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法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

一、战后法国“辉煌的三十年”

正如有些国际问题研究者把美国在当今世界的霸权分为“硬霸权”和“软霸权”一样，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国力似乎也可划分为“硬国力”与“软国力”，前者主要指的是人口总数、国土面积、国民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当然包括是否拥有核武器）等要素，后者指的是一些很难用数据来衡量的要素。毋庸讳言，“大国梦”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法国民众中得到延续，是与法国在此期间仍然拥有不可低估的“硬国力”与“软国力”密不可分的。

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的法国国力衰弱之极，而若以美国等国作为参照的话，战后的法国史似乎也可以视为一部法国从一个一流国家沦为二流国家的“衰落史”。但是，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衰落”只是一种相对的“衰落”，即它仅仅是相对于某些国家的崛起或极其迅速的发展而言的，并非意味着它自身的停滞乃至倒退。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最初的30年左右（大致在1945—1974年）的时间里，法国几乎持续不断地在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因此，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福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é）将这段时间称为“辉煌的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由于这一表述既准确又形象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法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特征，故很快得以广泛流行。毫无疑问，法国社会经济在这大约30年的时间里取得的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大大增强了法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硬国力”，为法国在战后的“大国梦”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社会经济支撑。

就时间维度而言，“辉煌的三十年”贯穿了整个第四共和国时期以及第五共和国的早期。由于政治制度的弊端，加之因党派纷争而更迭频繁的政府在应对重大危机时或束手无策，或连出昏招，第四共和国在不少法国人的心目中似乎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共和国。但是，这一共和国实际上并非一无是处。在其存在的12年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迅速恢复了因第二次世界大战遭到重创的法国国民经济，并通过计划化等手段使战后法国经济进入了初步发展的时期。（Pascal Cauchy. Le IV République［M］. Paris: Larousse, 2004:56—58.）而正是这一切，为法国在第五共和国前期实现引人注目的“经济起飞”奠定了较好的基础。（Georges Duby.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M］. Paris: P.U.F., 2003:882—883.）

当然，“辉煌的三十年”中最辉煌的时刻还是在第五共和国的早期，亦即戴高乐担任第五共和国总统时期。法国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实现新的“经济起飞”，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当权者们能及时抓住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所面临的良好机遇，断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与管理，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在这方面，戴高乐等当权者主要是通过国有化和计划化来大力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到1968年，法国国有化企业资本已占全部资本的33.5%。国家垄断资本控制80%以上的行业有：电力、通信、煤、天然气和煤气等，控制40%—80%的行业有：航空、汽车、军火、矿业、运输、焦炭和自动化设备等。在对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政府还延续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有效做法，大力推行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为此，戴高乐等人先是以一项“临时计划”应急，继而又先后制订并执行了“第四计划”（1962—1965年）（该计划又名“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它着重考虑的是当时法国经济发展中的三大因素：为数众多的年轻一代开始大量步入就业年龄；随着西欧共同市场的建立而不可避免地逐步开放边境；全面的“非殖民化”运动后法国与曾作为其殖民地的非洲国家关系的转变。）和“第五计划”（1966—1970年）（该计划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甚至更大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背景下出台的，因而它大力强调加强生产性投资的必要性，同时加速集体公共设施的建设，这类设施由于青少年人口的增长和当时日益迅速的城市化进程而显得不可或缺。与此同时，鉴于外贸日益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推进器的角色，该计划还将致力于提高法国经济竞争力作为重要的投资导向。）。法国的经济计划一般提出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某些综合指标和部门指标，并不规定具体企业指标，更不下达指令性指标，而主要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作为中心目标，协调政府、企业、工人以及农民等方方面面的利益。与此同时，经济计划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来推行，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立法（如工厂法、劳动法、贸易法、商业和手工业法、农业方针法等）来引导。这些计划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经济的发展。1958—1970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年均递增5.9%，仅次于日本，高于西欧和北美诸国。

第二，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尽量摆脱美国资本的控制。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法国接受“马歇尔计划”后，美国垄断资本大规模进入法国。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在法国投资建立的企业已达到500家，雇用的员工人数超过10万（这还不包括被美资渗入和控制的法国公司）。而且，美国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新兴产业部门。随着美国资本的大量输入，美国商品也大批涌入法国，法美贸易逆差日益扩大。为此，戴高乐在上台时就明确提出要谨防“法国经济的殖民化”，并在1963年、1964年展开了旨在限制美国资本输入的“有组织调整”运动。1963年，法国政府宣布外国资本如需高价购买法国公司的股票须经法国政府的批准。翌年又直接出面干涉，致使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购买法国波尔机器公司股票的计划破产。法国还与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外国石油资本展开激烈的经济战，逐步削弱外国石油资本在法国的势力，从而保证了法国民族工业的飞速发展。

第三，工业、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互相促进。法国政府在大抓工业现代化的同时，还力促农业现代化，把改造小农经济，加速集中，扩大农场规模放在重要的位置。政府从1960年至1962年连续颁布“农业指导法”、“合作法”、“市场法”和“商业法”等，规定只向联合起来的农民提供设备、工具、肥料和专业人员培训等必要的服务，并给予价格补贴。国家建立了“乡村安置和土地整治协会”（SAFER），由这一拥有土地购买优先权的机构负责购买、出售土地，甚至可以高价收买“没有生命力的农户”的土地。鼓励55岁以上的农业生产者把土地让出来，给退地的年长生产者发放一笔终身年金（IVD），同时给予年轻的农业经营者以安家费（DJA）。鼓励扩大经济规模，对购进土地扩大规模的农场给予免税、无息或低息贷款等政策。竭力扶持大农场，消灭小农场，以利于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鼓励流通领域里的合作，倡导建立合作社。1967年，国家对合作社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规定，在流通领域建立“农业集体利益协会”（SICA），农业生产者集体将产品交由该组织销售。（沈坚.当代法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54—55.）

第四，依靠共同市场，扩大对外贸易。法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发动了支持出口运动，使法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有了较大的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与英国。随着法国出口贸易量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日渐上升，法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四贸易大国。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共同市场为法国扩大出口带来了许多便利。特别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由于共同体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内按统一价格自由流通，对外实行关税壁垒，使得法国农产品能以远远高于国家市场价格的共同体保证价格在共同体市场上大量销售。从1958年到1973年，法国农产品对共同体的出口增加了17倍。同时，共同体用于津贴农产品出口和支持农产品价格的保证基金有35.9%落入法国手中。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农业的发展。

第五，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法国此次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动因是科技革命的兴起。就此而言，这一时期的法国政府在注重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引进，大力推进法国科学研究事业的长足发展方面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从1959年至1969年，政府拨出的科研与发展经费从30亿法郎增加到138.6亿法郎，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从1958年的1.2万人增加到1968年的4万多人。大力鼓励法国科研人员积极与国外同行合作，参与国外实验室的尖端科学研究。有多位法国科学家凭借自己出色的科研成果荣获了诺贝尔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法国政府在大力发展本国科学研究的同时，积极推动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工作。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的加强，使得法国有可能在工农业生产中大量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大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辉煌的三十年”后法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与新的“大国梦”

随着世界能源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爆发，法国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辉煌的三十年”戛然而止。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法国社会几乎始终被经济发展速度减缓、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现象困扰。在这一过程中，势头愈来愈强劲的经济全球化浪潮给法国这样的实行高福利政策的国家带来的挑战尤其严峻。例如，由于各种负担越来越重，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导致曾经在稳定社会、缓解社会矛盾和刺激经济增长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的“福利国家”，反而开始严重地妨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高新技术的投入，使得任何政党上台执政都不能不提减少公共开支的问题；由于企业经营的日益国际化，导致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迁移到海外，法国的某些产业随之出现“空心化”的现象。又由于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大量由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生产的廉价商品涌入法国市场，致使国内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难以为继，纷纷倒闭，失业者大幅增加，失业率节节攀升。

凡此种种，使得法国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整个社会呈现出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情势。也正因为如此，“危机”一词自然而然地频频出现在各种法国主流媒体的评论乃至普通百姓的街谈巷议之中。甚至还有法国历史学家将这几十年称为“危机的年代”（参见：Mathias Bernard. La France de 1981 à 2002: le temps des crises？［M］. Paris: L.G.F., 2005.）。

关于对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导致的“社会疾苦”的研究，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在1993年出版的《苦难众生》（La Misère du monde，一译《世界的苦难》）（Pierre Bourdieu (sous la direction de). La Misère du monde［M］. Paris: Seuil, 1993.）堪称扛鼎之作。作为一名著作等身、成就斐然的学者，布尔迪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法国社会疾苦的研究，是布尔迪厄晚年主持的一项重大学术活动，这个研究项目历时三年之久。1993年，作为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厚达千页的《苦难众生》一经问世，立刻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在当时的法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公众对于不平等、种族歧视、社会凝聚力等问题的大讨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一次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事件。

在这项研究中，布尔迪厄组织了20多位社会学家共同进行调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60多份访谈笔录。每一份笔录都可以当作一部精彩的短篇小说来读。采访的对象是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其中包括工人、教师、警察、职员、失业者、外籍移民等。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家听他们诉说自己的无奈、困惑、忧虑和愤慨，讲述各自的苦难生活，并透过社会学的理解，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这些访谈比概括、抽象的理论思辨更具说服力。例如，在当代法国的选举中投票支持极右翼的国民阵线的工人为数不少，如果简单套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很难解释这种现象。而仔细研读书中的一篇访谈，就能清楚地了解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可以说，《苦难众生》是一部关于当代法国社会疾苦的百科全书，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疾苦。他们经历了一场集体的衰落，分裂成产业工人和临时工两个群体，劳工运动已经不复存在，新一代的工人只考虑谋生的现实问题，缺乏统一的阶级意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工业衰落，中小企业数量增加，雇员很难依靠工会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普遍存在的失业问题，令工人们只能屈服和沉默，而管理者通过种种手段，分化、瓦解工人群体。随着整个工业区的衰落，工人生活状况陷入危机。

其次，是外来移民群体的问题。在移民社区，正常的社会关系和交往遭到破坏，微不足道的琐事可以成为本地人和移民之间产生摩擦的导火索，暴力泛滥。本地居民撤出、公共设施撤出，种族歧视和社会怨恨不断积累，同时社会信任被破坏，社会规范丧失，移民内部也自相残杀，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最后，是基层的公共服务者的疾苦。执行社会功能的督察、法官、教师等手中掌握的权力十分有限，而国家却赋予他们繁重的、无休止的任务，很明显，这些任务都是无法完成的。学校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机制也陷入矛盾。按理说，教育体制应当承担促进与维护社会公平的功能，然而，在市场机制主导的教育体制下，学校之间恶性竞争，导致了两极分化，反而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例如，学校打破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循环，教育孩子们拒斥体力劳动，但对他们的未来却又没有任何保证，青少年在学校和劳动力市场接连遭遇失败，被社会日益底层化。

那么，造成法国社会芸芸众生苦难重重的深层次原因何在？布尔迪厄指出，其根源在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并扩展到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导致的一系列政策。1999年，布尔迪厄在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对话中，重申他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弥漫欧洲、拉美以及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暴力如此强大，纯粹的概念分析已属徒劳，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达不到相应的效果”（黄世权.进步的复辟——布尔迪厄和格拉斯的法德会谈［J］.国外理论动态，2002(7):12.）。在布尔迪厄看来，新自由主义思潮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幸福，而是灾难。9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者：英国的布莱尔、法国的若斯潘和德国的施罗德，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实施的政策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国家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却，80年代经济全球化兴起之后，无限制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加剧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动荡。

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乃至不得不吞食其带来的恶果之际，虽然一些早年怀有“大国梦”的法国人因长期痛感当今法国在扮演一流强国角色方面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已经能够较为平静地接受法国就是一个二流国家的现实，更有甚者，他们当中的个别人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乃至“失落感”的驱使下，已从原先的“唯我独尊”变为“妄自菲薄”，但是，包括其大多数领导人在内的更多的法国人仍习惯于把自己的国家视为一流强国。于是，其他国家的人们便经常能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幕，即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法国不仅仍不时对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说“不”，而且还继续竭力以二流国家的实力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流大国的角色。这一切清楚地说明，法国人仍还想做“世界的肚脐眼”，其“大国梦”依旧还在延续。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国际格局的演变，法国人战后的“大国梦”在20世纪晚期以来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越来越能正视自己在“硬国力”方面与美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等国家的差距，转而更加倚重和强调所谓的“软国力”，或者说本国在“软国力”方面的优势。

那么，何谓法国在“软国力”方面的优势？以反美情绪强烈著称，且尤其不愿接受“全球化等于美国化”这一观点的法国前外长魏德林（Hubert Védrine）于1998年5月13日在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对此给出了大致的答案。在该报告中，他在宣称法国依然是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的同时强调：“我们不仅具有‘硬国力’，还有‘软国力’，如语言、文化、艺术、音乐、知识分子、非政府组织、烹调、优美景观等独特魅力。法国是人权的祖国，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拥有特殊的使命。我们要避免野蛮的全球化，用另外的方式规划全球化。”（马胜利.大国的光荣与梦想——法国外交的文化传统［J］.国际论坛，2004(2):55.）

当然，魏德林绝非第一个强调发挥法国“软国力”作用的人。事实上，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时任法国总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即已有类似的言论。与其前任戴高乐，甚至蓬皮杜（Pompidou）均有所不同，这位在“辉煌的三十年”结束后率先入主爱丽舍宫的政治家对法国大国地位的构想要更为现实。鉴于此，他特别强调要运用法国精神上的优势，并用它作为法国发挥全球作用、争取大国地位的重要资本。他宣称：“我的基本想法是：法国的优势在于它精神上的优势，而不是武力的优势，也不可能是经济的优势。”这种精神优势意味着法国要对当代的问题“有最透彻的理解，并能拿出最富想象力、最开放和最宏观的解决办法”（张锡昌.战后法国外交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326.）。更富有象征意义的是，吉斯卡尔·德斯坦不再像戴高乐那样动辄在“法国”前面冠以“伟大的”等形容词，而是以“影响遍及全球的”这一限定词取而代之。显然，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继承戴高乐的维护法国的独立和大国地位传统的同时，已根据法国综合国力的客观实际适当地降低了法国的角色定位。又由于这种被适当降低的新的角色地位确实更加符合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几乎始终被经济停滞所困扰的法国综合国力的客观实际，故亦被后来的密特朗总统与希拉克总统所认同。

不过，从根本上说，“软国力”的优势实际上并不可能独立于“硬国力”而长盛不衰，更不可能独自发挥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法国本土的优秀影片、法式大餐等在美国好莱坞大片、麦当劳式的快餐的步步紧逼面前节节败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对美国小布什政府以极其蛮横的方式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持严厉的反对立场的法国希拉克政府最终还是对前者的逞强称霸无可奈何，更是意欲以二流国家的实力扮演一流大国角色的法国必然面临的尴尬处境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