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专政时期的国民党党报

第二节　在大陆专政时期的国民党党报

在大陆执政期间即从1927年到1949年，国民党党报经历了从出现、发展到消失的过程。其中，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即十年内战时期，是国民党党报体系的建立时期。到1936年底，各级各类国民党党报达600家以上，占全国报刊总数1468家的40.5％。^[11]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党党报的发展时期。抗战初期，国民党党报大规模西迁，数量有所减少，规模有所缩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到1944年重新达到600家左右，占当时国统区报纸总数1100家的53.9％，^[12]大大高于战前的比例。国民党党报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精神方面。在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激昂情绪的鼓舞下，国民党报人克服困难，逐渐养成了为国牺牲、团结合作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并且初步提出了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的设想和三民主义的新闻思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国民党党报迅猛扩张和旋即消失的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党报在大量接收敌伪新闻事业和侵吞民营新闻事业的基础上迅速膨胀，并很快建立起《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几个大的报系。同时，由于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国民党党报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增强。但是，由于它顽固地为独裁专制统治服务，很快在经济上、宣传上、精神上彻底破产。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瓦解，国民党党报也在中国大陆消失。

作为大陆执政党党报的国民党党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党政重视，财力雄厚。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重视，国民党党报经费充足，人员齐整，并且在采访、发行、广告等方面享有许多特权。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党报版面宏阔，内容充实，堪称国内第一流的大报。(2)控制严密，矛盾重重。高度重视，意味着严密控制。在国民党看来，“中央日报是代表政府发言的机关”，因此难免“稍有差错，必遭训斥”。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和指导国民党党报的运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从宣传方针、人事制度、经费来源、组织纪律等各个方面严格掌控所属党报。这种做法，保证了国民党党报的工具属性，但是也严重地束缚了国民党党报的手脚，削弱了它们作为新闻媒介应起的作用。(3)注重经营，讲求管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报业呈现出多元化的舆论环境，国民党党报之外还有外国人在华报刊、民营报刊、共产党及其他政党报刊。在这种特定的舆论环境中，国民党党报除坚持其党派属性外，还必须具有时代特色。事实正是这样，受报业多元化舆论环境的影响，它不得不采取多层次结构，并自诩为“民众喉舌”，以“淡化”党报色彩；另一方面，在激烈的竞争中，它必须注意经营管理和内部改革，以求得生存和发展，争夺舆论的领导权。^[13]

一、十年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党报

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国民党建立起来的以党报为核心的新闻事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创办的党报，依托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特殊支持，在新闻界处于全面垄断地位。

1.制定党报条例，扶持党报发展

在1928年2月2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当选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又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从此牢牢地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大权。为了分化和打击党内其他派系势力，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44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设置党报条例(草案)》、《指导党报条例》、《补助党报条例》等三个条例。设置三个条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国民党中央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权。三个条例涉及的面很广，规定得也很细，使得国民党党报的设置和领导体制、党报的宣传内容、党报的组织纪律和津贴标准等都纳入国民党中央的掌控之中。

《设置党报条例(草案)》规定：国民党党报包括“党报”、“半党报”、“准党报”三种。其中“党报”指的是“由中央及国内外各级党部所主持者”，“半党报”指的是“由本党党员所主办而受党部津贴者”，而“准党报”就是指“完全由本党党员所主持者”。《设置党报条例(草案)》规定国民党各级宣传部都必须设置一种日报，期刊则依环境之需要“酌量办理”。条例还明确规定了国民党组织同党报的关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设指导党报委员会，专司党报之设计、管理、审核考查及其他一切指导事宜。”中央党报和各级地方党报，实行分级管理：中央直属的党报，由中央宣传部直接指导；各级地方党部的党报，由各级党部秉承中央的旨意指导。条例还规定：各级党报的人事任免权，归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各级党部负责，从而保证了国民党中央对各级党报的直接控制。

在党报的内容上，条例规定：言论、新闻、副刊、广告，都必须以“本党主义及政策为最高原则”。具体说，就是新闻要“利用事实阐扬本党主义及政策”；言论要解释国民党的政纲政策，并以“一贯之精神”分析各种实际问题；副刊要“尽量利用理论的、事实的、艺术的方法宣传本党主义及政策……辟除纠正一切反动的、谬误的主义及其政策”。

在宣传纪律上，条例规定：“各党报须绝对站在本党的立场上，不得有违背本党主义、政策、章程、宣言及决议之处；各党报须完全服从所属各级党部之命令，不得为一人或一派所利用；各党报对于各级党部及政府送往发表之文件，须尽先发表，不得迟延或拒绝；各党报对于本党应守秘密之事件绝对不得发表。”否则将分别予以警告、撤换负责人员甚至改组编辑部的处罚。这些规定表明，国民党中央试图以党的纪律来约束党报宣传。

在党报津贴上，条例规定：凡是“言论及记载随时受党之指导”、“完全遵守党定言论方针及宣传策略”的党人报纸，就可以领取津贴。“听话就给钱”的规定为国民党中央在控制党报的时候多了一条合法的经济的手段。

三个条例的颁布，保证了国民党中央可以以党内文件、党的纪律的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党报的经营和管理，从而有利于实现舆论一律，建立起对全国的新闻统制。

2.《中央日报》的创办和改组

在成为全国执政党以前，国民党已创办过许多党报，而且上海《民国日报》和广州《民国日报》等传统党报仍在出版发行。不过，这些报纸大多属于国民党内不同的派系，如西山会议派、汪精卫集团等，或为共产党人所掌握。因此，南京国民党中央虽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据优势，但在舆论宣传方面却处于相对劣势。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急需创办自己的言论机关。

1926年12月，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1927年3月22日，国民政府在汉口创办了《中央日报》。该报初期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主办的国民党党报，社长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顾孟余兼任，具体主持其事的是杨绵仲，总编辑为陈启修。陈启修为共产党员，所以编辑队伍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或左翼人士，如沈雁冰、孙伏园等。初创时日出4开5张，分别刊登上海特派员发来的电讯、党政要闻、武汉本埠新闻、国际新闻和副刊。除中文报外，还出有英文《中央日报》，由林语堂、沈雁冰等负责编辑，内容皆译自中文版。在国民党左派人士主持下，报纸坚持“指示国民革命之理论与实践，以领导全国民众实现国民革命”^[14]的宗旨，忠实地传达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声音，并发表过大量反对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文章。1927年7月15日武汉“分共”之后，该报立即转变初衷，发表过不少反共文章，成为拥汪拥蒋的工具。“宁汉合流”后，国民党中央决定另在上海出版《中央日报》，武汉《中央日报》遂于9月15日停刊，共出版176号。

早在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就有设立机关报的筹议。为出版上海《中央日报》，南京国民党中央做了充分的准备。1927年8月，蒋介石因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下野出国，次年1月回国复职。在上海逗留期间，他和吴稚晖等国民党要人商谈过建立《中央日报》的事宜。其时恰逢与陈布雷关系密切的《商报》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国民党中央立即拨出近5万元巨款，将其全部机器、设备、纸张等买下，由汇商公司盘给《中央日报》。于是，上海《中央日报》得以于2月1日顺利创刊。该报日出3大张12版，报头系集孙中山墨宝而成。孙科任董事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丁惟汾任社长，国民党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总经理，彭学沛任总编辑。《中央日报》的编辑委员会由胡汉民、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陈布雷、叶楚伧、蔡元培、杨杏佛等组成，胡汉民任主席；同时设撰述委员会，邀请党内外知名人士胡适、邵力子、罗家伦、傅斯年、邵元冲、唐有壬、马寅初、王云五、潘公展、郑伯奇等担任撰述委员。^[15]出至11月1日停刊。

上海版《中央日报》发表了不少反对共产党及其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并不厌其烦地宣讲和阐释国民党中央框定的“三民主义”。在创刊后的一段时期内，该报忠实地充当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的喉舌。但是，随着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纷起，《中央日报》也表现出了和国民党中央特别是蒋介石个人日益明显的分歧。正是这些离异倾向，导致了上海《中央日报》的停刊。

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提议，将上海《中央日报》迁南京出版。31日，上海《中央日报》在出版最后一期后终止发行。以彭学沛为首的全体编校、经理人员26人发表声明，称自即日起全体“脱离中央日报职务”，“一切契约及往来账目由继任者负责清理”。^[16]

南京《中央日报》于1929年2月1日发行，序号接上海《中央日报》。该报日出3大张12版，售洋3分5厘，版面同上海版，但是明确强调了其国民党机关报的身份。发刊词公开表示：“本报为代表本党之言论机关，一切言论，自以本党之主义政策为依归。”《中央日报》迁址南京后，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党报委员会”领导，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兼任该委员会主席，下设经理、编辑两部。1929年到1930年间，总编辑先后为严慎予、鲁荡平；1931年，由赖琏接任总编辑；曾集熙任总经理(后由周邦式、贺壮予接任)，王平陵任副刊编辑。南京《中央日报》特别强调以“拥护中央，消除反侧，巩固党基，维护国本”为职责。^[17]这表明，迁宁后的《中央日报》主要充当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喉舌，为巩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服务。

“九一八”之后，面对新局势，国民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特地召开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宣传方略案》和《改进中央党部组织案》的决议，对改进和加强新闻宣传提出了很多意见。据此，《中央日报》率先改组。1932年3月，《中央日报》改为社长制，蒋介石委任37岁的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程沧波为首任社长，言论报道上直接对国民党中央负责，行政上独立。内部管理实行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总经理负责制。同年，先后增出《中央夜报》和《中央时事周报》。

程沧波出任《中央日报》社长后，力图有所革新，明确提出：“经理部要充分营业化，编辑部要充分学术化，整个事业当然要制度化效率化。”^[18]他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实行改革^[19]：

第一，在领导体制上，改总编辑负责制为社长负责制。此前，兼任《中央日报》社长一职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根本无暇管理社务，实际负责报务的是总编辑和总经理。但是报社的经理部和编辑部各不统属，俨然独立。对此，程沧波主张将《中央日报》和中央宣传部在名义上脱离关系，并仿照美国《纽约时报》的管理体制实行社长负责制，由社长直接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这个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批准，从而在中国确立了党报社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这样，《中央日报》虽然仍然还是国民党中央的喉舌，但在形式上却成了独立的法人。从而对外改变了人们对党报的固有看法，对内又统一了人事权，提高了行政效力。

第二，在编辑方针上，加强采访力量，充实新闻内容。在此之前，整个《中央日报》只有一名专职采访记者，各地通讯员每月供稿也不过三四篇，稿源严重不足。程沧波提出了“人人做外勤，个个要采访”的口号，并且以身作则，坚持每天亲自跑新闻。同时，他又着手刷新报纸版面，增辟《读者之声》专栏和《中央副刊》。紧凑的版面安排和充实的内容让《中央日报》焕然一新。

第三，在言论方针上，既强调“党派性”，又标榜“人民性”。此前的《中央日报》一再公开宣称“本报为代表本党之言论机关，一切言论，自以本党之主义政策为依归”，给人以只替政党做宣传的印象。革新后的《中央日报》虽然仍强调“党性”，但也表示要充当“人民的喉舌”。1932年5月8日，该报刊发了程沧波社长亲自撰写的《敬告读者》的社论，明确表示要兼顾“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依吾人之见，党之利益与人民之利益，若合符节。换言之，人民利益即党之利益，为人民利益而言，即为党之利益而言。故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人民之喉舌。”

第四，在经营管理上，完善会计制度，积极更新设备，增设地方分版。虽然国民党中央每月拨付8000元经费，但由于管理混乱，《中央日报》仍“职工欠薪，煤炭费用等欠歇，为数颇巨”。为了摆脱困境，程沧波决定立即“确定馆内各种会计制度，特别是加强广告发行单据的管理，使其完全制度化”。在此基础上，报社又重新修订了各地分销处简章和广告刊例，并积极催收各地拖欠的广告费和订报款。这些措施的实施，改善了报社的经济状况，增强了报社的经济实力。经济情况的好转，为报纸的扩大再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设备更新方面，购进了天津《庸报》的一台轮转印报机；争取到了近17万元的国民党中央财政的拨款，在南京新街口建筑现代化大楼一座。到1935年，该报日出3大张，日发行量由改组前的9000份左右增加到3万份以上。蒋介石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庐山创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一时间军政人员云集庐山。1937年6月，《中央日报》特为此增设了第一个分版——庐山版，由曾虚白主持。

经过革新，《中央日报》成了一家比较正规的新闻舆论机关，作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最高党报的地位也名副其实地建立起来了。正如国民党主管新闻宣传的权威人士陶希圣所言：“在抗战以前，能够代表中央发言的，是程沧波先生的时代。”^[20]

3.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的纷纷创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中国政坛依旧矛盾重重。共产党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知识界不断发起争民主、争自由的运动。在国民党内部，反蒋各派别时而联合时而分裂，或明或暗地称兵竞雄，粤桂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此起彼伏。南京国民党中央坚持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宣传工作的“散漫而不统一”。因此，在加强扩充《中央日报》的同时，南京国民党中央又致力于在各地建立中央直辖党报，以加强和统一各地的宣传工作。

1928年9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65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在各地设置中央直辖党报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北平、汉口、广州各设置一党报，由中央特别管理。按照会议精神，在全国一些城市迅速出版了一批国民党中央的直辖党报，主要有：

北平《华北日报》。创刊于1929年1月1日，社址在北平王府井大街。李石曾任社长，安馥音、沈君默等任总编辑，报务委员会由李石曾、段锡朋、沈君默(即沈尹默)、肖瑜等组成。报纸以“铲除旧污，恢复美德”为宗旨，日出3大张12版，以刊登政治、经济和党务要闻为主。在中原大战期间，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下令封闭南京国民党中央在平津的所有党报，《华北日报》由于此前的拥蒋反阎立场，首当其冲被查封。直到1930年10月10日中原大战结束后，《华北日报》才得以复刊。复刊后的《华北日报》，再次以“反共”、“训政”宣传为中心，明确表示：“本乎中国国民党之立场，在中央领导下，奉行三民主义的理论，以拥护统一，拥护国民革命为生命”；并对社会风气和国民精神“整饬之，振作之，革正之，以遂维新之业”。^[21]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该报被日伪劫收改出《武德报》。抗战胜利后，该报于1945年10月1日复刊，张明炜任社长。同时创刊日文版，供日本战俘阅读。1948年12月25日增出晚刊。1949年2月1日停刊。

汉口《武汉日报》。1927年底宁汉战争后，李宗仁、白崇禧等乘机控制了两湖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开始和南京对峙。为了强化对武汉地区的统治，蒋介石集团在对桂系军阀实行武力打击和政治分化的同时，也加强了舆论的导引和控制。1929年春，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控制了湖北。6月，在湖北《民国日报》原址并利用其设备，创办了《武汉日报》。该报由曾集熙、张廷休负责筹备，萧若虚任总编辑。不久，改由CC派崔唯吾担任社长，实际事务由总编辑胡伯玄负责。30年代初，报纸尝试改革：在版面方面效法《大公报》，头条新闻用超号字做醒目的标题，登载的稿件，力求精炼、迅速、准确；为了扩大新闻来源，增聘全国各大报驻各大城市特派员兼任本报特约记者。同时还约请小说家张恨水撰写长篇连载小说《屠沽列传》；并效法《大公报》开辟“星期评论”栏，约请武汉大学教授王星拱、周鲠生、皮宗石、陈西滢等撰写专论。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行量由7000份上升到2.3万份，在华中地区居首位。

广州《中山日报》。其前身是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的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蒋介石吞并广东，即将广州《民国日报》改组为《中山日报》。国民党中宣部派李伯鸣为社长，李伯鸣任命陈淦为总编辑，谢元恺为经理，陈恩成为主笔，胡春冰为副刊主编。广州沦陷后，该报迁韶关出版；抗战后期迁东江，设有梅县分社(社长陈燮勋)、梧州分社(社长刘帆声)。抗战胜利后，由东江迁广州复刊，胡春冰继续担任社长。

此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各地创办的直辖党报还有：《天津民国日报》(原名《河北民国日报》，1928年6月创刊于北平，年底迁天津并改名)，《西京日报》(1933年3月10日创刊于西安)，《福建民报》(1928年11月创刊于福州，初由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持，1934年3月改为直属中央党部)。1930年1月10日在北平创刊的英文《北平导报》，是国民党直辖党报中唯一的一份外文报纸。

《中央日报》和其他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构成了国民党党报的主力军。“它们直接听命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反对共产党、排除异己，而挥戈上阵，而大打出手；为维护和巩固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而效力。同时，也积极反抗日本的侵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22]

4.地方党报遍地开花

《设置党报条例》要求一般的省会所在地以及重要城市都必须设立国民党党报，因此，在国民党兴办中央直辖党报的同时，全国各地也纷纷创刊了由地方党部管辖的国民党地方党报。这些报纸大都由国民党省、市、县各级党部所办，数量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些报纸，大多采用“民国日报”这一名称，如山东《民国日报》、河南《民国日报》、绥远《民国日报》、宁夏《民国日报》、甘肃《民国日报》、云南《民国日报》、杭州《民国日报》、宁汉《民国日报》、温州《民国日报》、嘉兴《民国日报》、九江《民国日报》、厦门《民国日报》、南宁《民国日报》……在江浙沿海和中南地区，县级以下(含县级)的党报更是多如牛毛。当时有人形容，北伐战争以后各地新创办的报纸，国民党党报占十之六七。据不完全统计，至1934年，江苏有报纸225种，浙江有79种，湖南有57种，其中多半是国民党党报。^[23]

上述国民党地方党报完全是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创设的，在新闻宣传上与国民党中央党报保持高度一致。其新闻大多来自“中央社”，言论口径又往往与《中央日报》相似，从而形成了“千报一面”的局面。此外，地方党报经常随政局变化、经费来源的变动而变化，所以总体上看起来数量很多，实际上长期坚持出版的并不多，影响也很有限。但是，国民党通过地方党报的兴办，构建了一个遍及全国的党报网。通过这张网，国民党加强了对全国新闻舆论的控制。

二、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党报

1.抗战初期国民党党报向大西南迁移

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大片国土沦陷，绝大多数国民党党报因此跟随国民党政权向西南地区大规模迁移。在迁移的过程中，人员尤其是物质设备蒙受了巨大损失。

国民党党报的播迁是从南京《中央日报》开始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央日报》在社长程沧波的安排下，立即采取应变措施，留下部分人员继续坚持出版报纸，大部分人员及主要设备分水陆两路分别向长沙、重庆转移。淞沪会战爆发后，南京也沉浸在战时氛围之中。11月22日，《中央日报》发表题为《告南京市民》的社论，号召南京市民“凝定意志，勿自惊扰，为民族生存而奋起，为国家独立而抗战”，“国家到了这个关头，国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后盾，民众能多出一份心力和物力，政府不但可以从容应敌，并且还有转败为胜、转弱为强的把握……大家照着这样凝定意志，长期奋斗，这样力量的总和是绝对不可侮的，我们期待着前途光明，由此种力量发挥出来”。26日，《中央日报》开始撤退。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1938年1月10日，长沙《中央日报》创刊，编号继南京版，为3405号，由张明炜担任社长。9月1日，《中央日报》重庆版出版，程沧波任社长兼总主笔，编号继长沙版；长沙版改为分版，设分社主任。此后，又相继增设了昆明版、成都版、西康版、贵阳版、屯溪版、桂林版、福建版。国民党政府向西南转移的过程中，《中央日报》是最重要的官方报纸，也是传达国民政府信息的唯一管道。该报曾多次采访蒋介石、宋美龄、盟军统帅马歇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对中日战事报道也非常详尽。

《扫荡报》是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报纸。其前身是1931年3月由贺衷寒在南昌创办的《扫荡三日刊》，1932年6月23日扩版为《扫荡日报》，1935年5月1日迁汉口出版，改名为《扫荡报》；同时发行《扫荡旬刊》、《扫荡画报》、《扫荡丛书》。该报早期以“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须剿匪”为宗旨；迁汉口后更新设备，扩充版面，加强反日色彩，颇受读者欢迎，营业额也呈上升趋势。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成为战时首都，《扫荡报》划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领导，陈诚、周恩来、郭沫若等部厅领导经常过问报社事宜。第二次国共合作也使该报的“扫荡”目标转而对准日本侵略者，因而其作用也显得日益重要。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日的清晨，《扫荡报》才开始撤离。在武汉诸多报纸中，《扫荡报》与《新华日报》是最后撤退的两家，两报的告别社论《武汉永远是我们的》和《告别武汉的父老兄弟》是由周恩来授意、郭沫若和陈家康分别执笔撰写的，也都表达了期盼凯旋的心愿：“我们还要回来的，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扫荡报》的迁移，是分两步进行的。武汉撤退前一两个月，该报抽调大部分人员和器材，分别沿长江和粤汉铁路向西、向南两个方向转移。向西的一路于1938年10月1日在重庆出版了重庆版，由黄卓球、刘威风等人负责。武汉版停刊后，重庆版被确定为总社，由黄少谷任社长；向南的一路于12月25日在桂林出版桂林版。1939年5月6日至8月12日重庆版参加“重庆各报联合版”。1942年6月1日至1943年3月31日与《中央日报》出联合版，1942年10月1日又创设昆明版。1944年11月、12月，桂林版西撤途中又出版了金城江版、独山版。1944年8月重庆版改组为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

此外，《武汉日报》于1938年1月26日在宜昌出分版。武汉沦陷后，该报的人员设备分两路西迁：一路撤至贵阳，于12月改出《中央日报》贵阳版；一路撤至战时湖北省会恩施，发行《武汉日报》恩施版。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东南日报》先后迁至金华、丽水、江山、云和以及福建南平等地出版，广州《中山日报》曾先后迁往梧州、梅县等地出版……由于仓促动身，大部分西迁的国民党党报饱受了艰辛。但是，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党报及其报人，多数能够在播迁的过程中为抗战鼓而歌。

2.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党报的大发展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尽管局势稍有安定，但由于环境艰难、物质缺乏、人员大减，内迁的各国民党党报还是元气大伤。无论是印刷的精美程度，还是纸张的质量，无论是新闻的数量，还是报纸的版数，都远逊色于战前。但是，由于国民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采取了加大经费投入、统一编发新闻言论稿件、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为党报提供一切便利等措施，一个庞大的国民党党报体系很快在大后方、抗敌前线和上海、香港等地建立起来。

除《中央日报》在重庆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以外，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也由战前的9家发展为1944年的18家，主要有：重庆《中央日报》、贵阳《中央日报》、芷江《中央日报》、成都《中央日报》、昆明《中央日报》、《西京日报》、南郑《西京日报》、《武汉日报》、《中山日报》、梅县《中山日报》、福建《中央日报》、福州《中央日报》、湖南《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安徽《中央日报》、西康《民国日报》、青海《民国日报》、宁夏《民国日报》等。^[24]此外，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在上海创办过直辖党报《中美日报》和《正言报》，在香港也创办过直辖党报《国民日报》。

与此同时，国民党地方党报也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44年的统计，国统区省、特别市一级党报已发展到41种，县级党报397种，其数量已超过战前；此外，还有《扫荡报》、《阵中日报》、《扫荡简报》等三大类的军队报纸170家。这样，国民党党报已达到600家左右。数量有了明显增加，但由于战时物资条件的限制，国民党党报的总体规模还是小于战前。^[25]

3.国民党党报的抗日宣传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立即发表声明，表明自己坚持抗战的严正立场。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即再不容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因此，“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26]在对日问题上，国民党第一次坚定而明确地提出了抗战应敌的方针。1938年10月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战时新闻政策进一步指出：战时新闻界应加强抗战必胜信念的宣传，同时要突出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坚持抗战到底等既定国策的宣传。

由于立场明确，国民党党报及其报人在抗战爆发后全体出动，为神圣的抗战呐喊助威。1937年7月9日，《中央日报》在要闻版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并刊登消息赞扬国军的正当防卫。7月12日的社论，严厉驳斥了日军失踪的谣言，指出卢沟桥事件的真相就是日本军队借故攻击中国军队，侵占中国领土。7月17、18日，又连续发表了社论《和战之最后关头》、《鲜明的态度》，及时传达和阐释了国民党中央的抗战立场，从而有效地鼓舞了军心和士气。8月1日，又刊登《平津浩劫中之国民》一文，愤怒地谴责日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平津两地三日来的现象，轰炸、烧杀、屠戮、阴谋，各幕活剧同时表演，这是中国近百年来极大的创痛，也是黄种人毁灭文明的开始。”

抗战一开始，《中央日报》便开辟了“各地通讯”专栏，以全面报道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其中，既有战场的英勇抵抗，也有人民群众的踊跃支援；既有国民党军队的胜利，也有共产党军队的大捷；既有对抗战勇士“民族忠魂”的褒扬，也有对汉奸败类“丧心病狂”的鞭挞。平津军民与敌浴血奋战的场面、上海前线国军痛歼敌寇的情景、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中央日报》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抗战初期全民抗战的盛况，也进一步提升了民众的抗战激情。

但是，国民党战时新闻宣传政策的基本点是要“统一言论”。国民党政府为了突出自己的地位，一直强调“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因此在如何抗战、如何处理国共关系等问题上，国民党党报亦步亦趋地始终坚持“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宣传，从而同当时舆论界普遍主张的“全民抗战”主张格格不入。到后来，由于国民党政府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国民党党报也紧锣密鼓地施放反共暗箭，公开地破坏统一战线。尤其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以《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阵营，更是不断宣传“政令统一”、“军令统一”、“整肃纲纪统一”，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民抗战行动百般曲解与指责。总之，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党报一直在宣传抗日和叫嚣反共的矛盾中生存。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党报

1.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党报的扩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忙着东迁，国民党党报也急于复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各直辖党报更是抢得了先机。9月初，国民党派出了第一批接收特派员：陈训畲为南京特派员，詹文浒为上海特派员，王亚明为武汉特派员，张明炜为北平特派员。9月2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转发了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订的《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宣传部政治部各级党部政府原在收复区各地沦陷前所办之报纸通讯社应在原地迅即恢复出版，以利宣传”，“敌伪机关或私人经营之报纸……一律查封，其财产由宣传部会同当地政府接收管理”。接收特派员根据上述规定，利用中宣部的名义，接收所有当地的报纸。因为接收了收复区所有报纸的房屋、印刷设备和物资，所以收复区最早恢复出版的是清一色的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然后就是国民党系统的团报、军报。其中，较早恢复的有：上海《中央日报》(8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9月10日)、北平《华北日报》(10月1日)等。

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辖党报快速恢复并得到了发展之外，国民党各级各类党报在各级军政机关的大力扶植下，利用接收的收复区敌伪报业的设备资财，也迅速发展起来。“如果说，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底是中国报业的‘复兴时期’，那么从1947年起中国报业则进入了所谓‘扩充时期’。”^[27]在“复兴时期”，国统区登记出版的报纸只有984家，发行量在200万份左右，不及战前的水平；但到了1947年8月，登记出版的报纸总数增加到了1781家，其中主要是各级各类国民党党报。战后国民党党报体系主要包括四个系统^[28]：

一是以南京《中央日报》及其各地分版为核心的中央直辖党报系统，共23家。在抗战时期发展的基础上，《中央日报》的阵营进一步扩大，采用《中央日报》名称出版发行的有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南宁、长沙、福州、厦门、沈阳、长春等地的分版，共12家。此外，还有北平的《华北日报》、《英文时事日报》，汉口、宜昌的《武汉日报》，广州、梅县的《中山日报》，西安的《西京日报》，成都的《中兴日报》，天津、南昌、西康的《国民日报》。23家中央直辖党报是国民党党报的主体，总发行量在45万份左右，占了全国报纸总发行量的20％，而且各直辖党报的发行量在所在地都占据首位。这些党报在形式上按企业化的原则各自独立经营，但在言论方针、新闻政策上完全秉承国民党中央的意旨，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统一指挥。

二是以《和平日报》为首的军队党报系统。《和平日报》的前身为《扫荡报》。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1月1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和《扫荡报》社长黄少谷为了渲染“和平”气氛，把《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和平日报》首先复刊了汉口版，接着创设了南京版(11月12日)、上海版(1946年1月1日)。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后，《和平日报》总社亦由重庆迁南京，黄少谷任总社社长兼南京版社长。此外，各地还有以《党军日报》、《黄埔日报》、《阵中日报》命名的军队党报以及一批内部发行的军事简报。

三是地方党报系统。国民党地方党报在战后纷纷新办或得到恢复。国统区的地方党报有三个层次：省级党报，省党部宣传部直接指导的区党报和县级党部主办的党报。其中县级党报多达890家左右，约占全国报纸总数的一半左右。在各省中，江苏和湖南的党报数量最多。江苏60余县中有40多家县级党报，湖南更是几乎县县有党报。地方党报虽没有中央直辖党报和军队党报的实力和优势地位，但也为国民党中央及其国民政府政令之宣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是以国民党党员个人名义主持的“民间党报”系统。国民党有资助党员个人出版报纸、以“民间”身份替国民党做宣传的传统，这种报纸在战前被称为“半党报”和“准党报”。由于以“民办报纸”面目出现却又直接听命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社会实际影响力也远在一般中央直辖党报之上，“民间党报”因此备受重视。抗战胜利，“民间党报”约有20家，总发行量在50万份以上。其中主要有：胡健中主持的上海、杭州《东南日报》，吴绍澍主持的上海《正言报》，胡朴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吴任沧主持的上海《中美日报》，吴望及主持的杭州《正报》，余烈主持的杭州《大同日报》，龚德柏主持的南京《救国日报》，张一寒主持的南京《中国日报》，袁雍主持的汉口《华中日报》等。

在全面接收敌伪宣传事业和扩展自身党报的同时，国民党也将曾经陷于敌手的民间报纸据为己有。战前，《申报》和《新闻报》是发行量最大而极具影响力的两家民间报纸，国民党也一直试图影响和控制两报而始终未能如愿。上海“孤岛”沦陷后，两报均为日本军部接收并改组，为侵略中国张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趁机封闭了两报并加以接收。1945年9月初，国民党中央拟订了《管理〈申报〉〈新闻报〉办法》和《〈申报〉〈新闻报〉报务管理委员会组织规程》。其中规定：《申报》、《新闻报》两报的名称保留，但“暂时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管理下恢复出版”。随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往两报各派驻了10余人，分别成立了以潘公展为首的《申报》管理委员会和以程沧波为首的《新闻报》管理委员会，负责接管经营并筹划报纸的改组事宜。11月22日，申、新两报同时复刊，报名依旧，但内容全非，国民党实现了控制两大报的夙愿。从此，《申报》、《新闻报》在“以民营报纸立场，为国家尽宣传职责”的办报方针下，被纳入国民党党报体系。

2.国民党党报的企业化改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宣布从“训政”阶段进入到“宪政”阶段。为适应从“训政”到“宪政”的转变，国民党党报也做出了一些变更。其中主要的变化，就是国民党直辖党报实施企业化改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地参与报业竞争，以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争取读者。

1946年3月，国民党中央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本年四月一日直辖党报一律开始实施(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体制)”。之后，各直辖党报立即着手准备。率先实施企业化改革的是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成都《中央日报》。该报于7月1日刊出启示声称报社改为公司组织运作，“期以独立之精神，发挥企业化之功用”。

南京《中央日报》的企业化改革规模最大、力度最大。该报于1945年复刊之初即开始企业化改革的准备工作。除将敌伪产业和国民党中央一次性投资作为“党股”外，该报还把1946年1月至6月职工生活补助费及全年盈余作为“职工股”的基金参股报社，使得报社的总资产达12亿元以上。该社社长马星野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建议南京中央日报首先实施企业化，并率先自动停止领津贴”。1946年4月，南京《中央日报》草拟了公司章程，并拟定党股代表人和董事长名单，送呈中央宣传部及中央财经委员会核定。经过一年的筹备，1947年5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陈果夫为董事长，于右任、胡健中、陈布雷、马星野等15人组成董事会，陈诚为监察长，戴季陶、程沧波等5人组成监察会，任命马星野为社长，黎世芬为总经理。“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党报企业化改革筹备过程的结束和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进入确立和实施阶段。

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国民党各大型党报都组建了报业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企业管理报纸，形成了一个个报业集团。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央日报报业集团和和平日报报业集团。中央日报报业集团拥有12家报纸，以《中央日报》分版的名义在南京、上海、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福州、厦门、海口、沈阳、长春等12个城市同时出版。军报《和平日报》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南京、上海、汉口、重庆、兰州、广州、沈阳、台湾和海口等9个分版的全国性大型报业集团。

国民党党报实施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体制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党报实行股份制改革，体现了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部分分离，报社因此有了更多的经营自主权。面向市场且自负盈亏，又迫使党报社必须科学地规划报纸的产、供、销诸环节，从而有效地克服了“报馆象衙门，办报象作官，人手多而效率反低，事务不能开展，更谈不到自力更生”^[29]的弊端。这比政党直接下拨经费办报并负责摊派发行的党报经营模式，无疑是一大进步。

国民党党报实施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体制，成效也比较显著。具体表现就是报社的资产急剧膨胀，竞争意识更为浓烈。以上海《中央日报》为例，实施企业化改革之前，其资本总额仅为7亿元，1947年5月组成股份公司后，资本总额迅速增加到16.8亿元。其他各党报亦大致如此。

3.国民党党报在大陆的消亡

国民党党报在战后的发展刚刚有一个好的开头，马上就走向了衰败。

全面内战尤其是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失败后，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不但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生存，而且使报业陷入了深深的危机，国民党党报也不例外。尽管在纸张配给方面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有力扶植，严重通货膨胀下的纸价、邮电和铁路运输价格的节节攀升，还是大幅度地增加了报纸的生产成本。南京《中央日报》日出3大张，每份售价为100元(如批发，惯例是7折)；当白报纸每令l万元时，每份3大张的白报纸成本就达30元；此外，每份报纸平摊的印刷、编辑、发行成本，也达40元。这样，方勉强持平。但是，当白报纸每令涨到10万元乃至15万元时，仅白报纸成本每份就亏损230元至380元之多！从1946年11月开始，国民政府又宣布对邮电、铁路大幅度加价，平邮每50公分报纸加价10元，航邮加价160元，新闻电报每字加价200元，长途电话3分钟加价1500元至32000元，火车运费加价75％。^[30]

报社支出成倍增加，而报社收入却随着经济的日益萧条而减少。近代尤其是现代以来，广告是报社的生命线。但是，国统区在1947年以后一月数易甚至一日数易的物价，使得商品根本不愁销路，商家更是热衷于囤积居奇。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告刊费即便廉价，也很难有市场。而开支飙升收入减少的直接结果，只能是报社越发困窘。

正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动摇了国民党党报的生存根基。从1947年2月16日起，南京《中央日报》开始减张、加价和裁员。由原先日出3大张改出2大张半，“食货”、“科学”、“文史”等周刊相继被迫停刊。但是，报纸价格却不断上涨：日出3大张的报纸，1946年以前只卖100元，到1947年1月7日就涨到200元，一个月之后的2月10日涨至300元；3月1日，报纸减了半张，售价却涨至500元。两个月之内，上涨了6.6倍。^[31]报纸涨价，订户大幅下滑，报社的困难自然依旧。1947年7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同时，为了“加强勘乱宣传”，国民党政府增加了一大笔经费。这些增拨的经费一度改善了国民党党报的处境，但1948年以后更为剧烈的通货膨胀再一次把国民党党报推到了破产的境地。

与此同时，国民党对党报的宣传尤其是“反共”叫嚣却一直抓得很紧。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曾指示各报馆广为“搜集罪证”，以“揭露共匪祸国殃民事实”。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不惜造假中伤，如南京《中央日报》有关共产党“十六刑三十六杀”的报道；有时甚至指鹿为马、虚张声势，把活人说成死人，把失败说成胜利。一旦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国民党党报的威信也就跌落到低谷。

尤其重要的是，虽然国民党党报迈出了企业化发展的第一步，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党报的依附性，它不可能摆脱党报与党共荣共损的规律。国民党的党报体系，必然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和政治上黑暗腐败而解体。国民党党报体系的解体，开始于1948年。最初，表现为几份党报出版联合版。随着国统区范围的缩小，停刊的国民党党报越来越多。1948年，大约有70家停刊，其中不乏广州《中山日报》、广州《和平日报》、南昌《民国日报》、青海《民国日报》、南京《中国日报》、上海《正言报》这样重要的国民党党报。1949年春，随着时局的急转直下，国民党党报尤其是中央直辖党报纷纷停刊，而它们留下的房屋、设备、纸张等被接管后，成了共产党出版省级党报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