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即以埠际汇兑和存放款为主要业务，性质类似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票号是中国金融史上的一朵奇葩，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金融业的三大基本业务（存款、贷款、汇兑）已为当时的中国金融机构全部具备。在票号产生及发展的过程中，晋商功不可没，正是由于晋商的敢为和创新精神，中国的票号得以产生。同样由于晋商对商机的敏感，一批票号相继出现，将中国的金融史推向新的阶段，而票号也因此被冠以“山西票号”的称谓。票号产生之后，称雄中国经济社会半个多世纪，持续存在达100年之久，对当时中国经济的运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然而山西票号在复杂的近代史环境中兴起、发展与鼎盛，但最终还是衰落了，其中的原因何在，其兴衰历程值得我们考究与深思，本文从山西票号产生、发展与鼎盛、衰败这几个阶段入手，力求从宏观上对山西票号的兴衰理清一个脉络，从而从山西票号兴衰脉络中得到一定的启示。
一、山西票号产生的客观条件及其内在条件
（一）山西票号产生的容观条件
第一，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对资本货币流通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在茶叶、瓷器等对外贸易中处于顺差，外国白银货币大量流入，白银逐渐成为明清两朝的主要流通货币，商品货币经济开始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这种发展延续到清代前期，特别是康熙、乾隆时期，国内政治安定，农业生产发展，商品货币经济较前更为活跃。国内市场扩展，不但有众多地方性市场兴起，而且全国的大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的转轨开辟了广阔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对货币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机构开始突破单纯兑换范围，逐步过渡到信贷阶段。另一方面，埠际贸易开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扩大，出现了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于是需要汇兑专业化。
第二，明朝中后期至清前期商品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对货币融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银币的广泛使用，大致是从明英宗正统时（1436—1449年）田赋折收金花银开始，万历年间（1573—1620年）实行一条鞭法，规定向政府交纳的田赋、徭役、土贡、杂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亩，折银征收。17世纪后，清朝的征收赋役和发放薪饷一律用银。同时由于商业、城市手工业、一般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货币地租也就有了更新的发展，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货币地租的出现，充分反映了社会货币经济在过去的基础上已有所发展。此外，由于商品货币交换日趋频繁，民间为了交换方便，除了用银外，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用钱和纸币的现象，例如，广东小民贸易“喜用钱”（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五）；福建“多用纸票，自四百以至千万……听人自便”（施鸿保，《闽杂记》，卷九）。
第三，金融业嬗递，早期金融组织账局、钱庄、当铺的出现，为山西票号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从雍正时起，我国北方已出现与商业发生借贷关系的金融组织，称账局，又称账庄。雍正时，中俄恰克图贸易开始，乾隆时成为中俄“两国通商的咽喉”，而内地商民到恰克图贸易，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绸缎、茶叶、布杂货等，易换各色皮张、毡毛等物。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周期长，每周转一次，有时需一年，需社会信贷的融通与支持，以完成长途贩运，由此晋商最早设立账局。由于贸易的扩大和交换的需要，乾隆时已出现经营兑换银钱业的钱庄，乾隆后钱庄业务发生变化，渐从银钱兑换向信贷转化。同时，由民间钱庄签发的钱票，已在一些地区使用和流通。典当业是起源很早的行业。清嘉、道两朝以来，由于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使高利贷资本异常活跃。在票号产生前已经出现了因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类型金融机构，在从事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活动的金融机构的基础上促成了山西票号的产生。
第四，商业资本货币转输矛盾的不断增加，传统的转输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货币交割的需要。明朝中后期以来的商品交易中，由于埠际贸易开展，异地采购业务的不断扩大，资金调动的额度也随着越来越大，次数也越来越频繁，因此既安全又快速运现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而山西商人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原本靠镖局运送资金的方式确已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要求，更何况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因此，以经营汇兑为主的山西票号顺应了时代的需要而诞生了。
（二）山西票号产生的内在条件
第一，四百年晋商资本雄厚积累。 自明朝初年开中制以来，晋商在商品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清代旅蒙贸易及恰克图的边境贸易，晋商中的新型商业家族不断兴起。在山西除了盐商、皇商外，出现了许多新型的商业世家，如介休侯家、祁县乔家、太谷曹家、平遥李家、榆次常家等。惠亲王绵愉曾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于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阐家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之富庶可见”（《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87年）。
第二，财东和伙计合作制的形成和发展。在晋商中的一部分商家在自己的商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把一部分资本交给他人经营，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盈利，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而财东和伙计合作制，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作，即资本所有者出钱，经营者出力的运营模式。
第三，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晋商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形成票号。
第四，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晋商商号遍布全国各地，形成一定规模的商业网络。以日升昌的前身西裕城颜料庄为例，其总号在平遥，在京师、天津、汉口、重庆等都设有分号。而各地商号的盈利，均须解回山西总号，统一结账分红，同时总号与分号之间，也要发生资金调拨，过去对此均采用由镖行保镖运现银形式。但是乾嘉以来社会极不安宁，保镖运现极不安全。为了解决运现银问题，以汇兑形式出现的山西票号就产生了。
第五，晋商的信誉为票号的产生提供了信用条件。诚信无欺，公平交易是商号信誉度的基石。重信守约、以诚待客是晋商成功的内在文化原因。诚信是任何企业成功的必备条件，而晋商是最讲职业道德的商帮。其无论是在对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中，都毫无例外地遵循着信、义等道德约束。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就是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他们将仁、义、礼、智、信作为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准则，提倡“见利思义”，不仅诚信待客，而且仁义律己。正是这样的良好信誉为票号的产生奠定了信用基础。
二、山西票号产生、发展与鼎盛的概况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这段时期是山西票号初试发展阶段，票号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太平天国运动到甲午海战之前的这段时期是山西票号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山西票号适应当时商品经济需要所以迅速发展壮大，其从单纯的工商业中分离出来，经营货币的汇兑业务。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山西票号为清朝政府筹款，办理捐纳汇兑，开始与官场结交，代理财政收支汇集，与清政府的管理日益密切，从而使得票号的机构、业务、利润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从甲午海战之后到清末新政这段时期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鼎盛阶段，山西票号无论是从业务、利润上，还是从其规模上都在当时的国内达到了鼎盛，多家票号都在海外设立了分号，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山西票号真正实现了其汇通天下的宏伟目标。
（一）山西票号初始发展阶段票号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的示范效应
道光三年（1823年）前后日升昌票号问世，首家票号由山西平遥西裕城颜料庄转业而来，接着产生了蔚泰厚票号及其联号。当票号在平遥县兴起之后，一些商业资本家纷纷效仿，发展迅速。道光七年，祁县合盛元茶庄改成票号，继有大德通等，为祁县帮票号。同年，太谷志成信绸缎杂货庄改成票号，又有协成乾等，为太谷帮票号。在最初发展的20多年间，随着家数的增多，山西票号的营业范围向各地扩展。
19世纪50年代初，山西票号形成了平、祁、太三帮票号的规模，其分支机构广泛设立于国内国际贸易的重要市场和交通枢纽，基本遍及我国工商业重镇。票号从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只有日升昌、蔚泰厚等9家票号，短短的20多年，山西票号由1家发展到15家，其初始阶段的示范效应显现无遗。山西票号在便商、惠商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率厚回报，有道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也正是这一利益原因的驱动，才促成汇兑业的不断发展。
（二）山西票号经营业务范围逐渐扩大后的大发展
太平天国运动到甲午海战之前的这段时期是山西票号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山西票号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商品货币需要所以迅速发展壮大。鸦片战争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成为通商口岸，国内贸易路线随之发生变化，海上贸易中心向上海转移，确立了上海在国内和国际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各口岸之间、口岸和内地工商重镇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商埠之间的货币清算也日益增加。山西票号作为国内埠际间汇兑的主要承担者，随着国内国际贸易发展的变化，在50年代后期就去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设立重要的分支机构。
同治年（1861年）之前，山西票号活动主要集中在内陆的各个重要的商埠，因华北、华中与蒙俄贸易与年俱增，票号依据经济形势，在内陆30多个城镇设庄200多个，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师为中心。19世纪60年代之后，票号通汇向全国的范围开展，海陆并重，在边疆和沿海大设分号，京、津、沪、汉成为票庄集中的四大中心（主要是分号，总号多数在山西的祁县、太谷、平遥）。1881年仅汉口一地就有票号32家，1872年左右，在上海设立分号的票号达到22家，1880年已经增加到40多家，光绪前期，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已达400多家。（《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
“同治中兴”之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乱局面逐渐变得缓和，国内政治比较稳定、上海商埠逐渐兴盛时，山西票号分号重心由苏州向上海转移。1875年有票号24家，1880年已经增加到40多家，不言而喻，票号营业地域向沿海各城镇推进，使沿海各口岸与内地汇兑畅通，加强了相互联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山西票号主要是办理商人的异地汇兑业务，从整体上讲，前期的山西票号发展还处于为商业服务的市场阶段，票号通过存放款支持商号、钱庄的经营活动，同时办理异地汇兑。太平天国运动像一把双刃剑，因为战乱，票号撤庄，尤其是收缩南方业务很多，但是战乱却给山西票号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受益于清政府的京协饷解运制度，逐渐形成了特色的官商结合的经营业务。
咸丰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等农民起义运动，清政府内忧外患，财政军费收缴转运极度困难，在此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大量承做捐纳业务，并积极联系朝廷，帮助收存官款，扩大其营运的资本，代办捐纳、借垫公款、汇兑京协饷业务发展迅速。这段时期，晋商票号业务迅速发展与扩张，票号取得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结交官场，取得了大量的官款存储，而且垄断官款汇兑、借贷业务，同时取得官方的保护，如现金搬运时，官方派兵保护，票号业务收入和利润多少，官方从不过问，且免于课税。黄鉴晖先生曾分析：“票号结交官吏，在近百年中，大约分为两个不同质的历史阶段，即同治以前和同治（1862—1874年）开始之后的时期，分界线以汇兑和不汇兑京饷为界。同治以前为前期阶段，结交官吏层次较低，如知县知府之类；同治年开始以后为后期阶段，结交官吏层次高，如布政使、巡抚、总督等。”（《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从这段史料研究中看得出山西票商努力经营与清政府的关系可见一斑。
近代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山西票号经营业务范围的扩大提供了重要基础。洋务运动（1861—1894年）开始以来，官商经济成为当时的一种潮流。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为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在洋务派发展近代工业的过程中，票号在资金的汇兑和资金融通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助产婆”。山西票号对近代工业、交通运输业发放贷款，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同光新政期间，清政府洋务派筹划海防，购买兵舰。海防经费多赖各省协济，并经山西票号汇兑。与此同时山西票号还兼营着汇兑铁路经费，光绪十六年（1890年），两广总督李瀚章汇解铁路经费银五万两，发交山西票号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长、新泰厚汇兑至京。四川将银五万两，交日升昌、蔚泰厚等山西票号汇兑。（《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由此可以看出山西票号的大发展，不仅仅得益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近代工商业对资金的需求与融通需要，它还和当时的清政府的国家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山西票号为汇兑外债赔款后的“鼎盛”
1894年至1911年期间，山西票号的业务发展到了鼎盛的时期，在此期间，山西票号不仅是从规模上，还是从业务上都是实现了其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伟目标。
山西票号积极与外商竞争，促进国内外贸易，资助民族资本。祁县的合盛元票号，看到日商在东北肆意扩张，遂把在东北的分号增加3倍，并在朝鲜的新义州、南奎山、仁川和日本的下关、神户、东京、大阪、横滨设庄，合盛元以其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当时票号的佼佼者。1901年成立的永泰裕票号，率先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设庄。1906年成立的平遥宝丰隆票号也在加尔各答和拉萨等地设了庄。山西票号实现了汇通天下的宏伟目标，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金融汇兑网。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洋务运动的破产、巨额的战争赔款、屈辱的赔款条约客观上把山西票号的业务推向了鼎盛。《马关条约》签订以后，2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和3000万两的赎辽费，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不足8900万两，为了偿还外债，户部除了抽出部分京饷，还将四国银行借款外债加派到各省关，令行省、海关和盐道摊还。外债的偿还是由上海江海关道衙门经办，并按期交付在华各国银行。这样，从全国各地向上海集中的各省关摊还外债的款项，给票号带来了大量的汇解外债款项的业务，促进了票号业务的发展和利润的增加，而且还在汇解外债的过程中，将诚信为本的商誉扬名天下。
《马关条约》带来外债的同时，1900年的八国联军又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223亿两。清政府以海关税和盐税抵押，同样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除从国家财政中挪出一部分款项之外。清政府再次将赔款摊派下去，要求按期汇兑或解送江海关道，再次引起票号汇解款项业务的增加，山西票号也因此受到清政府的褒奖。
三、山西票号的衰落
山西票号顺应商品交换和货币扩大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它是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从鸦片战争以来，山西票号金融创新与嬗递以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不太重视甚至歧视。官商结合发展道路——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密联在一起，因国势衰微，社会政治腐败动荡、经济危机、改革创新观念落后等原因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晋商也随着清王朝的覆亡退出了历史舞台。山西票号，这个将晋商推向顶峰的中国独特的金融机构，在经历产生、发展、鼎盛之后，在清朝最后10年挣扎中，由于经济社会危机走上了衰败的道路，经历了辛壬变乱后也退出了历史舞台。山西票号的衰落存在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具体来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势衰微，政治腐败给山西票号形成了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
长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商压价，华商亏损倒闭的现象经常发生，全国大量工商业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倒闭，并引起经济危机，工商业和钱庄的倒闭，票号倒账在全国范围内迭出。票号外欠款项无法收回，资本严重受损，信用受到巨大的打击。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由于偿付外债赔款及严重的贸易逆差，使得巨额白银外流，造成国内银根奇紧，信用紧缩滞销，现银短缺，又导致滥发纸币，造成市场恐慌不断，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山西票号作为私人资本，比起外商银行和官办银行等拥有特权的银行来说，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第二，官办银行的纷纷创办及外商银行的竞争加重了山西票号衰落的危机。
近代官办、官商合办银行，挟着官府的支持，以及雄厚的资本金，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分支机构。若仅有官商督办的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一家，票商尚可应付，但其后清政府的户部银行（1905年，资本金达1000万两，后改为大清银行）、交通银行（1908年，资本金500万两），还有各省的官银钱局号，以及诸多的商业银行，都加入到金融业的竞争序列，加速了票号业务的萎缩。同时外国银行随着经济侵略的不断深入，也在中国开始了直接的存放汇兑业务，由于有特殊的政治背景，资本金又十分雄厚，它们赢得了一定信誉，挤压了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因此票号在官款存汇领域渐渐失去优势，在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埠际间公私款项汇兑业务上，票号不再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第三，辛亥革命和壬子之乱（北京兵变）的影响成为山西票号退出历史舞台的直接原因。
战争对于山西票号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曾促就了山西票号的发展直至辉煌，同时，大规模的变乱，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又不可避免带来了经济萧条、工商业衰败。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及其影响史学界早有定论，然而从经济角度来说，尤其在辛亥革命中及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窃取辛亥革命果实，人为制造“北京兵变”的暴乱，肆意抢劫的散兵游勇，各地普遍存在，也正是这种混乱抢夺的社会状况，加剧了社会经济的崩溃，山西票号自然在牺牲之列。据统计，武昌起义之后，天成亨票号仅汉口、成都、西安三处被抢现银100多万两，共计亏损200多万两。 日升昌票号仅陕西、四川两处损失30余万两，放款无法收回，损失300万两以上。此后，山西票号逐渐衰败，1911年10月以前有26家，到1921年仅有5家（《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
第四，山西票号本身的信用放款制度和无限责任制成为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山西票号的信用放款，使得其在经济危机时，在工商业大量倒闭的情况下，债权资本受到了极大的风险，放款有一半都不能收回。山西票号倒账损失严重，就其经营方式说，是它只做信用放款，而不做抵押放款。大量放款没有任何物资作保证，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中，山西票号的资本金受到巨大的冲击，大量山西票号因此倒闭。与此同时，山西票号一般采用无限连带责任制，这种对外商银行和官办银行等有限责任的新型金融机构而言，就意味着山西票商需要以其全部家产财富作为票号债务的责任财产。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山西票商极有可能一贫如洗，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无限连带责任制为其后来退出历史舞台埋下了制度隐患的种子。
四、山西票号的兴衰启示
从山西票号的兴衰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山西票号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从产生到消亡，它的存在、发展不仅与其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外部原因）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更重要的与其内部的创新、改革完善是分不开的。上文浅析山西票号的兴衰原因及历程，其实也从侧面或多或少地道出了一些山西票号兴衰对我们的启示。山西票号兴衰的启示具体从如下两个方面来介绍。
第一，山西票号兴盛的启示：其一，明确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权责制度，促进经营发展，山西票号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始终是分离的，财东是出资办票号的东家，财东对票号总经理无一例外地采用聘用制，经严格的考察，确认为有能力，能担当大任者，将其聘为掌柜委以全权，让其独立经营；其二，两权分离的制度使票号内职责明确，并且充分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山西票号建立有序的分配体系，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晋商在劳资关系创造出独特的顶身股制度，顶身股就是只出力不出钱，但获得盈利后，与银股一样有分红权利，即票号中的掌柜、职员以个人劳动力顶身股，与财东的银股一起参与红利分配，这样一来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其三，山西票号建立了特色的用人制度，“用乡不用亲，德才兼备，必须有铺保”三大原则，这样一来所有人员都是山西本地人，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在用人的同时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建立一种用人过程中的人身信誉，形成对员工的一种制约，正是这些重要的制度使得山西票号在清末风云变幻的历史中，不断发展壮大走向鼎盛。
第二，山西票号衰落的启示：其一，山西票号过分地依赖于官商经济，使信用放款过度集中，造成极大风险，辛亥革命以后，清廷垮台，山西票号的商人失去靠山，贷款不能收回，而存款出现挤兑，使山西票号迅速垮台，导致“清亡票号亡”；其二，由于山西票商们过度依赖官府，染上衙门习气，疏于经营企业，不进行创新，拒绝接受新事物，思想日趋保守，山西票号的掌柜们在资本雄厚以后，便开始搞政治投机，官商不分，使得山西票号日益偏离了商业轨道，不能适应新的竞争形式，看不到银行近代化的趋势，票号错失制度创新的机会，没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进行改革，就注定被历史进步的车轮所抛弃，山西票号自然难逃被淘汰出局的厄运；其三，山西票号实行无限责任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进行现代企业制度革新，没有限责任制度，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资本家以其全部家产为票号债务担保，一旦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山西票号只能面临破产倒闭，山西票商责任无限连带，使其永无东山再起的资本了；其四，山西票号的衰亡告诉我们一个事物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毕竟山西票号迅速的消失与当时政治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指导教师：杨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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