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的

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作的 新道路和党报理论的发展^[15]

一、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的传播

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报刊上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文章不少,但更多的是对于列宁思想和俄国革命的评述,因为“走俄国人的路”已经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他们把俄国革命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包括列宁办报思想与俄国党报经验,作为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和学习榜样。

列宁办报思想与俄国党报经验,最初在中国传播时,是作为列宁建党学说的一部分,同筹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的。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两次写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讨论建党问题。蔡和森提出,首先“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6]。显然,这同列宁在《从何着手》、《怎么办》等著作中所阐明的建党主张是相契合的,同俄国的经验一致。

为准备建党而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在1921年4月7日出版的第3期上,译载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当时译文题为《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这是列宁在1920年7月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文件,其中第1条规定：“日常的宣传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第12条又规定,党的报刊,“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确定党报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时,贯彻了列宁的思想,借鉴了俄国党报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规定“杂志、日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此后,在党的许多文件中,都引用了列宁有关党报的观点；在实践中,采取了与俄国党报相似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包括青年团、工会、妇女组织的报刊,有的公开宣布“本报是有组织活动的表征”^[17]；有的未作声明,实际是按照党报原则办的。在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中,共产党人还把党报工作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带到统一战线的报刊工作中去,汉口《民国日报》支持湖南农民运动的宣传即为一例。

然而,紧张的现实斗争、繁重的宣传任务,使得党报来不及总结自己的经验,党报工作者也不可能作冷静的理论思考。即使是列宁的论述和俄国的经验,也没有作系统的阐释,而只是粗略地片断地介绍和引用。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在《中国青年》上译载时,多处有关报刊工作的论述恰恰被删节了^[18]。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得革命者重新重视理论。1929年开始,中国思想界再度出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大量出版,仅1929年和1930年两年中,就有100多种。起初着重译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随后列宁的著作被译介越来越多。1933年,《列宁选集》中文版在苏联出版,其中选有多篇论报刊的文章。这就为中国革命者从列宁原著中学习党报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又出版了许多介绍苏联的书籍和文章,其中也有涉及报刊的。同以往相比较,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播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的文章与书籍,数量增多,内容也较为系统、较为全面了。

列宁提出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9]这一著名论断,就是在20年代末介绍进来的,并且很快得到广泛引用,成为中国共产党报刊的基本要求。1929年9月1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0期刊载《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路线——列宁论“党的组织”》一文,其中第一节题为《党报是一个集体的组织者》,阐释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的办报思想,引用了列宁的著名论断。1930年3月26日出版的《红旗》第87期上,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一文,它的第一部分题为《列宁论党报的作用》^[20],对列宁的著名论断作了具体解释。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的革命者来说,列宁的思想既是黑暗中的指路明灯,又是一种鼓舞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列宁的著名论断成为办好报刊的响亮口号。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出版100期,发表了李富春、博古、邓颖超、凯丰等撰写的纪念文章,都要求《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21]。报社还把列宁的这一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

列宁办报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帮助。1930年5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召开之际,莫斯科《真理报》编辑部与共产国际宣传鼓动部召集各国代表,讨论宣传工作,作出了《国际工人通讯运动的任务与工人通讯员之国际关系》^[22]的决议案,要求各国党报“建立国际的关系,需要苏联与外国各个报纸保持相互的关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全文译载了这个文件。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办报情况,在中国党的报刊上也时有介绍。共产国际和苏联党组织,曾经给中国党的报刊以具体帮助。如1935年创刊的《救国时报》,一度在莫斯科编辑。在中国党报工作者中,特别是在其领导成员中,不少人具有在苏联学习或工作经历,如蔡和森、瞿秋白、秦邦宪(博古）,他们为传播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作出了贡献。

二、共产党在国统区办报的方针与方法

在生气蓬勃的大革命骤然失败时,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活动几乎陷于瘫痪局面。中共中央在1927年8月21日发出的第四号通告中,分析当时的情况是：“自从第五次大会以后,中央的宣传和鼓动更陷于停顿的状态,近来武汉政变,全国反动,全党的宣传和鼓动尤其少,几乎等于零；到处只见反革命派攻击和污蔑本党的宣传和鼓动,而看不见本党的答复,更加谈不上党的主义和政策的宣传和鼓动了。”中共中央指出,这种状况“若不急起纠正,则将陷党于更大的损失”。在这个通知中,中共中央提出了新的宣传工作大纲,对报刊的出版与发行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开始恢复与重建党的新闻宣传阵地。从这时到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撤出上海前后,共产党坚持在国统区出版报刊,发挥了党报党刊的积极作用,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客观条件变化,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报刊具有重要作用。过去国共合作,有利条件多,工作渠道多,如今党不能公开活动,同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主要靠报刊。因此,报刊在党的工作中所占分量加重,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极其重视报刊工作,除了规定宣传报道任务以外,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这条战线,其中主要有以下诸项。

1．成立党报委员会^[23]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曾经成立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主持中央一切机关报的工作”,“同时指导各地参与国民党报纸的同志”^[24]。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分别成立了党报委员会,领导党的报刊工作。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其中关于“宣传工作的组织问题”部分有一项规定：“自中央、省委以至有党报的地方党部,都应当将党报委员会与宣传部在组织上划分清白。党报委员会在中央以政治局全体委员充当,在省委及地方党部应以全体党委充当”,“宣传部应与党报委员会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但宣传部不能代替党报委员会”^[25]。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立的时间,当在这一决议案通过之前或者同时。

1930年5月10日出版的《红旗》第100期,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1931年1月27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其中一项为“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负责中央党报的一切领导”。这里之所以重申,是因为王明上台,改组了中央政治局,也成立了新的党报委员会。1931年下半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将中央党报委员会改称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由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兼任。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仍决定设立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仍由张闻天兼任。193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凯丰、王明、博古、周恩来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廖承志任秘书。这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正在筹办《解放》周刊,同时管理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和中央印刷厂。直到1943年3月20日,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统管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和出版局。中央党报委员会同时撤销。

2．发展通讯员

关于组织工农通讯员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提出。192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有“工农通讯员问题”专项。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通讯员队伍成为紧迫的工作,是报刊的任务,也是各级党组织的责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1929年6月25日通过的决议案中规定：“建立与训练工农通讯员,是地方党部与支部共同应负的责任。”在1929年下半年和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两次公布中央党报通讯员条例,规定各省至少要有1名中央党报通讯员,其任务是给中央党报写稿并提供当地政治形势与群众斗争的情况；省委应对中央党报通讯员的工作加以督促和指导。

一些地方党组织也对通讯员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如中共江苏省委在1931年3月8日通过《关于党报的决议》中规定：“上海的工农通讯员在最近三个月内至少须发展到200人”^[26],并将名额分配到上海各区。

共青团、工会、妇女组织及其他革命团体也积极开展通讯员工作。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河北省委,于1932年9月发出《关于建立〈列宁青年〉通讯员的工作条例》^[27],规定各个团组织都必须指定专人担任通讯员,条件是“相当了解中央路线,文字通顺”,任务是为刊物写稿。这个条例还规定,北平、天津、唐山的通讯员每星期必须送稿两次,省内其他各地则为一次。

所有党的报刊,都将发展通讯员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和基础工作。除了建立经常联系以外,还注重培养、训练通讯员,帮助通讯员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特别是对工人通讯员,报刊工作人员手把手地教他们写新闻。有些报道,是工人提供材料,报刊工作人员编改后成文的。《上海报》将《采访须知》发给通讯员,还召集通讯员开会讨论写稿问题。

3．建立发行网

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共产党的报刊是被取缔的,不能公开发行。《布尔塞维克》、《红旗周报》等曾用伪装封面的办法,能销售一部分,但很不稳定,也很危险。根本办法还是建立自己的发行网,秘密发行。

在艰苦的斗争中,党的报刊建立了一个有效的发行网,具体做法是：

(1）通过党和革命团体的组织系统发行。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关于日报及地方党报的供给材料与发行工作,必须切实责成区委、支部负责,尤其是中心产业支部要首先担负起这种责任。”工、青、妇组织和其他革命团体,也担负了报刊发行任务。

(2）动员全体党员做发行工作。把推销党报、帮助建立发行网,作为每个党员的责任。1930年5月10日,《红旗》第100期发表《党员对党报的责任》一文,提出党员必须担负起工农通讯员、发行工作、阅读党报三种责任。

(3）把通讯员工作同发行工作结合起来,通讯员在提供稿件的同时,担负发行任务。

(4）建立专门的发行工作机构。1931年初,中共中央成立出版部,领导报刊、书籍、小册子及其他宣传品的出版与发行工作。从省委到支部各级党组织,都成立了发行部或设有发行员。同年3月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提出了建立全国发行网的计划。

除上述措施外,这一时期党的报刊还在采访、编辑、文风等方面,有着自己的做法。如全部采用白话文,还有某些工人语言。就总体而言,党报工作比以往丰富了、前进了,列宁办报思想和俄国党报经验在中国大幅度地付诸实践。然而,这还是初步的、幼稚的,在“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占主导地位的是照搬照抄,远未解决从中国实际出发办报的问题。

三、党报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

当革命事业在城市中遭到严重挫折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转向农村,在那里创建工农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它具有中国特色,纠正了照搬外国模式的错误思想。党的报刊也随之深入农村,在这条道路上得到了新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发展。

在农村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在领导军事行动的同时,重视宣传工作。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的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因此,宣传成为红军的一项重大工作,作为宣传武器的报刊也应运而生。红军各部队和各革命根据地,陆续办起了报刊,并在30年代初期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党报系统。其中有在瑞金出版的、中央级的报刊,也有在各根据地出版的地方报刊；有党和政府的机关报,也有军队、工会、共青团和其他革命团体的报刊。这个报刊系统的出现,为中国新闻史谱写了新的篇章。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办报,以此为开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或在军阀统治下,或在外国租界里出版党的报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建立了政权和军队,而由于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报刊的出版条件虽有所改善,但毕竟不是执政党的报刊,经常受到国民党右派的压制和排挤。只有在革命根据地,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是出版条件的变化。在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办报,不像在国民党统治下秘密办报,也不像国共合作时期用国民党的名义办报。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公开宣布自己的性质和使命,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各革命团体联系群众、指导工作的得力工具。在物质条件上,也获得了基本保证。

其次是报刊宣传报道内容的变化。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的宣传斗争,是“地下”时期和国共合作时期党报的基本内容。当然,这两个方面也成为革命根据地报刊的重要内容,但不止于此,还有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方面。《红色中华》既要报道反“围剿”战争和土地革命,又要宣传积肥和春耕,还有发行公债、学校教学等多方面的报道。作为军队报纸的《红星报》,除军事与政治报道外,还要发挥“俱乐部”的作用,刊载故事、歌曲和游戏材料。即使是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内容也有很大变化。在政治宣传方面,不再以揭露为主(对敌人和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仍有相当多的分量）,还要报道政权建设、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在军事宣传方面,不是单纯报道战局,而是既报道红军的作战,也报道红军的思想建设和官兵生活。革命队伍内部的批评、自我批评与表扬,成为革命根据地报刊的一项重要内容,经常见报,辟有专栏,这是前所未有的。

再次是工作方法上的变化。在国统区,党报工作只能以秘密的单线联系为主要方式。而在革命根据地,党的报刊也是人民的报刊,办好报刊成为全党、全体人民的分内事情,可以动员广大社会力量来关心和参与报刊工作。报刊工作人员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他们的业务工作受到人民政权的保护。报刊同党政机关、社会团体,都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可以获得各方支持和协助。在报刊界内部,各单位之间也建立起团结、协作的新型关系。

第二,报刊深入农村这一大变革开始实现。

我国报刊历来是办在城市里,供城里人阅读。革命根据地报刊是办在农村里(包括农村小城镇）,以农村人民为主要读者对象,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

革命根据地是在贫困、落后的农村中建立起来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世代务农的农民,文盲一般占90%以上。中央根据地的寻乌县,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该县人口中识字的占40%(其中不少只识200字,或只能记账）,不识字的占60%,“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28]。在这样的农村环境中,报刊是稀有品,不少农民甚至没有见到过。共产党来了,建立了工农红军和人民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在文化上也渴求长进。报刊一出现,就受到他们的欢迎。他们从报刊上懂得了革命道理,增长了知识,还学习了文化。有些人把读报与识字相结合,不识字的还可以听别人读。圩场设有“读报团”,逢圩日^[29]读报,如中央根据地上杭县才溪乡圩场,每次圩场读报,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30]。

报刊深入农村,不仅从无到有,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实现报刊与农村人民的结合,真正成为农村人民群众自己的报刊。在中国报刊史上,这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充实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报刊的优良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出坚定的革命性和良好的作风,如宣传无产阶级世界观、面向工农读者、发展工农通讯员等,都在同时期报刊中独树一帜。它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传统。当然,这种特色和传统在早期是幼稚的。因为,党的报刊没有稳定的工作程序,也不可能系统地总结经验,而且党处于幼年时期,多次出现错误路线,党的报刊也随着宣传过错误主张,采取过错误的工作方法。

在革命根据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的报刊是真正的自由报刊,没有政治压迫,也不受私人资本的控制,可以按照党的意图和人民的需求办报。这种实践条件,是以往任何时候所没有的。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根据地,都充分利用了这种有利条件,开展新闻宣传活动。在中央根据地,从1931年《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等报刊创办,到1934年红军撤离瑞金,开始长征之前,新闻宣传活动很活跃,创造了很多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报刊的优良传统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主要有：

——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进行报道与宣传,如有关扩大红军、反“围剿”战争、建设工农政权、土地革命等方面的宣传报道；

——依靠人民群众办报,如发展工农通讯员、培养工农作者、建立“读报团”等；

——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表扬；

——因陋就简,艰苦奋斗。

但是,由于处在紧张的反“围剿”战争的环境中,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瑞金后“左”倾影响又日益严重,因此没认真总结经验与教训。有些做法(如批评与表扬）,起先是正确的,以后发生偏差。总之,中国共产党报刊的传统在这一时期仍然是不成熟的。

四、党报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党报事业的发展,实践经验的增多,人们在理论上的认识也加深了。在党的文件、报纸社论和文章中,不仅有工作部署,也常有关于报纸工作理论观点的阐释。专门论述报纸工作的文章,也逐渐增多。经验和理论都比以往前进了一步。以下介绍的是,这一时期党报工作中几个主要的理论问题。

1．关于党报的性质

自从中国共产党报刊产生以来,报刊具有阶级性,党报是党用以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等基本观点,都是公认的、无疑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人们对于党报性质的认识,具体化了,深化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二是明确提出党报是党的报纸,也是工农群众的报纸。

关于前者,1930年8月15日,《红旗日报》发刊词《我们的任务》中写道：“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此前后,一些革命报刊上虽有类似的观点,但以明确的语言作出论断,这是首次。这一论断的出现,同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统区,阶级营垒分明,矛盾尖锐,国民党当局利用报纸“围剿”革命力量。这一论断,反映了现实。但是,由于《红旗日报》是在立三路线控制之下,这一论断用以说明某些现象时又被导向“左”倾错误,偏离或歪曲了客观现实。比如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在目前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一切公开发行的报纸,都是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拥护者,都是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这种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的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

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论断,得到广大革命者的认同。有的用“武器”代替“工具”。如说：“我们的报纸是革命的报纸,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31]

关于后者,《我们的任务》一文是这样表述的：“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在革命根据地,《红色中华》既是政府机关报,又是“苏区千百万群众的喉舌”^[32]。

2．关于党报的作用

“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的这一著名论断,在国统区“地下”出版的党报就作了介绍。那时的党报,主要是在政治斗争中发挥宣传、鼓动作用,其组织作用体现在建立通讯、发行队伍上。

在革命根据地,报纸面向社会的各行各业、各种工作,需要在多方面发挥作用。即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军事、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各方面,都要发挥报纸的作用。虽然没有在理论上作深入探讨,但在革命根据地报纸工作的实践中,是把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三者统一起来看待的。它既作为奋斗目标,又作为行动口号和工作要求。《红色中华》在政权建设、扩大红军、查田运动、节省退债等多方面,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如节省退债宣传,1933年3月《红色中华》提出“努力节省经济,无偿的退还公债票,支援战争”的号召,接着提出具体指标,随后又开辟“经济动员统计”专栏,每期报上公布各地节省、退债数字。8月10日,李一氓^[33]在《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一文中提出：“公债的退还,《红中》尽可以代收,按期宣布数目,按期转交财政部。——在白区的抗日捐款给东北义勇军和十九路军,资产阶级报纸的组织作用,可以给我们作参考。”这种做法和看法都是简单化的,但说明当时人们对“组织作用”的理解,就是报纸直接参与某些实际工作。

3．关于党与党报的关系

关于党与党报的关系,有些基本观点是早已明确的,如党报是党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党报必须宣传党的政策等。这一时期,在实践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见解,主要有：

(1）党报是党实现领导作用的工具。处于国统区“地下”的中共中央,在1929年提出：“日报一定要严正的代表党的意见。”^[34]1931年又提出：“用党报方式加强党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以党报的社论代表中央政治局在政治上的分析与策略上的指导”^[35]。在革命根据地,批评过把党报工作看成单纯“文字工作”的错误思想^[36],强调党报应该发挥“政治上的领导作用”^[37]。

(2）各级党组织要善于利用自己的报纸。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及一些地方党组织都办了报纸。地方党组织在办好自己报纸的同时,要尽力支持中央报纸。在革命根据地,《红色中华》作为中央级报纸,受到全党的重视。李一氓提出：“《红中》应该有力量的来领导”地方报纸^[38]。张闻天还批评个别人“以为利用自己的机关报,就是利用它来登载自己油印的文件,关于如何经过报纸来进行活的领导,却是不了解的”^[39]。

(3）党员对于党报的责任。1930年5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党员对于党报的责任》一文,提出担任通讯员、做发行工作和阅读党报是党员的责任。1931年7月1日,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又发表李卓然的《怎样建立健全的党报》一文指出：“读党报,替党报做文章,帮助党报的发行,是每个党员实际工作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4．关于党报上的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

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是革命根据地常有的内容,几乎每家报纸都设有专栏或专页。一些论述报纸工作的文章,对此也多有涉及。如张闻天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中提出,党报要“把不好的现象揭发出来”,同时“赞扬在军事、政治、经济、劳动各个战线上的英雄”。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的意见》一文中提出：《红色中华》在报道根据地的社会改革和群众积极性时,只有笼统的叙述,没有具体的描写；而揭露坏现象和缺点时,又“往往不提党的纠正政策”。

革命根据地报纸之所以重视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除了现实生活的需要以外,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报纸性质的认识。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一文的观点,特别是要用具体事例教育群众、要进行社会批评、要成为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等主张,为革命根据地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所反复引用。张闻天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中引用约800字,为列宁文章全文的一半。

然而,革命根据地报纸在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表扬时,也存在着“左”倾错误。批评的调子越唱越高,“残酷斗争”的气味越来越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报工作中,除了上述四个为人们所广泛注意的理论问题以外,还有些已见端倪或已有涉及,但当时尚未引起重视,而以后成为重大问题的。以下两个便是。

一为调查研究和调查报告。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在《斗争》上的《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在《青年实话》上的《模范乡的文化教育》,都是调查报告。他在《红色中华》、《斗争》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查田运动的文章,也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当时,调查研究和调查报告对于报纸工作的重要意义,并未被人们认识。

二为宣传纪律。这一时期,宣传纪律没有作为普遍问题提出来,但已出现个案。1933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第134期刊载了郑茂德偷骡子的报道,其中有“回来就与少共中央局的某些同志大吃馆子”一句,与事实不符,《红色中华》在135期(12月17日）作了“重要更正”。但是,《青年实话》编辑部竟在该刊第3卷第4号(1933年12月17日）上,用四号字标题《红色中华的造谣》,指责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宣传部了解有关情况后,于1933年12月29日作出《关于〈青年实话〉的决定》,指出《青年实话》是“诬蔑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企图将少共中央局的《青年实话》同中央政府的《红色中华》对立起来。中央宣传部认为这是绝不能容许的现象,特给《青年实话》编辑部以严重警告,并于《红色中华》与《青年实话》上公布这一决定”。两报随即照办^[40]。

(原载《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