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启示

韩国本身的文化背景与地理环境均与中国类似，但与中国相比存在着明显弱势。首先，其国土面积狭小，文化资源相对贫瘠；其次，总人口稀少，国内市场发展空间有限；再次，韩国本身的语言，既非强势语言英语，也非联合国五大官方语言之一，在对外文化宣传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局限。但我们需要正视的现实却是：尽管与中国相比，韩国在上述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弱势，但其文化产业所具有的能量却远超中国。尤其是，随着《江南style 》的流行，韩国流行音乐产业开始大举向海外扩张。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处于边缘的社群与利益团体，如果能够借助全球化的浪潮“挪用”处于中心社团或者利益团体的话语、表述与组织，不仅能够动摇周边与中心的关系，甚至还能够借此影响全球文化。

诚然，中国并没有经历过完整的或者说是事实上的殖民统治。与印度、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相比，中国内地看似并不存在反殖民或者说后殖民的问题。但自从西学东渐，西方话语逐渐掩盖住东方的声音之时起，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便一直处于“文化输入”的被动局面。在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权力、政治，以及文化不平等尚未得到圆满解决的情况下，全球化是对已有世界秩序的一种巩固与普及。这无异于是一场新的殖民主义。只不过这一殖民主义是一种隐性的，但杀伤力更强的文化殖民。在这场文化殖民的全球化进程中，克服被动接受处境，寻求平等对话方案，发出“东方”的声音无疑是当今中国，乃至东亚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在这一点上，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立场是相同的。因此，在将同为亚洲国家的韩国作为一种方法予以关注之时，这其实也是对中国自身的一种关注与反思。因为，在这样一场文化危机中，还存在着一种文化机遇。这是二元悖论的文化现象。

后殖民理论20世纪80年代传播到中国之后，先后经历了批判与反思的过程。初期后殖民理论的传入，在中国语境下呈现出了一种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而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突出地表现在部分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以张艺谋为首的“第五代”导演电影的批判之上。他们认为张艺谋等导演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对于东方的想象，而西方给予的奖项也不过是对于其所掌握权力的一种恣意的行使。看似充满“正气”的电影批评却在无形中加固了东方与西方，本土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同时，还无可避免地流露出了冷战思维模式的色彩。如果说来自于赛义德、霍米•巴巴等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后殖民理论在不知不觉当中很可能带有一种新的殖民主义色彩，那么与中国同属于“东方”，并且有过实际的被殖民经历的韩国以及韩国学界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批判与实践无疑更为具有借鉴意义。

当今的文化已然变成产业，无可辩驳地具备了商业化的气质。但文化产品的生产，并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关系到内容的问题。文化产品固然具有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文化产品作为文化的本质属性。在世界范围能够得到广泛传播的文化产品，必然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共性，这种共性能够贯通东西。无论是《卧虎藏龙》中东西方的融合，还是《江南style 》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合，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绝不能仅仅依靠“纯粹”。

在第85届奥斯卡颁奖礼上，导演李安凭借《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李安认为尽管文化差异曾给自己带来瓶颈，但却也造就了自身的优势。因为当左脑中的中国思维模式与右脑中的美国思考模式并存之时，他的思维就能立刻变得与众不同。^[1]作为一位少小离家在美打拼的华人导演，李安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当两种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时所产生的位于“第三空间”的文化，往往具备了超越两种文化二元对立格局的优势。而近年来那些走出国门，并受到他国消费者欢迎的电视剧——无论是新世纪之初风靡韩国、越南以及泰国等东亚国家，创下难以打破的高收视纪录的《还珠格格》，还是2010年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十八个国家黄金时段播放，并获得第12届欧亚电视论坛重大贡献奖的《猎人笔记之谜》——都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道理：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依托于一种“混杂”的、普遍存在的文化。《还珠格格》并非传统的清宫剧，而更多地偏于偶像剧。“小燕子”也并非正统的清朝民间女子，灵魂深处充斥着现代女性的叛逆。《猎人笔记之谜》更是汇集了中俄一线明星，足迹遍布中国的武当、澳门，法国的凡尔赛宫、塞纳河，俄罗斯的莫斯科以及郊外乡村，乃至英国与荷兰等地。导演尤小刚针对于这部电视剧的成功指出，“有了国际化的眼光，自然不愁国际化的市场”^[2]。而这也许正是韩国将韩流2.0阶段的K-Pop称之为“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大众文化”，而把更注重融入更多传统元素的韩流3.0阶段称之为“传统与现代融合”阶段的缘由所在。

总之，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困境，固然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但更大的原因却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走出去”时未能从受众的立场出发去生产与传播。《江南style 》、《还珠格格》、《猎人笔记之谜》以及李安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将本土文化与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大众文化要素相结合时才能将本土文化转变成自身的优势，才能产生出具有超越性的创新之作，也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思想、情感以及文化上的共鸣。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解决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注释

[1]《李安：文化差异给了我瓶颈也让我与众不同》，《星辰在线—长沙晚报》2013年2月26日。

[2]《〈猎人笔记之谜〉何以能走出国门》，《文艺报》2010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