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时期的国民党党报

第三节　在台时期的国民党党报

1949年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台北，国民党党报和接近国民党的报纸也相继迁入台湾。加上原有的报纸和新创办的报纸，全台湾的报纸增加到30种。这些报纸，一半左右在台北出版，其余的分布在高雄、台中、台南、澎湖、马祖、金门、嘉义、花莲等县、市。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直接经营的有《中央日报》等12家，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民营报纸有11家。

一、在台专政时期的国民党党报

国民党迁台后，严格限制报业。1951年6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以全省报纸“已达饱和点”和“节约用纸”为理由，宣布对新申请创办的报纸“从严限制登记”。次年4月11日，更是颁布了“停止报纸登记”的行政命令。此后30余年，除了1952年10月10日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办的《青年战士报》(后改称《青年日报》)之外，没有任何一份创办新报的申请获得批准。1952年12月9日，台湾“行政院”公布了《新闻用纸供应办法》，根据各报申报的用纸数量，核实后按低于市价三分之一的优惠价格供应。由于报社每年都要花大笔资金购买白报纸，优惠价格供应的做法无疑有利于当局掌控报纸的部分经济命脉。1955年4月21日，台湾“行政院”进一步公布了《战时新闻纸节约办法》，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规定各报一律日出对开一大张半。此后，也是整齐划一地增张：1958年9月1日增加到日出对开两大张，1967年4月1日放宽为日出对开两大张半，1975年再增加为三大张。此外，还规定每一家报纸只能有一个印刷所及发行所，而且必须在原登记的印刷所和发行所印刷发行，不得随意变更，从而给南报北运、北报南运增加了极大的人力和物力上的负担。“限证”、“限张”、“限印”，被台湾新闻界称为“一报三禁”。

控制报纸数量，并没有影响到报纸销量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大幅增加。从1952年到1987年，台湾的报纸种数长期维持在31种，但是报纸的总发行量不断攀升：1951年为21万份，60年代后期发展到56万份，1971年为125万份，1978年为210万份，1982年为250万份，1987年为370万份(其中《中央日报》达55万份)。

在31种报纸中，比较重要、影响较大的国民党党报有^[32]：

《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49年3月12日在台北开始发行。身为国民党党营媒体，享有一些特殊地位。所有“政府机关”、学校，奉国民党各地方党部指示，一律订阅《中央日报》，这就为报社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由于有党国体制支持，再加上公费订户客源稳定，《中央日报》在20世纪50年代曾风光一时，与民营的《联合报》、《中国时报》并称为台湾三大报。1979年，改用彩色印刷。

该报除在台湾发行五个分版外，还在香港和世界几十个城市发行航空版，另外还出版《中央星期杂志》和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晨报》。台北《大华晚报》，实际上就是它的晚刊。《中央日报》迁台后的历任社长有马星野、胡建中、陈训畲、曹圣芬、潘焕昆、姚朋、石永贵等。其中马星野和曹圣芬等人，不只是办报，更是经常捉笔的报人。《中央日报》标榜以“国家、主义、责任”为办报准则，言论反映国民党当局的观点。以《中央日报》为核心的台湾官办报业集团，直接控制了台湾三分之一的报纸，成为台湾当局在舆论界的基本力量。

20世纪60年代起，蒋经国主政，台湾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中央日报》也因此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中央日报》的社论，是全台湾中小学生、公务员阅读的“作文模板”；副刊，拥有最多的著名作家文章；记者队伍阵容强大。在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台日断交、蒋介石去世、台美断交、美丽岛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中央日报》扮演了“为党国代言”的角色。

《新生报》：台湾省政府的机关报。1945年10月25日创刊于台北，是台湾各报中读者面最宽、订户最普及的一份报纸。内容以报道台湾省各项建设为重点，注重地方通讯。1949年成立新生报股份有限公司，并成立高雄分社，发行南部版。1961年改组为台湾新生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将南部版更名为《台湾新闻报》并单独发行，成为同属一家公司的两个报纸。《新生报》的历任社长有谢然之、王民、沈岳等，总编辑为徐昶等。

《中华日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机关报。1946年2月20日创刊于台南，1948年2月20日迁台北出版，原台南版改称南部版。1957年该报还投资接办了台南的《成功晚报》。《中华日报》的分支机构以台中市为界，台中市以北和台湾东部及金门、马祖等地，属北部版管理；台中市以南和澎湖地区归南部版管理。此外，它还在香港、纽约、旧金山、马尼拉等地设有特派员。1982年，该报进行了改版：在评论上，改每天刊载一篇社论为双社论；在新闻报道上，增加了省市新闻的篇幅和有关“大众文化生活”方面的内容。1986年后，又强调以消费者和妇女、家庭为主要对象，大幅度地减少了政治方面的新闻，以示和《中央日报》有所分工。《中华日报》的历任社长有卢冠群、李冠礼、叶明勋、曹圣芬、黄肇珩等，总编辑有王晓寒等。台湾著名作家高阳曾任该报的主笔、总主笔。

此外，《台湾新闻报》、《台湾日报》、《青年日报》、《忠诚报》等9家国民党的党政军报纸，也都有一定影响。

台湾各报的版面安排大体相同，即前面几版通常用来刊载国内外要闻、社论、短评、通讯、特写、专栏和地方新闻，后面各版则用来刊载综合性副刊、长篇连载和有关体育、文艺、影视、家庭、儿童、医药、保健等方面的稿件及广告。除国际新闻和国内要闻外，社会新闻和文艺新闻在内容上也占有较大比重。

国民党党报有关国内问题的言论主张，延续了大陆后期的一贯做法甚至有所强化。在宣传方面，坚持“国家立场、领袖立场、国军立场”，以“宣扬三民主义和反共复国国策，贯彻政府主张，达成复国建国任务”为宗旨。就是其他报纸，在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控制下，基本上也以“拥护国策”、“宣扬国策”为基调，为“贯彻政府主张和立场”作宣传。

对大陆情况的报道，国民党党报在迁台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以贬义性的宣传为主。常常让所谓的“反共义士”来“现身说法”，利用共产党工作中的失误大作文章。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松动，而突破口是政治属性稍淡的体育报道，大陆健儿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勇夺15枚金牌，更被当作炎黄子孙的骄傲而广为传播。1985年以后，有关祖国大陆包产到户政策的执行情况、航天事业发展情况、京剧界新秀们赴港演出情况、考古上的新发现、电影界推出的优秀新影片等，都时有介绍。

1987年春天以后，围绕允许台胞去祖国大陆探亲问题，在台湾报界掀起了一股“大陆热”。不少报纸通过公布民意调查、开座谈会和发表读者投书等方式，表示了对国民党“三不”政策的不满。《中央日报》也发表过与祖国大陆“作有节制的民间往来”的主张，公开呼吁：断掉的民族脐带，趁失血尚未殆尽，得赶紧连接起来。

在业务和经营管理方面，国民党党报有了明显的改进。具体表现有^[33]：(1)增加信息量，增设专栏和副刊。为了吸引读者、增加报纸的可读性，《中央日报》新办了一批专栏和副刊，其中有《中央副刊》、《晨钟》、《主流》、《地图周刊》、《大陆透视》、《儿童周刊》；《中华日报》新办了《中华副刊》、《中华儿童》、《影艺》、《家庭生活》、《旅游》、《中学生》、《中国医药》、《出版界》、《今日问题》、《海峡对岸》、《金融天地》、《市声》、《房地产》等。除少数栏目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外，多数副刊和专栏知识性和趣味性较强，颇受读者欢迎。(2)更新设备，提高印刷质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各报都广泛地使用了专线中文文字传真电报设备、照片传真设备和自动化检字排版设备。50年代中期，《新生报》最先换用高速多色轮转机，印出彩色报纸。到70年代以后，《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陆续装备了新式彩色印刷机。其中，《中央日报》以4个版的版面实行套红或彩色印刷。(3)改进发行工作，缩短发行时间。各党报也和民营报纸一样，自设营业网点，自办发行。《新生报》、《中央日报》在国内外普遍设有办理发行的分支机构。如《中央日报》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发行点。为了吸引更多的订户和扩大发行数字，各党报也积极在减少中间环节、缩短送报时间上下工夫。

二、解除报禁之后的国民党党报

“南京国民政府”自迁台之日起，就开始严格地限禁台湾的报业。1949年6月，修订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和“惩治叛乱条例”，对新闻事业严加监控。1950年1月，借口台海形势紧张，台湾当局依据“戒严法”，宣布在全省实行戒严，并对新闻事业实行军事管制。作为“戒严法”的补充，国民党当局还公布了“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1954年4月28日)和“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1960年5月22日)，对报刊的内容作了十分苛刻的限制。这些管制办法，除了禁止泄露所谓国防、政治、外交等机密和发表内容猥亵的文字外，凡被认为有“为共匪宣传”、“诋毁国家元首”、“违背反共国策”、“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和“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等嫌疑的新闻和评论文章，都严禁刊载。^[34]国民党的党务部门，也以执行“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为名，颁布了一些“准则”，要求各报“(为)国策作宣传之义务”，“促成反共复国之使命”和“以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为报业的最高利益”。以上种种，表明台湾的新闻事业处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

对台湾当局的上述做法，台湾的新闻工作者曾经进行过一定的斗争。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随着民众民主意识的不断觉醒，台湾省内要求当局解除戒严令的呼声此起彼伏，台湾当局却一再借口“反共”，坚持“戒严”不变。1986年，由于民众争取政治民主的声势日渐强大，台湾当局表示将考虑解除戒严。1987年7月14日，台湾当局发布“总统令”，宣布自次日零时起解除台澎地区的“戒严令”，自1988年1月1日起解除报禁。1987年12月1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邵玉铭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解除报禁：自1988午1月1日起，开始接受新设报纸登记；对报纸印张数的限制，由每天不得超过3大张，放宽为不得超过6大张，印刷的地点也不加限制；广告刊登的数量，没有限制。这样，在台湾实施了36年之久的报禁，宣告解除。

由于考虑到报禁解除后，台湾报业将有较大幅度的发展，竞争将日趋激烈，不少报纸尤其是报禁时代获益最多的国民党党报在解禁之前就开始了调整。首先，调整了组织机构。国民党文工会首先对党营各报动了手术，对重复设置、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缺乏竞争力的《中华日报》(北部版)、《现代日报》、《民族晚报》、《大华晚报》等报实行关停并转；同时，进一步充实了《中央日报》以及一些经营较好并有一定竞争力的地方党报。其次，调整人事制度。为了适应解禁后业务发展的需要，《中央日报》等党报与民营报纸一道，着力于扩大编制、增加人手。再次，更新设备。《中央日报》投资5.7亿元台币购进了新式机械设备，《青年日报》投资6000万美元实现了排字工作的电脑化，等等。此外，《中央日报》还抢在解禁前夕建成了19层的新闻大楼。

但是，尽管准备比较充分而且有针对性，国民党党报在报禁解除后还是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以《中央日报》为例。报禁解除后，《中央日报》的企业化经营，以国民党为最大股东；实际编辑团队，亦以国民党干部为主。与多数同业一样，每日出刊的总张数增加为6大张。但因传统官营色彩浓厚，《中央日报》编辑版面不及其他报纸灵活生动，发行量因此每况愈下。当时网络媒体开始盛行，读者阅读习惯改变，实体报纸发行量普遍下滑，各报均进入衰退期，《中央日报》亦无法幸免。李登辉上台之后，《中央日报》在岛内的地位更是急剧下滑，影响力日趋式微。此外，由于一贯坚持反“台独”立场，也深受陈水扁势力的打压。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任内，以“《中央日报》对民进党的报道不公”为由，下令台北市机关学校停止订阅《中央日报》，更加重了报社的危机。报禁解除前《中央日报》发行量超过20万，但报禁解除后不到10万；许多商家均不愿代销，其零售量也大大减少。20世纪90年代后，只剩下公营机构、政府机关、军队等地可以看到《中央日报》，一般小报摊已很难见到。《中央日报》逐渐从一家赚钱盈利的报纸，慢慢变成了一份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年年补贴的报纸。为节约开支，《中央日报》在1999年4月宣布台湾各县市只保留2名记者，这是《中央日报》创刊7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方案。

报禁解除后，台湾国民党党报有一些新动向。其主要表现，一是减张。解除报禁以后，各报普遍实行增张，《中华日报》就出5大张。但随着张数增加，报价也随之上调。解禁以前，报纸售价多为每份5元，解禁前3个月调至每份8元；解禁后，台湾报业协会规定每份6大张的报纸定价为12元，5大张的为10元。报价调整后，增加了读者的负担，订户和零售额开始大幅度下降，报纸因此出现了严重亏损。增张的冲动随后开始降温，《台湾日报》、《青年日报》从6大张减为4大张，《中央日报》也已减至5大张。二是对新闻报道和言论，谨慎“开放”。报禁解除后，党营、官营和军营的报纸多数仍按当时的旨意和官定的调子行事，开放的程度较低，步子迈得较小，在很多方面显得拘谨和保守。^[35]但是，民营报纸和以民营的姿态出现的报纸，开放的程度很高，步子迈得也大，并因此使国民党党报处于越来越尴尬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央日报》的处境愈发艰难，被认为只有三个可取之处：一是比其他报纸更详尽地刊载“执政党”和“政府”的文件，可充当记录纸；二是它的文艺副刊对台湾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尚可一读；三是由于行政部门和公共机关必须订阅，随处可见，实属免费报。^[36]还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随着台湾民营报的畸形发展，不正当竞争、庸俗新闻、不负责任的言论泛滥报界，退居二线的《中央日报》仍坚持新闻不哗众取宠，不随波逐流，注重新闻的重要性、影响性、教育性，对社会犯罪新闻则“注意维护社会道德标准，避免产生传染作用”，^[37]以发挥党营文化事业的制衡功能。

1990年，国民党下台，一党专政时代在台湾结束。由于过多政治版面、内容与社会脱节，《中央日报》除传统国民党员及图书馆外，一般民众罕有订阅甚至阅读，零售点也大量减少。《中央日报》开始出现赤字，平均月亏844万元，累积亏损8亿余元。进入21世纪后，台湾报业竞争更为激烈。2002年5月起，《中央日报》与《中华日报》以“共同编采”的方式合作，以节省开支。这种做法虽然稍稍改善了《中央日报》的生存环境，但其发行份额和版面数量已远低于其他报纸。

2006年5月2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处分案》，停止挹注《中央日报》每年9000万元的补助经费，避免实体报纸的出刊继续造成《中央日报》财政负担。停止经费补贴，无疑是要《中央日报》的命。熬到2006年6月1日，这张出版了79年的报纸停刊了。

【注释】

[1]《本报发刊辞》，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1月22日。

[2]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3]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15日。

[4]沈玄庐：《星期评论发刊词》，1919年6月8日。

[5]《本报附送星期评论启事》，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6月7日。

[6]《〈建设〉杂志发刊词》，1919年8月1日。

[7]《本报复版感言》，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3日。

[8]《本报复版感言》，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9月3日。

[9]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10]马光仁：《第一次国共合作与报刊》，《新闻大学》第9期，1985年3月出版。

[11]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2]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3]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14]《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15]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5页。

[16]《本社同仁启事》，《中央日报》1928年10月31日。

[17]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台湾“中央日报社”1981年版，第124页。

[18]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页。

[19]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54～57页。

[20]陶希圣：《遨游于公卿之间的张季鸾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6期。

[21]《华北日报》，1930年10月10日。

[22]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2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0页。

[24]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

[2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33～634页。

[26]《中央时事周刊》第6卷第23期，1937年7月24日出版。

[27]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268页。

[28]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273页。

[29]陶百川：《我们的信息》、《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1942年4月1日。

[30]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302页。

[31]蔡铭泽：《中国国民党党报历史研究》，团结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304页。

[3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5～636页。

[33]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645页。

[3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4～665页。

[35]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0页。

[36]刘燕南：《台湾报业争战纵横》，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37]王天滨：《台湾报业史》，亚太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