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在大陆的终结

第一节　民报在大陆的终结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如何对待民营报业的问题摆到了共产党的面前。按照“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中共中央分别于1948年11月8日、20日、26日作出了《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新解放城市的原广播电台及其人员的政策决定》、《关于处理新解放城市报刊、通讯社中的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规定了对新解放城市中报刊和通讯社的处理办法：对国民党反动新闻机构一律没收和封闭；对进步新闻事业加以保护；对不反共的中间新闻事业不禁止，依靠其自身力量继续出版。同时对外国在华的新闻事业也规定一些相应的处理办法。

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后，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封闭当地国民党反动新闻机构，并利用这些机构的物资设备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对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主办的新闻机构，不仅允许登记出版，而且予以保护和支持。对于私营商业性新闻机构，则根据其政治态度区别对待。解放初期，大陆民营报刊发展比较正常。据1950年2月对当时发行的各类报纸进行统计，在总计281种报纸中，私营报刊55种，公私合营1种，合计约占20％，^[1]但是，时隔不久，民营媒介便进入了生存困境。

一、民报面临生存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政权虽然允许民营报刊刊行，但是，形势的变化使民营报刊的生存与发展遇到困境。

(一)新闻来源匮乏，报纸失掉个性

“通讯社原则上应归国有，除新华社外无须鼓励成立其他的通讯社。”^[2]官方重大消息都由新华社发布，未经新华社发布之前，任何媒介都不能提前发布，如此，民报本身所擅长的“超党派”新闻、内幕新闻没有了，即使报道官方发布的消息，党和政府对媒介规范的制定，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套套”，私营媒介不能越雷池一步。如长沙解放之日，《文汇报》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第二天刊出消息，但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而被指责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的办报作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文汇报》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也被指责为离经叛道。^[3]同时，在采访新闻上，一些党政机关也对民报深具戒心，很难采访到有价值的新闻。

缺少新闻来源的民报被纳入到党和政府的宣传结构中，按照统一的分工来进行新闻生产，承担党和政府所指定的宣传任务，各家报纸失去个性。比如《新民报》在上海解放后一两日内就由军管会发给“新字第五号登记证”，并接受上海中共市委领导，由市委宣传部统一布置任务。1949年9月中旬，《新民报》举行“经理、职工代表联席会议”以决定报社的报道方针，9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夏衍应邀到会讲话，代表党对《新民报》如何适应新形势，完成宣传任务，作了指示。他希望《新民报》能够办成一份“通俗的机关报”。按照这样的指示，《新民报》“从总编辑开始，编辑记者都来改写当天新闻(新华社稿)为口语化的读报材料。其中有的新闻还由姚苏凤、钱谷风改编成里弄报用的几十个字的短篇，有的改编成‘说说唱唱’的快板诗。至于对报纸的内容、新闻报道本身却没有改进。经常见报的内容，还是重登日报的‘要闻’、‘文件’，连解放前《新民报》赖以‘叫座’的社会新闻也销声匿迹”。^[4]徐铸成先生回忆道：“当时‘三反’、‘五反’运动不断展开，每一‘战役’都事先部署，我奉命参加旁听，自然也要写些遵命的社论和长短文章。”^[5]由于既缺少新闻，又缺乏特点，这样报纸当然也就没有多少读者了。

(二)新闻观念跟不上形势

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采取的是争取、团结和改造政策，其中隐藏的是不信任态度，把他们看成一个有待争取、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异己力量。在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民报报人必须一次一次地检讨，才可勉强过关，如王芸生说“他头一次感受到了‘丧失自尊’”。^[6]在这样的氛围中，当时在民报中工作的报人地位低下，受到歧视，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首当其冲，成为改造和批斗的对象。另外，从民报的历史来看，成功的民报都以“议政而不参政”，以超脱、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新闻为办报宗旨。但是，1949年以后，这些所谓民主、自由、中立、理性的观念都被列为“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念，因而受到严肃批判。民报中的新闻人，接受的是旧新闻观念的熏陶和旧新闻方法的训练，对共产党的报纸风格不太适应。为了让他们彻底完成思想转变，政府不断通过办学习班、学习文件等方法，帮助他们改变观念，适应新的形势。1950年春，中央召开新闻工作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围绕‘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个问题，作为办好人民报纸的基本方针，反复讨论。从此提出报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不得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黄色、迷信的报道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办报思想’，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可慢些’，但要‘真实’。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了。”^[7]对这一套苏联模式，民报报人一时难以适应，觉得无法把握，因而消沉避世，不想再来经营报纸。陈铭德和邓季惺主动放弃了对报纸的所有权，从1949年8月到1951年，先后不下十余次带着财产证明找政府，要求政府将《新民报》收归国营或者公私合营。王文彬在谈到重庆《大公报》停刊原因时说，“他们(指《大公报》总管理处——引者)对重庆《大公报》感到无暇兼顾深恐发生政治原则性错误”；同时作者也认为自己对办好这张报纸缺乏信心，因而不愿再办。^[8]

(三)旧的报馆组织运转不了

同人办报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办报模式，受到批判，民报报馆已经不能自主地聘用人员，共产党和政府通过“掺沙子”和直接指派等方式向民报报馆进人。如1949年后，上级指示重新复刊《观察》，实际上，除主编储安平外，基本上是换了全班人马。往日那种理性客观的《观察》不见了，办了半年多，就办不下去了。同时，为了体现党对新闻媒介的领导，民报报馆内开始建立党团组织。比如《大刚报》，“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报纸继续出版，报社的一切经费的支出和所需的新闻纸张，全部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拨付和供给。中共《大刚报》支部(当时尚未公开)负起了编辑出版的全部责任。汉口《大刚报》从此真正成为一张人民的报纸了”。^[9]

(四)民营报刊发行不了

新政权对私营报贩和报摊进行集中整顿，实行“邮发合一”的发行政策，造成私营报刊对政府邮局的高度依赖性。而一些邮局只承揽公营报刊而拒绝私营报刊的发行业务，使私营报刊陷入发行困境。1950年8月，《文汇报》发行量由原来的2万多份下跌到不足1.3万份，这时报社请华东邮政管理局协助办理外埠的发行，没有成功，于是直接向各地邮局发出1200多封信件，结果只有百十处邮局接受了代销《文汇报》的任务。^[10]

(五)广告市场萎缩

政府机关基本上不在私营媒体上刊登广告，同时，国家对广告市场进行规范。“广告方面，那时有一项规定：报纸不得刊登商品广告，而刊登的那些文娱戏目广告又收费低廉。”^[11]即使允许刊登商业广告，从当时的经济政策来看，政府在经济上通过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市场日益萎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国营计划经济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并且其份额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中也日益缩小，最后实行“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的时代是不需要广告的。

民营报刊依托市场，以发行和广告收入作为经济命脉。发行数量和广告收入的萎缩使民报生存艰难。随着国家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行，在国家体制之外谋求民报的经济独立，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二、民报“自动”退场

由于面临上述生存困境，民报生存艰难，日益萎缩：

上海《大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日销曾达16万份，以后逐渐减少，到1952年降到6万份。^[12]

《文汇报》，“当时(指1950年初——引者)销数总在十万份左右徘徊”。^[13]但到1950年8月就下跌到不足1.3万份了。^[14]

《新民报》，1950年“报纸的发行量也由解放时的一万几千份下降为八千份左右，经济陷入了困境”。^[15]

如前所述，1950年2月，私营报纸是55家，但到当年6月，减为43家，到11月底为39家，到12月底为34家，到1951年4月底为31家，到8月下旬则只剩25家。^[16]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民报不得不合办或者停刊，有的最终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公营报纸。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民报基本上退出了大陆的新闻舞台。1966年9月14日，《大公报》被永远关闭，再也没有恢复，民报在大陆就此成为一个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