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这是他鲜明的个人作风。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宽广胸怀，高瞻远瞩，谋划着革命胜利后巩固政权的大计。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执政党，要保证人民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必须把它建设好。在1949年3月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郑重地向全党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他谆谆告诫全党：“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在革命队伍中有那么一小部分干部革命意志衰退，滋生了享乐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腐化堕落，严重浪费国家资财，一些人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侵吞公款，大肆贪污，以满足个人私欲。特别是河北省揭露出了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张子善严重腐败的案件。
刘青山、张子善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党员干部，为革命坚贞不屈、出生入死地战斗过，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但是，进城以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腐化堕落，贪图享受，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克扣机场建筑款、灾民救济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款、地方粮款、民工工资等款项达100多亿元（旧币），个人挥霍和浪费3亿多元。由革命功臣，变成了人民的罪人。
刚刚执掌政权不久，共产党内高级干部中就出现了刘、张这样的大贪污犯，令人触目惊心。所以，刘、张问题一经揭发出来，迅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薄一波等商量过，认为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曾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毫不手软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才有可能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
明确了上述这样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材料上的批示中警告全党：“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一天，他在一份电报中强调：“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于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
在弄清刘、张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中共河北省委于1951年12月14日向华北局提出了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鉴于刘、张的地位和影响，华北局在考虑对他们的量刑时，十分慎重又专门征求了天津地委的意见。天津地委在家的8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死刑。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同意判处刘青山死刑的535人，死缓的8人，无期徒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6人；同意判处张子善死刑的536人，死缓的7人，无期徒刑的3人，有期徒刑的6人。根据征求意见的情况，12月20日，华北局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
12月29日，河北省委的报告、华北局的报告和天津地委的意见，都堆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毛泽东默默不语，神态严肃，心情沉重，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来回在屋里踱步。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听汇报、看材料，还亲自参加各种会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蜕化变质的事实触目惊心，给毛泽东敲响了警钟。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高级领导干部堕落到如此地步，更令他痛心！究竟怎样处理刘、张呢？他们毕竟是革命的有功之臣呀！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毛泽东左右权衡，反复思考。他想得很深很远：如何维护党的事业，如何挽救犯错误的干部，如何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毛泽东。我们党决不作李自成！决不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这个决心，毛泽东早就下定了。
毛泽东将吸剩下的烟蒂熄灭在烟灰缸里。他的目光落到了天津地委552名党员干部对刘、张二犯处理意见的报告上。这是人民的呼声，民意不可违呀！毛泽东下了最后的决心，他毅然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意见，由河北省高级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
这时，胡乔木送来了关于刘青山、张子善罪行报道的新闻稿，并注明拟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看完稿件，提笔在新闻稿上批示：“照发。应于30日见报。”
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亲眼看着刘、张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找到华北局书记薄一波。他对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向毛主席反映。薄一波只好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
毛泽东态度很坚决，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这个道理。
1952年1月1日凌晨，寒风凛冽，天气格外的寒冷。毛泽东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他毫无睡意，但看上去很疲倦。窗外银雪压松，阳光洒在雪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空气格外清新。但毛泽东没有心思去沐浴这清新的空气，欣赏那迷人的雪景。他心情凝重地静静等着收听收音机里将要播放的元旦献词。
毛泽东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出发，在元旦献词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行动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进一步阐述毛泽东关于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指示，强调指出，对于腐败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
2月10日，在保定市举行了河北省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二犯大会，随着两声枪响，刘、张二犯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两声枪响，震惊了所有的人。至今，穿越几十年的空间，还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留下警钟长鸣的作用。两人留下的遗言，刘青山是：“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张子善是：“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
第二天，《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同一天，《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位置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其中，有大会场面，也有全省群众争看人民法院张贴的布告、保定市市政府前街收听大会实况广播的场面。
与此同时，华北、东北、华南、西南、中南等各大城市的报纸、电台以及人民画报社、中央广播电台和港澳的一些新闻媒体也都对此迅速作了报道。香港的一家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
世界舆论也反响强烈。一家通讯社的电文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建立北平大陆政权第28个月的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不得不面对着这样一个现实：他们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正面临着一场法律的考验……”
欢呼，自省，恐惧，惊讶，惋惜，忧虑……这就是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给当时社会所带来的反响。
但是毛泽东并不搞株连政策，惩戒的目的在于挽救干部，为了保护和爱护大多数干部，保持革命晚节和廉洁作风。经周恩来之手，中央的一纸电文到达河北省委，要求他们妥善安排二犯后事。省委决定了几条措施，交代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三、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四、二犯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据刘青山结发之妻范勇介绍，刘青山被处决后，河北省委派石家庄市人事部门向她传达了省委电话决定：“中央、华北局、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决定并联合通知，刘青山长子和次子从即日起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范勇扶养。1952年15元，基本上能满足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费用。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更多地给儿子们的心灵上带来的是永远也无法治愈的创伤！
（参见黄允升主编：《毛泽东珍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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