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听讲座

在台湾“清大”选课之时，发现晚上是不排课的，想必供学生自由活动，登时大喜。晚上就放松地空了出来，以备参与各种活动所用。其中最首要的期望就是可以去听很多讲座。

以前在自己的学校里，晚上不仅有课，动不动院里面就突然召开大会，缺席是要扣分的。什么缺席都要扣分，年级大会、运动会、年级讲座等等，综合测评本来就加不了几个分，瞬时一扣，就什么都没了。这招挺厉害，除非实在不在乎了，不然总是会露个脸，但是对院里这种威胁恨得咬牙切齿。

有时候想听个什么讲座，一看到上课老师阴沉的脸色，或者院里大会通知，就愁苦地放弃了。

这下可好，晚上既然没课，就是自由选择了。我激情满满地给自己规划了从周一到周五的活动，每次在路上走路发现墙壁上贴着什么海报，马上拿笔记下来，或者有相机就照下来。斟酌损益，哪一天去听哪一场讲座，还挺丰盛。

其中这学期的讲座，数推广教育组办得最好了。他们办了一个系列的，请了各方面文化名人，进行不同主题的讲座。第一场是关于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讲人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姓黄，周三晚上七点开始。

那晚因为要提前参加英语单词小组学习，学完了，居然已经八点多。赶忙从人社院下山，匆匆忙忙跑过去，讲座已经开始了大半，马上进入提问环节了。

我偏对提问环节有一堆感想。大陆生喜欢这种场合，非常容易被人记住，更因为能见识到非常多的名人，与名人沟通思想非常愉快。有一次跟好朋友东方去听讲座，开始提问不久，果然又是一个大陆生发言了。那个同学首先感谢了一下来到台湾这个机会，然后提出问题。

东方有些不理解。她凑过来问我：“我发现你们跟我们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你们大陆生是不是喜欢先绕个圈子？”

我想了想，说：“你说的是礼节吧。我们习惯先表达自己的谢意，然后再提问题。”

这倒是真的。我们不习惯直截了当提出自己的疑惑，总是要先委婉地客气一下，将对方捧上天了，自己谦虚一番，给对方一点甜头吃，然后再一本正经地提出自己的问题来，以此显得深思熟虑。

相较之下，台湾同学跟我们比就不一样了。他们有时候也会客套，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直接提出自己的问题。甚至于当场问题思路还没有理清楚，但是这个疑惑从产生到发问，时间非常短暂，常属于即兴发挥。

发现这个规律之后，我才总结发现，每一场讲座，必定都有大陆生发言，而且几乎都逃脱不了这样的怪圈。

第一场讲座的时候，大陆生中是一个女孩子发言。她先自报门户，然后只是根据主持人最后的补充发表疑问。

她说：“黄所长，您刚才说需要有激情来阅读。我们也知道现在因为功课很忙，很难能有那么大的激情阅读。那么这样的激情是来自于阅读这项行为呢？还是读的书本身呢？”

我鼻孔哼哼了一声。听见自己发出了声，又径自脸红了。主持人在下面回答问题，我也没听清是怎么说的。很简短，便结束了。

你自己都不愿起来发句言，瞎哼哼什么。这叫不平，这叫愤懑，这叫嫉妒！

想到这里，我自己又慌慌忙忙举起了手。

然后光荣地作为最后一名发言同学被叫了起来。

虽然本来就自信满满认为老师一定会看见我高高抬起的手，可是被叫起来的时候还是慌了一下。一共两个小时的讲座，最后半个小时我才到，你说我能有什么问题。于是我急中生智，迅速自我介绍了一番，定睛看了一眼讲座题目，默念了一遍，忙问：“那老师，您对‘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是怎么定义的呢？我记得我大二那年有一个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讲过，现如今很多人都只是识字分子，他们都不具备社会道德心……”一面说，一面冒汗，一边想着幸亏当年马基课认真听过课。

台上那个老师听上去还挺有兴致，下面校长、推广教育组组长几个人听到我报自己学校的时候也充满兴趣地回过头看我，等我问完问题了，台上的人倒有一点严肃了。

他说：“确实，你说的那个识字分子也确实有。但是我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专业知识的，而且，最重要是使他们必须具备自我反省能力。20世纪知识分子的失败就在于他们虚幻的乌托邦思想！”

下面哗哗一阵鼓掌。

我的问题解答完了。这个讲座也散场了。

我扬起鼻子，大声一哼，仰头阔步走出去了，脚下跟踩了红云似的健步如飞。

你能提问，我也可以！

等遇到下一场讲座，发现换了另一个女生提问。这次不提问了，改感谢了。她前些日子刚刚参加了台北艺术大学校方组织的参观，于是这次来感谢了，感谢各方面领导，感谢有这次机会参观美丽的台北艺术大学。台上的艺大校长听了这番致辞，有些摸不着头脑，便回答说：“我们欢迎每一个同学来参观我们学校。”他估计没搞懂这同学在说什么，也是，台湾人嘛，人家不那么客套。我哭笑不得，遇到这场面，既没什么好感谢的，也没什么好提问的，又蔫了。

在台湾一个学期，也听了不少讲座，也确实启发心智。

大陆有一位纪实文学作家，叫岳南，山东诸城老乡，这一学期正在台湾“清大”当驻校作家。他出了一套《南渡北归》，包括《南渡》、《北归》、《伤别离》，讲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台湾人对于知识分子的主题十分重视，当然多半也出于一种骄傲的情怀，毕竟都有清华人的历史渊源。台湾“清华”对于岳南的重视，恐怕也多出于此，他的书中叙述了很多当年与“清华”有关的大师。我记得，第一场黄所长的讲座，有台湾的一名助教起来提问说，她现在在读博，同时作为大一中文系的助教，经常听到学生发牢骚说时间紧张没时间读书。她举例说，现在大一新生有一本必读数目《南渡北归》，一套下来要一百多万字，学生们要学这么多功课，还要写读书笔记，确实有些困难。

她说完，下面的校长就不悦了。校长站起来不紧不慢地回答：“学生忙，忙得过我吗？我都看完了，你们还有理由不看完吗？”

下面一片鼓掌。

这倒是真的，我也很喜欢这位校长。现任校长陈力俊一直在为台湾“清大”招揽各方名人贤才，这一学期，他请来了郑愁予当客座教授，下一学期，他又请来了金庸先生客座。在各种活动、各种讲座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常常会在讲座开始前为大家简单演讲两句。甚至在举办校园演唱会的时候，面对“清大”自己出来的新生代明星，他都非常和蔼可亲、满面笑容地向大家介绍。他着一身“清大”纪念版运动衣出现在舞台上，跟大家寒暄问好，同时又非常幽默知趣地说：“我知道大家都在等下面出场的乐团，等得很着急，下面是大家期待已久的苏打绿！”

在大家一片激昂的欢呼声中，他缓缓走下台。

很多学校校长，常常四年了都见不着几面，或许见到了，也是高高坐在台子上，与民疏远。可是这里却有一位校长，他在名人讲座的时候每每到场，而且可能只坐在你前面一排，散场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他笑容满面地与其他师友聊天。其实也不奇怪，马英九都跑到街道上来与大家一一击掌了，校长又怎么能在高台上坐得住呢？

等到了期末，12月，校长正忙写新一年计划时，遇到讲座他也照常出场，并笑眯眯地向大家解释：“其实呢，我现在很忙，老师们也都知道，这个时候是补年终总结的时候……”大家一听到“补年终总结”的时候，就笑了。他顿了一下，继续笑着说：“我本来应该在写计划，没有时间，可是郑愁予先生是我们著名的诗人，他一般都在美国，这次能请到他……”

等到一周以后，在林文月的讲座上，他也笑眯眯地解释：“其实呢，我现在很忙，我应该在写新年计划，可是我们林文月教授这次特意从美国回来，我们能请到她……”

可能是因为场地问题，从视觉效果上看，林文月的讲座是最鼎盛的一次，场地空前满座，不仅满座，在后排空地也站满了学生，走廊上也坐满了。她讲座的题目是《一个中文系人的回首》，在座很多都是中文系学生，还有很多高中生，连数学作业都带过来了，开场之前一语不发地做作业。

林文月这个名字，大陆人相对陌生，但她确是台湾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写作《读中文系的人》、《饮膳札记》，翻译了《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一批日本著名文学读本。1933年出生在上海日本租界，精通日语，14岁赴台，考进台湾大学中文系，师从当时台大中文系非常著名的一批大师，包括台静农先生在内，并留校做了一名中文系教师。她自己说，当年在女中上学时，班里的女同学都想考外文系，她本来也喜欢台大的外文系。她当时是班长，把大家志愿表都收起来后，发现其他人也报了台大的外文系，想了想，就改了志愿。改什么呢？或者台大的中文系，或者台北艺术大学的艺术系。后来，她还是填了中文系，就这样进了台湾大学，成了台静农先生的弟子。

那个年代外文系非常火热，就跟现在的经济系差不多，大家挤破了头都想进，待遇好，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事实证明，外文系也确实不乏人才，白先勇等一批作家就是外文系出身。

林文月是台湾大学有名的美女，有的老师为了鼓励学生去听讲座，就眉飞色舞地描述了一番林文月的美貌。原来林文月也有跟伊曼努尔·康德一样的习惯，下午三点半准时出现在一条小径上，大家常常提前等在这条路上，只为一睹她的风华。她的宿舍也因此得名望月楼，望月者如众。她擅厨艺，曾写过《饮膳札记》，客厅里常聚满了慕名而来的客人，据传台静农、林海音、三毛都曾是其座上客，颇有林徽因的气质。

现场一睹，果然所言不虚。七十多岁的老人，眼睛依旧炯炯有神，说话非常认真，一丝不苟，温和贤淑，谈吐优雅。她讲了很多自己学生时代的故事，下面一阵阵笑。

她成为一名散文家的机缘很巧合。她说自己原本是台大的学者，39岁那年遇到一个机会，学校里要公派去日本做访问学者，要求副教授以上级别，精通日语，40岁以下，而当时的中文系只有她合格。系主任跟她说后，她原本很犹豫，那个时期，局势仍是十分紧张，她虽然去了日本，家里的丈夫、孩子就成了人质。可是自己的丈夫很支持她，她便去了。

每周七天都窝在研究室里的日子很不好过，她有一次跑去另一个学者的研究室，对方提醒她可以一周花一点时间出去转转。她觉得很好，便一周五天在研究室里，周末转遍日本的大街小巷，一开始只是在研究里遇到相关的知识，便用注脚填进去，后来回来之后就把这些行程记录下来，写成散文，寄回台湾，发表在报纸上。发现大家很喜欢，她于是慢慢地开始多写，一开始还带有学术的风格，会给散文加一些注脚。她开玩笑说：“我不知道你们是看我的散文呢，还是看我的注脚呢？”

成为翻译家，就更巧了。那时她在日本研究唐朝文学，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受唐朝文学影响很深，她便着手写了一篇论文。将这篇论文发回台湾投稿的时候，她为了方便起见，就把原文与这一块有关的也翻译过来了，一并发表在刊物上。可是不想，大家看都不看她的论文，却对她的翻译充满了兴趣。杂志社向她约稿，让她把整本书翻译过来，她听到消息后觉得很不可思议，大家看到的这一篇只不过是《源氏物语》的一点零头。于是达成一致，每一个月交一篇，这样五年才翻译完。

她的讲座很快就结束了，有人问她，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她说，作家与中文系出身没关系。你不写就会难过，就会变成作家。

旁边有一位曾经的台大校长在旁边搭腔。他说，为什么要担心出路呢？就像刚才林文月老师讲的，在学校里做学生，做老师，就要放开手，放开心。

我觉得这句话真好。

名人演讲也算是清大的传统了。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为躲避战乱，行进到云南，形成了新的西南联大。在这样艰难的时期，不少国内外的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作家还来西南联大参观访问，原本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作为常委之一，为学生主持了很多讲座。外交家顾维钧、国防科技部钱乙藜、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都曾经为学生讲演，事关时事。

重视讲座，体现了大学对学问的关注，面向世界的胸怀，及其影响力。而对于学生呢，名人讲座，就是对心灵的一次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