国媒体对外传播突破点》，《中国记者》，2011年第11期。

[15] 张劲松：《007电影中的中国文化符号》，《电影评介》，2008年第3期。

[16] 周著：《从〈功夫之王〉看民族符号的国际化》，《电影评介》，2008年第17期。

[17] ［美］霍尔（Edward T．Hall）著，居延安译：《超越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