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时期的共产党党报

第二节　执政时期的共产党党报

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在即将建立的国家内，要建立起“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

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一如既往地重视政治思想工作，重视党报宣传工作，重视发展党报事业，强调党领导一切，尤其是对新闻事业的绝对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随即对在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党报党刊进行调整、充实。经过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很快就在全国形成了以《人民日报》为首、以中国共产党党委机关报为核心的公营报刊体系。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党报——党报体系的建立及党报改革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报体系的建立及党报宣传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新解放城市旧有新闻事业的清理整顿。在没收、接管原有国民党报刊的基础上，人民报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党报迅速发展起来，并很快组建了以共产党党报为核心的报业体系。这个体系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即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1949年2月2日，作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增发“北平版”，作为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3月15日，人民日报社迁北平。8月，《人民日报》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人民日报》随即成为全国最大的报纸，并向国外发行。在这一过程中，该报经历了由地方性报纸向全国性报纸的发展。开始时日出对开6版，有时出8版；1951年起改出对开4版。1949年底时，发行量为9万份；1950年为19万份，1955年为71万份，1956年更是增加到近90万份。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主要内容是：报道和评论国内外重要时事和重要方针、政策问题；介绍全国各地及首都的情况与中心工作；交流经验，开展各种思想与工作问题的讨论；刊登文艺作品和介绍文艺工作经验；发表读者来信等。首任社长和总编辑分别是胡乔木和邓拓。

第二个层次是大行政区的机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共设有六大行政区。除华北区的《人民日报》外，其余均创办有自己的党委机关报，即东北局的《东北日报》(沈阳)、西北局的《群众日报》(西安)、华中局的《长江日报》(武汉)、华东局的《解放日报》(上海)和西南局的《新华日报》(重庆)。1954年，各大行政区建制被撤销，所属的机关报即或停或转。

第三个层次是省级党委的机关报，包括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党委机关报。新中国成立后，每一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很快创办了一份机关报，到1952年已有将近30家，主要有：《大众日报》、《吉林日报》、《内蒙古日报》、《天津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浙江日报》、《河南日报》、《黑龙江日报》、《江西日报》、《湖北日报》、《新湖南报》、《福建日报》、《甘肃日报》、《青海日报》、《南方日报》、《宁夏日报》、《新黔日报》、《广西日报》、《新疆日报》、《云南日报》、《安徽日报》、《四川日报》和《北京日报》；从1953年到1956年，又创办了《辽宁日报》、《陕西日报》(由《群众日报》改组而来)、《西藏日报》等。上述党报，有的是在原有机关报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更多的是新创刊的。各大行政区撤销后，所属机关报如《解放日报》、《长江日报》也改组成了省级党报。这些报纸多是对开4版，综合编排；在内容上，兼顾城乡读者。

第四个层次是地(市)级党委机关和县党委机关创办的机关报。由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报组成的党报系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公营报刊体系的主体。据1950年春的新闻工作会议调查统计，当时各级党委共有机关报151家，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59％，居各类报纸首位。党报系统的建立，可以迅速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有利于各项工作的展开。

在数量增加和在新闻战线地位上升的同时，党报也日益完善了自身的体制建设。1950年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报纸工作的三个主要方面，这就为改进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尤其是党报指明了方向。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说，这三条应该是人民报纸的方针，对于党报来说，更是唯一的方针。^[17]

党报的各种体制和机制也逐渐形成。在党报体制方面，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党委机关报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党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编辑委员由同级党委任命并经上一级党委批准(中央一级由中央直接任命，党报总编辑一般由同级党委委员兼任)；编辑组长和记者由同级党委任命并报告上级党委备案。报社实行总编辑责任制，设立编辑委员会，总编辑对党委负责。党委定期讨论报纸工作，并指定一位党委书记负责直接领导，在重要问题上及时给予指示。党委指导报纸工作常用的一种方式是发表报纸述评，如《人民日报》受中共中央之命经常发表报纸述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机关报也经常发表对下级报纸工作的述评。在编辑部建设方面，解放初期，一般报纸的编辑部通常设有编辑、采访、通讯联络三大平行的机构。1950年新闻总署发出《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要求改变编辑、采访、通讯联络工作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编辑部门统一集中领导、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实行适当分组的管理体制。遵照这一要求，各级党报的编辑部普遍下设了国内政治、工商(或财经、工业)、农村、文教、文艺、国际新闻、理论、群众工作等部(或组)。^[18]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党报与党政实际工作、社会生活的联系。

1956年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在实际宣传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经济宣传报道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紧密配合恢复国民经济这一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重点宣传报道统一全国财政工作、调整工商业、精简节约等方面的情况。为加强针对性和权威性，《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批切合实际、解决重大问题的评论和新闻，其中有的是邀请中央主持财经工作的领导同志和专家撰写的。

二是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的成就，展示经济建设的新变化。在苏联的帮助下，自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经济建设的“一五”计划。党报担负起动员组织人民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尤其是参加支援重点建设的重大任务。《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机构通过新闻、评论、通讯、报告，真实地展示了一幅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壮丽景象，充分地反映了重工业和交通、水利建设的空前规模和声势，生动地阐明了重点建设工程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突出地展现了现代化工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科学性，显示了新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在具体表现手法上，相关报道克服了业务技术性强、报道面狭窄等缺点，力求报道内容生动有趣、报道形式丰富多样、报道角度新颖多重，从而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经济建设的变化。

三是人民群众尤其是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成了宣传报道的主角。《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把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看做经济宣传密切联系实际和群众的一个重要报道方针。大批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光辉的形象，成为推动生产建设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各种新闻工具大力报道组织工业、农业战线开展劳动竞赛的热潮，注意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李顺达互助组’发起的农业战线爱国增产竞赛，‘马恒昌小组’提高工业产品质量的经验，曲耀离的棉花丰产经验，郝建秀的细纱操作法，等等，在全国范围广泛传播推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19]

《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在政治宣传报道方面取得的成绩主要是成功地报道了开国大典、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重大政治、外交活动，为塑造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新中国的光辉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党报还强化了政治理论的宣传。一方面，注重运用各种灵活有效的方式来普及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对社会各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行动进行了广泛的报道。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将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作为自己的重要宣传任务。《人民日报》用大量篇幅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发表单篇原著，刊登学习和介绍原著的文章，特别是突出宣传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至第3卷的出版发行和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与此同时，报刊还普遍开展了各种思想讨论。1950年春夏之交，《人民日报》在“党的生活”栏目里开展了《赵桂兰应不应该扔雷汞》的讨论，部队、机关、工厂、学校、街道100多位读者来信来稿参加了这场讨论。赵桂兰是大连化工厂青年女工、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工厂机器财产，她在工作中晕倒在地时，仍不肯扔出手中的雷汞，宁肯自己被炸伤致残。经过讨论，许多读者得到了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教育。1958年5月至7月，《北京日报》在其《共产党员》专刊上，开展了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意愿的讨论。此外，《人民日报》、上海《解放日报》分别组织的《没有周密的勘察和调查就不能设计和施工》、《为什么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讨论，也对读者进行唯物主义思想教育、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方面的教育。这些讨论，活跃了思想，加强了报刊的思想性，也进一步密切了报刊与群众、实际的联系。

但是，由于党报等媒体在总体上对成为执政党后的定位、功能和使命认识不足，在经济、政治宣传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问题的集中表现是“片面强调报道的指导性与思想性，大多从领导角度看问题；指示、教训的口吻多，而从群众的角度提问题、满足群众需要和兴趣的报道少；介绍生产过程多，反映职工生活少”。这些弱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党报宣传力量的发挥。特别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建国初期在党报上进行的3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文化讨论就出现了上纲上线的错误做法，产生了很坏的后果。这3次文化讨论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关于《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批判。本质上，这些问题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问题，对他们的讨论应该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但是，由于采用了领导政治斗争的方式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失误。下面仅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为例说明之。

电影《武训传》上映后的几个月内，各地报刊发表的表扬性文章多达一二百篇。后来，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于1951年5月20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同日还发表专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随后，《人民日报》一连7天在显著位置报道上海等地文化界开展批判活动的动态新闻。6月，《人民日报》报道了教育部指示全国教育机关讨论《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消息，并在报上发表两篇专论，号召全国省级报纸、出版工作者展开《武训传》的讨论。在此期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批基本上是赞成批判的“读者来信”。7月下旬，《人民日报》在第三版连续6天刊载了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的长达4.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以“盖棺定论”。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实为政治批判，其错误在于它是依据中央个别领导人意见自上而下发动并辅以指令性的行政手段、以新闻工具为主要阵地、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20]从而给思想战线的“斗争”，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二)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报纸的功能和读者对象都发生很大变化，但报社没有及时地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和开展相应的改革，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束手无策，甚至出现严重失误。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照搬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产生了报纸单一化、可读性减弱等负面效果，社会各界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声因此越来越大。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新闻界开始了“内省式”的改革。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走在了新闻改革的前列。

早在1956年初，《人民日报》就开始酝酿改革事宜。4月2日，改革正式展开。先是人民日报社编委会讨论通过《关于讨论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计划》，对改革的内容、时间、步骤作出具体详细规定。4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代表中央到报社宣布《人民日报》进行改版。此后，改版工作全面展开。具体工作包括：向各方面读者——其中既有机关党政领导，也有普通读者——广泛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方法包括个别访问、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写信和发公开信等方式；撰写《解放前报纸的特点》报告，供改版参考；举办国内外报纸展览，并整理国外报纸简介，以资借鉴。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人民日报》编委会在5月中旬向中央提交了改版报告。报告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人民日报》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及时地深入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对于广大人民迫切关心的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展开讨论，使《人民日报》成为受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报告还提出了扩版、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满足读者需要等具体意见。

1956年7月1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人民日报》正式宣布改版。其改版社论《致读者》首先总结了该报创刊八年来的成绩，同时也公开承认报社工作“仍然有很多缺点”，存在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等严重缺点，缺乏生动活泼的作风，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而必须进行一场深入的改革。社论还着重阐述了改版的目的、意见与重点，强调“《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是它的主人”，“期望全国广大的读者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批评和指示”。社论还把改版的重点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的篇幅由过去对开4版改为对开8版，版面安排也相应做了调整，第1版仍为要闻版，第2、3版为国内经济版，第4版为国内政治版，第5、6版为国际版，第7版是学术文化版，第8版上、下半部分分别为副刊和广告版。

《人民日报》改版后，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首先，反映在新闻报道上，新闻数量大大增加。改版前，报纸新闻数量少，内容又多半是外交、会议、公告等硬新闻。改版后，新闻数量明显增多。改版后的第一个月，《人民日报》平均每天登出新闻74条，共4万字，占全部版面的40％。新闻报道的题材变得广泛，开始提倡报道社会生活中的新闻，探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更加关心和贴近读者的生活。

其次，报纸言论、副刊和通联工作有了明显改进。与以往相比，《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其他评论文章，题材广泛，且大多短小生动，出现了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好文章。特别是关于“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不拘一格，文风多样，一扫教条主义的文风，表现了独立思考、发表意见的自由，引起了知识界极大兴趣。副刊与通联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人民日报》创办了文学性副刊，刊登活泼、明快、尖锐的短文和文艺作品；同时，还认真编发群众来信，按照其内容性质分别刊登在有关各版上，改变了过去设立读者来信专版、专页集中刊登读者来信来访的做法。改版后第一个月里，《人民日报》平均每天发表读者来信近10篇。

最后，版式活泼了。版式是报纸特有的语言，文章、照片在版面上的排列组合往往能反映报纸的风格。严谨、端庄、朴素是我国报纸版式特有的传统。在版面处理上，《人民日报》一改往日单调的做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新闻、言论、图片有机组合，尤其是在照片的使用上，或在报眼位置刊登图片新闻，或将大幅照片改为两幅小照片，或是图片在文章中灵活穿插，显得生动活泼，赏心悦目。

《人民日报》改版后，赢得了全国各阶层读者的欢迎。为了推广《人民日报》改革的措施与经验，促进新闻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共中央于1956年8月1日向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呈送的关于《人民日报》改版的报告，各省级党报随之开始改革。中央和地方党报一起努力，积极探索办报新思路，充实内容、做活版面，开展百家争鸣，努力满足读者需求，一些党外报纸和其他公营报纸受此影响，也在调整办报思路，以期适应读者的口味。

由《人民日报》带头进行的党报改革，在新闻实践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成果也非常显著。具体表现在：新闻报道的“量”有了明显增加，“质”有了显著提高，时效性有了增强，新闻对社会现实干预的程度明显加深，这些做法都是符合新闻规律的表现；改革也受到了广大读者和群众的欢迎和支持，表现之一就是报纸发行量特别是自费订阅数量明显增加。

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党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一)鼓动“鸣放”、指导“反右”

苏共“二十大”后，国际，主要是东欧局势动荡。在苏共批判斯大林浪潮的冲击下，1956年下半年发生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史称“波匈事件”)。为避免波兹南、匈牙利之类的事件在中国发生，毛泽东提出了用“无产阶级大民主”帮助党“整风”的办法。

195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8—10日，毛泽东分别邀请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座谈；12日，又在大会上讲话，鼓励大家“鸣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于3月16日出京，17日在天津、18日在济南、19日在上海，继续动员“放”和“鸣”。此时，报纸上开始了对“双百”方针大张旗鼓的宣传。

《人民日报》在4月10日也加紧跟进，发表了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题的社论，首次在报纸上正面阐述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此后几天，又连续发表了4篇社论，宣传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精神。这4篇社论是：《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4月13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4月17日)、《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4月22日)、《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4月26日)。

在紧锣密鼓地宣传“双百”方针的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毛泽东约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城楼上谈话，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5月1日《人民日报》和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要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这次整风运动的主题，要求检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执行情况；宣布实行“开门整风”，即欢迎党外人士自愿参加，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

整风运动开始后，全国各大报纸都围绕它进行报道。当时把提出批评和意见称为“鸣放”。从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征求对党的工作与整风的意见。先后开会13次，发言的党外人士达70多人。13次座谈会分为两个阶段，5月8日至16日为第一阶段，5月21日至6月3日为第二阶段。《人民日报》对这些发言做了全面详尽的报道。

就在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畅所欲言，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的时候，毛泽东于5月15日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毛泽东在文章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还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这叫做“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就表明座谈会后一阶段的任务就是让“右派”“任意鸣放”，“愈嚣张愈好”。此时的《人民日报》实际上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向全党发出了反击“右派”的动员令，而且对整个斗争做了周密的部署。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道理吗？”《这是为什么？》的发表，标志着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

为了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在6月8日以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6月9日，发表《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进一步阐明了对右派分子“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的必要性。6月10日，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支持工人反驳“右派分子”的言论，号召觉悟的工人群众“起而应战”。6月11日发表《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说：“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们在这种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这实际上是公布了划“右派分子”六条标准的最重要的三条。

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由毛泽东撰写、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公开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认为：“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文章指出：“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混淆资本主义国家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

当日，《文汇报》在转载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的同时，发表了题为《明确方向继续前进》的社论，作了自我批评，并承认“在整风运动期间所犯的资产阶级方向错误”。16日又发表社论，表示“欢迎督促和帮助”。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第二篇批判《文汇报》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由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说：“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社论断定，《文汇报》有“一个民盟右派系统”，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

可见，在“反右派”斗争中，《人民日报》实际上扮演了指挥棒的角色。

(二)发动“大跃进”，鼓动“浮夸风”

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全国党报高度地一元化和高度地政治化。报纸基本上丧失了新闻专业精神，新闻人也基本上丧失了新闻职业操守。具体表现在：违反新闻工作的“真实性”原则，不顾事实说大话、不讲科学说胡话。新闻报道不核对事实，不思考问题。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这篇社论是为宣传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四十条》)而写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21]当然也就是在报纸上正式宣传“大跃进”的开始。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再次提出要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社论要求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2月12日，《人民日报》为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而发的社论，题目就是《一次争取大跃进的大会》。社论提出：“我们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三年内使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各条战线“大跃进”形势迅猛发展，新闻界对“大跃进”的宣传也是高潮迭起，违反科学的新闻报道和社论俯拾即是。

“大跃进”中，新闻宣传报道反科学的主要表现是任意编造数字，浮夸成风。肆意宣传农业高产“放卫星”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于是人们就将造假的所谓高产典型也叫“放卫星”，以期和人造地球卫星一样震动全世界。经过新闻媒体的宣传，“放卫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全国最流行的时髦语言，也成了新闻报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放的。嵖岈山公社负责人把20亩试验田里已经成熟的小麦移植到2.9亩地里，从而“亩产”3521斤。6月18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均在头版头条发布了这条高产新闻。《人民日报》还专门套红发了号外。随后，“卫星”越放越大：河南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试验小麦“亩产”7320斤、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小麦8585斤、湖北麻城县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稻谷3695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中稻平均“亩产”130434斤10两4钱！此外，《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谷子、番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卫星”；为了更有说服力，有的新闻报道还配发4个儿童端坐在稻穗上和“科学家正在丰产田里考察”等图片。

对工业的报道也是如此。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十五年后，我们可能(在钢铁生产指标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22]为了实现“雄心壮志”，全党全民大办钢铁。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论证了赶超英国的可行性。文章对比了中英两国的钢、生铁、煤、电力、水泥、硫酸、氮肥等重工业原材料的产量情况，结论是：解放后我们的增长速度快，因此“超英赶美”是可以做到的。于是，钢铁生产指标方面的赶超英国就发展成为各行各业全方位的赶超。6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23]于是，赶超的时间大大缩短。195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闻单位开始大规模地宣传。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土洋并举”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号召全党全民办小型钢铁工业。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5日，又发表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要求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经过《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地宣传，全党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全面铺开。8月以前，全国已建起一批10万吨以下的土高炉、小高炉；9月后，又新建了几十万座。从中小学生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积极投身其中。各类报纸和各地电台，也继续为之大造声势。195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居然以套红通栏大标题刊登了《一○七○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的报道。报道说：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还多。但实际上，这样生产出来的“钢铁”根本就是废钢废铁。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新闻媒体不讲科学研究、不顾客观事实的“发热”，完全违反了新闻工作根本原则，一味无限制地夸大人的主观意志作用，既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又极大地破坏了环境、浪费了资源。

面对各行各业“大跃进”的形势，新闻界也提出了自身的“大跃进”规划。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编委会制定了《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提出了该报气魄宏大的二十三条发展纲要。《人民日报》的跃进口号是：苦战三月，使报纸面貌焕然一新；苦战三年，使报社面目大改观。纲要要求《人民日报》对中央路线、方针和重大决策的宣传做到及时、准确、系统，真正成为党中央机关报。

该纲要对新闻评论、新闻报道、版面和标题、干部队伍、群众工作、写作文风以及同各地省市委的关系等都提出了很高的标准和很严的要求，要求各部门和每个人都制定“跃进规划”，并开展挑战、应战、竞赛、评比活动。报社成立报纸研究组，天天评报插红旗，评好新闻、好标题、好版面、好评论。^[24]这一纲要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25]除此之外，《人民日报》还把版面下放，让各省分别自编一些版面，同时在新闻写作上搞群众运动，写一篇稿子有时要发动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来集体“讨论”。

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其他报纸也纷纷行动，加入到“大跃进”的行列。《中国青年报》提出的战斗口号是：苦战两月，提高质量刷新版面；苦战三年，报纸工作全面“大跃进”。总编室、采访部、夜班编辑部均提出了各自的跃进计划。《解放日报》为了搞“大跃进”，由原来的4个版增加到6个版，他们的战斗口号是：为办好一张具有鲜明党性的生动活泼的名副其实的党报而奋斗。许多省、市报纸也不甘落后，制定计划，以期实现“飞跃”。

党报“大跃进”报道中的种种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开始有所觉察。11月底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记者说：“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他还特别叮嘱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不能道听途说，要有独立判断能力，要防止弄虚作假，力戒虚夸。^[26]195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指出：对“大跃进”成就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宣传，要注意科学分析，力戒浮夸。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总结1958年报道经验时，对这一问题亦有所认识。

但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此后全国性的反“右倾”斗争改变了一切。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庐山召开。会议本来是为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而召开的。但是，彭德怀对“大跃进”提的意见触怒了毛泽东，会议立即转向，即由反“左”转为反“右”，并由此在全党和全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批判彭德怀和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新闻界的新闻报道和言论高度地“一边倒”：批驳“右倾”观点，宣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优越性，鼓吹“继续跃进”。

1959年8月以后，新闻界内部也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一些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的新闻工作者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大帽子，或被撤销职务，或被下放劳动。他们的精神遭到打击，心灵饱受伤害，工作受到影响，多数同志直到1962年方得以平反。

总体上看，在整个“大跃进”年代，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所扮演的角色不是很光彩。不讲科学，不顾及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丧失了新闻媒介的责任感，一味地跟风，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1959年6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宣传工作时，刘少奇指出：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应当认真总结去年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也承认，报纸上“去年吹得太凶、太多、太大。现在的问题是改正错误”。^[27]1961年5月，刘少奇在同《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更是严厉地指出了《人民日报》的错误：“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哪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哪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三年来，《人民日报》“在宣传生产建设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大跃进”中的错误，“中央负一半的责任，《人民日报》也要负一半的责任”。^[28]

(三)“兴无灭资”和“反修防修”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抓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作为党的喉舌，各级党报便成了“兴无灭资”和“反修防修”的阵地，具体做法是从正面报道各种典型，从反面批判修正主义。

1.关于典型报道

在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196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题发表社论，阐释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目的和意义。5月1日刘少奇对《人民日报》工作发表谈话时也强调：报纸工作人员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纸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29]新闻界在积极宣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同时，自身也开展了调查研究。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深入采访，采写了一批内容翔实、实事求是的新闻通讯和典型报道。

1963年起关于先进人物典型雷锋的宣传报道，是这个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有关先进人物典型的报道。雷锋是一名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1962年8月因公殉职。他不同于战争年代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壮烈牺牲的英雄人物，而是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和情操。他生前，《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就对他进行过一些报道。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辽宁日报》立即开始连续的、突出的宣传雷锋。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以及《雷锋日记摘抄》和反映雷锋生活的一组图片，并配发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2月8日，《解放军报》又发表由特约记者采写的通讯《伟大的战士》。其中，《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最为集中：5月4日，《中国青年报》用一、二版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长篇社论《论雷锋——“五·四”中国青年节献辞》；1963年3月至10月7个月间，关于雷锋的宣传达50多万字，占这个时期整个报纸版面的十分之一。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的题词极有力地推动了学习雷锋活动的开展。党报在宣传雷锋先进事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学习雷锋宣传的力度。宣传重点主要集中在：号召人们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学习雷锋乐于做平凡工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学习雷锋勤学苦练，又红又专，做什么就专什么、爱什么的精神；学习雷锋艰苦朴素、永不忘本的精神。各地、各行各业学习雷锋的好人好事，也成了各报竞相报道的重点。一些报纸根据自己的情况，有特点、有重点地进行了某方面的宣传。如《光明日报》反映了大中学校学生学习雷锋后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分配的事迹；《山西日报》报道了全省民兵学习雷锋后提高了阶级觉悟；《大众日报》、《新华日报》报道了农村青年学习雷锋后更加热爱集体；《解放军报》则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征文的活动，集中发表了来自全国各地部队、不同岗位不同职务人员的来稿来信1.5万多件……通过媒体的宣传，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精神深入人心，全国掀起了一个“向雷锋学习”的高潮，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

1964年，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后，全国新闻单位进一步对其进行了大力宣传，工业战线的大庆油田和农业战线的大寨大队因此成了这一时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两个先进集体典型。《人民日报》记者袁木、范荣康采写的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是其中的代表作。该通讯宣传了大庆人从油田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在实际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宣传了大庆油田一批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先进人物为祖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宣传了大庆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以及讲求科学、一丝不苟的求实精神和忘我劳动的无私奉献精神。大庆和王进喜因此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成了自力更生、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典型。大寨的宣传则塑造了一个用革命精神战天斗地、同穷山恶水进行百折不挠斗争，自力更生艰苦建设美好家园的典型。大寨是山西昔阳大寨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自然条件非常艰苦。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人克服险恶的自然条件发展生产的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报道使“战天斗地、百折不挠、艰苦创业、奋发图强”的大寨精神在神州大地颂扬，“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兴起。

1966年关于焦裕禄的报道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焦裕禄，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1964年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焦裕禄是这一时期新闻报道中另一个影响很大的先进人物典型。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并配发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社论指出：“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对于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同志和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是一个巨大的启发”，“焦裕禄同志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典范”。通过媒体宣传，一个不怕苦、不怕死、不图名、不图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的干部形象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真挚感人，使焦裕禄的事迹打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心。

此外，还有发奋图强建设新农村的邢燕子、舍身救火英雄向秀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士王杰，以及拒腐蚀、永不沾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创造并推广棉花芽苗移栽法的吴吉昌……都是新闻媒体宣传的先进典型。这一时期不断涌现的先进人物，成了时代的显著标志；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新闻报道，既宣传了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又传播了先进思想、好经验，有些后来还被收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关于批判苏联修正主义

在当时的话语中，苏联是修正主义的代表，简称“苏修”。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过去“亲密无间”的中苏两党突然翻脸相向。1963年7月14日，中苏两党代表在莫斯科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一份长达数万字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在这封公开信里，苏共中央首次系统地、详尽地叙述了两党的分歧和争论，并公开点名指责中共领导的“特殊路线”。公开信列举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热核战争、和平共处、反对个人迷信和批判斯大林、世界革命、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问题，阐述了苏共中央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并尖锐地抨击了中共中央的立场。随后，苏联的全国性报刊又发表了几百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使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化。7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配发了“编者按”。“编者按”指出：“这封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它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这封信采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绝对不能允许的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明确表示“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苏共”，两党之间的论战由此达到顶峰。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九评”认为：苏联资本主义已经复辟，中国应该和苏联以及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划清界限；苏联已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虽然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大气磅礴，极具煽动力。但是，那毕竟是特殊时代、特殊背景下的产物。1980年4月2日，《人民日报》就发表文章反省到：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里，“修正主义的起因和性质已被错误地阐述”，“甚至错误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提出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是修正主义”。

3.“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宣传和批判文化领域的“封资修”

1962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党的基本路线”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30]实际上是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宣传策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新闻宣传中的“左”倾错误重新抬头且有所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开展了许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火的批判。主要有：

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作家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李建彤于1962年春写出第5稿，并印成样书广泛征求意见。小说受到了好评，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甚至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2卷；《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但同年9月，康生诬指《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毛泽东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31]于是，小说受到批判，有关人员被立案审查。而且此事株连甚广，酿成了波及万人的大冤案。《工人日报》的党组织多次检讨仍不能过关，有关编辑受到审查，不仅要检查思想，而且还要从组织上彻底追究。这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倾错误又泛滥起来了。

对昆曲《李慧娘》的批判。1961年，北京上演了孟超改编的昆曲《李慧娘》，讲的是南宋奸臣贾似道害死美女李慧娘，李化为厉鬼报仇的故事。长安剧院舞台“女鬼”亮相，受到了一些认同。但此时正逢毛泽东讲“不怕鬼”的问题，他把“鬼”比作“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号召全党“与鬼斗”，并责成社科院文学所编纂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发行海内外。当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廖沫沙以“繁星”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有鬼无害论》，意在说明古今文学作品中，好的鬼故事很多，演一演也没有害处。1963年5月，《文汇报》发表江青组织的长篇文章《“有鬼无害”论》，开始在全国批判“鬼戏”，公开批判了昆曲《李慧娘》和廖沫沙的评论文章。这些批判乱扣帽子，无限上纲，诬指孟超、廖沫沙是借厉鬼“向共产党复仇”。批判文章不仅使剧作者、导演、演员和一些剧评家遭受迫害，而且大规模地波及了影视戏剧界。

对多部电影的批判。1964年，《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多部影片。《北国江南》本是一部“描写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改造自然，变塞外为江南的赞歌式的电影”，塑造了一批并无惊天动地业绩但忠厚朴实的共产党员形象。但批判者认定影片“在怎样正确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怎样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形象，怎样正确对待中间人物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根本性的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早春二月》是根据“左联”作家柔石1929年创作的中篇小说《二月》改编而成的，但影片被批评为“散布阶级调和思想，在精神上毒化人民，腐蚀人民”，电影主人公被认定为逃避阶级斗争。1964年8月14日，中宣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说，《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传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北国江南》、《早春二月》遭到批判后，《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等许多电影被拉入这场批判运动之中。

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从1964年夏季开始，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批判还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医疗卫生等各个学术领域。首当其冲的是哲学方面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在经济学方面批判了孙冶方有关重视价值规律、重视利润和扩大企业权限等经济思想，在历史学方面批判了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和“清官”问题等史学理论……当时，对这些学术观点不是根据“百家争鸣”的精神开展讨论，而是根据政治需要任意提高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上来进行批判。如《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就给杨献珍扣上“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内部的代理人”等大帽子，结果杨献珍被错误地打成“反党分子”，其他被批判的同志也大多遭到了类似的打击。连续不断的“批判”，使学术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贬值。

4.点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关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对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是“文革”前夕意识形态领域声势最大、影响最坏的批评，后来更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次批判中，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和北京的《解放军报》发挥了特殊作用。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6月，吴晗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为《人民日报》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下半年，北京京剧团的著名演员马连良央请吴晗为他们写一出关于海瑞的戏。1961年1月，《北京文学》发表了吴晗写的剧本《海瑞罢官》，反响很好。同年初，根据吴晗剧本《海瑞罢官》排练的京剧正式演出。1962年7月，江青看过之后认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一株借古喻今的“大毒草”，要批判；1964年，康生也诬指《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年，在北京组织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无果后的江青跑到上海，找到了张春桥、姚文元合谋，由姚文元执笔起草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写作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不久，姚文元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1月10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把明朝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与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牵强附会在一起，从而在政治的高度上认定《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等北京的主要报刊在十多天后的11月29日才转载这篇文章，而且转载时都加了编者按语。《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欢迎文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读者踊跃参加《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辩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我们也要采取说理的方针，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编者按”是根据彭真的意见写的，并由周恩来修改和审定的。《人民日报》转载时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发表，显然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处理的。^[32]《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但“要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解放军报》则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此后几天，北京的报纸也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但基本上是控制在学术讨论的框架内。但也正是这种方式，引发了毛泽东的不满及更猛烈的批评。

1965年底，毛泽东在杭州同身边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33]这就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具有非常严重的政治性质。1966年初，这场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向高潮，报刊上发表的批判吴晗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不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2月主持召开的会议仍试图“淡化”《海瑞罢官》和吴晗的问题，会后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也试图把已经开展起来的批判运动限于学术讨论的范围。但3月底，毛泽东明确表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形势从此急转直下。中央军委批准了江青主持制定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全面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成绩，认定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并表示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2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戚本禹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从政治上对吴晗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5月8日，《解放军报》在江青的策划下发表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股开了黑店”，是继《海瑞罢官》之后有组织、有步骤、有指挥地向党进攻。全国报纸奉命都转载了姚文元这篇文章。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7次修改而成《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撤销了以彭真、陆定一为正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取而代之的是新成立的、以陈伯达为组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5.吹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将江青炮制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公之于众，在全国提前吹响“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同时，为了“造神”的需要，打破常规版面安排格局，在报眼位置每天刊登“毛主席语录”；在行文中，凡引用毛泽东的话，均用黑体字处理；凡有毛泽东活动的新闻，一律用套红大字标题……这些都成为全国报纸效法的样板。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带人到《人民日报》，改组了该报的领导班子。此后，《人民日报》“重显威风”。“文革”全面爆发后，全国最有影响的报刊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完全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控的“两报一刊”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威力无比，所向披靡。它们发布了一个又一个“战斗”指令，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接一场批判运动，发表一篇又一篇整人“檄文”，全国从党的高级干部到普通老百姓，许多人倒在“两报一刊”的“檄文”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报及其从业人员也成了被摧残的重灾区——新闻机构的权被夺、人被整，受到种种迫害。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认定：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刘少奇等人“疯狂推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个新闻单位中，妄图使新闻事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新闻界成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反革命独立王国”。^[34]新闻界很快遭受了灾难性的摧残。1966年5月中旬，《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领导班子被撤换；5月底，《人民日报》被接管；1967年1月，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接管。此后不久，全国各级党报均被改组为“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有的报纸还更改了报名，或者重新印制了报头；有的甚至重新更改了出版编号，以示与旧党委机关报彻底决裂。据统计，1965年全国邮发的中央和地方报纸共计413种、杂志767种，1966年分别减少为390种和248种，1967年再减至334种和102种。^[35]到1970年，报纸只剩下42种。

随着新闻界夺权之风愈演愈烈，一批正直的党报工作者被迫离开了新闻战线。“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1966年5月18日，“人民新闻家”邓拓含冤自杀，酿造了新闻界的第一起悲剧。在随后的“夺权”斗争及长达十年的迫害中，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孟秋江、金仲华、范长江、章汉夫、潘梓年等先后被迫害致死。同时，还有大量的新闻工作者以种种“莫须有”的理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轻者撤换工作，下放到“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重者投进监狱，经受非人的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这一切，给中国的新闻事业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三、社会转型时期的共产党党报——走向产业化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作恶多端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逮捕归案，结束了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经过了两年的徘徊期之后，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社会进入深刻的转型时期。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项事业快速发展，中国的报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由比较单一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结构发展为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为主导的多层次、多品种的报业结构，并且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也加紧了改革步伐，在保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步入了产业化的轨道。

(一)扬弃“阶级斗争工具”观念，确认党报的“双重属性”

1979年1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是“纲”吗？》一文，第一次公开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新闻界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大胆否定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长期指导党的报刊工作的论断，认为在剥削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报纸的主要功能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北京新闻学会举行了刘少奇新闻理论学术讨论会，通过重新学习和研究，充分肯定了刘少奇有关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风格等论述的时代意义，有力地推动了新闻思想的解放，为确认党报的“双重属性”找到了理论根据。

长期以来，认为党报只具有单一的事业属性，习惯上被称为“新闻事业”，即基本上按国家事业单位的规定和要求，承担党和政府赋予的宣传报道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和经济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重新被肯定，新闻界也萌生了摆脱单纯地依靠国家财政支持、借助市场和经济的因素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欲望。1978年底，人民日报社等首都8家报社联名向财政部递交了要求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的报告。这个报告成了中国传媒业由单一的事业性属性向兼有事业性和产业性双重属性转变的标志性事件。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实行企业式的经营和管理方式，即党报按照企业的运作方式来从事经营和管理，但不改变其事业单位的性质。

党报实行企业化管理，在行政运行上实行“三放开”，即编制放开、机构放开、分配放开；在经营机制上，随着国家拨款的减少，迫使党报在做好新闻报道的同时还要搞好经营管理，打破“大锅饭”、实行聘任制等举措催生了党报从单纯生产型向经营型的转变；在具体的业务操作上，党报或通过刊登广告，或开始自办发行，或从事多种经营……开始了变革内部机制和经营模式的尝试，在市场化改革的路上稳步推进。

首先，恢复广告经营。恢复广告是党报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的第一步。1979年1月4日，《天津日报》在第3版下半部分，刊登了天津牙膏厂五种牙膏产品的广告，从而开创了新时期党报刊登广告的新纪元。随后，越来越多的党报加入了刊载广告的行列：1月2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第2版和第3版的下端刊登了两条通栏广告；3月15日，《文汇报》刊登了中国报界第一条外商瑞士雷达表的广告；3月20日，《工人日报》在全国大报中首开广告刊登的先河；4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4版刊登了商品广告……广告的刊登，既增加了党报社的收入，又满足了读者商品信息的需求，因此也得到了认同。党报收入增加了，就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调整工资制度以吸引人才、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可以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党报的发展空间，从而有力地支撑了党报的纵深改革。

其次，实施自办发行。虽然邮发合一减轻了报社发行的压力，网络稠密的邮政网也有效地把报纸送到了千家万户，但是，邮局收取的约占报纸订费35％的发行费越来越成为报社的负担，而整齐划一的送报时间也不利于市场竞争。为了提高发行速度和降低发行成本，《洛阳日报》在1985年率先宣布脱离邮局，走上了自办发行的道路。《洛阳日报》取得成功后，1986年、1987年又分别有6家和11家报社开始实行自办发行。此后，《天津日报》、《吉林日报》、《广州日报》等党报加入自办发行的队伍。1991年，全国除少数边远省份外的省会城市的党委机关报普遍实行了自办发行，城市报纸的自办发行体制基本确立。实行自办发行的党报缩短了投递时间，增加了发行数量，也提高了市场竞争实力。

再次，开展多种经营。1988年3月16日，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规定从4月1日起，党报在履行国家规定的审批手续后，可以开展下列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兼营广告业务；利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法律、卫生、生活等方面的信息，为社会提供有偿咨询服务；举办有关的文化交流活动或文艺活动；同企业或企业的主管部门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信息发布会，以及技术交流推广活动；面向社会开展摄影、复印、影印、洗(扩)印、制版等有偿服务业务；成立读者服务部；举办各种讲座、培训班、辅导班、函授学校等文教活动；举办经济实体(如造纸厂、印刷厂等)。据此，全国各级党报根据自身条件，开展了一系列与自身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以《南方日报》为例，除了创办子报子刊外，还陆续成立了广东南美印刷有限公司、南方广告有限公司、南方经济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等7个经济实体，真正实现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模式。

企业化管理的试行，使党报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党报的经营实行指令性安排，办报经费由政府统一划拨，生产物资由有关部门统一配给，工作人员由有关部门统一分配，党报发行由党政部门统一派订。这种模式限制了党报其他功能的发挥。实施企业化管理后，政府的拨款逐年减少，财政的最终“断奶”把报纸推向了市场，党报的产业属性及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

(二)横向拓展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党报正面宣传和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功能得到强化，党报企业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扩版和创办面向市场的周末版与子报。

1.扩版潮的兴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报纸一般为四版，多的也只有6版或8版。到1981年，全国中文日刊报纸中，对开8版的只有一家《人民日报》，对开4版的也只有42种报纸。除中央几大报外，各省市、自治区党报基本是对开4版，其余各报全是4开小报。1987年初，《广州日报》率先由4版扩为8版；1988年，《解放日报》也扩至8版。扩版之后，虽纸张成本不菲，但两报的发行和广告获得了全面丰收。进入90年代后，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会信息量的激增和人民信息需求的增长，狭小的版面限制了服务功能的发挥，党报掀起了扩版浪潮。1991年，《广州日报》推出了12版大报；《文汇报》、《福建日报》、《黑龙江日报》则扩为8版。1993年，《解放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辽宁日报》、《大众日报》、《沈阳日报》等，纷纷扩为8版。扩版不仅树立了党报的新形象，而且增加了报道的信息量和广告收入，党报社因此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过，扩版应是报纸发展过程中实际需要的选择，如果非理性地盲目跟风，就必然会增加报纸成本，同时也不能保证党报的质量。

在扩版的同时，党报还突出强调了形式多样的报道。有价值、有意义的重要新闻，越来越多地占据了党报的头版头条；时政述评、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或大特写等手段的运用，也更加丰富了党报的新闻呈现样式。

2.周末版、星期刊的兴盛

1981年1月1日，《中国青年报》推出了全国第一家星期刊。1984年2月，《南京日报》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周末报《周末》，《南方日报》创办《南方周末》，从而改变了市民因党报周末不出版而无报可读的局面。1985年1月1日，《经济日报》星期刊问世……到90年代初，《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大众日报》、《贵州日报》等一批省级以上党报，分别出版周末增刊或星期刊，使中国内地的报纸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统计，在1991年，全国100多家大报中有54家开办周末版，到1993年，全国创办了周末版的报社达到200多家。与党报主要传播硬新闻不同，这些周末版、星期刊强调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很受欢迎。党报社因此不仅可以提供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一些国内外重大信息，而且还能够提供娱乐、知识、文化等诸多方位的服务，因而适应了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客观要求。党报创办周末版的热潮，还给党报日后改革做了铺垫和准备。

3.都市报热

都市报是由党委机关报主办，面向城镇居民，以反映和服务市民生活为主的综合性新闻报。最早以都市报命名的城市综合性日报是1993年8月由贵州日报社创办的《贵州都市报》和1994年1月由陕西日报社创办的《三秦都市报》。1995年1月，四川日报社创办《华西都市报》，并在广告收入和发行方面屡创佳绩，引发了省级党报主办或主管创办都市报的热潮。都市报以新的办报理念、经营机制与营销方式，在新闻界产生了一股冲击波，形成一种令人瞩目的“都市报现象”。都市报以千家万户的市民生活报为定位，以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报道和展现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各种信息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增加信息容量，强化报纸的服务功能和信息的实用性，从而名副其实地成了传播信息的现代媒介。

(三)向集团化道路迈进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业发展取得很多成绩，但从总体上看，是报社数量多而规模普遍偏小，而且条块分割严重，整体竞争力弱。为了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和节约管理成本，增强党报的市场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只有走集团化道路。因此，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氛围下，以党报为中心组建报业集团以壮大实力、扩大社会影响力，就不仅是新形势下党报生存的需要，也是党报谋求发展的迫切要求。单份报纸孤军奋战难以抵挡国外超级报团甚至传媒集团的挑战，而要形成与国外传媒集团相抗衡的实力，报业也必须与其他企业一样有计划地朝着集团化、产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从现实情况看，进入90年代后，组建报业集团的条件逐渐成熟。一方面，出现了一批具备较强经济实力和传播实力的报纸。比如，90年代初，广告收入超亿元的报纸有《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深圳特区报》、《海南日报》等；一些大报开始拥有多个子报，如《经济日报》下辖有《经济日报》、《花卉报》、《服装时报》、《名牌时报》4报和《中国经济月刊》和《中国企业家》2刊，《广州日报》也拥有《老人报》、《广州英文早报》等6报1刊。在报业自身的积极探索与管理部门的扶持下，以党报为中心的报业集团迅速浮出水面。

我国报业集团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1994年到1997年底是第一阶段，是报业集团发展的探索起步阶段。1994年6月10日至12日，为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报业集团模式，新闻出版总署在杭州召开了“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浙江日报》、《四川日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北京日报》、《湖北日报》、《辽宁日报》和《新华日报》共10家报纸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并就组建报业集团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组建报业集团的条件作了一番探讨。会议认为，建立报业集团是加强正确舆论导向的需要，是壮大报业经济实力的需要，是强化报业管理的需要，也是推进报社内部体制改革的需要。会议提出了以党报为主组建报业集团试点的设想，初步拟定了组建报业集团必须具备的传媒实力、经济实力、人才实力、技术实力、发行实力等五个基本条件，从而拉开了组建报业集团大幕。因为有了明确的组建报业集团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各级党报都对照组建报业集团的五项条件积极准备。1996年1月15日，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全国组建报业集团的第一个试点单位。

1998年到2002年底是第二阶段，是报业集团进入数量快速增长阶段。1997年12月，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国报协在北京顺义召开了组建报业集团座谈会，有了《广州日报》两年的实践，加上学术界两年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在这次会议上，业界、学界和政府部门三方将理论、实践和政策对接，从组建原则、组建条件到集团性质、组织结构、运作模式以及社会意义等方面对报业集团的组建进行了探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试点所取得的明显成效，激发了国内各大报社争相申请组建报业集团的热情——1998年有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报业集团等5家报业集团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挂牌成立；1999年有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辽宁日报报业集团、沈阳日报报业集团等3家获准挂牌；2000年有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大众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等6家获准挂牌；2001年有湖北日报报业集团、长春日报报业集团、杭州日报报业集团、云南日报报业集团、吉林日报报业集团、长沙晚报报业集团、江苏新华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等9家获准挂牌；2002年有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济南日报报业集团、甘肃日报报业集团、青岛日报报业集团、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南京日报报业集团等11家获准挂牌；2003年有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苏州日报报业集团、无锡日报报业集团、长江日报报业集团等4家获准挂牌；2004年有山西日报报业集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和贵州日报报业集团等4家获准挂牌。截至2004年，全国共有43家报业集团。

2004年以后为第三阶段，是报业集团进入总结经验、多元经营阶段。2004年以前，我国报业集团一直致力于数量增长，力求做大；2004年以后，报业集团则开始在做大的基础上实现做强。

我国的报业集团是以党报为中心建立起来的报业实体，而党报又负有宣传党的政策方针的责任，因此，新组建的报业集团仍必须坚持不改变党报的特色，即：党对报纸的领导不能变，党委机关报的性质不能变，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的指导不能变，“政治家办报”不能变，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不能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原则不能变，新闻宣传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不能变。这就表明我国报业集团的实质还是党委机关报。

经过几年的建设，报业集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在领导体制上，虽然目前报业集团实行的还是党委领导下的报纸宣传管理和报业经营管理体制，由上级党委来决定报业集团领导的任免，但各报业集团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建立多种领导管理制。当前，我国报业集团管理体制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编委会领导体制。由上级党委任命编委会成员，以编委会作为报业集团的政治领导核心，成立新的集团领导机构，集团委员会成员主要由编委会组成。在编委会的领导下，集团委员会下设采编系统、经营系统、行政系统。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是这类领导体制的代表。二是集团委员会领导体制。集团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由上级党委任命，党委会是报业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各报业集团的领导机构的名称略有不同：广东、上海的报业集团多称社务委员会，实行社长责任制，书记兼社长，社长是法人代表；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报业集团称为集团董事会，书记兼董事长，董事长为法人代表；黑龙江、辽宁的报业集团则实行社委会领导下的总裁责任制，社长担任总裁，作为报业集团的法人代表。在内部组织上，各报业集团都形成了编辑和经营两大运作系统：编辑系统一般由编辑委员会组成，经营系统由经营管理委员会组成。编辑委员会实行总编负责制，管理新闻宣传业务；经营管理委员会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管理产业经营和开发。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共同推进报业集团事业的发展。在用人机制上，报业集团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建立起平等竞争、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竞争机制。集团的中下层干部实行聘任制，职工实行全员合同制，全员竞争上岗。在财务管理体制上，报业集团基本上改变了党报传统的收支管理做法，成立了财务结算中心，实行财务统一管理、财务人员统一委派，二级单位独立核算等制度，同时又享有充分的财务自主权。在具体的运营方面，也屡有创新，连锁经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首先以连锁经营的方式来进行自办发行和多种经营，其连锁店的主要业务是集团报纸征订、批发和零售以及分类广告的代收，此外兼营图书零售、文化服务器具、音像制品以及百货生活用品、代印名片、代办民航和铁路订票业务、代订宾馆酒店客房、代办旅游服务、举办文化讲座与专题培训等。随后，解放日报报业集团、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安徽日报报业集团等也先后建立了类似的连锁公司。2003年7月1日，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与“津工超市”全面合作，将旗下报纸送进市区、摆上货架供顾客自选，在全国报界率先实行了报纸超市销售点。

实践表明，报业集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有了显著的提高。经济效益方面，报业集团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通过兼并、重组，报业集团的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各具特色。2000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广告收入达12.5亿元；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报业集团的利润收入为4.8亿元，销售总收入达12.02亿元。经济收益增加后的报业集团开始寻求社会效益的拓展，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联合国和欧盟设立了记者站，深圳特区报业集团和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把业务拓展到北美、欧洲和澳洲等地。

当然，在报业集团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虽然集团是企业组织的高级形式，但是报业集团在政策、用人等方面还享有特权，还依赖政府的扶持；人事制度改革困难重重；集团内存在“小报养大报”的尴尬局面；党报的公信力、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发行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自主经营空间不大，自负盈亏机制没有真正实施，等等。

此外，转型时期，报界出现的“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和“不良广告”等问题，也有党报的份。虽然主管部门多次开展了专项治理，如20世纪80年代强调新闻的真实性，90年代要求“新闻与广告必须严格分开”、“新闻活动与经营活动必须严格分开”和治理“有偿新闻”泛滥、“红包”现象屡禁不绝等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主管部门又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治理整顿，但仍然不够理想。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用改革的方式加以解决。

【注释】

[1]《中国青年》创刊号，1923年10月20日，转引自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131页。

[2]《布尔塞维克》之《发刊露布》，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385页。

[3]《红星》之《见面话》，转引自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396页。

[4]王敬：《博古与〈解放日报〉改版》。收入丁济沧、苏若望主编《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5]新闻研究所中国报刊史研究室：《延安〈解放日报史〉大纲》(征求意见稿)，《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7辑，第13页。

[6]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

[7]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公元724年—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4页。

[8]王敬：《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日报〉》。收入田方、午人、方蒙主编《延安记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9页。

[9]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6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11]毛泽东：《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12]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1319页。

[13]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2页。

[14]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0页。

[15]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9页。

[16]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17]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18]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122页。

[1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75页。

[20]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0页。

[21]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0页。

[22]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1页。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页。

[24]聂眉初：《头脑发热的日子》，《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25]转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2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页。

[27]转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28]刘少奇：《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谈话》。北京新闻学会编印：《刘少奇同志关于新闻工作的几次讲话》，1980年版，第26页。

[2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30]《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6～197页。

[3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9页。

[32]陈明显、张恒等：《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349页。

[3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4页。

[34]《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1968年9月1日。

[3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