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arty’s Ruling Way

沈尚武

一、党执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分析

现代化与现代性是一体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过程，现代性主要表现为结果。现代性一般用于表述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现代化则是指社会获得上述特征的过程。现代化是动态性的因，现代性则呈现为静态的果；由现代化过程，产生了作为从出的现代性的特征。

首先，现代化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其次，把现代化视为工业化，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第三，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的统称。第四，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¹⁾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²⁾中国的现代化同西方的现代化是不一样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我们自己的特色，并且我们党领导的现代化也有自己的特色，是与西方政党不同的。

在我们党长期执政这样一种前提下，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需要集中思考和解决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第一个是执政党如何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的问题。第二个是执政党如何使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畅通有效的问题。为此，要发挥好自己的执政特色。

二、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特色

（一）人本化

人本化，就是逐步实行以人为本的思想，进而提高服务群众的水平。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方式。

（二）科学化

科学化，就是逐步探索和运用科学规律的过程，进而提高领导的科学水平。要把握执政规律，不断提高科学执政能力和水平。科学执政，就是按照科学的思想、理论和科学的制度、方法来执政，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正如管仲所倡导:“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³⁾我们党有了邓小平理论，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有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知道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我们党有了科学发展观，知道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

（三）科技化

科技化，就是逐步推广科技的过程，进而提高领导的科技含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紧紧抓住和不断推动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关键。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为此，党中央相继提出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

（四）民主化

民主化，就是逐步实行民主的过程，进而提高民主质量，强化执政宗旨，加快推进民主执政的制度化进程。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执政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要求继续完善和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把“协商”方式纳入民主实践中来，通过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互相协商达成共识，使矛盾得到相对的解决。⁽⁴⁾

（五）法治化

法治化，就是逐步实行法治的过程，进而提高依法执政的质量。坚持依法执政，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执政，就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法治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依法治国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从根本上来说，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

把政党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保证执政活动有法可依，并不断推进执政的法制化。依法执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党的政策、主张经过法定机关和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六）制度化

制度化，就是逐步规范化，进而提高领导效益。制度是根据实际情况，人为设计的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约束或激励体制和机制。制度在社会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决定长期绩效的重要因素。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然而，制度的稳定性丝毫不否定它们处于变迁之中这一事实。从惯例、行为准则、行为规范到成文法、普通法，及个人之间的契约，制度总是处在演化之中，因而也在不断改变着对我们来说可能的选择。

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固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信息化的变迁过程。特别是运用“制度加科技”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资源在市场中配置、资金在网络中监管。同时，利用信息网络制度来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

（七）理性化

理性化，就是形成理性判断和理性行动的过程，而不是感情用事，进而提高执政的合理性。理性由思辨理性转变为认知理性，进而变成工具理性，当今则称为“智能”，即单纯的认识能力。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以至人们讨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时，不能不将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甚至不能不说，“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现代性”就是“理性”。

理性化是合理地指向有意识的目标实现的行为过程。韦伯的理性化是指在一定的习俗、制度、情感、规范、意志和信念下产生的，意义的价值与理性共同发挥着作用，而且意义的向导性或者说“行动的自我趋向性”，往往作为理性化行动的一个先行存在而发挥作用，意义内在于一切行动之中，无意义则一切行动就不会发生。再如，我们党和国家对房价的调控，让房价合理回归，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表现。

（八）仁德化

仁德化，就是实行仁政的过程，进而提高领导的人性化水平。古时的一些为政者十分注重道德的修养，重施“仁政”，因为只有如此方能真正得民心。如今，党执政也要用仁政的方式来顺民意。仁政是儒家在政治方面的主张。儒学从根本上说是人学，人学就是仁学。从总体上说，儒家哲学是知、情、意合一论者，也就是真、善、美合一论者。儒家最关心的，是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情感。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只是认知关系，人不只是认识主体。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还是情感交流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人是德性主体，承担着道德义务。

我们党为实现自己的价值，实行仁政，做到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充分体现了仁德化的执政方式。

（九）能力化

能力化就是不断提高领导能力的过程。执政能力就是领导力，领导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十）行动化

行动化是通过具体实践活动和行动、以身作则的方式来提高领导力的过程。党和党员要以自身的生命力即行动和实践来影响广大群众。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⁵⁾如果领导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领导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领导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领导者端正，那么，即使三令五申，被领导者也不会服从的。同样，我们党以以身作则的方式来领导人民群众仍不失为先进的现代化的方式。

历史的前进是人民群众的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同样，我们相信我们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水平的提高，也是各种现代化执政方式要素合力的结果。在实践活动中，我们党以行动化为动力，以人本化为宗旨，以能力化为必要条件，以科学化为根据，以科技化、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为手段，以仁德化动之以情，以理性化晓之以理，共同达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嘉定区委党校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

【注释】

(1)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15页。

(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3)《管子·形势二》。

(4)参见奚洁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哲学》，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39页。

(5)《论语·子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