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为什么能够执政？

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通常是因为它提出的纲领和主张对大多数民众产生了吸引力。也就是说,民众对政党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执政前政党向民众许下诺言以获得民众的初步支持,执政后政党履行诺言以换取民众继续支持。因此执政党掌握了公共权力后必须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民众的愿望,有效地利用公共权力,提高执政效率,较快地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不过执政党在努力推进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和效率,忽视社会公平和社会政策的制定,结果出现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发展成果没有惠及全体人民,从而无法避免“经济增长并不总是减少冲突。相反,它具有破坏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刺激敌对与冲突并激化阶级、种族或宗教冲突的影响”^[5]的情况发生;二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引发民众进一步的政治要求,而现行政治体制没有满足民众的政治要求。亨廷顿把它描述为“政绩困局”的两难境地:政绩平平,将失去合法性;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6]为突破“政绩困局”,执政党必须实行有效的利益整合。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利益整合归根结底无非两种基本形式:一是不同社会利益的表达都集中到一个执政党内,由执政党通过内部机制对各个部分的利益进行协调;二是不同利益通过不同的政党来表达,由执政党与其他政党通过竞争、协商、讨价还价来解决。我国是一个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的国家,不存在各党派轮流执政,这就意味着各个利益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共享”一个政治代表,各群体的利益、愿望都要通过共产党来表达。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使党拥有了丰厚的执政绩效,但同时也确实面临严重的“政绩困局”: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民众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党必须把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统一起来,建立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首先要制定有效的公平合理的经济政策,如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使过大的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得到控制,既使强势群体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也使弱势群体生活无忧,使更多的人分享到党领导民众创造出来的执政绩效。这也就是耶利米·边沁提出的观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7]其次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利益沟通机制,形成开放的政治决策体制,使公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得到及时的表达和汇集,使反映公众利益的政策能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李普塞特认为:“建立正常的渠道使一些相冲突的利益得以表达”,这有助于民族国家结构的稳定。“也许在最初阶段上,人们的畅所欲言暴露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公开的和潜在的矛盾,许多制度可能会出现混乱,但从长远来看,它能巩固国家政治。”^[8]实践证明,执政党利益整合作用发挥得越好,其地位就越巩固,相反就越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