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建设实践及启示研究

李文静

自1947年5月刘少奇率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至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移至北平,这1年零10个月的时间,称为中国共产党的“西柏坡时期”。在此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和党情的新变化,就如何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的内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党的历史的总结运用。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和运用经验的历史进程。要善于运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成功经验,加深对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背景下,重温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历史,对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一系列紧迫而严峻的问题摆上了党的建设的议事日程。如: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党组织及党员思想出现新的变化,党的历史方位、中心任务、组织建设方式等也即将出现新的转变。这些无疑成为党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一)党组织和党员思想的变化。首先,党组织壮大,党员成分复杂。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时142天,以摧枯拉朽之势,先后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党。……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华中局负责人邓子恢1947年7月3日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指出:“山东、华中党的组织成分,中农占很大比重。各级党,特别是县区以上领导成分,中农、富农出身占绝大多数。这就大大妨碍了土改路线之贯彻,是富农路线产生与官僚主义作风形成的社会根源。这种组织成分不改变,要土改彻底,要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其次,革命形势高涨,部分党员思想松懈。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时刻,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党员萌生了消极享受的思想,“在太行区,一部分党员、干部中产生了‘革命到顶’思想,认为革命总算熬出个头来了,今后该过几天太平日子,享受一下了。有少数人甚至热衷于建设自己的家庭,不愿意外出过革命的艰苦生活。”

(二)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党由过去被压迫、被“围剿”、被屠杀的地位变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许多党员将会在各行各业中担负领导工作,充当领导者的角色。角色、环境的转变一方面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贪图安逸、追求物质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党的执政地位,一些心术不正、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就会削尖脑袋千方百计地钻入党内,追逐名利、捞取好处。因此在党取得全国范围的执政地位后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在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上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是做人民的公仆还是做官老爷,这是全体党员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三)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中心任务将由革命转向建设,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这就意味着“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因此“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尤其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国家怎样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怎样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和艰巨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国际上,帝国主义曾预言“中国人民不向他们乞讨将无法活下去”;国内,资本家也讥笑“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散布“共产党可以打天下而不能坐天下”的论调,甚至预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将因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而失败。因此党能做好经济工作不仅是对这些怀疑论调的直接回应而且是保持社会稳定,稳固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这就给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党组织建设方式的变化——由秘密建党到公开建党的转变。所谓“公开建党”,特指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后,普遍进行的公开的基层支部组织建设工作。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自指示发布时起,“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这样做,“更可以密切党与非党群众的联系,党的组织可以多得非党群众的批评,同样也便利于党的发展”。通过公开党组织和党员来加强群众对党的监督,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即将成为执政党条件下对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重大发展。此项工作的进行,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到了党所处历史方位发生的根本变化,及这种变化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所提出的新要求。

二、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一直高度重视自身作风建设,并将其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建国前夕同样如此。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和党情的新变化,就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集中体现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之检讨的指示》、《中央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健全党委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会议决议中。

(一)理论学习、思想提高是作风建设的前提。坚持理论学习,提升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抓好作风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理论准备不足,随后又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可谓是“边打,边学”。到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加强理论学习显得尤为重要。建国前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我们大多数干部“有相当长期的工作经验和工作热情,但缺乏应有的理论修养”,“如果不把我们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普遍地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就将不能适应全国胜利的局面和建设新中国地历史要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总结时,强调指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会上确定了《共产党宣言》等12本马列著作作为干部必读书。中国共产党在号召全党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觉悟的提高。因为,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什么样的思想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实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她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在农民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和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如果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如果不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就不能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因此,要把加强思想建设,防止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二)“两个务必”是作风建设的主体。“两个务必”思想的提出,是毛泽东在深刻反思历史经验基础上对执政党作风建设作出的科学判断,深刻体现了党在历史方位转变中对党的作风建设认识的升华。当革命胜利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作为一位杰出的战略家,毛泽东就已将他的视线投向了党执政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经受执政考验,防止腐化变质,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为此,他多次告诫全党要汲取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和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教训,警惕在胜利面前“纷纷然,昏昏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充分预见和估计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除了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之外,同时还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全党开展以“两个务必”为主体内容的作风建设。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城市或街道的名字;禁止把中国党的领导人与马、恩、列、斯并列。

(三)干部队伍建设是作风建设的关键。干部队伍建设,直接关系着党的风气、党的形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全党干部约80万人左右,其中部队排以上干部约有50万人,地方区以上干部约30万人,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干部数量显得严重不足,特别是缺乏城市管理和工业建设的干部。大力培养和提拔新干部就提到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矛盾不解决,党的工作就不能前进。任弼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中国约有三百万产业工人,他们受官僚资本及帝国主义资本长期的直接的压迫,他们文化政治水平高,团结性纪律性强。我们要依靠他们,从他们当中培养出一批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的干部,培养出一批党内工作的干部。”根据中央指示和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各个新解放的城市,都组织了对优秀产业工人的培训,并提拔了大批工人干部。这些措施为保持党的优良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作风建设的保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积累出一条成功经验,那就是:优良作风的传承,必须有强有力的纪律和制度作保障。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但重新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建立健全了报告制度和党委制。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就如何克服骄傲自满情绪明确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一制度,不仅得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也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为这一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全党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三、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当代启示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辉煌而又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历史转变。在此期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作风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两个务必”使我们党在胜利面前保持了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的实践证明“两个务必”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探索执政规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要认真研究“两个务必”的当代价值,以此来加强和改进当前的作风建设。

(一)必须把执政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党的作风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直接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必须从关系人心向背、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成为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和有效法宝。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处在执政地位,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脱离群众的危险也大大增加,作风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目前,从总体上看,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肯定和拥护。这是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全党同志必须居安思危,在全党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下大气力解决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

(二)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与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紧密结合起来。党风是一个政党及其党员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作风,是党的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其实质是世界观问题。党风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教育问题,是一个世界观的转变问题。加大广大干部党员学习培训力度,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不断提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广大干部党员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认认真真学习成为不断增强政治上坚定、理论上清醒的过程。要全面学习做好本职工作必需的知识,使认认真真学习成为培养世界眼光、增强战略思维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过程。要把研究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作为学习的根本出发点,使认认真真学习成为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工作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同时,广大干部党员还要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要读点历史并善于运用历史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增强端正党风的自觉性,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定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信心,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与牢记“两个务必”紧密结合起来。“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对中国历代政权盛衰经验的反思,是我们党决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想防线,是从严治党的法宝。在60多年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两个务必”作为重要治党理念贯穿于整个作风建设的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坚持“两个务必”,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蜕化变质作为极端重要的大事来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治党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号召全党同志继承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倡导艰苦创业精神,推动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两个务必”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强调“要结合新的实际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广泛开展坚持‘两个务必’的教育”。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在河北西柏坡考察期间,号召全党同志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两个务必”,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而奋斗。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当前正在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一场新的整风运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是对“两个务必”的背离。我们要从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四风”,自觉用“两个务必”对照检查和总结反思在“四风”方面的问题,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一心为民。

(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与加强制度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党的作风是党的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党的制度是这种内在品质的固化形式。把党的作风建设纳入制度化的轨道,通过健全和完善制度为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提供可靠保障,是党的作风建设着眼于根本和长远的治本之策,是提高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在1980年就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单纯依靠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不行,治本之策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过程中,制度建设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制度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就是不完整、不系统的,就没有牢固的基础。为此,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于作风建设之中,把党成立90多年以来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的作风加以理论化、系统化,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建立健全一套系统管用的制度和机制,突出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严肃性和权威性,逐步走出一条依靠健全制度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新路子,从根本性和全局性上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坚实的保障。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