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前的国民党党报

第一节　执政前的国民党党报

一、“五四”以前的党报活动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后，中国政坛政党林立，报章丛生。在五花八门的政党报刊中，国民党的党报占有重要地位。

1912年8月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国民党的机关报及国民党人经营的报刊蓬勃一时，遍布于国内各大城市，主要有：北京的《国风日报》、《亚东新闻》、《国光新报》、《民主报》、《民意报》、《民权报》、《中央新闻》等，上海的《民立报》、《天铎报》、《民权报》、《大陆报》(英文)、《太平洋报》、《民国日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等，南京的《民生报》等。由于一开始国民党迷恋“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这些报纸与这一时期的另一大党共和党党报展开论争，积极宣传自己的纲领与对时局的主张。在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和企图瓦解国民党以加强自己的统治之后，这些报纸为巩固革命的胜利果实、反对袁世凯的篡权活动，也都进行过积极的斗争。也正因如此，在袁世凯蛮横摧残新闻事业的时候，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各地国民党系统的报刊。随着1913年9月4日《民立报》被迫停刊后，国民党报刊已是百花凋零了。

为了重新组织反袁势力，孙中山一方面创办报刊，开展革命宣传。1914年5月10日，孙中山在东京创办《民国》杂志，以揭露袁世凯“袭民主之名，行帝制之实”和残害革命党人的罪行。另一方面，于7月8日重组中华革命党，积极准备武装讨袁。1916年1月22日，为了加强向国内渗透的力度，中华革命党人陈其美(英士)在上海发起筹办了《民国日报》。由叶楚伧任总编辑，邵力子任经理和副刊编辑，主要撰稿人有胡朴安、姚鹓鹤、徐谦(佐治)、成舍我、管际安等。由于中华革命党经费紧张，《民国日报》的开办费仅500元，情形十分窘迫。但是社中人员热情很高，兢兢业业，报纸的实力不断增强。开始时日出3大张12版，销量7000份；不久就扩大到4大张16版，销量增加到2万份左右。

《民国日报》创刊后，紧随孙中山的主张，高举反袁护法的旗帜，推动全国讨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其发刊词尖锐指出：“帝制独夫暴露之春，海内义师起义之日，吾民国日报谨为全国同胞发最初之词曰：专制无不乱之国，簒逆无不诛之罪，苟安非自卫之计，姑息非行义之道”；还明确提出，“发扬民国之精神，延长民国之寿算，祓除民国之恶皮，此民国日报之所由作也”。^[1]纵观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乃至1923年以前的《民国日报》，反袁护法一直是其主旨所在，破除人治、建立法治是它宣传报道的重点。^[2]

国民党人反省辛亥革命迅速失败、袁世凯轻而易举地复辟帝制的原因，就是国民头脑里存留着封建思想，缺乏民主共和的意识。洗刷干净国民脑子里反对共和的封建思想，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前提。因此，《民国日报》一方面号召武装推翻复辟的封建帝制，另一方面激烈地抨击了封建帝制、君权神授等思想，响亮地提出了“破除人治主义迷梦，建立法治国家”的口号，并认为要建立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主权在民的原则。后来还把两者结合了起来，以“实现法治”和肃清全国人民头脑中的封建愚昧意识作为宣传重点。此外，《民国日报》还主张开发实业、兴办教育，以开阔人民的眼界，启迪民智。

上海《民国日报》对复辟帝制的猛烈批评和对资产阶级法治思想的宣传，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专制思想，洗涤了民众的心灵，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扫清道路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五四”时期的党报活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各种新思潮、新学说纷纷传入，广泛传播，相互激荡，形成了一次思想解放的热潮。另一方面，各派政治力量急剧分化，重新组合。在这新旧交替、波澜壮阔的历史时期，中国国民党人主办的政治机关报(特别是上海《民国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在声援北京学生运动、传播新文化运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为反对“巴黎和会”瓜分中国山东主权，举行了大规模的请愿、游行示威运动，但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镇压。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人对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热情的赞扬和坚决的支持。“五四”运动爆发时，《民国日报》总编辑叶楚伧、邵力子于5月5日凌晨接到北京的电报，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报纸上以《北京学生界之奋起》为题作了报道。孙中山也指示《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6日，《民国日报》刊出了总编辑叶楚伧亲撰的社论《五月四日之神——北京学生》，对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万钧压力之下，(北京学生)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来；这是五月四日之神，这是中国的恩人，这是山东问题濒危中救命的方舟，这是留得一份良心的国民的模范。”同时，社论还呼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应该代表国民，向北京学界，伸出一百二十分的谢忱，并且誓与被捕学生，共生死。”邵力子甚至拿着当天出版的《民国日报》去复旦大学散发、演讲，鼓动上海学生起来示威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运动。

与此同时，《民国日报》还通过广泛宣传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而这一任务，实际上是由其副刊《觉悟》来承担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在原《救国之声》等副刊的基础上，《民国日报》创刊了《觉悟》副刊。《觉悟》最早见报于1919年6月16日，主编是邵力子和沈玄庐。沈玄庐在发刊词中说：“现在的世界，是什么世界？是已经觉悟的世界。觉悟点什么？觉悟‘解放’的要求。觉悟了，要求了，能不解放么？”^[3]从创刊一直到“五卅”运动时期，《觉悟》的内容表现出比较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初步的社会主义倾向。一创刊，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发表了一批鼓吹推翻旧文化、反对旧文学和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新文学的文章。尤其是1920年邵力子开始接触《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参加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之后，《觉悟》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从1920年5月起，《觉悟》扩大了篇幅，增设了一些栏目，并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宣传阵地。1924年，《觉悟》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共合作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此外，国民党还于1919年创办了两份理论刊物——《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星期评论》创刊于6月8日，由沈剑侯、孙棣三、戴季陶主编，随《民国日报》免费附送。在发刊词中，宣称：“一切世界，都从心里的思想创造出来。这个心原是我一个人的心，却凡是人都有心，就都有我，合众我众心的思想和意识，就是创造或改造世界的根本。”^[4]换言之，就是主张“要把人的究竟，国家的究竟，社会的究竟，文明的究竟，有个彻底的思索，明白的理论，切实的主张”。^[5]《建设》杂志创刊于8月1日，由孙中山亲自主持，撰稿人主要有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等。该刊致力于鼓吹建设常识，主张“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6]

总之，“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主要以《民国日报》及其副刊为主要宣传阵地，一方面高举反封建专制统治的旗帜，另一方面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新路，在民主革命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报活动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为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的宣传机构逐渐建立起来，党报活动较前更加丰富。由于有共产党员参加编辑和出版工作，所以这些国民党报刊的政治态度多是革命的。

1.《民国日报》系列的创办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民国日报”命名的国民党党报有多家。其中主要有广州《民国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和北京《民国日报》。这些《民国日报》，为国共合作作了大量的积极的宣传。

广州《民国日报》是在广州《新民国报》的基础上改组而成的，正式出版于1923年6月，和黄埔军校、广东省银行一起被称为孙中山在粤创办的三大事业，也是国民党改组后创办的第一张党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起着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开始，该报以国民党员吴荣新等集股的个人名义出版，接受广州市党部和政府津贴，社长兼总编辑为孙仲瑛，编辑有吴荣新、甘乃光、汤澄波、黄鸣一，日出四开八版。该报拥护孙中山国民革命的主张，积极报道孙中山建立广州国民政府的消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北伐之时，及时报道时政大事。但是也曾因“遇事敢言”、“不服某部委员之检查”，被广州市政府以“登载军事之行动”、“泄露秘密”的罪名，勒令停刊三日。^[7]复刊后，该报仍表示坚持以“改造舆论，监督政府为职志”。^[8]这说明，初创时的广州《民国日报》同人们与国民党当局是保持了一定距离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民党于1924年7月改组了报纸，把主办者改为国民党广州市执行委员会。10月，该报收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接办，由孙仲瑛、客容新等任社长和总编辑。改组后的广州《民国日报》明确表示以“阐扬主义”、“鼓励同志”、“唤起民众”、“介绍思潮”为宗旨。同时又扩大版面，由4开8版扩充为对开16版，讲求版面美化，新闻综合排列，各种专栏、副刊琳琅满目，很受读者欢迎^[9]，并成为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在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后，该报的政治倾向经常随着国民党核心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而变化。1927年“四一五”广州“清党”时，该报就完全站在了国民党右派的立场上。

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联俄联共”成了上海《民国日报》宣传的基调。1922年8月25日，该报发表总编辑叶楚伧撰写的社论《今后时局的展开》。该文秉承孙中山的旨意，提出了联合各民主力量的设想。次日，又在社论栏发表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文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正式提出了国共合作的主张。对此，《民国日报》特加“编者按”表示认同。恽代英、向警予、瞿秋白等著名的共产党人，陆续参加了《民国日报》的编辑、发行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推动国共合作的文章，这标志着国共合作进入了最佳时期。但是，孙中山逝世后，随着国民党内左派、右派斗争的不断升级，《民国日报》也转而偏袒右派，逐渐蜕化为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机关报。1925年下半年，该报大量发表戴季陶等人的反共文章，登载西山会议派的文件，成为反苏(俄)、反共并对抗广州国民党中央的旗帜。在1926年初，国民党右派人士陈德征接任总编辑后，《民国日报》的转向变得更为严重。以《觉悟》副刊为例，在1926年1月7日刊出了署名葛建时的《忠告我们的好朋友——共产党》这样的反共文章后，一发而不可收。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后来几乎成了反共专刊。

汉口《民国日报》创刊于1926年11月25日，是北伐军攻占武汉以后，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北伐军总政治部和汉口特别市党部联合创办的。1927年3月，又确定为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该报由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兼农工厅厅长董必武任经理，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长宛希俨任总编辑(继任者为高语罕、沈雁冰)；编辑有石信嘉、马哲民、孙际旦、李达可等。报社工作人员除一人外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被称为“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在内容上，主要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湖北省党部、省政府的公报性消息、决定、指令等。在1927年初发生的“迁都之争”中，该报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拥护武汉国民政府，主张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在业务上，刊载的新闻数量多而且时效快、消息灵，报纸逐渐发展成为武汉地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初创时每日发行4000份，不久增加到八九千份，最高达到l万多份。

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政策。汉口《民国日报》被迫改组，共产党人全部退出编辑部，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派曾集熙为社长兼总编辑。改组后的汉口《民国日报》，虽然仍然声称反对蒋介石和拥护工农利益，但实际上执行的是反共的方针。1928年初，桂系军阀胡宗铎接办，更名为《湖北民国日报》。1929年4月，报纸因桂系倒台而停刊。

北京《民国日报》于1925年3月25日出版，是为了适应孙中山北上、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需要而筹办的，由邵元冲、刘成禹负责。孙中山逝世后，因登载《上海国民会议策进会宣言》遭到北洋军阀查封，3月17日停刊。该报虽然仅存在了12天，但由于是南方国民党势力在北洋军阀势力范围内创办的唯一一份党报，因而具有重要影响力。

2.国民党中央各部和地方党组织创办报纸

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下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国民党中央各部都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如宣传部的《政治周报》，农民部的《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工人部的《革命工人》，青年部的《革命青年》、《青年工作》，军人部的《军人周报》，妇女部的《妇女之声》等。在共产党人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主持下，这些报刊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

《政治周报》创刊于1925年12月5日，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机关报。主编由时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担任，5至14期由共产党员沈雁冰、张秋人接编；1926年6月5日停刊，共出版14期。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作出了《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之共产党员》等反动决议，公开进行反共、反统一战线的宣传。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提出：不能放任反革命的宣传，必须向反革命派发起反攻；同时还强调“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从第1期起，《政治周报》就设有一个“反击”专栏，专门刊登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短文。毛泽东用“子任”的笔名为这一专栏写了一系列犀利杂文，尖锐地揭露了国民党右派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活动，以及他们的反革命实质。《政治周报》在打破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维护国共合作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等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民党各级党部还建立工人部、农民部，开展工农运动，创办工农报刊。比如工人报纸就有国民党湖南省、山西省执行委员会创办的《湖南工人》和《山西工人》等。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国民革命军的各级政治部及军事院校也创办了大约30多种军人刊物，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国军人》和《军人日报》。

《中国军人》1925年2月20日创刊于广州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出版的，刊物主编是共产党员王一飞。这个刊物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出版，出版宗旨是：“鼓吹革命军人，团结革命军人，唤醒全国军人，促进全国军人的觉悟。”

《军人日报》的前身是1925年创刊的《政治日刊》，创刊之初隶属于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部。该部宣传处处长吴明荐任总编辑，编辑有罗伯先等。创刊不久，该刊扩展篇幅，更名为《军人日报》继续出版。1926年7月1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军委会政训部改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务处(后又更名为政治部，邓演达为主任)，政务处宣传科科长郭沫若兼任总编辑，日出8版。10月，《军人日报》迁武汉出版并扩大了篇幅和编制，潘汉年、杨贤江前后担任主编。该报除大量刊登北伐军事新闻外，还注重报道国内外政治新闻，积极宣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政治主张。“马日事变”后，曾发表过一些抨击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文章。

国民党地方党部也出版了一批报刊，除前面提及的以《民国日报》命名的报纸外，还有湖北的《楚光日报》、《武汉星期评论》，湖南的《新民》，江西的《贯彻日报》，北京的《国民日报》等。有些中小城市的县党部也出版了报刊，如琼崖、汕头、梧州、宁波、无锡、松江等地方都出版了《民国日报》。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显示，到北伐战争前夕，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共出版了66种报刊。^[10]这些报刊，大多拥护国共合作，维护工农利益，掀起了南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