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仲裁院面临的考验和困境——及其对纪律处罚纠纷仲裁的贡献[1]
［荷兰］安德里亚·皮纳(Andrea Pinna)[2]著 谢潇译 郭树理校
一、导 论
用仲裁方式解决体育纠纷的做法可以追溯至古代。在古希腊我们已经找到了证据，这尤其体现在荷马的作品当中。[3]但是，在当时仲裁员只被赋予了裁决某一运动员在竞赛中是否遵循了比赛规则的权力。因此这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实际上，仲裁员被置于法律之外，因为他被要求适用的不是法律规则，而是比赛规则。[4]但是，由于要求仲裁庭在赛后适用这些规则并像真正的法庭一样解决纠纷，所以他们的裁决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仲裁裁决。但是，这两种裁决存在一个重要的区别，从原则上讲，现在没有哪个法庭拥有这样的权限——在赛事后对比赛规则的适用予以裁决。国家法院和仲裁庭仅能裁决与体育有关的法律规则的适用问题。对仲裁员是否能够对比赛规则的适用予以裁决仍然是时下争论的焦点。[5]如果说体育仲裁院(CAS)最新的判例法，至少是默示地接受了赛场裁判对比赛规则的适用所做出的裁决的复审[6]，那么瑞士判例法认为，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判断某体育组织是否恰当地适用了比赛规则是不可能的。[7]
另一方面，解决体育事项上适用法律规则所产生的争议，近来更加频繁了。原因是体育法有了自己新的规则，在职业体育蓬勃发展以后我们可以找到它存在的理由，同时它也给形形色色经济市场的投机者带来了重要的利益。与体育相关的活动商品化的全球现象，其主要结果是，紧随比赛规则的还有构建体育实践的法律规则的发展。
国家体育法应当包含由体育主体和体育协会中衍生出来的法律规则。[8]这些规则由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制定，但也包括由国际主体制定的规则，如各类运动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它们精心制定了所组织竞赛的比赛规则，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起草了奥林匹克章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最近制定了世界反兴奋剂规则(World Anti-Doping Code)。这些规则渊源于具有私法性质的组织的决议，却能够适用于一般的情形，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参赛条件，参赛国籍的要求，反兴奋剂测试以及呈阳性结果予以处罚的条件。这些规则的重要性和数量，与它们在适用中面临的困难一样，导致了诉讼的大量增加。
由于这些争议通常具有国际性质或者导致国际影响，因此要求将其脱离国家法院的管辖而引入国际仲裁的呼声在迅速增加。仲裁的优势之一即它是确保国际体育规范的标准化解释和适用的唯一途径。[9]
二、体育仲裁院
命名为体育仲裁院(CAS)的一个仲裁中心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体育纠纷的解决。[10]CAS现在位于洛桑，被赋予了解决各种体育纠纷的权限，随着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相关规则逐渐增设了仲裁条款，它的重要性也在与日俱增。这些仲裁协议赋予了CAS解决纠纷的排他权限，这里的纠纷包括联合会与其成员间的各种争议，这里的成员不仅指代运动员，还包括了体育俱乐部和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最近，在长时间的磋商以后，欧洲足球联盟(UEFA)也同意将这一仲裁协议纳入其规则之中。[11]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继2001年仅对与足球相关的事项选择仲裁方式——即模仿CAS[12]建立足球仲裁院(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Football，简称为CAF)——予以解决后，也决定在2003年底将该仲裁协议纳入FIFA的规则之中，将仲裁的权限赋予CAS。[13]
与体育相关纠纷的仲裁并非完全相同。实际上，有两种类型的体育纠纷。一方面，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体育纠纷的仲裁是针对与体育相关的事项。从本质上讲，这些纠纷产生于具有经济性质的合同，这些合同由于经营主体的不同而进入了体育世界，如赞助合同、转播权合同、体育代理商合同、运动员转会合同以及运动员雇佣合同。与传统的仲裁相比，这些纠纷仲裁的差异性并不明显。[14]事实上，与体育事项相关的纠纷，还不足以引发仲裁制度的产生并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构成这些事实的唯一起因是隐藏在纠纷下的那些合同，它们通常将运动员和他们的训练活动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客体。在特定的案例中，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影响纠纷的可仲裁性，导致强行法的适用，甚至由于国际公共政策例外的适用而阻碍仲裁裁决的执行。[15]例如，法国法在《1984体育法案》第15条第2款中包含了一条国际强行法，在其第三段中规定体育经纪人在同一合同中仅能为其中一方当事人代理，这是对他的强制要求，而且他只能接受该方当事人给出的酬劳。它还规定经纪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合同必须规定酬金，在经纪人起居间作用签订合同的情况下，酬金不得超过合同总价金的10%。这种有关体育经纪人职业的条款在众多欧洲国家的法律制度中是没有的。这一规定也与一些国际联合会的规则相矛盾，后者没有对体育经纪人的佣金给出金额限制，如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的规则。虽然法国最高法院并没有赋予这一条款以强行法的效力，但毫无疑问第15条第2款的规定已经构成了强行法。[16]即使该合同适用的法律是外国法，但只要案情属于法国强行法的调整范畴，例如经纪人的部分活动在法国进行，经纪人佣金的限制仍然有适用的可能。[17]
CAS的仲裁规则对这种半传统性质的仲裁规定了一种特别的程序。但是，很少有案例在CAS进入到这一我们称之为普通程序的框架之中。[18]这可以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基于仲裁的传统本质，各方当事人并不认为有将他们的争议纳入到一种特别仲裁制度解决的必要，而当他们想排除国家法院对纠纷的管辖时，就会倾向于选择他们使用较多或者能给他们较多弹性空间的仲裁形式。因此，并不是这种类型的纠纷证明了CAS存在的正当性。
另一类型体育纠纷的解决证明了CAS自身权限的不可或缺。实际上，在过去的10年中，当事人主要寻求CAS的仲裁来解决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针对体育联合会、体育协会或其他主体的纪律裁决机构或委员会所作的裁决。这些仲裁员主要是对裁决的有效性予以审查，裁决的对象主要是对服用违禁药品者的处罚，更多的是对运动员比赛资格的认可、排除和剥夺。仲裁员有权听取当事人对体育机构裁决的上诉。CAS的仲裁规则将所涉及的程序视为上诉审仲裁程序。[19]对程序命名的选择很差劲，因为CAS是直接作为第一审审理案件，而体育机构中为数众多的“裁决机构”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审判机构。这些体育机构中所谓“裁决机构”的内在独立性的缺失，和这些“裁决机构”在名称上的体现以及作为一方当事人代表的事实结果，解释了它们为何缺乏法律意义上的司法管辖权。因此，它们的裁决只具有纯粹的处罚性质，并没有司法裁决权限。
三、国家法院在解决体育纠纷中的管辖权
数十年以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位于国际体育运动金字塔型垄断结构的顶端，它们都试图将自己的地位置于国家之上。这些组织是作为私法上的协会成立的，赋予自己以立法权、执法权、特别是裁决管辖权。[20]它们采取了无数的小伎俩试图规避国家法院的管辖权。一些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甚至成功地处罚了那些试图在法院挑战联合会裁决的成员。依照联合会章程条款的规定，对普通管辖权的上诉是被禁止的，而任何对这些规则的违反将受到惩罚这种做法曾经很普遍。因为它与公共政策以及国家法院应当保障的自然权利和宪法权利相矛盾，大家几乎一致以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21]许多年以来，国家法院在不断坚持它们有权力审查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对运动员所作裁决的有效性，不管是对国内事项还是国际事项。[22]这种解决途径为大多数法律学说所认同，但是很难为体育联合会所接受。[23]
当国际汽车联合会(FIA)被起诉于巴黎法院时，其主席愤怒地声称这是70年以来第一次被其成员之一诉之于法院。[24]这反映了以下这一主张，就是国际体育运动机制应当完全独立于国家成文法有时是多么地强烈。雷特·普利茅·尼比奥(Late Primo Nebiolo)——奥林匹克运动史上最重要的经理人和国际运动员之一——声称，他曾经担任过主席的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IAAF)的仲裁庭是对田径运动员纠纷做出最终裁决的机构。他继续指出IAAF不接受世界上其他任何法院的任何裁决，因为所有的运动员都应当遵守IAAF的规则，那些不认同者可以选择离开。[25]这一立场体现在外号“屠夫”的田径运动员雷诺兹(Reynolds)的著名案件。[26]
这一案例标志着对体育单项联合会与运动员之间纠纷解决方式的改变。“屠夫”雷诺兹是一名美国田径运动员，400米跑的世界记录保持者。1990年，在蒙特卡洛的国际田径锦标赛后，他被检测出类固醇呈阳性。IAAF立即对其禁赛2年。尽管在兴奋剂测试的程序中还有疑问和存在错误的可能，IAAF也拒绝撤销其裁决。美国俄亥俄南部联邦地区法院——该运动员的住所所在地——延缓了该禁赛裁决的执行，允许雷诺兹参加奥运会资格赛并给予他参加巴塞罗那奥运会的资格。[27]IAAF拒绝执行该法院判决，同时向比赛组织者和美国单项体育联合会施加压力，要求执行自己的裁决，威胁将剥夺所有与“屠夫”雷诺兹比赛的运动员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该规则被看成了具有连带责任性质的规则，即与受处罚者比赛的运动员将同样受到被禁赛的处罚。由于其他运动员拒绝和雷诺兹比赛，他别无选择只有对其所遭受的损失寻求赔偿。在一审裁决中，IAAF被判决有义务赔偿雷诺兹27356008美元，其中包括超过20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最后，由于俄亥俄法院对该案不具有管辖权以及联邦最高法院的拒绝复审，该项判决被取消，诉讼程序也随之于1994年宣告终结。[28]尽管如此，雷诺兹案促成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管理体育纠纷方面的根本性转变。
从原则上讲，今天国际体育运动的各类主体不再被禁止向国家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国际体育界也不再宣传具有超越国家法律管辖的权限。许多事件证明了这一态度的改变。例如，FIA的《国际体育运动规则》(InternationalSportingCode)做了修改，确定了在国家法院和仲裁庭对这些协会所在地的国家上诉机构和国际上诉机构所作裁决提出上诉的可能性。[29]IOC和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对策是，设计出一个独立于协会内部机构的仲裁庭，而且依据仲裁条款它有解决联合会和其成员间纠纷的权限。独立的仲裁中心和仲裁院能够明显的削弱国家法院的权力。
四、CAS的上诉仲裁程序
CAS的上诉仲裁程序是为了阻止将对各体育机构裁决不服的情况上诉至国家法院。这些上诉案例构成了CAS应当解决的诉讼类型的主要方面。在1995至2001年间，CAS的上诉仲裁机构就裁决了173宗案件。这主要是一些针对因服用兴奋剂或确定运动员的国籍而受到纪律禁赛或被剥夺参赛资格的裁决的上诉案。现在，上诉审构成了CAS的主要活动。CAS在处理此类案件中所积累的经验将在本文中论述。
上诉至CAS可以作为解决争议的备选制度，其具有一般仲裁的优点。[30]这些优点包括快速性、简易性、程序的低成本性以及仲裁员的专业性。然而在保密性方面却有所欠缺;从原则上讲，通过上诉仲裁程序所做出的仲裁裁决是公开的。若双方达成一致，可不公开仲裁裁决。[31]这意味着一方没有对方的同意不能单方面保持裁决的机密性。但是，基于上诉行为的公开性和调解行为的广泛适用，保密性并不作为对上诉裁决的要求。[32]除了以上提及的仲裁的优点，一般认为CAS的权限可以让各种制度、规则以及解决途径和睦相处，从而达成国际体育法领域的统一规则，可以称之为体育法(Lex Sportiva)，其词源来自于著名的商事法(lex mercatoria)，后者对国际商事领域仲裁的发展做出了广泛的贡献。[33]
尽管有这么多的优点，在解决特定争议时，要适用仲裁方式必须要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其效率主要取决于解决这些争议所考虑的方式。CAS的上诉仲裁程序有其特别之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所处理的争议与仲裁员通常处理的国际和国内仲裁事项的框架结构完全不具有可比性。[34]另一方面，当事方也不是国际商事活动的行为人，后者通常选择此类争议解决方式。这些特性要求一个全新的体育仲裁组织，这也意味着全新的挑战。
五、CAS所解决纠纷的特点
CAS仲裁规则第47条，对不服某一联合会、协会或其他不同体育机构的裁定而提出上诉的上诉程序给出了定义。简而言之，上诉即对由某法人组织在私法规范下依据协会合同单方面做出的裁决，要求认定其无效的行为。仲裁庭的主要任务是对某一体育机构所做出裁决的有效性予以认定。普遍认为，法人组织所制定的规则条款赋予了它对其成员进行处罚的权力。这一解决途径的特定性已获得了普遍认同，如果对体育事项没有特别强调这方面[35]就没有必要抓住这点不放，这种可能性一般都能认识到。[36]当国家法院同意依据有关规则、正当程序的要求以及对被指控罪行危险性的比例性原则对处罚决定予以审查时，体育协会的处罚权能才被间接地认识到。[37]
这些遭到上诉的体育机构的裁定，通常是一些对运动员违反协会的规则或其他制度的纪律性处罚决定。纪律处罚主要针对兴奋剂的使用，但是对于其他违规行为，例如运动员暴力，非公平性竞争以及虐待动物，CAS必须就相应的处罚措施做出裁决。同样，那些不具有处罚性质的裁决也可以被宣告无效。这些裁定主要涉及参赛条件(如运动员国籍的确定)以及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的挑选。[38]
尽管如此，对这类纠纷寻求仲裁裁决的情况却不多见。例如，法国1984年7月16日颁布的《体育法》赋予法国国家奥委会在运动员、俱乐部和联合会的诉讼中调停和调解的权力，而非直接解决纠纷的权力，后者正是仲裁的特点。④然而，通过仲裁解决纠纷的方法却出现在了美国1978年的《业余体育法》中。该法案规定纠纷双方可以向美国仲裁协会质疑国家奥委会裁决的有效性。[39]但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法院一般不太愿意去认定体育案件中带有处罚性质的裁决是否有效。俄勒冈联邦地区法院对于托尼亚·哈丁(Tonya Harding)案的裁决就是这种中立原则的很好例证。[40]这跟前文提到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在这些国家中，法院意识到处罚措施可能会影响到运动员的利益和荣誉，因而对于民间团体对其成员所作的处罚性裁决，一般认为法院自身有权认定该裁决的有效性。
六、案件的可仲裁性
关于处罚性裁决的仲裁，首要的问题是确定通过民间性的仲裁而非普通法院解决纠纷是否有效。弄清这一问题是很有必要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哪些体育纠纷可以付诸仲裁，哪些不行。据我所知，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判例法。在有关民间团体纪律委员会裁决的案例中，巴黎上诉法院依照该国法律判定，只有对于含有仲裁协议的合同纠纷，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而对于协会与其成员间属于处罚性质的纠纷[41]，仲裁就不适用了。这一判决遭到了批评，因为从原则上讲，处罚性事件和仲裁并不冲突。[42]无论如何，由于法国很少成为体育仲裁的裁决地国家，因此在实践中，体育纠纷仲裁适用法国法的情况会非常少。
瑞士是CAS仲裁裁决的做出地国家。实际上，瑞士法院能够处理认定仲裁裁决无效的请求，因为CAS仲裁的总部就位于洛桑。[43]其他国家的法院几乎都不能对CAS的裁决进行复审。因为CAS只处理某些特别事项，一般也没有必要在他国执行仲裁裁决。但是普通程序并不能体现CAS的主要活动，有些能够履行的裁决可以要求执行。有关员工和单项体育联合会间的雇佣合同纠纷就是这样的案例，如教练被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解雇。如果这类纠纷出现在奥运会期间，CAS就可以对其进行听证。事实上，《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就含有仲裁条款，赋予CAS解决奥运会期间所有纠纷的权力。[44]在处理这类纠纷的过程中，CAS应当考虑裁决执行地国是否认可该纠纷的可仲裁性。这类国家通常是有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与瑞士法不同，许多法律制度并不认可涉及劳动法适用的纠纷的可仲裁性。[45]更为普遍的是，所有的处罚性纠纷与职业活动的开展关系密切。一些制裁，例如资格吊销，就不允许运动员继续从事职业活动。若受到制裁的运动员与俱乐部或运动队签订了雇佣合同，单项体育联合会采取的处罚措施就可能对合同的履行产生直接的影响。该情形的典型例证就是自行车运动员与其所在运动队的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宣告——因为该纠纷涉及职业活动——对这种处罚的有效性进行仲裁不具有可仲裁性。环法自行车赛的主席琼·玛丽·勒布朗克(Jean-Marie Leblanc)做出的决定就充分说明了这点，她禁止两名运动员参加2004年度的比赛，因为他们只是卷入到兴奋剂案的调查和听证，但还没有确定是否确实有罪。[46]尽管有支持CAS的仲裁条款存在，对于这一案例，法国法院可能会去裁决这种由竞赛组织者做出的决定的有效性，最后，要求后者对自行车手及其雇主因被非法禁赛遭受的损失做出赔偿。
此外，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做出的纪律处分通常应得到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承认，以便在其领域内得到执行，例如，由国家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办的比赛。同时，所在国法院能够对该国单项体育联合会所作的裁决进行特别复审。在对滑雪运动员克莉丝蒂勒·哥纳德(Christelle Guignard)使用兴奋剂的处罚中，法国判例法就接受了这一做法。[47]在美国举行的世界滑雪锦标赛中，由于她的兴奋剂测试呈阳性，因而被收回了在该赛事中获得的铜牌，并且被国际滑雪联合会中止了比赛资格。虽然法国法院没有权限审查由位于瑞士的国际滑雪联合会所作处罚措施的合法性，但他们可以对法国滑雪联合会主席所作的裁决进行复审并确定其无效，同时确认该处罚在法国领域内的效力。在该案例中，使之无效的原因是联合会主席没有权力独自做出这一裁决。
即使CAS已经对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裁决进行过复审，结局也是一样的。政府赋予了法国单项体育联合会管理公用事业的职权，因此他们在其组织的比赛中享有专有的处罚权。[48]因此，为了能在法国领域内得到强制执行，国际联合会的决定和CAS的裁决必须得到国家主管联合会的认可。虽然从技术上讲，这不是一个强制执行程序，但从实践意义上讲，国家法院作为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终端，有权对运动员做出的处罚措施的合法性做出评断。
与对CAS裁决进行间接审查的问题相区别，对纠纷可仲裁性的评断在大多数时候是建立在瑞士法的基础上。[49]根据1987年12月18日通过的《瑞士国际私法联邦法案》(Swiss Federal Act on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简称为PILA)第177条的规定，可仲裁性的评判标准体现在纠纷中的财产性质上。当然，纠纷的国际性是必要的。根据瑞士法(PILA第176条)，在仲裁协议达成时，仲裁地点在瑞士，若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没有在瑞士定居，那么仲裁是具有国际性的。许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都将总部设在瑞士，因此，对涉及这些联合会的纠纷可仲裁性的不同认定，取决于所涉及的主体是否定居在瑞士。[50]可能是由于气候原因，瑞士与其近邻摩纳哥公国，是许多职业运动员首选的定居地点，因此，这种假设不仅仅是理论上的。
但是，大多数时候，纠纷财产性质的确定是比较困难的。就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后，对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决定中止或者取消他的比赛资格，似乎很难对这一决定所体现的财产性质予以认定。一滑雪运动员为了减轻鼻塞症状，使用了著名的VVR7(Vicks Vapor Rub7)，结果被收回了奥运奖牌，对IOC这一裁决的上诉就似乎没有体现出一种财产性质。[51]然而，由于对“倾向接受仲裁原则(favor arbitrandum)”[52]的广泛接受，联邦法院认为该纠纷是可仲裁的。[53]
某些人试图规避这些判例法和CAS的管辖，期待从中获益。方法之一就是向第三国国家法院——而不是向CAS提出上诉。当事人可能在法院对法院管辖权提出抗辩。为了决定其管辖权，法院将不得不对该纠纷的可仲裁性予以认定。我们无法完全确定该项认定是否将建立在瑞士法的基础上，尤其在该法院裁决无须在瑞士进行强制执行的情况下。[54]
若仲裁协议所指定的CAS分院是建立于奥运会期间的临时仲裁机构(Ad Hoc Division，简称为AHD)，那么国家法院的管辖权就更有争议了。[55]1996年，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建立了两个永久分部。CAS的临时仲裁机构也是由ICAS在同一年建立的。这是针对一些主要赛事的一个非常设性的仲裁中心，如奥运会、英联邦运动会和欧洲足球冠军杯。对每一个临时仲裁机构，ICAS都会指定一组仲裁员前往比赛现场。仲裁规则规定了仲裁庭的组成和纠纷解决的简易程序。根据规则，裁决应当在提出仲裁申请的24小时做出。在这样的案件中，仲裁地点还能够认定在瑞士吗?[56]很明显应当对仲裁地点做出选择:是奥运村这一仲裁的实质地点，还是仲裁规则所规定的瑞士这一名义地点?一澳大利亚法院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就不得不回答这一问题，选择了仲裁的名义地点并依据瑞士法进行了审理。[57]还不能肯定希腊法院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在对临时仲裁机构的裁决的上诉中会不会沿用同一做法。
七、仲裁协议
如同纠纷的特殊性，提交仲裁的当事人的特殊性给仲裁法增加了新的问题。与传统的国际性仲裁不同，对于那些不服国际体育运动的民间管理机构所作裁决而提出的上诉，CAS能够受理。从其本质上讲，这些纠纷的主体并不包括国际商事活动中的公司，但通常包括自然人(运动员)和法人(国家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一些联合会属于职业性组织，但其他的不是，主要是因为他们所从事运动销售转播权的收入较低。尤其当该纠纷是有关一个运动员时，个人的尺度将使得这类纠纷比较特殊。由于它证明了存在于纠纷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其特性就不仅只是学术趣味的问题。考虑到CAS仲裁管辖权的来源，体育纠纷的仲裁也是比较特别的。
任何仲裁都预示着有效仲裁协议的存在。[58]在体育事项中，这样一个协议通常体现为双方事先达成的仲裁条款，从而放弃了将纠纷诉之于国家法院的可能性。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也是可能的，但很少用于实践。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该协议不得违反公共政策，这意味着纠纷必须满足以上所提及的可仲裁性;另一方面，这也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地方，仲裁协议必须为当事人双方知晓并接受，尤其是运动员一方。
实践中，仲裁条款可以从不同方面予以规定。通常包含在不同体育机构和组织的规章制度之中，这些诉之于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就是其成员。因此，仲裁条款就强加于这些组织的成员，即运动员身上。这一条款和常用的仲裁协议比较相近，可以在公司的规章制度中找到，它们也强制性地将仲裁方式用于解决公司和其股东间的纠纷。执行这种条款的条件与通常适用于认定通过其他文件所间接表现出来的仲裁协议的标准是不一样的。[59]实际上，体育法中的仲裁协议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通过其他文件间接表现出来的，因为它们直接包含于合同之中，该合同约束了联合会和运动员。[60]在另外一些案例中，仲裁条款明确地涵盖在比赛的参赛表格中。今天，这看起来是在实践中使用得最频繁的。奥运会的参赛表格包括了一项仲裁条款，它概述了《奥林匹克宪章》第74条的规则。这一表格必须由所有的参赛者填写并签名，参赛者不仅包括运动员，通常更多地是那些参与其中并保证比赛得以进行的所有人员:体育官员、裁判员、训练员、医生和新闻记者。判例法的趋势是认可这一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并承认对于运动员的约束力，这也迫使国家法院在当事人一方将纠纷诉之于法院时，不得予以受理。[61]
通过其他文件间接表现的仲裁条款很少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联合会的章程中规定了仲裁条款，而运动员并非该联合会的直接成员。通常，运动员只是国家联合会的成员，而国家联合会又是该国际联合会的成员。由于在该链条的两端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因此，若联合会的规则中没有明确的援引说明，或者在运动员和联合会之间没有达成直接的协议，那么仲裁条款就不能强制执行。[62]
体育事项中仲裁的最大特点是，仲裁条款从来没有被运动员自主接受过。这一协议一直是单项体育联合会所强加的，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或者比赛的组织者。运动员没有参与协商的权利:他要么接受强加给他的条款从而参加比赛，要么只能“在花园中象征性地从事他的体育活动，没有对手也没有同伴……”[63]因此，CAS的仲裁是被强迫和被约束的结果。[64]在今天的法律体系中，尽管长期以来一直广泛支持仲裁以及其他的更普遍的诉讼外纠纷替代解决方式(ADR)，理论界也开始置疑这一政策的合理性。这一批评显而易见，主要针对附属合同的弱势一方被强迫接受仲裁这一事实。这尤其体现在有消费者、雇员、代销商和转包合同商的案例中。在这些情况中，通常来说，寻求仲裁与其说是实现公正的手段，还不如看成是弱势方受压迫的工具。[65]在美国法中，关于针对弱势方的强制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在案例法和法学著作中已经成为了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66]
关于CAS，事实上仲裁对于运动员而言是被强迫的，是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强加的，特别是自从国际体育机构和组织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仲裁中心后，IOC构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局面。[67]当然也有必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CAS在解决运动员与体育组织以及联合会之间的纠纷时，要求认定所适用规则的正确性，而这些规则就是由同一体育组织或联合会自行制定的。最终，CAS将适用这些体育组织制定的规则和制度，来认定这些纪律性决定和处罚是合法还是非法，即它们是否有效。[68]因此，CAS永远都处于一个非常不合适的位置，被迫协调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有必要确立CAS的独立性，即独立于IOC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另一方面，事实上CAS自身的存在依赖于同一国际性体育组织的单方面决定，从而保证CAS依据仲裁协议所获得的管辖权限。既然国际体育组织通常是CAS所解决纠纷中的一方当事人，那么很明显对裁决公正性的质疑将可能是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最重要的弱点。如今体育事项中仲裁的效力，依赖于双方之间良好的平衡关系。
八、CAS的独立性
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组织者相比，CAS仲裁中心缺乏独立性，因此自其建立以来，CAS仲裁的效力引发了争议。但是最近，瑞士案例法已决定性地解决了CAS的独立性问题。
关于CAS的组织问题在其建立后很快就产生了。实际上，当CAS在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时，不管是财政还是行政管理方面，CAS和IOC之间的密切关系显示出，尽管其具有法定上的独立性，实际上CAS属于IOC的内部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仲裁院。[69]国际马术联合会(IEF)对在马术比赛中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做出了剥夺参赛资格的处罚，当事人要求CAS认定该处罚无效未果，向瑞士联邦法院提起了上诉。[70]在对该处罚的上诉裁决中，由于CAS和IOC之间存在着组织和经济上的联系，联邦法院明确对CAS的独立性提出了保留。[71]在法院看来，很有必要保证CAS相对于IOC更大的独立性。[72]更精确地说，联邦法院希望在CAS处理的纠纷中，它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与IOC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当IOC成为仲裁的一方主体时，也就是说，该要求被认定为无效的处罚是由IOC所做出的话，CAS的独立性将会受到质疑。在这样的案件中，不可能将民间组织的司法尊严加于CAS，也不能将仲裁裁决的价值归于CAS所作的裁决。这些裁决是不能强制执行的，不管是在瑞士还是国外，因为根据一般的法律原则，一个组织不能同时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受处罚的运动员上诉至普通法院。[73]这样的解决途径通常能够被接受;由协会的内部“仲裁机构”所做出的处罚决定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仲裁裁决。[74]根据仲裁员应当是独立于当事人的第三方主体的原则，很明显从理论上讲，这种“仲裁机构”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仲裁机构。[75]因此，这里的上诉是指对该联合会处罚决定的上诉，而不是对仲裁裁决的上诉。对该问题的实践结果是，相对于仲裁裁决而言，国家法院能够对该处罚决定进行更深层次的复审。
由于甘德尔(Gundel)案对CAS的存在带来的威胁，CAS需要一次重大的改革。[76]其最重要的改革手段来自于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于1994年6月22日制定的《巴黎公约》，以及《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The Code of Sports-related Arbitration)的起草(该法典于1994年11月22日生效)。现在，ICAS是受瑞士法管制的民间机构。它由20位法律工作者组成，法律工作者的任命途径如下:4名由奥林匹克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Olympi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简称为OIF)任命，从联合会内部或外部人员中挑选，其中3名来自于夏季奥林匹克单项体育联合会，1名来自于冬季奥林匹克单项体育联合会;4名由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总会(Association of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简称为ANOC)任命，从总会内部或外部人员中挑选;4名由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任命，从委员会内部或外部人员中挑选;4名在经过适当的磋商以后，由以上的12位任命，以保护运动员的利益;最后4名由以上16位任命，从来自于ICAS其他成员的指定机构的独立个人中挑选。[77]ICAS的成员每4年更换一次。在任命中，他们必须签署一个正式的独立声明。ICAS的成员不能列入CAS的仲裁员名单，也不能在CAS的仲裁程序中担当任何一方当事人的顾问。根据ICAS章程协议中的第3条规定，其财政来源主要通过利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转播权，由IOC筹集，其中IOC承担4/12，OIF承担4/12(夏季联合会承担3/12，冬季联合会承担1/12)，ANOC承担4/12。ICAS的任务就是保证CAS的独立性以及当事人的权利。其权限包括采纳和修改《与体育有关的仲裁法典》，管理和资助CAS，建立CAS的仲裁员名单(具体人员由当事方挑选)，裁决取消仲裁员资格的主张以及任命CAS的秘书长。[78]
在CAS独立性方面所进行的改革的结果，并没有促使理论界达成一致。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新组织与瑞士联邦法院在甘德尔(Gundel)案中所表达的要求是一致的。[79]其他学者更多地质疑于1994年针对CAS的独立性所进行改革的效力。[80]置身于这些学说的讨论和较为激进的观点之外，瑞士联邦法院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81]于最近明确主张，CAS是独立于IOC的仲裁机构，即使其裁决的对象是来自于IOC的决定，它做出的也是有效的仲裁裁决，从而结束了对该问题的讨论。[82]在该案裁决书的脚注中提到，IOC在盐湖城冬奥会期间，由于俄罗斯越野滑雪运动员拉祖蒂娜(Larissa Lazutina)和达尼诺娃(Olga Danilova)服用兴奋剂，剥夺了她们的参赛资格。2002年6月，国际滑雪联合会(International Ski Federation，简称为FIS)对两名运动员做出了禁赛2年的处罚。于是，运动员向CAS提出上诉，主张IOC和FIS所作处罚无效，但没有得到支持，因为CAS认可这些体育组织所作处罚的有效性。瑞士联邦法院最终驳回了两名运动员的诉讼请求，尽管她们提出了许多论据，就许多细节在法院展开了辩论，其中之一就是CAS的独立性问题。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CAS的独立性，外国法院是否能够一直采纳瑞士联邦法院的观点?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定法院的管辖权是首要的。作为一项规则，通常来说，对位于瑞士的仲裁庭所作裁决无效的主张，属于该国瑞士联邦法院独有的管辖范围。但是，在不同情况下，外国法院有权对仲裁裁决进行复审，更甚于主张裁决的无效。这有一案例，与两名俄罗斯运动员不同，该运动员受到一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处罚后，在上诉程序之初就越过CAS直接诉之于国家法院。该法院既可以是该单项体育联合会所在地法院——尽管事实上许多联合会并没有位于瑞士，也可以是运动员住所地法院。[83]在这样一个案件中，将由法院在其管辖权范围内进行审理。该法院只有在认定CAS是真正独立的仲裁院时，才会宣布自己无权受理。若相反情况出现，该法院将有权对该单项体育联合会所作处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对CAS独立性的认定问题，也可以在要求执行仲裁裁决时提出，特别是在处以罚金的情况下。但如果是那样的话，1958年的《纽约公约》提出，该问题必须在适用仲裁院所在地法的情况下回答。[84]CAS的法定所在地当然是在瑞士，但有些情况下，仲裁的实质所在地却是在国外，特别是CAS的临时仲裁机构。总而言之，关于CAS独立性的讨论，在1994年的改革以后，还将有更实际的意义。[85]
九、CAS对纪律处罚的深层次复审
除了CAS裁决的法律效力以外，还有另一种效力，即仲裁裁决的实践和政治效力，受到严格条件的制约。只有存在对处罚决定的深层次复审，它们才能为国际体育运动的参与者所接受。
因为我们上面所提及的特性，体育纠纷仲裁的效力受制于一定的条件。体育机构做出的决定能够对运动员的个人兴趣和职业爱好产生很深的影响，甚至更远，以至于阻碍他们继续从事该行业。[86]显然，正当程序需要程序上的担保。除了这些担保以外，运动员也应当得到诉讼价值所给予的基本保障，因为实际上，这些处罚措施与刑事犯罪的处罚已经非常相近了。类似刑事犯罪这一性质是CAS自己宣传的。[87]这一问题在法学著作中进行了讨论[88]，但是很明显瑞士案例法忽略了处罚措施的刑事特征，即使这会导致运动员比赛资格取消、禁赛或处以罚金。[89]此外，《奥林匹克宪章》也宣称参加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90]
这些担保首先在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IOC的规章制度中找到。[91]各联合会之间的程序并不相同，这意味着运动员的权利没有统一的保障。国际体育运动的体制明显区别于美国，后者完全置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nited States Anti-Doping Agency，简称为USADA)的庇护之下[92]，受到普遍认可的《反兴奋剂法》(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颁布)在这一问题上似乎也没有做出完全统一的说明。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很快提出了异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指出，适用于纠纷中的正当程序的担保包括了处罚措施，因为它们可以经分析界定为刑事指控。[93]如果所导致的处罚是中止或禁止参加某职业活动，那么在职业机构审理委员会的处罚程序中也应当关注公民权利。[94]但是，《欧洲人权公约》和其中所包含的公正审判的担保，似乎没有在民间组织所做出的纪律处罚案件中得以适用，特别是在体育事项中。[95]体育机构的处罚权，如果说和法院的相近[96]，却并没有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而这正是《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要求所在。但是一般来说，国家法院在履行对处罚措施的复审义务时，进行了深层次审查，尤其是关于正当程序的标准和担保问题。[97]
《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似乎也没有适用到对CAS仲裁的复审中。[98]但是，因为最近由欧洲人权法院所判决的佩莱格尼(Pellegrini)案，《欧洲人权公约》适用于仲裁程序的问题需要再次重申。[99]在该案中，法院认定意大利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尤其在执行罗马宗教法庭的裁决过程中没有履行其担保义务，该裁决取消了一个宗教式的婚礼。这一移植至仲裁法的解决途径，将迫使国家法院在仲裁裁决的合法性或其执行上做出裁决，以核实仲裁员是否考虑了正当程序的担保。这是否意味着，体育组织中适用的程序也可以基于《欧洲人权公约》进行复审呢?这还不能明确做出肯定的回答。与宗教法院相反，在佩莱格尼(Pellegrini)案的质询程序中，国际体育组织在行使纪律处罚权时适用的并不是法院地法。只有CAS的程序能对抗《欧洲人权公约》的要求。因此，运动员能够组织的辩护方式仅能通过仲裁程序予以间接审查。据我所知仅有一次，《欧洲人权公约》原则的适用在CAS产生了争议，但仲裁庭并没有对此做出回答。[100]无论如何，如果国家法院没有直接适用《欧洲人权公约》，将必须对CAS的裁决予以复审，则国家法院能够使那些与法庭公共政策(ordre public)不相符而违反担保的裁决无效。
特殊的担保应当准予用于对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案件审理中。1989年11月16日，欧洲理事会《反兴奋剂公约》第7条得到广泛认可[101]，责成各成员国鼓励各体育组织阐明并协调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协调好处罚程序。这一条款清楚地指明了对自然公正原则的国际性认同和对运动员基本权利的保障。这些原则包括，首先是不同于纪律处罚裁决机构的指控机构的存在，其次是正当程序的权利，最后是运动员对其受到的任何裁决有提出上诉的可能性。因为CAS仲裁规则允许放弃对仲裁裁决提出上诉，所以当运动员由于服用兴奋剂受到纪律处罚而向CAS提出上诉时，处罚决定由一审法院和上诉法院进行复审的要求似乎就得不到满足。[102]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尽管程序的名称被称为“上诉程序”，但CAS行使的是一审的权力。但是，英国上诉法院认为由该公约所强加的双重管辖权的要求，并不仅指裁决机构必须独立于体育组织，而且，换句话说，那也是公约的应有之意，一项“裁决”也可以是体育机构自身所作的处罚决定。[103]因此，即使上诉程序是在体育机构内部进行的，该公约的要求也得要实现。然而，还不能确定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将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该条款。如果法院对该公约做出不同的解释，那么在反兴奋剂案的审理中，放弃对CAS裁决提出上诉将不会被视为有效。
关于运动员基本权利的问题，也应当在纪律处罚的实质性问题中论及。除了程序上的担保以外，裁决的内容本身也会侵犯运动员的人权。复审是必要的，通常也是这么做的。于是问题产生了，即CAS的复审必须彻底到何种程度。CAS对单项体育联合会以及IOC所作决定的复审范围，在技术上与国家法院所进行的复审是一样的。但是首先，国际私法问题在这里是比较敏感的，可以阐明如下:对体育组织所作决定的复审必须适用何种法律?答案是明显的。准据法是做出该决定的主体所制定的法律。尽管这一结论被广泛接受，法律制度在属人法(lex societatis)的确定上却存在分歧。在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对某一协会适用的法律是该法人实体的法定所在地法，对其他主体考虑的是其实质所在地。CAS的仲裁规则确保这一要求实现的途径是，在没有当事人选择的情况下，规定仲裁员适用的法律是联合会、协会或其他体育机构的住所所在地国法。[104]这意味着，例如，在审查位于英国的单项体育联合会——如IAAF，所作裁定的合法性时，仲裁庭适用的应当是英国法。如当事方同意仲裁适用的法律是某一特定国家的法律，而不是做出该裁定的管理当局所在国的法律，则该选择的效力是有问题的。
这就是当事人在选择仲裁所适用的法律时，自主性受到限制的问题。如果绝大多数的法律制度能够接受对属人法的适用不得违反合同的约定，那么也可以接受当事方在仲裁所适用法律的选择上享有很大的自由。[105]PILA第187条包含了当事方的自主原则，明确规定了在其实践中和选择的范围上没有限制。然而看起来，要保持协会制度与法律要求的一致性，应将处罚权的存在视为一个先决问题，即首先应当对属人法的适用做出回答。[106]我没有看到CAS是如何使其免于承担纪律处罚做出机构所在国法的义务。当然，基于国际公共政策的例外，仲裁员有权避开当事方所选择的法律。
对处罚决定合法性的认定应当是两面的。一方面，CAS必须用组织的内部规则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由体育运动所衍生的规则，来重新认定该裁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即使这些规则被考虑过了，CAS还必须确定该裁定与其做出机构所在国的国内法相一致。《瑞士民法典》明确要求，协会所作之裁定不仅必须与其规章制度相一致，而且必须符合强行法的要求。[107]当体育运动成为一种职业性和经济性活动时，国内法的适用已经是一个事实。在那些对年轻一代的体育教育已经成为国家责任之一的国度里，这项适用更具有强制性。[108]因此，仲裁庭应当与国家法院一样在同等程度上进行干预，并且基于相同的原因做出宣告无效的裁决。除了基于被投诉的决定的内容而认定其违法性之外，仲裁员还应当去考察该决定的动机和目的来认定其合法性。在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对协会、联合会或其他体育机构单方面所作裁决的复审是非常彻底的。[109]在许多法律制度中，法院甚至要控制被指控的过错所承担的处罚的轻重比例。[110]
长期以来，国家法院一直适用比例控制原则。一认定法国管辖权的案例就是如此。[111]这也同样体现在德国法院对卡特里·克拉伯(Katrin Krabbe)案的审理中。[112]慕尼黑上诉法院撤销了对运动员做出的两项处罚之一，而这项处罚是由IAAF做出的。[113]英国法院有时也进行了同样的控制。[114]这一彻底的复审基于这样的事实而具有了正当性，即裁决是由单项体育联合会或者体育协会的内部机构依自身的规章制度做出的。换句话说，宣告处罚的主体同时也是法律依据的制定者。因此，这样做是正当的:即一外在且独立的权威主体，不仅要复审裁决与法律依据的一致性，还要复审适用的国内法规则与对所犯罪行处罚的比例是否相符。
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控制却很少适用于在CAS的支持下做出的裁决。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裁决适用到了由当事方选择的国内法或者体育机构所在国法的相关条款。[115]但是，当仲裁属于完全的国内行为，也就是说，仅就瑞士法律制度而言，该裁决明显只适用瑞士法。[116]然而，关于合法性原则和国内法的适用，CAS已经明确表达过，不是在仲裁机构的实践中，而是在没有法律意见约束的咨询意见案件中。同时被明确指出的是，终身禁赛的处罚仅在与国内法及国际法(包括人权原则)相一致的情况下才可能做出。[117]
CAS的许多裁决看起来拒绝在细节方面对处罚的比例性进行复审。[118]在脚注中谈到的那些寻求仲裁的案件中，一名西班牙和一名斯洛文尼亚游泳运动员，在马拉松游泳世界冠军杯比赛中——他们本被视为夺冠的热门人选，由于类固醇(nandrolone)测试呈阳性，结果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这也导致他们受到了禁赛4年的处罚。仲裁庭没有对该项处罚的比例性予以认定。在其他的仲裁裁决中，仲裁庭适用了比例性原则，即使没有援引任何法律条款。[119]然而，这些裁决限制了将处罚比例控制在体育机构规则所确定的限度内，同时拒绝审查这些限度是否合理。而且，仲裁员在运动员由于兴奋剂测试呈阳性所导致的自动处罚中也不适用这种复审。在巴克斯特(Baxter)案中，他们没有置疑这项规则，而该规则剥夺了一位滑雪运动员的奥运会奖牌，最终该运动员被肯定是诚实的，他服用无害的药物只是为了减轻鼻塞的症状，而且也已确认该药物对运动员的成绩没有影响。[120]虽然，仲裁员声称奖牌是该运动员所应得的，但他们却拒绝运用手中的权力将奖牌返还给他。
十、结 论
画面是清晰的:仲裁员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即对民间体育组织所作纪律处分的有效性进行复审和认定。可以预见将来他们的权能会受到更少的限制，尤其是CAS成为唯一拥有裁判权的权力主体后，他们将必须对这些处罚决定予以复审。瑞士联邦法院在主张CAS裁决的无效的案件中，实际上是限制其自身只能依据国际公共政策对裁决的适当性进行复审，并且无法核实国内法是否得到了正确的适用——尽管仲裁适用的法律是瑞士法。[121]在这种情况下，CAS只有充分有效地利用其权力，才能体现其真正的独立性。
【注释】
[1]原文标题为Th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Arbitration of Disputes Concerning Disciplinary Sanctions。该文原载《国际体育法杂志》(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Law Journal，简称为ISLJ)2005年第1-2期，第8-17页。它是最初发表于2004年5月19-20日第140-141期的法国《法院公报》(Gazette du Palais)第31-45页的法文文章的英文对照版，标题为:Les vicissitudes du Tribunal arbitral du Sport.Contribution a letude de l'arbitrage des sanctions disiciplinaires。
[2]荷兰提耳堡大学私法系(Department of Private Law，Tilburg University，The NeTherlands)助理教授。
[3]对该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D.Panagiotopoulos，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6 Vill.Sports＆Ent.L.J.(1999)p.49。
[4]关于法律规则与体育规则的区别的问题，参见Ch.Jarrosson，Lanotion d'arbitrage，Diss.LGDJ 1990，No.9;F.Vouilloz，’Regles de droit et regles de jeu en droit du Sport B I'exemple du dopage’，PJA(Pratique juridique actuelle)(1999)pp.161 ff。
[5]参见，例如，R.J.Locklear，'Arbitration in Olympic Disputes:Should Arbitrators Review the Field of Play Decisions of Officials?'4 Tex.Rev.Ent.＆Sports L(2003) p.199。(本书收录了该文的中文版译著)
[6]参见CAS，Ad Hoc Division，AThens OG，21 August 2004，English，French and US Olympic Committee v.IEF，L'Equipe 22 August 2004，关于一位名叫贝蒂娜的骑手在跨越障碍(奥运会持续三天的马术团体赛决赛)的热身赛中违反比赛规则的争议。
[7]瑞士联邦法院，1982-1-21，ATF 108 II15，在适用瑞士民法典第75条后作出。
[8]体育运动中国家与私营主体之间的关系，参见，例如J.-P Karaquillo，’Les normes des communautes et le droit etatique’，D.(Recueil Dalloz)(1990)Chr.83;G Simon，Puissance Sportive et ordre juridique etatique，Diss LGDJ(1990);G.Auneau，P.Jacq，’Les particularismes des contentieux Sportifs’，J.C..P(Juris-Classeur Periodique)(1996)．I.3947。
[9]P.Jolidon，Arbitrage et Sport，in Recht und Wirtschaft Heute，Festgabe zum 65.Geburtstag von Max Kummer(Bern 1980)pp.633-656;B.Simma，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in Law of Nations.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Worlds Economic Law.Festschrift fur Ignaz Seidl-Hohenbeldern(Koln，Heymann 1988)pp.573-585;A．Samuel，R.Gearhart，Sporting Arbit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Olympic Committees Court of Arbitraton for Sport，6J.Int'l Arb.(1989)pp.39-53;D.Oswald，Le reglement des lieges et la rePression des comportements illicites dans le domaine Sportif，Melanges en lhonneur deJacques-Michel Grossen(Bale，Francfort-sur-le-Main 1992)pp.67-82;A.T.Polvino，Arbitrationas Preventive Medicine for Olympic Ailments: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Court of Arbitraton for Sport and the Futu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ing Disputes 8 Emory Int'l L.Rev.(1994)p.347(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 J.A.R.Nafziger，Arbitra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Sports Arena，35 Val.U.L.Rev.(2001)p.357(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
[10]现在这种类型仲裁的法学著作有很多。关于CAS发起人的贡献，参见，K.Mbaye，Une nouvelle institution darbitrage:Le Tribunal arbitral du Sport:son histoire et son fonvtionnement，JDI(2001)p.234;D.Hahn，Tribual arbitral du Sport，TAS Digest(1993)pp.5-36。
[11]Arts.61 et seq.of UEFAbye-Laws.
[12]V.Vigoriti，FIFA，arbitrato，metodi di risoluzione delle controversie，Riv，dell'Arbitrato(2002)p.653.
[13]Arts.59 et seq.of FIFA bye-Laws.
[14]这种仲裁，参见V.Vigoriti，L arbitrato Sportive in material economica，Riv，dell'Arbitrato(2000)p.13;J.A.R.Nafziger，Resolving Disputes over Financial Management of Athletes:English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3 Vill.Sports＆Ent.L.J(1996)p.413。
[15]关于运动员地位研究的细节，参见，M.Baddeley，Le Sportif，sujet ou objet? RDS(Revue de droit Suisse)(1996，II)pp.141-252。
[16]E.Loquin，G.Simon，JDI(2001)p.97，case note of Cass.Civ.I，18 July 2000，Bismuth，Bull.Civ.I，No.217，p.140。
[17]例如，一名足球运动员的跨国境转会，只要该运动员跨越了法国边境，又或者如果其原来所在的俱乐部或转会后的俱乐部在法国，那么法国强行法就可以适用。
[18]根据CAS网站上公布的数据(www.tas-cas.org)，CAS在1995年到2001年期间的审理中仅适用了40次普通程序。
[19]该程序在CAS仲裁规则中有所规定(Arts.R47 et seq.)。
[20]关于国际体育运动的组织，参见，M.R.Will，Les structures du Sport International，in Studi in Onre di Rodolfo Sacco(Giuffre 1994，Vol.2)pp.1211ff.; J.A.R.Nafziger，International Sports Law(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1988)pp.25-38.也可以参见M.B.Nelson，Stuck between interlocking Rings:Efforts to Resolve The Conflicting Demands Placed on Olympic Governing Bodies，26 Vand.J.Transnat'l L.(1993-1994)p.895。
[21]关于禁止将一民间体育协会的裁决上诉至国家法院的无效合同条款，参见G.Simon，Puissance Sportive et ordre juridique etatique，Diss.LGDJ(1990)pp.156 and 168-170。关于此类条款的明显无效，参见，Court Liege，11 June 1971，J.T.(Journal des Tribunaux belges)(1971)p.751。
[22]国际事项，参见TGI Paris，26 January 1983，Alboreto et autres v.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utomobile(F.I.A)，D.1986.somm.p.366，with annotation G.Baron; Court of Berne，summary proceeding，9 September 1993，SA Olympique de Marseiile v.Union des Associations Europeennes de Football(UEFA)，J.C.P.1993.II.22178，with annotation M.Gros，M.Lascombe，X.Vandendriessche(瑞士法院的裁决，中止执行欧洲足联的纪律处罚，该处罚剥夺了马赛奥林匹克俱乐部队参加国际赛事的权利，仅仅是因为怀疑它与其他俱乐部球队打假球);J.-P.Karaquillo，Reflexions sur la decision du Tribunal de Berne dans l'affaire UEFA-FIFA c/OM-FFF(9 September 1993)，Rev.jur.eco.Sport，Sport，No.23，1993，21;B.Niki-Hege，Les norms de sanctions dans l’ordre jurideque Sportif，D.1994，Chr.86。国内事项，参见French Conseil d’Etat CE，19 December 1980，Hechter，Rec.Lebon p.488。这意味着单项体育联合会所作的纪律处罚不具有司法本质。
[23]关于体育事项中国家与联合会的权力关系的一般问题，P.Jolidon，Ordre Sportif et ordre juridique，a propos du pouvoir juridictionnel des Tribunaux etatiques en matiere Sportive，RSJB(Revue de la Societe des jurists bernois)(1991)pp.213-235; P.Jacq，Lintervention du juge dans le reglement des conflits Sportifs dans les Etatsmembers de la Communaute Europeenne，Petites Affiches(21 July 1993)p.40;J.-P.Karaquillo，Un pluralisme judiciaire complementaire original:La resolution par les institutions sportives et par les jurisdictions detat de certains litiges Sportifs，D.1996，chr.87。文章也以意大利语的版本发表了，题目为:La complementarita tra la soluzione delle controversie ad opera delle istituzioniSportive e la soluzione ad opera delle giurisdizioni statali，Riv，dir.Sportivo(1996)p.671;A.Lacabarats，Le juge，arbiter du conflit Sportif，Dalloz，Hors-Serie Justices，May 2001，pp.61ff.;Coccia，Fenomenologia della controversia Sportive e dei suoimodi di risoluzione，Riv，dir，Sportivo(1997)p.605。
[24]Le Monde，10-11 June 1984，p.11.This case led to the ruling of the TGI Paris，18 March 1987，Peugeot v.F.I.A et FISA，non reported，quoted by T.Summerer，Internationales Sportrecht vomdemstaailichen Richt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 and，Schweiz，USAund England(Munich，VVF1990)p.35。
[25]体育杂志(Sports Illustrated)，1992年6月22日，第9页。
[26]该案使得国际体育界发生了混乱。参见V.A.Nelson.Jr，Comment，Butch Reynolds and the American Judicial System v.The 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AComment on the Need for Judicial Restraint，3 Seton Hall J.Sports L.(1992) p.173;H.J.Hatch，On Your Mark，Get Set，Stop!Drug-Testing Appeals in the 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16 Loy，L.A.Int'l＆Comp.L.J.(1994) p.537;D.B.Mack，Reynolds v.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The Need for an independent Tribunal in International Athletic Disputes，10 Conn J.Int'l L.(1995)p.653.
[27]Reynoldsv.IAAF，841F.Supp.1444，1448(S.D.Ohio1992):“国际田联不得因为1990年8月12日蒙特卡洛的国际田径锦标赛上发生的尿样检测问题，中止和干涉原告亨利·雷诺兹参加任何国际与国内的田径赛事的资格。”
[28]Reynoldsv.IAAF，23F.3d1110，1113(6thCir.);Reynoldsv.IAAF，115 S.Ct.423(1994)．
[29]FIA的《国际体育运动规则》第191条规定:为了避免疑问，法条中没有任何一项规定可以阻却原来在法庭中所能享有的控诉权，当事人通常有义务寻求其他的首先可能接受的补救措施或者可替代的争议解决机制。参见G.Kaufmann-Kohler，H.Peter，Formula 1 Racing and Arbitration：The FIA Tailor -Made System for Fast Track Dispute Resolution 17 Arb Int'l 2，(2001)p.173。
[30]参见，A.Samuel，R.Gearhart，Sporting Arbit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Court of Arbitration of Sport，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39(1989);A.T.Polvino，Arbitration as Preventive Medicine for Olympic Ailments: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nd The Futu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ing Disputes，8 Emory Int'l L.Rev.(1994)p.347(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N.K.Raber，Dispute Resolution in Olympic Sport: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8 Seton Hall J.Sport L.(1998)p.75;R.H.Mclaren，“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An independent Arena for the Worlds Sports Disputes，35 Val.U.L.Rev.(2001)p.379(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国内部分也可以参见，S.Haslip，International Sports LawPerspective:AConsideration of The Need for a 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for National Sport Oganizations in Canada，11 Marq.Sports L.Rev.(2001)p.245。
[31]CAS仲裁规则第59条。
[32]这在CAS裁决摘要的公开出版物中得到了承认。其第一卷包括1986年至1998年间所作裁决的节选，并已通过Stampfli出版社出版。第二卷包括1998年至2000年间所作裁决的节选，并已通过Kluwer Law International出版社出版。以前在1993年出版的摘要，其主要内容在1986至1998年间的摘要中进行了再版。
[33]法律学说支持体育法内部的协调一致，尤其是反兴奋剂法，参见F.Oschiitz，Harmonisation of Anti-Doping Code through Arbitration:The Case Law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12 Maq.Sports L.Rev.(2001-2002)p.675.也可以参见，B.Pfister，Die Doping-Rechtssprechung des TAS，SpuRt(Zditschrift fur Sport und Recht)(2000)p.133.一般而言，J.A.RNafziger，Globalizing Sports Law，9 Maq.Sports L.J.(1998-1999)p.225;最近更多的还有，J.A.R.Nafziger，Lex Sportiva，1-2 ISLJ(2004)pp.3ff(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
[34]参见R.H.Mclaren，Sports Law Arbitration by CAS:Is it The Same a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29 Pepp.L.Rev.(2001)p.101(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
[35]参见，例如，J，-P，Karaquillo，Le pouvior disciplinaire dans lassociation Sportive，D.1980，chr.115。
[36]在瑞士法下，参见the above-mentioned ruling of the Court of Berne in the Olympique de Marseille case，where the Tribunal applied association Law.也可参见，在法国法下，Cass.Civ，I，14 February 1979，Bull.civ.I，No.60，p.50，D.1979，542(1st case)，with annotation Alaphilippe and Karaquillo;Gaz.Pal.1979，546;Rev.soc.1980，140，with annotation R.Plaisant:Les juges du fond saisis par un member d'une association de la demande dannulation dunemesure dexclusion sont tenus de controller la faute alleguee et ce en depit de la clause des statuts de l’association prevoyant que le conseil dadministration statuait en demier resort.
[37]参见，G.Engelbrecht，The individual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Olympic Games，1-2 ISLJ(2004)pp.8ff。
[38]因为这个原因，该法案的评论员强调了法国法对于仲裁的敌视态度，参见，F.Alaphilippe，Requiem pour une mission d’arbitrage，ALD(Actualite Legislative Dalloz)，Special issue on Sports Law(1984)pp.37ff。
[39]《1978业余体育法》第205条C款。关于体育事项中各种Adr方式的描述，参见，A.Epstein，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in Sport Management and the Sport Management Curriculum.12J.Legal Aspects of Sport(2002)p.153。
[40]Tonya Harding v.United States Figure Skating Association，851F.Supp.1476(1994):“法院在介入民间协会举行的处罚听证会前，应当考虑清楚，包括被告美国花样滑冰联合会(USFSA)，干预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是适当的，即协会明显违反其规则，而且该违反对原告造成了严重和无法挽回的损害性后果且原告用尽了当地救济，即使是这样，纠正该违反行为的强制性救济也是有限的。法院不应当干预潜在纠纷所存在的价值。”
[41]CAParis，3 December 1986，Rev.arb.1987，352，with annotation Ch.Jarrosson.
[42]Ch.Jarrosson，在前面的脚注中有注解。也可以参见，E.Loquin，J.Cl，Proc，civ.Fasc.1005，nos.26ff。
[43]CAS仲裁规则第28条规定了仲裁地点在瑞士。争议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夏奥会和冬奥会期间临时仲裁机构的地点确定。关于该问题见下文。
[44]问题是仲裁协议是否也能约束产生于协会成员间的横向纠纷，而不仅是产生于协会与其成员间的纵向纠纷。
[45]这有一个关于意大利法的案例，根据《民事程序法》第806条的相关规定。该问题参见，A.Rigozzi，Larbitrabilite des litiges Sportifs，ASABull.(2003)p.501，at pp.505-506.法律学说参见，C.Punzi，Larbitrato nelle controversie di lavoro，Riv.dell'Arbitrato(2001)p.389。这也有一个关于法国法的案例，根据《劳动法》第L.511-1条第6段，事前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法律学说参见J.－M.Olivier，Arbitrage en droit du travail，in Th.Clay(ed.)Nouvelles perspectives en matiere d'arbitrage.Droit＆Patrimoine(May 2000)p.52。
[46]这两位自行车手是斯蒂芬(Stefano Casagranda)和马丁(Martin Hvastija)，参见La Gazzetta dello Sport，14 July 2004。
[47]TAGrenoble，2 July 1991，Guignard v.Federation francaise de ski，D，1991，somm.395，with annotation J.P.Kartaquillo.同样的解决途径见CE 26 November 1976，Federation francaise de cyclisme，AJDA1977，139。
[48]1984年7月16日《法国体育法案》第16条和第17条。
[49]关于瑞士法的特殊意义，参见M.Baddeley，La trsolution des litiges dans le Sport International:Importance et particularites du droit Suisse，Revue Juridique et Economique du Sport(Sport)(1997)pp.5-29。
[50]对体育纠纷仲裁这一无条理现象的关注，参见A.Rigozzi，L'arbitrabilite des litiges Sportifs，ASABull.(2003)p.501，at p.504.
[51]CAS，15 October 2002，2002/A/376，Alain Baxter v.IOC.仲裁庭在做出仲裁裁决时对滑雪运动员比较苛刻。在确认IOC的纪律处罚后，仲裁者补充说:委员会并不是对巴克斯特先生没有同情心，他是一位真诚和诚实的人……该案仍然是对处罚比例控制的难点问题的典型例证。关于此问题见下文。
[52]该术语是由B.Hanotiau先生创造的，见Larbitrabilite et la favour arbitrandum: un reexamen，JDI(1994)p.899。
[53]Swiss Federal Court，15 March 1993，Gundel v.IEF，ATF 119 II 271;ASA Bull.(1993)p.398;RSDIE(Revue Suisse de driot International et de driot Europeen)(1994)p.149，with annotation F.Knoepfler;CAS Digest 1986-1998，p.545; Riv.dir.Sportivo(1994)p.510.有关批评，Ph.Meier，C.Aguet，Larbitrabilite du recours contre la suspension prononcee par une federation Sportive Internationale，JdT(Journal des Tribunaux suisses)(2002)pp.56ff。关于意大利法的解决途径，其可仲裁性受到更多的限制，参见，A.Persichelli，Materie arbitrabili allinterno della competenza della giurisdizione Sportiva，Riv dir.Sportivo(1986)pp.702ff。
[54]如果要求国家法院裁决可仲裁性问题，《纽约公约》(1958年6月10日)对该问题应当适用何国法律为准据法未作规定(第2条第3款)。
[55]现在关于CAS临时仲裁机构的著作有很多，G.Kaufmann-Kohler，Arbitration at the Olympics.Issues of Fast-Ttack Dispute Resolution and Sports Law(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M.J.Beloff，The Court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t the Olympics，4 Sport and the LawJournal(1996)p.5;R.C.Reuben，And theWinner is□Arbitrators to Resolve Disputes as They Arise at Olympics，82 A.B.A.J.20(1996);G.Kaufmann-Kohler，Atlanta et l'arbitrage ou les premieres experiences de la Division olympique du Tribunal arbitral du Sport，ASA Bull.(1996)p，433;G.Kaufmann-Kohler，Arbitration and the Games or the First Experience of the Olympic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12 Mealey'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port(February 1997);Fumagalli，Arbitrato e GIOChi Olimpici:Il Tribunale dello Sport ad Atlanta，Riv，dir Sportivo(1997)p.23; J.Pilgrim，The Competition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Atlanta Centennial Olympic Games，14 Ent.＆Sports Law.(1997)p.1;G.Kaufmann-Kohler Nagano et l'arbitrage ou vers une justice de proximite，ASABull.(1998)p.311;M.J.Beloff，The CAS Ad Hoc Division at the Sydney Olympic Games，1 Int'l Sports L Rev.(2000);R.H.Mclaren，Introducing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The Ad Hoc Division at the Olympic Games，12 Marq.Sports L.Rev.2001-2002)p.515(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U.Naidoo，N.Sarin，Dispute Resolution atGames Time，12 FordhamIntell.Prop..Media＆Ent.L.J.(2002)p.489。
[56]关于这个问题，参见G.Kaufmann-Kohler，Le lieu de larbitrage a laune de la mondialisation，Reflexions a propos de deux formes darbitrage，Rev.arb(1998)p.517。
[57]Court of Appeal，NewSouthWales，1 September 2000，Angela Raguz v.Rebecca Sullivan.The Judo Federation fo Australia inc.［2000］NSWCA(NewSouthWales Court of Appeal)p.240;11 World Arb.＆Mediation Rep.(2002)p.299;ASA Bull.(2001) p.335.
[58]此外，根据国内法，当运动员是未成年人时——如体操运动，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
[59]关于这些条件，参见，X.Boucobza，La clause compromissoire par reference en matiere d’arbitrage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Rev.Arb.(1998)p.495。
[60]Contra，R.Wyler，La convention d'arbitrage en droit du Sport，RDS(1997 I) pp.1，45-62.
[61]参见，例如，Court of Appeal，New South Wales，1 September 2000，Angela Raguz v.Rebecca Sullivan.The Judo Federation of Australia inc.［2000］NSWCA p.240。在该案中，为了参加悉尼奥运会，运动员接受了这种选择，仲裁协议得以直接达成。
[62]参见Swiss Federal Court，7 February 2001，Stanley Roberts v.FIBA.ASABull.(2001)p.523。
[63]F.Knoepfler，RSDIE(1994)p.153，annotation of Swiss Federal Court，15 March 1993 quoted n.52.
[64]关于美国法中的这些特性以及分析它们的结果，参见，M.R.Bitting.Mandatory，Binding Arbitration for Olympic Athletes:Is the Process Better of Worse for Job Security?，25 Fla.St.U.L.Rev.(1998)p.655(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也可以参见，S.A.Kaufman，Issues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13 B.U.Int'l L.J.(1995) p.527(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考察了在适用《纽约公约》的情况下，一份强迫性的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第5条第2款第2项)。
[65]参见J.R.Sternlight，Panacea or Corporate Tool?Debunking the Supreme Court's Preference for Binding Arbitration，74 Wash.U.L.Q.(1996)pp.637-712，这里作者展示了最高法院如何解释《1925联邦仲裁法案》，他指出，这种扩大支持仲裁方式的解释是与立法者的最初意图相违背的，即仲裁只能是由享有平等谈判权的当事人达成的，才能限定选择非诉讼的争议解决方式。作者也驳斥了支持扩大解释的观点。
[66]参见，例如，C.M.Hammond，AReal Estate Focus:The(Pre)(as)sumed Consent of Commercial Binding Arbitration Contracts.An Empirical Study of Attitudes and Expectations of Transactional Lawyers，36 J.Marshall L.Rev.(2003)p.589; C.R.Drahozal，Unfair Arbitration Clause，U.Ill.L.Rev.(2001)pp.695-790。对该问题的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参见K.N.Hylton，Agreements to Waive or to Arbitrate Legal Claims:An Economic Analysis，8 S.Ct.Econ.Rev.(2000)p.209。
[67]关于CAS的历史，参见M.Reeb，Le Tribunal Arbitral du Sport(TAS)，in CAS Digest1986-1998(Editions Stampfli，Berne)pp.XIIIff。关于CAS独立性的问题将在后面提到。
[68]在众多裁决之中，参见，例如，CAS，ad hoc Divisin，Nagano OG，1998/02，Ross Rebagliati v.IOC，CAS Digest 1986-1998，p.419。因为服食大麻，滑雪委员会剥夺了他的奖牌。只有在IOC与相关国际联合会达成协议时，对这种药物的服用才被《IOC药物法典》认定为服用兴奋剂。这种协议在国际滑雪联合会并不存在。CAS被迫认定该处罚委员会的裁定无效。也可参见CAS，31 August 1999，99/A/223，International Tennis Federation v.Korda，CAS Digest 1998-2000，p.345。
[69]在早期发表的许多文章的标题就体现了CAS对IOC的依赖。参见，例如，A.Samuel，R.Gearhart，Sporting Arbit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ee Court of Arbitration of Sport，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1989)p.39。
[70]CAS，10 Setepmber 1992，92/63.Gundel v.IEF，CAS Digest 1986-1998，p.105.
[71]瑞士联邦法院，1993年3月15日，Gundel v.IEF引自注释52。也可以参见，J，Paulsson，The Swiss Federal Tribunal Recognises the Finality of Arbitral Awards Relating to Sports Disciplinary Sanctions Rendered by the IOC's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s，8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Report(October 1993)p.12。
[72]瑞士联邦法院，1993年3月15日，Gundel v.IEF引自注释52。ATF 119 II 271，第280页。
[73]对此的分析，参见，V.Vigoriti，I1“Tribunal Arbitral du Sport”:Struttura，funzioni，esperienze，Riv.dell'Arbitrato(2000)p.425。
[74]J.Paulsson，Arbi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Disputes，8 Arb.Int'l(1993) p.359(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同一作者，Arbi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Disputes，11-WTREnt，＆Sports Law.(1994)p.12。
[75]参见，Ch.Jarrosson，La notion darbitrage，Diss.LGDJ 1990，No.785，他给了仲裁这样的定义:L'arbitrage est Iinstitution par laquelle un tiers，regle le differend qui oppose deux ou plusieurs parties，en exercant la mission juridictionnelle qui lui a ete confiee par celles-ci.也可以参见，Ch.Jarrosson，Les frontieres de l'arbitrage，Rev.arb.(2001) p.5，at No.27.关于仲裁员的独立性，参见，Th.Clay，Larbitre，Diss.Dalloz(2001) nos.275ff。
[76]参见，M.Reeb，Le Tribunal Arbitral du Sport(TAS)，CAS Digest 1986-1998，pp.XIIIff。
[77]仲裁规则第4条。
[78]关于CAS组织和仲裁程序的细节，参见，J.M.Marxuach，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10 World Arb.＆Mediation Rep.(1991)p.71。也出版在Memorias del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metodos alternos:Mediacion，evaluacion neutral y arbitraje.Revista del colegio de abgados de Puerto Rico(October/December 2001)p.134。
[79]J-F.Poudret，S.Besson，Droit compare de l'arbitrage International(Bruylant，LGDJ，Schulthless，Zurich 2002)No.106;Ph.Meier，C.Aguet，L'arbitrabilite du recours contre la suspension prononcee par une federation Sportive Internationale，JdT(2002)．p.56 n.6;G.Simon，L'arbitrage des conflits Sportifs，Rev.arb.(1995)pp.185ff，at p.209;Zen-Ruffinen，Droit du Sport，Schulthess(Zurich 2002)No.1463;J.Anderson，Taking Sports out of the Courts: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10 J.Legal Aspects of Sport(2000)p.123.
[80]M.Schillig，Sciedsgerichtsbarkeit von Sportverbanden in der Schweiz，Diss.(Zurich 1999)pp.157ff.;M.Baddeley，L'association Sportive face au droit，Diss.(Geneva 1994)p.272，n.79;D.Hantke，Brauchen wireine Sport-Schiedsgerichtsbarkeit?，in SpuRt(1998)p.187;R.Wyler，La convention d'arbitrage en droit du Sport，RDS(1997I)pp.45ff.，at p.60.
[81]瑞士联邦法院，2000年12月4日，Andrea Raducan v.IOC，ASA Bull.(2001)p.508.在此法院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即一运动员因服用兴奋剂而被IOC取消比赛资格，CAS对要求认定其无效的主张所做出的裁决，是否能够分析为是属于PILA第189条含义内的仲裁裁决。但是，法院不打算在该案中做出回答。
[82]瑞士联邦法院，2003年5月27日，Larissa Lazutina and Olga Danilova v.IOC and FIS，cases 4P.267/2002，4P.268/2002，4P.269/2002，4P.270/2002，publication ATF proposed;A，Plantey，Quelques observations sur l'arbitrage sportif International.A propos d'un arret recent du Tribunal federal suisse，JDI(2003)p.1085.该案的英文译本可以在CAS的网站上找到:www.tas-cas.org。
[83]运动员所在国的法院可以承认他们的管辖权。例如，瑞士人桑德拉·加塞(Sandra Gasser)的诉讼案就是如此。瑞士法院对她指控IAAF(位于伦敦)的诉求进行了审理，伯尔尼法院，1987，引自M.R.Will，Les structures du Sport International，in Studi in Onore di Rodolfo Sacco，Giuffre 1994，Vol.2，pp.1211ff。在该案例中，英国法院同样拥有管辖权，Q.B15 June 1988，Gasser v.Stinson。
[84]Art.V.l.e.参见S.A.Kaufman，Issues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Arbitration，13 B.U.Int'l L.J.(1995)p.527(本书收录该文中文版译著).
[85]也可以参见，C.Ansley，International Athletic Dispute Resolution:Tarnishing the Olympic Dream，12 Ariz.J.Int'l＆Comp.Law(1995)p.277，他强调了IOC的非法律本质对CAS影响的存在。
[86]参见，F.Rigaux，Le droit disciplinaire du Sport，Rev.trim.dr.homme(1995) p.295。
[87]CAS，25 June 1992，91/56，S.v.Federation equestre Internationale(IEF)，CAS Digest 1986-1998，pp.99ff.at p.102:compte tenu de la gravite des mesures［disciplinaires］qui peuvent etre prononcees a son encontre et quis'apparentent d'ailleurs a des sanctions penales［…］也可以参见，CAS，12 January 2001，2000/A/289.Union Cycliste Internationale(UCI)v.C.＆Federation Francaise de Cyclisme(FFC)，CAS Digest 1998-2000，p.424。
[88]参见，Ph.Meier，C.Aguet，L'arbitrabilite du recours contre la suspension prononcee par une federation Sportive Internationale，JdT(2002)pp.56ff。
[89]瑞士联邦法院，1993年3月15日，Gundel v.IEF，引自注释52;瑞士联邦法院，1999年3月31日，N.，J.，Y.，W.c/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Amateur(FINA)，CAS Digest1998-2000，p.767。
[90]奥林匹克宪章，第四项奥林匹克基本原则:从事体育运动是一项人权。每个人都必须有从事体育活动的可能，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在奥林匹克精神中，要求互相理解和尊重友谊、团结和公平的真谛。对体育活动的组织、经营和管理都必须由独立的体育机构进行。
[91]关于兴奋剂案件中各种担保的列举和分析，J.W.Soek，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thletes in Doping Trials，in J.O'Leary(ed.)，Drugs and Doping in Sport，Socio-Legal Perspectives(Cavendish Publishing，London 2001)pp.57ff.;M.K.Fitzgerald，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DealingWith Doping and Due Process During the Olympics，7 Sports Law J.(2000)p.213。
[92]关于USADA的正当程序担保和它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优势，参见，M.S.Straubel，Doping Due Process:A Critique of the Doping Control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Sport，106 Dick.L.Rev.(2002)p.523。
[93]ECHR8 June 1976，Engel v.The Netherlands，AFDI 1977，480 with annotation R.Pelloux;Cahiers de droit Europeen 1978.368 with annotation G.Cohen-Jonathan。这里也有给予军事制裁的风险。
[94]参见，例如，ECHR26 September 1995，Diennet v.France，AJDA 1996，378，with annotation J.-F，Flauss。
[95]J.W.Soek，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thletes in Doping Trials，in J.O'Leary(ed.)，Drugs and Doping in Sport，Socio-Legal Perspectives(Cavendish Publishing，London 2001)pp.57ff。
[96]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法院的管辖权通常被否决了。参见，例如，CE 14 mai 1990，Coudreau v.Federation francaise d'aerostation。
[97]这是法国法中最高行政法院、参政院的解决方式，他们通常将违反这些基本权利的纪律制裁认定为无效。参见，例如，CE，23 May 1986，Lemaire，Rev.jur.eco.Sport(ESport)1987，No.2，p.119，with annotation J.Carbajo;CE，25 June 1990，Tison，with annotation D.1991 somm.393，with annotation J.-F.Lachaume; CE16 March 1984，Moreteau，Rec.Lebon p.110，concl.B.Genevois;D.1984 somm.483，with annotation J.-P.Theron;CE 10 April 1991，Bideault，D.1993 somm.345，with annotation J.Morange.In English Law，参见，Calvin v.Carr［1980］A.C.574，with particular regard to the obiter dictumat p.597。
[98]明显由瑞士联邦法院管辖，2001年6月11日，Abel Xavier v.UEFA，ATF 127 III 429;ASABull.(2001)p.566。该案是关于一个葡萄牙籍足球运动员的纪律制裁，他在2000年欧洲杯的半决赛中轻微地袭击了一位裁判员。《欧洲人权公约》在仲裁程序中对一般问题的适用，参见，Ch.Jarrosson，L'arbitrage et la Convention Europe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Rev，arb.1989，573;A.Mourre，Le droit francais de l'arbitrage International face a la Convention Europe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Gaz Pal.1 December 2000，p.16，and legal literature quoted in n.4。
[99]ECHR，20 July 2001，Pellegrini v.Italy.关于该案，参见，L.Sinopoli，Droit au process equitable et exequatur.Strasbourg sonne les cloches a Rome(a propos de C.E.D.H.Pellegrini c/Italie du 20 juill.2001，Aff.Ne30.882/96)，Gaz.Pal，21-23 July 2002，nos.202-204，pp.2-12。
[100]CAS，12 January 2001，2000/A/289，Union Cycliste Internationale(UCI) v.C.＆Federation Francaise de Cyclisme(FFC)，CAS Digest 1998-2000，p.424.这里谈及的罪过与处罚之间的比例性原则是非常关键的。关于此原则参见下文。
[101]欧洲理事会的所有成员都批准了该公约，除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共和国、亚美尼亚、爱尔兰、马耳他和摩尔多瓦以外。
[102]CAS仲裁规则第59条第四款规定:“由CAS有关部门做出的裁决具有终局性并且对当事人双方均有拘束力。其效力不会因为达到这种程度的行为而受到挑战，如当事人在瑞士没有住所地、惯常居住地或商业性机构，以及他们在仲裁协议或进入到这一阶段的某协议中，尤其是在仲裁程序之初，明确排除所有已搁置的行动。”
[103]上诉法院，1996年12月20日，Wilander v.Tobin，［1997］2 Lloyd's Rep.293。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即上诉法院适用这一条款，同时暗中意识到公约具有自我执行性，可以被私人主体在他们之间的纠纷中援引。
[104]仲裁规则第58。条
[105]Ph.Fouchard，E.Gaillard，B.Goldman，Traite de l'aarbitrage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Litec 1996)nos.1421ff.
[106]与法定资格的问题相比较，参见，Ph.Fouchard，E.Gaillard，B.Goldman，Traite de l'aarbitrage Commercial International(Litec 1996)No.1532.
[107]《瑞士民法典》第75条规定:“社团的每一成员都绝对有权利根据法律向法院起诉，避免社团未经他们的同意而制定违反社团的章程和规则的决议，条件是原告必须在知悉该决议之日1月内提起诉讼。”
[108]F.Rigaux，Le droit disciplinaire du Sport，Rev，trim.dr.Homme(1995) pp.295ff.，at No.21.
[109]关于法国法，参见，J，-M.Huon de Kermadec，Le controle de la legalite des decisions des federations Sportives ayant le caractere d'acte administratif，RDP(1985) pp.407-441;J-M.Duval，Le droit public du Sport，Diss.(PUAM2002);B.Ozdirekcan，La repression du dopage dans le Sport，Diss.(PU du Septentrion 2002)。
[110]在法国案例法中，这是关于所有的纪律制裁的实际界限，参见M，de Saint Pulgent，RFDA(1991)p.613，report under CE 1 March 1991，Le Cun，Rec，Lebon，p.70;AJDA(1991)p.358，with annotation C.Maugue，R.Schwartz。
[111]CE13 March 1987，Le Saint，D.1987 somm.462 with annotation B.Faucher，CE 22 October 1993，Lorentz v.Federation francaise de karate，taekwondo et arts martiaux affinitaires，D.1995 somm.p.58，with annotation J.-P.Karaquillo;Cass.Civ.I，16 May 1972，Bull.Civ I，No.127，p.113;J.C.P.1972.II.17258 with annotation R.Lindon; Cass.Civ.I，28 October 1981，Bull.civ.I，No.316;D.1982，381 with annotation G.Sousi.
[112]关于该案件，参见J.A.Faylor，The Dismantling of a German Champion:Katrin Krabbe and Her Ordeal with the German Track and Field Associ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Amateur Athletic Federation(IAAF)，17 Arb.Int'l 2，(2001)p.163。
[113]OLGMunich，28 March 1996，NJW1996，2351;SpuRt，1995 No.4，162.The Bundesgerichtshof rejected the appeal，BGH16 June 1997，unreported.
[114]Chancery Division，23 June 1997，Edwards v.BAF and IAAF［1998］2 CMLR 363.
[115]CAS在悉尼奥运会的临时仲裁机构，18 September 2000，2000/004，Comite Olympique Congolais＆Jesus Kibunde v.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Boxe Amateur，CAS Digest 1998-2000，p.617，the panel stated:Ilest exact qu'un reglement sportif doit respecter non seulement la loimais egalement les principes generaux dud riot.然而，关于法律的适用问题的考虑和对裁决的复审只是表面上的，没有更进一步深入。
[116]CAS，21 December 1995，95/139，HCY.V.Ligue Suisse de Hockey sur Glace(LSHG)，CAS Digest1986-1998，p.323.
[117]CAS，10 November 1986 Advice 86/02，IOC，CAS Digest 1993，p.462.也可以参见CAS，1994年8月31日，Advice 93/109，Federation francaise de triathlon，CAS Digest 1986-1998，p.467。
[118]CAS，29 February 2000，99/A/234，David Meca-Medina v.FINA and 99/A/ 235，Igor Majcen v.FINA，未予公布。
[119]CAS，22 April 1996，95/141 C.v.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Amateur(FINA)，CAS Digest1986-1998，p.205.两年禁赛减少了一半。在其他案件中，也只是提及该原则的存在而已，CAS，14 January 1999，97/180，P，et alii v.FINA，CAS Digest 1998-2000，p.171;CAS，16 April 1995，95/145，unreported。
[120]CAS，15 October 2002，202/A/376，Alain Baxter v.IOC.对该案例的批判，也可以参见H.Opie，Drugs in Sports and the Law-Moral Authority，Diversity and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14 Marq.Sports L Rev.(2004)p.267。
[121]参见瑞士联邦法院，1999年3月31日，N.，J.，Y.，W.v.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Natation Amateur(FINA)，CAS Digest1998-2000，p.767。在该案例中，法院不能核实仲裁员是否在兴奋剂违规案中依据严格责任原则，正确地适用了瑞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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