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执政前的苏联教育

引　子

谈到凯洛夫《教育学》在苏联和中国的命运，不能不把目光推向它产生之前的岁月。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前因后果，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一、斯大林执政前的苏联教育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就主张教育自治，要把国民教育事业全部交给地方自治机关。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成立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由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安·瓦·卢那察尔斯基担任领导。他根据列宁的主张，在《教育人民委员关于国民教育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在教育上要实行“地方分权”的原则：把全部学校工作“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工人、农民和士兵建立的文化教育组织，也都“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同时宣告，行将成立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管理教学和教育机构的中央权力机关”。^[1]它的“事务”只是充当联系的纽带和助手，在国家全民的范围里组织资源，以便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义上对市政的和私人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对劳动阶层的教育机构提供支援。^[2]

这种教育制度的实行使得当时的苏俄教育享有相当的自主性和极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自然也体现在教育思想上。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二十年代苏俄在教育思想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苏维埃政权成立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中，俄国教育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国家人口有近80%是文盲。因此，当时苏俄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恢复学校，重建教育体系。鉴于当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数量及文化素质情况，恢复教育只有与沙俄时期留下来的教育家、知识分子合作。按照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设想：苏维埃俄国的教育不仅仅是要解决文盲和实现义务教育的问题，而且还要实现对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精神的再教育，培养新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并使群众投入到其中去。正因如此，与旧知识分子的合作最后形成的新旧教育思想的结合体成了苏俄初期的教育的指导思想。

此时能够与旧知识分子合作也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有关。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并不是要否定和抛弃过去一切文化教育遗产。他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3]并且，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中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4]这些话语很好地表达了列宁对过去的文化遗产和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态度。是这样的表态导致了新政权与沙俄时代具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旧教育家合作，同时也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理论敞开了大门。

沙俄时代留下了相当一批著名的教育家，这些教育家有着共同的特征：他们的思想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和宗教思想的洗礼，尤其是人文主义思想更是他们思想的灵魂。这些著名的教育家中有布隆斯基(П.П.Блонский)、沙茨基(С.Т.Шацкий)、戈斯新(С.И.Гессин)、格列夫斯(И.М.Гревс)、杰宁科夫斯基(В.В.Зеньковский)、伊里英(И.А.Ильин)、罗斯基(И.О.Лосский)等等。其中对20年代苏俄教育影响最大的是布隆斯基和沙茨基。

布隆斯基(1884～1941)，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和心理学家，也是著名的儿童学者，1921年任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学术委员会科研教学组委员。布隆斯基认为哲学和生物学、遗传学、生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及关于儿童的统计数据是教育学的基础。他曾试图努力在此基础上把当时的教育学变成严格的规范的教育科学。根据自己的研究，他提出，发展儿童智力的过程不是古老的“问题——回答”式的教学系统，而是在各种解决教学和道德问题的形式中锻炼儿童。他认为新型学校的“知识获得不应该通过单独的课堂教学，而应借助于劳动生活和人们之间的关系”；教育家的信条应该是：“请不要爱学校，要爱那些来到学校的孩子；不要关注反映现实的书本，而应关注现实本身；不要把生活窄化到仅仅是理论，但理论可以拓宽生活。最重要的是：热爱生活”。^[5]

“热爱生活和热爱孩子”同样也激励了另外一位俄国著名教育家沙茨基进行这样的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杰奥菲洛维奇·沙茨基(Станислав Теофилович Шацкий，1878～1934)是一位善于从实验中总结经验的教育家。他从1905年就开始进行教育实验，是俄罗斯以实验学校研究教育的首创者。他提出，学校应该和生活紧密相连，应该成为教育环境影响的传递者和坐标点。他的主要著作是《请不要吓唬孩子》。他认为，孩子的学习应该是自觉的行动，不要强迫，而要鼓励儿童在学习中的独立精神，学会自我管理。^[6]

一切从儿童出发，关心儿童的个性发展，培养儿童独立的探索精神是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布隆斯基和沙茨基的共同理念。他们的思想对二十年代的苏维埃俄国的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俄罗斯国际高等教育科学院院士、教授托洛夏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总结说，仅仅“推动人文主义教育对任何一个极权制度来讲都是非常危险的”^[7]。于是，克鲁普斯卡娅把在苏俄学校中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强调了苏俄学校中综合技术教育与劳动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苏联初期的教育思想就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共产主义教育的结合体，这种结合在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条例》和《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中有较为清晰的体现。

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劳动学校条例》中首先明确了总的原则：“……学校不再是压制学生个性发展的手段”，“在劳动学校里不允许有束缚整个学校生活和儿童个性自由发展的旧纪律”。^[8]那么，学校的秩序靠什么来维系呢？靠学生的“内在纪律”。“劳动过程本身将培养儿童内在的纪律”，在集体劳动中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这样的人文主义精神渗透到统一劳动学校的各个方面。在管理体制上，学校享有充分的自由。在《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中这样规定：“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会虽然规定了某些确实绝对必须遵循的规章，但同时也给各级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国民教育局留有发挥主动精神的广泛余地，而各级国民教育局当然也不会去束缚各校教务委员会在教育上的创造性，只要他们的创造性不是为了要摆脱学校民主化的路线”，“对个人的首创精神也将给以充分发挥的余地”^[9]，依据这个精神，人民教育委员部只规定“各类教学大纲的最低要求”^[10]，留给教师充分的发挥空间；“并不禁止按照几个不同的途径来对俄罗斯的学校进行探索”^[11]，学校可以自主探索办学的模式。

苏俄学校的管理模式给了教师和学校足够的创新空间，那么，学校教学是什么样的呢？

苏俄学校的教学更是体现了对儿童的人文主义的关怀。在《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中规定：“尽可能充分地进行个别化教学，乃是革新了的学校一项极重要的原则。个别化教学指的是教师要分析每一个学生的爱好和性格特点，应当使学校所教内容和所提要求尽可能符合学生个人的需要”，“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个人有权获得自己的特殊发展。我们无须用强制的方法去压制、欺骗和塑造个人。”^[12]这一原则性的要求使得苏俄学校的教学完全围绕学生个性身心发展而展开，为儿童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必须要指出的是苏俄学校的教学的展开是建立在对儿童进行心理研究的基础上的，这方面的代表就是当时兴盛一时的儿童学。

苏俄学校对学生的关怀既体现在对学生个人的需要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全体学生的关怀上。它的教育对象是全体学生，尤其是对后进生给予了特殊的关怀，“关心后进的学生，这是民主学校首先要关心的事，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成绩差并不是由于缺乏天赋的能力，而是由于家庭的生活条件恶劣造成的”。^[13]由此，可以判断这时的苏俄学校教育是面向全体大众，要让每一个儿童都受到应有的教育，而不是只培养所谓学习好的“精英”。这一点正是关怀每一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

对教育教学的具体实施者——教师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教师应该了解儿童的兴趣。不要对学生摆官架子，也不要使学生感到你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谨小慎微的、对青少年毫无亲近感的特殊人物。要善于成为学校这个有着各种年龄的人的大家庭中的大孩子、大哥哥”。^[14]这就是说，在苏俄学校里教师要对学生充满爱，要与学生有着融洽的感情。这一要求也为苏俄学校的师生关系进行了定位：不是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师，而是平等、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

从上述的规定看，苏俄学校的人文主义色彩非常浓厚，但是苏俄学校中的人文主义与西方的学校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在体现人文主义精神的同时，加入了反映社会主义要求的集体主义要求，并且是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提出来。

在《统一劳动学校的基本原则》中这样写道：“社会主义的教育是要把努力培养集体意识同灵活的个别化结合起来，最终做到，每个人都以能发挥自己的一切才能为整体服务而感到自豪”。^[15]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苏俄学校的教学是“个别化”的，容易在教学中宣传个人主义，这样“会使学生时时想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并且总是想利用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6]。所以，要在学校中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这也成了苏维埃学校的培养目标。“不管在教学中应当把个别化的方法置于多么高的地位，而在教育中，建立以愉快而牢固的同志情谊连结起来的学校集体毕竟是要使学生心领神会的最突出的任务”^[17]。

为了达到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苏联学校是劳动的，在工厂式的集体活动中，使学生了解劳动过程，这样就可以使“学校本身具有促使现代无产阶级联合团结成一个统一体的那种伟大的集体主义力量”^[18]，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公民。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苏联学校采取了以劳动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之所以如此，这与列宁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有关。早在1897年，列宁就在《民粹主义空洞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指出：“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19]这样的精神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结合的结果使得苏联学校成为了独具特色的“统一劳动学校”(единая трудовая школа)。劳动成了整个教学活动的核心。在学校采用了综合教学大纲、设计教学法和分组实验法(道尔顿制在苏联的变通)成为学校的基本教学组织形式，学校没有稳定的教科书，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从总体上讲，二十年代苏联的教学理论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共产主义教育思想的结合体。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思想，同时也有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但就教学理论而言，还是以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为主。也就是说，在二十年代苏联的教育思想并没被意识形态化。这也是二十年代苏联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教育探索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理论探索

二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探索就开始了。那么，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理解是怎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教育实践又是如何？与二十年代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是相同的吗？

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了一个新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马列主义为理论积极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其中，教育问题就是他们探索的重要内容。以毛泽东、恽代英、李大钊、杨贤江、钱亦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为思想武器对教育问题做了深入地思考，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见解。

李大钊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者。李大钊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他早期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革命道路。

李大钊，1913年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本科。当时，由于旧式民主主义革命不能救中国于厄运之中，他带着这种苦闷的心境到日本求索，在早稻田大学研究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思想。在此期间接触到日本学者幸得秋水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打开了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在日本期间还有一位学者深刻影响了李大钊，这就是早稻田大学的安部矶雄教授。安部矶雄是1898年日本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的中心成员之一。他不仅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也重视在教学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求之若渴，安部矶雄则对这位中国学生不遗余力地支持，为李大钊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帮助李大钊借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通俗读物，尽其教师的职责，成为引导中国学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良师。^[20]

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深深影响着李大钊，并使其逐渐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影响了他对教育的认识。

关于教育本质，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经济现象是社会现象中最基本的现象，“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因此，教育是受制于经济基础和政治的。而上层建筑是带有明显阶级烙印的，这就决定了教育具有阶级性。李大钊指出，教育是一种工具，反动统治阶级把教育作为维护自己统治、麻痹人民的工具加以控制，革命者也可以利用教育来发动民众，反对反动统治，进行社会改造。但是他认为，在当时的旧中国，能使社会得到彻底改造只靠教育努力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即必须用革命的方法来根本改变社会经济基础，依靠人民群众自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他强调精神改造与物质改造相结合，进而充分地肯定了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他说，“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民族的复兴有赖于新文化，有赖于日日注入新的血液。因此，他坚持必须用社会教育、学校教育的手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广泛地传播开来，灌输到实际的政治运动中去，加速实现革命目标。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所主张的教育应该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因此，他倡导工农大众的教育，尤其是农民的教育。进而提出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法，使之适合工农群众的需求和特点。

李大钊是在阐述他们的政治思想时，表达了对教育的认识，而非对教育问题的专门研究。此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专门思考教育问题的是杨贤江和钱亦石，他们都留下了教育专著，分别为《新教育大纲》和《现代教育原理》。这些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们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为观点指导下对教育的理解，涉及教育的本质、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学论问题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应该说，这本书是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教育问题专著的代表。下面将此书加以介绍。

杨贤江，中国共产党党员。笔名李浩吾。浙江余姚县人。他一生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没有去过苏联，只在日本留过学。和李大钊一样，是在那里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新教育大纲》是他的教育代表作。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释无产阶级教育的基本问题。其依据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关系决定社会生活的一般过程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指出教育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并制约的，揭示了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论证了政治制度是决定教育目的、制度、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从而阐明了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本质，旗帜鲜明地提出为无产阶级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权的主张。

关于教育本质，杨贤江明确提出，“教育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21]它同经济基础有依存关系，受生产过程也受政治过程所决定，同时它对经济和政治也有影响作用。经济关系的改变，政治制度的变革，都必然使教育也跟着发生变化。

他把教育放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认为“教育是帮助人经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这是教育的基本功能。但进入到阶级社会之后，教育便带上了阶级色彩。人类社会分成阶级，于是，阶级对立就出现了。由此，教育也就变成了阶级的，且是对立的。“阶级的和对立的教育，是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的教育特质，这在教育的本质上言，却是变质”。^[22]接下来，杨贤江以历史来考察教育的变迁，最后得出结论：“(1)在氏族制度时代之教育，是由一代向次代传下物质的及精神的社会遗产；(2)当私有财产制勃兴时代，社会分裂，从而教育加上当作支配工具的目的；(3)当私有财产制已经发达之后，教育之目的逐变为忽视第一义而重视第二义”。^[23]从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之后，也就是私有制产生之后，教育的主要功能就变成了“支配工具”，传递人类文明的功能变成了第二位的。

杨贤江以教育的阶级性为基础，概括出教育五大特征：教育与劳动分家；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两重教育权的对立；男女教育的不平等。对这五大特征进行总的概括就是：教育是“支配阶级”(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在阶级社会中，真正享有教育权的是“支配阶级”的子弟；对“被支配阶级”子弟的教育“即不是适应他们的利益，也不是适应全社会的要求，主要乃是施行对支配阶级有方便的教育，以俘虏被压迫者的心意，且使之成为对支配阶级服役的工具”。^[24]“教育一向是愚民的工具，支配阶级为巩固政权起见，断不容人民明白道理。它不是禁锢人民求知的机会，便是引诱人民去相信有利于支配阶级的‘学说’”。^[25]

对资本主义国家施行的义务教育，他从阶级性出发进行了如下分析：“资本主义国家要施行义务的强迫的教育的理由，绝非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而是为使国民的劳动力可以适应于它的经济组织，而且义务教育年限也只是表示它的最低限度”。^[26]

在《新教育大纲》中，杨贤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进行了批判。比如，在当时流行的“教育神圣说”、“教育清高说”、“教育中正说”和“教育独立说”，他认为这些学说是对教育本质的“曲解”。以唯物论的观点来衡量，否定了教育的阶级性，这是超阶级，超政治，以掩盖教育的本来面目，从而达到欺蒙麻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作用，最终效果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掩盖教育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因此，他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普及教育是为了养成国民的劳动力，却不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幸福”^[27]。

关于教育劳动化或是生活化他认为这是资本家出于要在劳动者身上榨取利润而采取的一种方式，是“他们想出的一条妙计，那就是想一方面给予教育的最低限度，而在别方面榨取劳动的最大限度，借为联结教育与劳动的代价。实在资产阶级的一切教育制度，都是想利用最小的耗费以得最大的成效的”。“然而有人‘鸡毛当令箭’似的竟高喊教育劳动化、实际化!请你们不要上当”^[28]。对所谓教育的科学化，他分析道，“近代国家衰落的时代的教化(包括教育)，是非科学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早已‘寿终正寝’了”^[29]。关于教育的平民化或民众化与社会化，他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因为任何支配阶级都要独占教化。“独占的程度愈加深，便愈益成为支配阶级的所有物，于是所谓社会化或平民化就愈远离事实了”^[30]。至于教育中立化或公平化、国际化、和平化则更是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特殊作用，他虽直接从事教育工作不多，但是他的教育观点几乎左右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故此不能忽略。他最早的教育观点是与其世界观紧密相连的。1920年以后，他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直接影响到他的教育观点，主要表现为对教育的社会性质及功能认识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教育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主要活动之一。毛泽东的教育观点在他的教育实践中表现出来。毛泽东担任了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主讲“农村教育”课程。根据当时一位学员冯文江的听课笔记，可知讲课内容，其中反映了毛泽东的教育观点。

现在之学校与农民：1.现实之学校教育乃资本主义的。“学校本来是为资本主义而设的，但是中国资本不发达，而学校之设也非资本主义的”；2.资本主义教育与封建主义教育之冲突——地主阶级反对新学；3.资本主义教育与小农经济的冲突——农民反对新学。什么原因呢？就是资本教育不适合农民切身利益的。“这种教育的内容，都是资本家的护身符，于农民没丝毫关系的”；4.私塾制度乃封建的农村经济之产品——故农民拥护私塾；5.新学的弊病与农民的要求。

现在的农民已经到了革命时期，所以用不着新式的资本教育。他们所需用(要)的教育是经济上的要求——经济的解放。从前的教科书中，多含地理、历史等知识；而现在的教科书，是居在上海的租界上的先生们编的，适合资本家的需要，与一般农民是毫无利益的。本县的地理、历史、政治上的组织，与农民没有多大关系的，而现在的小学教员，多不给农民教以这种知识，故不能供农民之需求，在关于文字方面的，如单纸、告状、田契、佃约，……不能供农民之需要。

以后的农村教育：1.以后农民所要的教育，乃适合于农民需要的教育；2.这种教育之实施是农民学校；3.举办这种教育只能是农民自己的团结，及农民协会；4.普遍的农民教育，须农民在经济上能够舒一口气，方能够举办；5.原有之乡村小学校及小学教师，作农民运动时颇有用处。^[31]

从上述内容看，毛泽东认为，要建立适合农民需要的教育。而现有的教育是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服务的。这里反映了教育为阶级服务的思想。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央苏区的教育体系也随之创建起来。毛泽东亲自制定了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从中反映出此时毛泽东的教育观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化幸福的人。^[32]

从这个方针看，此时只提到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并没有把“总方针”本身称为“共产主义教育”方针。虽如此，但是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思想还是被明确表述出来。这反映了教育的社会性质与功能，教育乃是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而非为了人的发展与成长。基于此，苏区以及后来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教育制度中，成人教育、干部教育成为重点，这是与根据地以外，以儿童教育为基础的教育体系相比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问题有专门明确的表述。他的教育观点体现在制定的教育政策中。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这就叫做抗战教育”。^[33]为抗日战争服务，也就是当时教育的目的。“目前青年的唯一任务就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34]教育离开抗战也就失去了意义。

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则体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针中。他强调：“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35]由此，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内涵是带有民族特性的、主张客观真理的、为劳苦大众服务的特征的教育。这样的方针反映了当时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强化了教育的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毛泽东、李大钊、杨贤江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以唯物论观点对教育问题的认识。他们将教育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实现社会改造的有力武器。对资产阶级的教育进行了批判，提出要建立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教育制度。

然而，如果把他们对教育的认识与苏联二十年代的教育理论相比较，就会发现并不相同，而且差异很大。

1.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态度不同。苏联二十年代是比较自由的。近期来访的俄罗斯教育科学院教授，俄罗斯比较教育学会副会长尼娜·鲍列夫斯卡娅曾告诉笔者，在二十年代列宁时期是非常自由的，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可以自由引进、学习、实验。故此，二十年代苏联教育思想并不完全是以马克思唯物论为指导的，既主张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更有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关于儿童的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不仅不排斥，而且是向西方，尤其是向美国学习。在《统一劳动学校基本原则》中对西方的态度是“资产阶级学校的培养目标虽然是令人厌恶的，但是有些优秀的资产阶级教育家所采用的某些方法，至少是值得重视的。”^[36]至于为什么统一劳动学校是劳动的，更是参考西方。“对于处在从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过程中的苏维埃国家的学校来说，同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相比，当然会是必要得多，然而他们也已认识到这种必要性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付诸实施”。^[37]因此，在“统一劳动学校”中，能够采用风靡美国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及其教学模式——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学校教学以劳动为主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杨贤江仅仅是用唯物论的观点研究教育，对西方的资产阶级教育性质进行了判断，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教育也作了否定。因此，毛泽东、李大钊、杨贤江等人对教育的认识证明，中国共产党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探索并不是完全照搬苏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进行的独立思考。

2.教育思想或理论内涵不同。二十年代苏联的教育理论不仅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教育思想，同时，还并存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也就是，在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同时，还强调教育要关心儿童，促进儿童的发展。这样的两条线并行的教育思想对苏联后来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教育思想或理论更多强调的教育社会性质和功能，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重要手段，而却忽略了教育培养人，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缺少了人文主义的关怀。对教育这样的理解使得新中国成立后，在和平建设时期也体现了同样的特征，这也为“没有儿童”的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盛行创造了条件。

(二)瑞金、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

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根据地。但是，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受到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苏联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国根据地的建设，所以这时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还能看到苏联的“影子”。无论是瑞金时期中央苏区的教育还是延安时期的陕北解放区的教育与苏联教育相同的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尽管如此，必须指出的是这时的教育并不是苏联教育的“复制”，而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根据中国国情建立的教育。

1.瑞金时期的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党的任务是“推翻地主阶级在全国的统治”^[38]，为此确立了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中共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中央苏区在1933年成立了教育人民委员部，由瞿秋白、徐特立分任正、副部长，各基层政权机构也都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期的共产主义教育的类型有三：第一类为提高干部政治和军事、业务素质的干部教育；第二类为培养青少年而建立的传授政治和文化知识的普通教育；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干部教育中建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在普通教育系统中，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中，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教育并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功能，学校是党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传播机构。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中对苏区学校的功能解释道：“各级文化部各种赤色学校不是单纯读书机关，要成为省苏维埃共产党的宣传者”^[39]，“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动员”。^[40]

基于对教育的这样理解，瑞金时代的教育方针及其实践最显著特色的是它的阶级性和群众性。所谓阶级性在教育中的体现是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政策，地富子弟虽可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入初级中学^[41]。不仅如此，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乃是因为“学究先生”思想陈腐，无法在新形势下扮演政治宣传者和鼓动者的角色^[42]。所谓的群众性就是大众的扫盲运动。但是，即使是这样的识字运动也无不渗透着强烈的政治色彩，更何况是当时苏区的干部教育和学校教育。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发“识字班工作”训令，动员广泛展开苏区扫盲工作，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随即拟定统一生字，要求在三个月内迅速推行突击扫盲任务。在所颁布的三级生字表中，兼顾了政治教育与生活实用原则：第一级生词共27句，均为日常生活和劳动用语；第二级生词30句，计有政治词汇19句；第三级生词29句，政治词汇达到14句。在总数86句生词中，政治宣传词语竟有33句。^[43]瑞金时期的阶级论教育观一直延续到延安时期。

2.延安时期的教育

延安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战争环境下，教育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中共中央对当时的时局进行了分析后，认为中日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据此，将中共的政治路线调整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心任务的变化使得中国共产党对教育政策进行调整。1938年冬，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进而他提出了全民族的任务之一，在于实行以下各项抗战教育举措：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44]这四项措施紧紧围绕一个中心：为战争服务。最后，结合瑞金时期的经验逐渐形成延安时期新的教育方针，即：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教育的工具性，强调教育的阶级性和政治性。

从字面表述上看，延安时期教育方针与瑞金时代并无大的区别，党仍然强调教育政治鼓动功能和教育为生产劳动服务的功能。但是，这个口号在实际贯彻中已出现了相当的弹性，显示了中共教育方针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延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教育的内容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分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根据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的精神，延安时期的教育体系基本保持了瑞金时期的特点。干部教育是排在第一位的，其次是社会教育，最后为国民教育。

延安时期关于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在中国六届六中全会上曾做过论述：“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45]”因此，要使教育为战争服务，就必须将干部教育工作作为根据地教育的重点，为前线和各根据地培养大批能带领部队作战、领导群众工作，去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带头人。

在注重干部教育的同时，中共还十分重视社会教育，尤其是对农民群众的动员。当时的社会教育形式主要有冬学、夜校、识字班、民办小学等，另外还有以生产、学习与家庭关系为基础成立的学习小组，如读报组、地头组、运输组、放羊组、民兵组、担架组、纺织组、编席组、炕头组，乃至家中的夫妻组、父子组等，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对其进行以扫盲与抗战的政治动员和发展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同时也办了一些义务小学。

总之，中国共产党所承办的教育是为取得政权服务的非正规教育，而不是和平状态下的正规教育。其基本的教育观点就是强调教育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强调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

若将瑞金、延安的教育与同时代苏联的教育相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还是有着很大区别。苏联教育总的特征是正规教育，除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外，还引入了系统的西方教育理论指导着苏联的教育实践，既关注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同时更重视人的系统的科学知识的掌握，人的文化素质的提升。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的教育模式与此有很大不同，由于中国革命的需要，本着一切为革命战争胜利出发，而建立起了一整套非正规的、以干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制度。

这两种教育制度的共同之处，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为指导，强调阶级论。这使得苏联和中国在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既相互交融，又各自不同地探索教育的发展道路。正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引入苏联的教育理论也就有了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注释】

[1]Обращение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по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о народном просвещении，《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1917～1973г.г》，С.8，1974.

[2]Декрет 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просвещению.《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1917～1973г.г》，С.10，1974.

[3]《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В.Г.Торосян，истор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ЛАДОС-ПРЕСС，Москва，2003，с.248.

[6]В.Г.Торосян，истор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ЛАДОС-ПРЕСС，Москва，2003，с.248.

[7]В.Г.Торосян，истор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ЛАДОС-ПРЕСС，Москва，2003，с.245.

[8]Положение об единой трудовой школ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Федератив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1917～1973г.г》，С.135，1974.

[9]Осна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единой трудовой школы. 《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1917～1973г.г》，С137～145，1974.

[10]Осна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единой трудовой школы. 《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3917～1973г.г》，С137～145，1974.

[11]同上。

[12]同上。

[13]同上。

[14]Осна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единой трудовой школы. 《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1917～1973г.г》，С137～145，1974.

[15]同上。

[16]同上。

[17]同上。

[18]同上。

[19]《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杨晓：《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1]杨贤江：《新教育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22]同上。

[23]同上。

[24]同上。

[25]杨贤江：《新教育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26]同上。

[27]同上。

[28]同上。

[29]同上。

[30]同上。

[31]《农民教育》，载《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汇编》。

[3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3]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38年4月11日)，载《陕甘宁边区教育史料》，增刊二，1985年4月。

[34]毛泽东：《为五四青年节题词》，载《毛泽东题词墨迹选》，人民美术出版社、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3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

[36]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苏联教育改革》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37]同上。

[38]《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9]《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 抚字第十九号》，载《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0]《湘赣省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载《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103页。

[42]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第101页。

[43]《湘赣省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载《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44]毛泽东：《论新阶段》，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

[45]《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