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党报

第一节　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党报

一、建党工具：早期的党报活动

(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与其报刊

为了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等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随后，北京、武汉、广东、湖南、东京、巴黎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为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大多创办了自己的报刊。比如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就将《新青年》改组成为无产阶级的刊物；随后，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

作为启蒙报刊的旗舰，《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新青年》于1920年9月进行了改组，由一份资产阶级的民主启蒙刊物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刊物。

《新青年》的改组始于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思想发生的巨大变化。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阀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宣布抛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表明《新青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并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新青年》也随之迁到上海出版。5月，《新青年》出版的第7卷第6号成了“劳动节纪念号”，上面刊载了陈独秀写的《劳动者彻底觉悟》和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还以大量篇幅反映了各地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情况。“劳动节纪念号”是《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表明《新青年》同人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与无产者接近，向无产阶级的立场转变。此时正值共产国际派代表魏金斯基到中国了解政治情况，并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7月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从9月出版的第8卷第1号起，《新青年》被改组成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明确表示拥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与此同时，《新青年》还特地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以译载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各种材料，介绍苏联政府的各种政策。《谈政治》一文的发表和《俄罗斯研究》专栏的开辟，标志着《新青年》的改组基本完成；而《新青年》改组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报刊的诞生。

《共产党》月刊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的一件大事。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之际，为了加强先进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识的教育，直接推动建党工作，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7日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该刊是一个半公开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由李达主编，16开本，每期约50页。

《共产党》月刊用大量篇幅刊登了有关共产党知识的介绍文章，还特别重视介绍列宁的建党学说和苏联共产党的建设经验。《共产党》月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树起了“共产党”的大旗，并进行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初步探讨。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机关报刊

《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政治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创刊于上海，从第6期起迁到北京出版。1926年后奉系军阀加紧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迫害，《向导》编辑部与发行部先后迁到广州、武汉等地。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向导》周报被迫于8月18日停刊。前后历时近5年，共出版201期。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1925年6月，蔡和森因病离职，由当时中宣部主任彭述之兼任主编；1927年4月后，由党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兼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赵世炎等。

创办之初，《向导》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宣传中共“二大”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向导》第1期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民主的共和国。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确立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向导》便把统一战线政策作为宣传重点。为了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向导》反复阐明了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关门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性；同时还发表一系列文章，帮助孙中山在总结以往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只有联合无产阶级、发动广大民众才能取得革命胜利。

《向导》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最有影响的报刊之一，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量逐渐上升。创刊初期，每期发行仅2000份，后增加到4000份，两年后增加到2万份，到1926年为5万份，武汉时期最高发行量达10万余份。

继《向导》之后，中共中央还在1923年创刊了《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它们和《向导》一样，都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任主编。1926年7月出版第5期后停刊。《新青年》(季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任务，创刊号就发表了瞿秋白执笔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其中指出：“《新青年》的职志，要与中国社会思想以正确的指导，要与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季刊)不仅重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而且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主张。

《新青年》(季刊)积极参加了当时理论界的论争。1923年，哲学界发生了“科学与玄学”的讨论，著文讨论的张君劢、梁启超和丁文江等人，他们都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说话。1923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发表了瞿秋白写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和陈独秀写的《〈科学与人生观〉序》等文章，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同时科学地阐释了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等问题。

中共中央在出版《新青年》(季刊)的同时，还于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前锋》杂志，亦由瞿秋白主编，陈独秀、张太雷、向警予等是主要撰稿人，1924年2月1日出版第3期后停刊。该刊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对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

《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杂志三份刊物相互配合，在思想上、理论上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阵营。

(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报刊

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展相适应，青年团的报刊首先是由地方团组织创办起来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北京青年团组织的《先驱》，该刊于1922年1月15日创办。由于遭到北洋政府的迫害，自第4期起迁至上海出版。北京时期，担任主编的有邓中夏、刘仁静，上海时期担任主编的是施存统、蔡和森、高君宇等，其中施存统担任主编的时间最长。1923年8月15日停刊，共出版了25期。主要宣传内容，一是介绍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大力宣传世界各国青年运动的消息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文件精神、各地团组织活动的情况。

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了青年团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8月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机关刊物《少年》在巴黎出版，赵世炎、周恩来先后担任过主编。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成为时事评论性半月刊，由中共旅欧支部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合办，周恩来主编。1925年6月出至第33期后停刊。周恩来在《赤光》前10期上曾用“伍豪”、“翔宇”、“飞飞”等笔名发表过几十篇政论和时评，邓小平也一度担任过该刊的编撰和刻印工作。

1923年8月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团代会。大会在讨论宣传工作时，决定停办《先驱》，另外出版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

1923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创刊于上海，1927年10月被迫停刊，最后一期为8卷3号。恽代英、萧楚女先后任主编，林育南、邓中夏、任弼时、李求实、张太雷等曾参加过编辑工作，同时也是主要撰稿人。

《中国青年》除积极配合《向导》等党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发表评论外，还特别注意与各种反动思想作斗争，以提高广大青年的政治觉悟，增强他们识别是非的能力，从而更加坚定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国青年》周刊以青年为对象。发刊辞宣称，《中国青年》要供给青年“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强健的路上”和“切实的路上”，使青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好”。^[1]它的编排生动活泼，内容尽量适合青年特点。

《中国青年》是当时最受青年人欢迎的刊物，最高发行量达3万多份，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人是从读《中国青年》的文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走向革命的。

(四)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发展与变化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召开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在此期间，共产党的报刊有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发展，首先表现在《向导》等中央机关报得到了加强，其次是各级地方党组织纷纷创办自己的机关报。

第一个地方党委机关报是北京地委于1924年4月27日创办的《政治生活》(后改为北方区委的机关报)，由赵世炎主编，1926年7月停刊，共出版79期。该刊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军阀内战。随着1925年农民运动逐渐出现高潮，《政治生活》又密切关注农民运动，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土地与农民》、《豫鲁陕等省的红枪会》等重要文章，对农民运动进行宣传。

此外，广东区委于1926年2月在广州创办了机关报《人民周报》；湖南区委于1925年12月在长沙创办了《战士》周报；湖北区委于1926年10月在汉口创办了《群众》周报；河南区委于1925年8月在开封创办了《中州评论》，还有江西的《红灯》周刊、浙江的《火曜》、福建的《革命先锋》等。这些报刊的创办，初步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系统，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各地群众的联系。它们的形式和宣传中心，一般都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大致相似，但也因所在地区的具体条件不同而各有特色。

在党报网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创办日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日报是《热血日报》。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但新闻界却一片沉寂。帝国主义的新闻机构百般歪曲事实，上海的国人商业报纸欲言又止。为了引导舆论，中共中央决定由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刘华等人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群众的斗争，同时决定创办《热血日报》，加强对运动的政治鼓吹和有效指导。《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创办，由瞿秋白主编，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张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日报。该报日出4开一张，设有“社论”、“本埠要闻”、“国内要闻”、“紧要消息”、“国际要闻”、“舆论之制裁”和副刊“呼声”。创刊后，该刊立即投身于“五卅”运动中，积极支持群众的反帝斗争。它的发刊辞向广大劳动人民宣告，“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在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热血日报》两旁印有“全国各界联合一致对外”、“各业罢工者联合起来啊”、“中国人不能受外国人统治”、“中国人的上海归中国人管理”等醒目口号，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热血日报》在“五卅”运动中坚决支持广大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暴力，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发行量达3万多份。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热血日报》却恨之入骨，下令通缉瞿秋白等人，使得该报仅出版了20多天就被迫停刊。目前有实物能够确定的最后一期是6月27日出版的第24号。

二、党存在与发展的标志：十年内战时期的党报活动

(一)国统区内共产党报刊秘密出版

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被迫转地下。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迅即着手重建自己的报刊系统——秘密出版地下报刊，继续传播革命声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布尔塞维克》与《红旗日报》。

1.《布尔塞维克》的创办

《布尔塞维克》1927年10月24日创刊于上海，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等组成编委会，瞿秋白任主编。该刊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1928年11月改为月刊。1932年7月出到第5卷第1期停刊，共出版了52期。中共中央常委会1927年10月22日作出的关于出版《布尔塞维克》的决定指出：“《布尔塞维克》报当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之机关，当为反对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布尔塞维克》报并且要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它应当做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

《布尔塞维克》创刊时，正值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不久。为了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该刊采用伪装封面的方法，曾先后用《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授书》、《中国文化史》、《金贵银贱之研究》、《经济月刊》、《中国古史考》、《平民》、《虹》等九个化名。国民党反动派颠倒黑白，将他们叛变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倒行逆施说成是“革命”行动，对民众进行欺骗宣传。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对派的欺骗宣传，《布尔塞维克》在《发刊露布》中义正辞严地指出：“国民革命因为国民党领袖的背叛革命而受着非常严重的打击——国民党，中国最早的革命党已经因而灭亡了”，“此后民众所看见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从前的革命的国民党，而是屠杀工农民众、压迫革命思想、维持地主资本家剥削、滥发钞票紊乱金融、延长乱祸、荼毒民生、屈服甚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发刊词特别指出：“此后中国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2]

《布尔塞维克》在宣传报道中，经常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指出他们实质上是新军阀；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投靠帝国主义的罪行，把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的奴才嘴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布尔塞维克》是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停刊后、党中央还没有宣传机关的情况下创刊的，因此它的创办和出版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安定了党心民心，明白地表示中国共产党仍然在战斗；其次，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揭露和抨击，既教育了党员和人民，又为以后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2.《红旗日报》的创办

《红旗日报》是由《红旗》和《上海报》合并而成的。《红旗》1928年11月20日创刊于上海，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机关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第1期至第4期为16开本，第5期改为32开本，第24期又改为8开的单张报纸；改成报纸之前为周刊，之后为三天出一期。《红旗》前期注重鼓动性，每周对新发生的政治事件都发表评论；后期加强指导性，大量刊登党的文件。因为是秘密发行，所以发行量只有2000多份，而且集中在上海。

《上海报》是中国共产党继《热血日报》之后出版的报纸，原名《白话日报》。1929年4月17日创刊，由中共江苏省委主办，李求实主编；一个月后，改名《上海报》，秘密出版。为了逃避敌人的迫害，曾化名《天声》、《晨光》、《沪江日报》、《海上日报》等出版。1930年8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与《红旗》合并为《红旗日报》，仍由李求实主编，1931年3月8日停刊。

(二)中华苏维埃的崭新新闻事业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向井冈山进军，走上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新道路。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不久即创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931年9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军事“围剿”的胜利后，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称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在人民政权下，根据地新闻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33年秋，仅中央根据地就有大小各种报纸34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红色中华》、《红星》、《青年实话》、《斗争》。

1.《红色中华》的创办

《红色中华》1931年12月11日创刊于江西瑞金。它的出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从创刊到1934年10月因红军长征暂时休刊为中央根据地时期；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到1937年1月改名《新中华报》为陕北时期。其中，在中央根据地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1年底创刊到1933年初，即第1期到第49期。这一阶段的《红色中华》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一般是一周出一期，由政府副主席项英掌握，先后任主编的有周以栗、王观澜、李一氓。第二阶段从1933年春到1934年10月，即第50期到第240期。1931年初，党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后，迅速把《红色中华》改造为党中央、团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的联合机关报，周二刊，开始时由沙可夫担任主编，1934年初又改由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兼任社长和主编。中央根据地时期的《红色中华》报与“红中社”实行“报社合一”的体制，编辑部的成员既编报纸，又编文字广播稿件，参与领导和编辑工作的除周以栗、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瞿秋白等人外，还有李伯钊、谢然之、杨尚昆、任质斌、徐名正、韩进、贺坚等人；版数不定，一般为8开4版到8版，但最少时仅2版，多时有10版；设有“社论”、“要闻”、“来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工农通讯”、“赤色战士通讯”、“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红色小辞典”等栏目，从第70期起增加了“红角”专栏，刊登识字课和文艺短文；从第72期起又增加了文艺副刊“赤焰”，不定期出版。

《红色中华》是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历史较长的中央级的铅印报纸，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紧密配合党政的中心工作积极组织宣传报道。创刊后，《红色中华》就大力进行了有关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当时中央要求各地从1931年底开始展开一个以建设基层政权为中心的建政运动，《红色中华》便发表社论，说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性，号召全体干部动员起来，搞好基层的建设，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色中华》从第5期起还增辟了一个专栏经常报道政权建设的情况，介绍先进经验，及时指出运动中存在的缺点和出现的问题。其二是坚持群众办报的方针。创刊不久，就在党、政府和群众团体中发展了200多名通讯员，后来又在报社内部建立通讯部，加强对通讯工作的指导；从第56期起，还增设了“写给通讯员”专栏，以加强与通讯员的联系。《红色中华》的工作人员最多时也不过十几个，大部分通讯工作都依靠通讯员和工农读者来做。群众办报路线不仅有利于提高报纸的质量，而且有助于扩大报纸的发行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色中华》由留在江西坚持工作的瞿秋白、韩进主持，继续沿用原来的期号出版，以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1935年2月，由于形势恶化，中央分局和中央办事处改为分散活动，《红色中华》因此停刊。

《红色中华》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沿用长征前的期号。复刊后的《红色中华》与红色中华通讯社仍然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由于没有铅印设备，只好改成油印。1937年1月，《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

2.《红星》的创办

《红星》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31年12月创刊，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邓小平是前期主编之一，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主编。开始为铅印报，在长征途中由于条件限制改为油印报；4开4版，特殊情况出8版，有重大捷报则加出“号外”。在长征途中，《红星》是唯一一份坚持出版的报纸，每期印七八百份发至连队。

《红星》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创刊号上的《见面话》做了形象说明：“《红星》要是一面大镜子，凡是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要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斗争消息，地方群众的斗争消息，全中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它要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当怎样去做。它要是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各军里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同志，指出来哪些地方做错了和纠正的方法。”它还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会”、“全体红军的俱乐部”和“一个裁判员”，“总之，它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3]

《红星》的办报行动实践了它的诺言。纵观《红星》的创办过程，它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是版面虽小，但栏目多，内容丰富。它的版面编排除了有“社论”、“要闻”、“专电”、“前线通讯”、“国内时事”、“国际时事”等栏目外，还辟有十多个固定的小专栏，其中有“党的建设”、“列宁室工作”、“军事测验”、“军事纪律”、“红军生活”、“红星号召”、“响应红军号召”、“扩大红军”、“俱乐部”、“红军歌”等；二是面对战争现实，面向战士实际，文章短小，通俗生动。该报上的消息、通讯一般只有二三百字。如小通讯《王家烈叫救命》：“遵义之战王家烈险些被我活捉，幸得脚快逃跑，连鸦片枪和大衣都抛掉了。他的队伍第一、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五等六个团和特务营全被红军消灭驱散。王家烈逃到贵阳之后，就打电报向蒋介石叫救命，电报里说：遵义之战部队损失极大，子弹用光了，伙食都没有了，军心涣散，快快送钱送子弹来，否则士兵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了。”这篇通讯全文150多字，内容具体，行文活泼，描写生动，把王家烈被红军打得惶惶然若丧家之犬的丑态写得活灵活现。

3.《青年实话》的创办

《青年实话》是少共苏区中央局(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于1931年7月1日在江西永丰县龙岩创刊。总编辑部一度设在江西于都，后迁到瑞金。由阿伪任主编，少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陆定一、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王盛荣等人是编委。少共苏区中央局历任书记顾作霖、何凯丰，秘书长张家萍，儿童局书记曾饶冰、陈丕显等都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该刊先后为半月刊、旬刊、周刊。开始是8开一张，采用便于张贴的单张壁报形式；后来改为油印32开本小册子，有插图封面。主要的宣传内容和《红色中华》大体相当。不同的是它具有鲜明的青年报刊特色，编排形式和内容活泼多样，文字通俗生动，适合青年特点。如在栏目设置上，除社论和一般论说外，还有“青年生活素描”、“前线通讯”、“白区青年生活”、“青年卫生顾问”、“自我批评”、“轻骑队”、“工农大众文艺”、“体育”、“游戏”、“测验”、“悬赏征答”、“歌曲”等多种栏目，有时还有漫画。它刊登的《十劝郎当红军》、《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歌》歌曲，在青年中广泛流行。

三、宣传抗战与统一思想的武器：抗战时期的党报

抗战烽火中天，民族矛盾上升。在国共第二次合作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共产党报刊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在党中央领导下，共产党人一方面努力在国统区办好报刊，另一方面积极在抗日根据地出版报刊。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不仅成为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阵地，而且成为宣传抗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器。

(一)《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合法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

《新华日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创刊于汉口，1938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出版，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达南京，与国民党政府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相关事宜展开谈判。谈判的重点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在国统区公开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诺。中国共产党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的工作很快就绪，但因南京、上海相继沦陷，没有来得及出版。《新华日报》社的筹备人员随国民党部分政府机构西迁至武汉，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先后出版了公开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和机关报《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在武汉共出了258期，每日对开一张，发行1万余份。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总经理熊瑾玎，编辑人员有许涤新、章汉夫、杨放之、朱世纶、何云等。在发刊词中，该报明确表示要力求使自己成为全国民众共同呼声的代表：“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战斗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将尽其所能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效力”，并“无情地抨击一切有害抗日与企图分裂国内团结之敌探汉奸及托派匪徒之阴谋”。

在武汉期间，《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最主要的宣传成绩是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宣传了持久抗战的思想，从而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坚定了国统区人民坚持抗战、抗战必胜的信心。1938年初，华北大片国土沦陷，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在加强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政府开展诱降活动；加上汪精卫集团大肆宣扬再战必败的论调，因此蒋介石虽然口头上说要抗日到底，实际上却没有打消与日本和谈的念头，“亡国论”一时间颇有市场。针对这种情况，《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多次发表社论和专论，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新的侵略阴谋，打击了投降派的活动。在局部获胜后，原来唱“亡国论”的人一下子又不顾客观情况唱起“速胜论”来了。为了使蒋介石集团清醒过来，《新华日报》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驳斥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观点，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指出中国人民只有坚持持久抗战，才能够取得抗战的胜利。

《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后，便在广州设立分馆。同年10月，广州沦陷后，广州分馆工作人员则溯西江而上迁到桂林，于1938年12月在桂林设立《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由邝达芳、沈毅然、张尔华等先后负责。分馆的主要任务是翻印重庆《新华日报》总馆航寄来的纸型，并负责把报纸发行至广西、广东、湖南等省份。1940年4月8日，国民党政府禁止其翻印《新华日报》，但桂林分馆仍继续接收订户，照常营业，千方百计把报纸送到读者手里。1944年秋，桂林紧急疏散民众，桂林分馆也停止了工作。

武汉沦陷前夕，《新华日报》、《群众》迁到重庆。不久，便迎来了创刊一周年纪念。中共中央借此机会对《新华日报》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新华日报在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的正确方针指导之下，对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增加力量争取更大胜利的伟大工作，对于巩固和扩大全民族团结和巩固国共长期合作的伟大任务，对于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的中华民国的伟大事业，更能尽其应尽的作用”。还希望报纸要在“内容的改进，加强与读者的联系”等方面再下工夫，这就指明了《新华日报》今后的发展方向——巩固全民族团结和国共长期合作。

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是一种在特殊条件下出版的共产党机关报：既要坚持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又要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要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又要与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关周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为了限制和迫害共产党和进步新闻事业，除制定各种极为苛刻的新闻检查条例外，还设置了“新闻检查局”，并专门派一位副局长负责检查《新华日报》。国民党对付《新华日报》的基本原则是：“让你办报，不让你讲话；让你印报，不让你发行。”《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巧妙结合起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长期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一是在编辑上反检查。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对《新华日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方针政策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查，任意删削或扣留稿件，给报道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新华日报》充分利用合法斗争的一手，但在重大问题上也不惜冒着被封的危险使用“非法”斗争的一手。1939年9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发表了谈话，对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团结抗日的事实表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严正态度和坚定立场。若要送审这篇谈话，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肯定通不过，于是就干脆不送检，直接刊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既要发表有关事变真相的报道、评论，也要发表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检查，编辑部和印刷厂的同志排了两个不同的报版，一个是没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版以应付检查；一个是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版，抓紧印报并及时送到市内售卖。为了抨击国民党法西斯新闻检查制度，《新华日报》还经常采取“暴检”的方式。如果一篇稿件部分被删，就在文中被删处注上“被略”、“遵检”、“以下奉命删登”等字样，或代以“×××”“……”等；如果整篇稿件被扣发，或将稿件题目刊出，以透露稿件的一些内容，或在版面上留下大块空白，名叫“开天窗”。“暴检”是国民党最害怕的一种反检查斗争方式，因此一再被严禁，但是“暴检”的事仍然经常出现。

二是在新闻来源上反封锁。国民党政府规定，《新华日报》记者只能在重庆一地采访，而且还有很多限制：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政机关不向《新华日报》记者提供消息；《新华日报》记者到学校、团体、工矿采访经常有特务盯梢。尽管困难重重，《新华日报》记者还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采访，出色地完成报道任务。《新华日报》的记者突破新闻来源封锁的手段主要有：依靠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从内部电台抄收党的重要文件和有关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报道素材；依靠地下党组织，在读者中物色可靠的人担任通讯员；搜集和利用国统区的地方报纸，将其中的一些材料进行改写；与国外有关方面联系，开辟国际新闻来源……从而有效地粉碎了国民党对新闻来源的封锁。

三是在发行上反阻挠。国民党虽然被迫同意《新华日报》公开出版，但是想方设法阻挠它的发行。他们假手“重庆市报贩工会”，不准报贩卖《新华日报》。为了抵制国民党的破坏和阻挠，《新华日报》自己招收和培养了一批穷苦劳动人民出身的报丁、报童，依靠他们或把报纸直接送到市内及郊区乡镇订户的手中，或在街上零售。在共产党的培育下，这支队伍开始只有七八个人；四五年后，发展到100多人。他们不畏艰险，勇敢机智地进行斗争，胜利完成了任务，其中一些人日后还成了坚强的革命战士。

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十分关心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在组织领导上，除周恩来亲自兼任董事长外，还配备了党性强、水平高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如潘梓年担任《新华日报》社长达10年之久；在政治方向上，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更为关心，中共许多领导人经常为《新华日报》写文章，毛泽东的著作也经常在《新华日报》上转载，如《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驳白皮书》等。总之，《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的喉舌，在国统区忠实地坚决地宣传了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分化敌人和打击敌人的历史作用。

(二)边区首府延安的报刊活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延安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在这种严重复杂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为了更有力地进行政治宣传斗争和更有力地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建设工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新闻宣传的措施。其中的重点，一是加强首府延安的宣传力量，二是加强对各抗日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

1.《解放》周刊和《新中华报》的加强

《解放》周刊1937年4月24日创刊于延安，1941年8月31日停刊，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理论机关刊物；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由张闻天负责。该刊的宣传重点，一是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与路线。1937年7月23日出版的第12期发表了毛泽东的重要政论《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对指导抗战起了极大的作用。二是刊登文章，指导各解放区的建设工作和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

《红色中华》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身份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西安事变”后不久的1937年1月29日，该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由于条件的限制，仍为油印报，1937年9月才改为铅印报。193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将《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联合机关报，这就改变了当时延安没有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状况。毛泽东给《新中华报》题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次年2月10日，毛泽东又给《新中华报》写了一篇题为《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的文章，明确地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

2.《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杂志的创办

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后，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在延安先后创办了一批新的报刊，主要有以下几种。

《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1月15日创刊，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萧向荣担任主编。毛泽东为之写的发刊词指出，创办出版《八路军军政杂志》的意义是“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1942年3月停刊，共出版了39期。

《中国青年》：1939年4月16日创刊的半月刊，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主办，胡乔木主编。该刊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的继续。新《中国青年》创刊后的第2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文《五四运动》，第3期上又刊载了毛泽东的演讲稿《青年运动的方向》。1941年3月停刊，共出了3卷。

《共产党人》：1939年10月20日创刊，这是中共中央出版的以党的建设为中心内容的中央机关刊物，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指明了刊物的宗旨：“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在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来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1941年8月停刊，共出了19期。

《中国工人》：1940年2月7日创刊，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邓发主持。毛泽东为之写了发刊词，其中对群众办报问题作了论述：“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好。”在形式上，要“多载些生动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1941年3月停刊，共出了13期。

《中国文化》：1940年2月15日创刊，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机关刊物，由艾思奇主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这一论述后来成了指导革命斗争与办好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1941年8月停刊，共出了15期。

《边区群众报》：1940年3月25日创刊，陕甘宁边区党委机关报，谢觉哉任社长，胡绩伟任主编。该报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读者对象，其主要特点是通过通俗、多样性、活泼有趣的方式宣传党的重大政治任务。识字少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被称为“念着顺口，听着顺耳”的报纸。

上述报刊以及新华通讯社刊载新闻电讯稿的小报《今日新闻》、边区政府教育厅出版的推广拉丁化文字的小报《新文字报》等都在延安出版，延安逐渐成了抗战宣传的一个中心。

3.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办与改版

《解放日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于延安，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共产党在解放区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和我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革命报纸。该报对开4版，第一任社长博古，第一任总编辑杨松(次年11月陆定一继任)。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版2130期。

《解放日报》创刊之前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只是一张一周出版两次的4开4版的小型报，不能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因此倡议创办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中央还决定停办《解放》周刊、《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报刊。

《解放日报》的发刊词在谈到出版使命时说：“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解放日报》创刊不久，国际上爆发了苏德战争，报纸立即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围绕苏德战争的性质发表评论，对战局的发展作了观点明确、论述清晰的分析。

《解放日报》社长博古认为：《解放日报》应该有大报作风，不能像苏区打游击时办的小报那样只登载自己的党政军民活动，而应着眼世界，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4]简而言之，就是要“立足全党全国、放眼世界”。因此，新创办的《解放日报》呈现以下特点：在版面安排上，一版主要刊登国际新闻，二版是远东新闻，三版是国内新闻其中主要是国统区新闻，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新闻则集中放在第四版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是副刊。在社论问题上，博古和首任总编辑杨松都主张每天发一篇社论。在新闻的价值取向上，创刊后的《解放日报》更多地表现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痕迹；在发布国外和国民党中央社新闻时，一般不加以改写。这样的版面安排与办报思路，使得报纸在反映边区人民群众生活方面不仅稿量少，而且脱离群众实际生活；不仅没有承担起引导和教育群众的责任，而且还不时刊登一些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

博古的上述办报思路和《解放日报》的编排模式与毛泽东要求的“真正的党报”有着明显的差距。比如1942年春，为了彻底肃清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场深刻的整风运动，《解放日报》对此认识不够，因而反映迟缓、宣传不力。2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解放日报》对此只是在第三版右下方发了个三栏题的消息，作为一般新闻处理。几天后，中央宣传部召开整顿文风的会议，毛泽东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讲。《解放日报》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在第三版左下方发了个三栏题的消息。为此，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进行批评和指导。毛泽东说：“我们在中国办报，在根据地办报，应该以宣传我党的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根据地为主，这样才能区别于国民党的报纸。”^[5]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报纸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正是由于距离“名副其实的党报”的要求甚远，《解放日报》的改版势在必行。

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外国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只不过是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6]

《解放日报》改版从1942年3月开始到1944年2月结束，两年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2年3月至8月，改革的重点是革新版面。4月1日，《解放日报》正式宣布改版，报纸发表了由博古执笔的改版社论《致读者》。社论指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然后，社论对报纸创刊以来的工作做了检讨。检讨认为：“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该的责任。”为此，“我们认为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此后，《解放日报》的版面安排有了明显的改观。一版成为要闻版，取代了过去的国际新闻版面，二版是边区新闻和国内新闻版，三版是国际新闻版，四版是副刊；一天一篇社论的做法也被取消。在对敌斗争策略上，开始贯彻“以我为主”的宣传方针，有意识地增加了党的政策与人民群众生活的报道。

《解放日报》改版把新闻的关注点从国际转到国内特别是边区，更多地反映了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每日一篇社论的取消也意味着社论重要性的增加，社论写作权也因此向更高的政治核心层转移。《解放日报》版面的变化使报纸在联系实际、贴近群众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此外，改版使报纸的文风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具体表现是：充满生活气息的新内容、新题材不断地出现在报纸重要版面。

第二阶段：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重点是确立党性观念。尽管《解放日报》改版后面目焕然一新，但是其精神内核还是没能达到中央的要求，即党报在整风改革中“没有能成为这个巨大的工作的鼓手和先锋……党报本身还未能尽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余毒”。^[7]于是，毛泽东派陆定一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并且参加政治局会议。从8月中旬开始，陆定一就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改造《解放日报》。

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解放日报》问题作出了相关决议。9月5日，陆定一在编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报纸的具体批评指导意见。意见内容是：《解放日报》有很大进步，但是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的机关报。第一，日常政治必须报告中央。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社内部亦须如此。有些负面消息是不应该刊登的。第二，报纸不能有独立性。自由主义在报社是不能存在的。第三，起草《党报工作条例》和《报馆管理规则》，交中央讨论。第四，《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的机关报。西北局应积极参与管理党报。^[8]毛泽东的批评使大家意识到，党报的核心使命是党性原则。党报工作人员党性观念的缺乏，是《解放日报》没有能够成为一张真正党报的症结所在。

《解放日报》党性观念逐渐强化的具体表现就是编委会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如报纸检查条例；中央领导同志和报社负责同志看大样制度；对社论、专论、各版及头条新闻实行签字负责制；根据个人工作表现实施奖惩制；编委会成员联系党、政、军各领导机关的分工负责制等。这些制度成为以后中共新闻工作的核心原则。

第三阶段：1943年3月至1944年2月，重点是树立全党办报观念。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因创刊1000期而发表社论，对改版以来的工作进行系统回顾和全面总结，得出的重要结论是：“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而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毛泽东要求《解放日报》不仅成为全党的宣传者，而且要成为全党的组织者；而“全党办报”的实际内涵，就是各级党委都要关心报纸，不仅是领导报纸，还应亲自参与办报；把报纸工作列为党委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以便更直接地掌控报纸。至此，党报与党的工作系统完全融为一体了。

《解放日报》改版后，根据地的其他各报也先后行动起来。《新华日报》(华北版)、《抗战日报》，甚至新华社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也都以《解放日报》为榜样，进行整风和新闻改革，使得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经过整风改革，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事业加强了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中心工作的宣传，比较深入地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实际，加强了思想斗争，加强了对于敌对思想的批判，大大提高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组织性和战斗性。

(三)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报的整顿与发展

1939年以前，随着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出现了一个创办根据地小型报刊的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39年，仅华北、华中两个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创办了700余种小型报刊。这些以油印为主的小型报刊，在向敌后人民进行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教育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与爱护。但是由于大部分报刊基本上是同一时期创办的，相互之间又没有定位、读者对象、宣传重点等方面的合理安排，因此分工不明，力量分散；加之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些报刊的政治表现和宣传水平得不到保证。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中共中央于1939年5月17日发出了《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从中央局一直到省委、区党委，以至比较带有独立性的地委、中心县委止，均应出版地方报纸”，而且规定“党委与宣传部均应以编辑、出版、发行地方报纸为自己的中心任务”。根据这个指示，大约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各地停办了或合并了许多小型报刊，集中力量创办或加强了各级党委的机关报。

整顿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报刊主要有《新华日报》(华北版)、《晋察冀日报》等5家。

《新华日报》(华北版)：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1939年1月1日创刊于晋东南沁县，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铅印日报。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是何云，继任者为陈克寒。该报一部分编辑及印刷工人由武汉《新华日报》调来，因此这张报纸办得较好，发行量曾经达到5万份，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都有其读者。1943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撤销，成立中共中央太行分局，该报也于10月1日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成为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太行版一直出版到1949年8月20日，因撤销太行区建制而终刊。^[9]

《大众日报》：1939年1月1日创刊于沂水县王庄，初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委员会机关报，不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后改为分局机关报。该报在发刊词中强调要“为大众服务”，因此，这个报纸十分注意联系群众，建立强大的通讯员队伍，即使在战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报纸仍能按期出版，而且内容丰富多彩。首任社长为刘导生，第一任总编辑是匡亚明。以后，匡亚明、陈沂先后担任社长。1949年4月由农村迁入济南。1955年改为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出版至今，是中国共产党党报中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一家。

《抗战日报》：1940年9月18日创刊于山西兴县。创刊词提出该报的主要宣传任务是：“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建设晋西北。”第一任总编辑是赵石宾，继任者为郝德青、常芝青。1944年12月20日，毛泽东对《抗战日报》作了改进报道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10]1946年《抗战日报》改名《晋绥日报》。

《晋察冀日报》：初名《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创办，1940年11月7日改为本名，4开4版，一直坚持出版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总共出版2854期，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各根据地中创办时间最早和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邓拓任社长兼总编辑。该报从创办起就十分注意报纸的党性、群众性与地方性，在指导反“扫荡”的军事宣传方面以及根据地生产运动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1938年，《抗敌报》连续报道了“刘庆山事件”。刘庆山是当时灵寿县有名的抗日积极分子。他检举了区长粟怀王、助理员梁世昌的贪污恶行，但县长蓝天轻信区里提供的虚假报告，不调查研究、不向上级请示，随意将刘庆山枪杀，造成冤案。灵寿人民召开锄奸申冤大会，要求政府惩办贪污分子，撤换县长。《抗敌报》坚决站在群众一边，连续14天发表消息、通讯、来信、诗歌等谴责蓝天的不法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边区政府接受民意，最后将蓝天撤职，粟、梁贪污犯被依法查办。整个事件的报道轰动了边区，既显示出舆论的威力，又密切了党和人民的联系。

《江淮日报》：1940年12月2日创办于苏北盐城县，是苏北根据地的第一张日报。4开2版，1941年6月1日改版出对开4版。初创时为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次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成立华中局，成为华中局机关报。该报社长由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胡服)兼任，副社长兼总编为王阑西。胡服题写报头，陈毅撰写发刊词。陈毅在发刊词中说，《江淮日报》既是党报，又是华中人民的喉舌，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是建设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有力宣传工具。该报在刘少奇、陈毅的亲自领导下，在宣传抗战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党报的组织作用；特别是对“皖南事变”的详细报道，及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阴谋。该报最初发行4000份，后增至1.5万份；除华中根据地外，还秘密发行至日伪占领区。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办报条件十分困难，《江淮日报》最终于1941年7月22日停刊。

四、党的“第二方面军”：国共对决时期的党报工作

抗战甫胜利，内战又告急。在国共决战中，共产党的报刊与广播电台、通讯社一道，成为与国民党势力最后较量的“第二方面军”。

与军事上的较量进程相应，中国共产党报刊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为第一阶段。共产党一方面利用国共在形式上的合作，积极在收复区创办报刊，另一方面努力发展解放区的报刊。1946年6月至1947年7月为第二阶段。由于解放区面积的暂时缩小，共产党报刊有所减少，在最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于1947年3月27日和2月27日被迫停刊。1947年8月至1949年10月为第三阶段。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共产党主要机关报由农村进入城市，并迅速在全国建立起党报体系。

第一阶段：在与国民党抢夺“收复区”新闻阵地的过程中，共产党报刊获得了显著发展。

首先，利用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中共积极在国统区创办自己的报刊。1945年9月14日，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并转华中解放区负责人，提出尽快派人去上海等地办报的要求：“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迅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电报还指出：到上海等地去，“要多去，快去”。^[11]

根据电报精神，中共中央立即派人到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办报。《新华日报》也派人到上海、南京分别成立了筹备处，筹备出报事宜。在《新华日报》因国民党阻挠无法在上海等地出版的情况下，《群众》杂志1946年6月从重庆迁到上海，担负起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任务。

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创办了《文萃》周刊、《消息》半周刊等杂志。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文萃》只出了10期即被查封，编辑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三人后来还被捕并惨遭杀害。《消息》也只出了14期就被查封。在北平，中国共产党于1946年1月取得合法条件后，立即筹办报纸。2月22日，公开的机关报《解放》报创刊。《解放》报以“致力于和平民主建设”为宗旨，开辟了“群众呼声”、“读者通讯”、“问与答”等专栏，同国统区人民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发行量达5万份。5月29日，《解放》报被反动当局查封了。由于国民党的迫害，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勉强维持出版的公开报刊只有重庆《新华日报》和上海《群众》杂志，但它们也分别于1947年2月28日、3月2日被国民党查封。

其次，共产党报刊在解放区迅速发展。为了反对国民党篡夺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大举向沦陷区进军。到1945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已控制了热河、察哈尔两省的全部地区和河北、绥远、山西、豫北、淮北、淮南、苏北、苏中等大部分地区以及东北部分地区，原来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解放区迅速扩大而连成一片，形成了几个大的战略区。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党的报刊也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各大战略区都创办或改出了大型报纸。1945年8月15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由两日刊改为日刊。是年冬，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大众日报》又改为华东局机关报(1949年3月，该报又成为山东分局机关报)；1945年9月，《晋察冀日报》迁到新解放的城市张家口出版，并扩版为对开大报；1945年11月1日在新建的东北解放区，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在沈阳创刊；1946年5月16日，随着晋冀鲁豫解放区扩大并连成一片，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分局在邯郸市创办了全区性的机关报《人民日报》。

第二阶段：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共产党报刊作暂时收缩与艰苦斗争。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战争的开始阶段，处于优势地位的国民党军队暂时攻占了一部分解放区，从而使这些地区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报刊事业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为了准备突围，中原解放区的《七七日报》于国民党进攻前夕的6月24日停刊。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苏皖的全线进攻，皖中的《大江报》、淮南的《淮南日报》也停刊了，《苏中报》、《江海报》等报刊或随军撤退，或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出版； 9月，华中版《新华日报》随军撤离淮阴，12月26日被迫停刊；10月11日张家口被占领，《晋察冀日报》退至山区出版，由对开改出半张。1947年初，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陕北、山东两大战场的重点进攻，使解放区的新闻事业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在山东，由于解放区一再缩小，《大众日报》进入山区坚持出版，其他地区性报纸几乎全部停刊；在陕北，大多数报纸也停刊了。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延安，《解放日报》也跟随撤离，坚持到3月27日出版第2130号之后停刊。

总之，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解放区随之缩小，一批在城市出版的报纸大都撤回农村或停止出版了。也就是说，1947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主体依然在农村。尽管如此，为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共产党对新闻媒体尤其是党报的改革与发展依然抓得很紧，解放区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就是例证。

所谓反“客里空”运动，是1947年4月到9月解放区新闻界开展的一场以反对不真实新闻报道和报道中弄虚作假现象的新闻改革运动。“客里空”是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品质恶劣、捏造新闻的新闻记者。

1947年4月，中共中央新组成的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到达晋绥解放区，深入了解土地改革进行的情况及其出现的问题。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土地改革过程中有明显的“右”的倾向，同时也发现了新闻宣传中的缺点——主要是包括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晋绥日报》在内的一些报刊在宣传土改工作时，有些新闻严重不真实，因而造成了农民对党报的不信任。6月，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领导下，《晋绥日报》着手解决新闻报道不真实的问题。25日和26日，《晋绥日报》用整版篇幅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公开揭露了该报的缺点，指出：有些人在实际新闻工作中，凭空制造“英雄模范”，采访时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编辑随意删改，校对马马虎虎；有人甚至站在地主的立场上反对农民。文章要求人民群众对报纸提出批评、进行检举，反“客里空”运动由此开始。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社论首先肯定了“《晋绥日报》的这一倡导是非常有意义的”，接着又分析了不真实新闻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和立场有了毛病；最后，号召全国报刊“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的做法。

随后，反“客里空”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全国各解放区的新闻战线都开展了反“客里空”运动。《东北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新闻的自我批评精神》的社论，强调好新闻必须是真实而又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的新闻。山东《大众日报》在反“客里空”运动中，检查了该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发表社论指出：“我们编辑同志在处理稿件时，还缺乏反复思考、分析的慎重、严肃、科学的态度，也就是缺乏对党对人民真正负责的态度”，“我们记者和特约通讯员，大都是采访会议、采访干部，大都是在干部会议、会议干部中打圈子，很少直接采访群众”。

解放区新闻战线上的反“客里空”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是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宣传，推动了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二是促成了解放区新闻界的自我教育，从思想上组织上纯洁了党的新闻工作队伍，大大地增强战斗力；三是维护了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既挽救了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又丰富了党的新闻理论。

第三阶段：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和交通枢纽被相继解放，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的发展也开始了它的新的历程，即由农村进入城市。

1947年11月12日，在刚刚解放的华北重镇石家庄创办了《新石门日报》(后改名《石家庄日报》)，这是共产党在大城市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之后，共产党在大城市相继创办了一批报纸，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办。该报由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和原晋冀鲁豫分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合并而成，沿用《人民日报》报名，1948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创刊出版。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地方党报的建设步伐，各中央局和省级党委机关报因此纷纷创刊。1948年4月30日，中共南京市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创刊；5月27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在武汉创刊； 5月28日即上海全市解放的当天，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联合机关报上海《解放日报》创刊；6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群众日报》由延安迁西安出版。另外，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于12月12日由哈尔滨迁至沈阳出版。

为了保证党报工作在进入大城市后能沿着正确的道路顺利、健康发展，中共中央除了作出必要的指示外，还采取了一些特别的举措。比如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就在这段时间先后面对面地直接对新闻工作者做了明确的指示。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接见了《晋绥日报》工作人员，并发表了重要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总结了土地改革中报刊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晋绥日报》反“客里空”运动后的进步。在谈话中，毛泽东还着重阐述党报的作用、任务、办报的路线、办报方针和党报的风格等一系列问题。

在谈到党报的作用、任务时，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因此，“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12]

在谈到报纸的风格时，毛泽东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13]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强调了新闻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工作才能够做好”，“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14]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党的办报路线：“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即全民办报、全党办报，“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5]进一步丰富了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

1948年九十月间，党中央在西柏坡专门召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进行学习，10月2日，刘少奇在学习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次讲活通常称为《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讲话中，首先阐明了新闻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新闻工作是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个重要桥梁，党依靠它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又依靠它把人民的一切活动、情绪反映上来，帮助党了解情况。刘少奇还指出，新闻工作者不仅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以及马列主义观点，而且有权利考察党的政策对不对。刘少奇在谈话中，着重详细地阐述了人民的新闻工作者要做好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四个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他说：“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他强调：“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他指出：“要做马克思主义记者，却不大懂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就在这里。你们不提高理论修养，工作是做不好的。”“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他指出：“为了及时地正确地宣传党的路线和政策，就要经常学习、研究，时刻注意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

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为共产党党报进城发展从理论上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