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企业文化探析

山西票号企业文化探析

任丽鑫

山西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一种特有的金融形式。票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票号的出现，结束了现银镖运的金融业落后历史，其包揽了清王朝岁银、军饷在内的银钱缴拨汇兑，贯通了全国商业贸易资金借贷，参与了中国近代工业资本投资和资金筹措，为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山西票号所具有的内在精神实质在其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山西票号在其商业经营活动中所创造出来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与经营之道，是其企业得以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对现代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山西票号的企业文化特征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决策者的经营管理哲学、企业使命、思维方式、核心价值理念、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作风、企业美学和管理宗旨等，是一个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个企业的主流理念和主流行为方式的融合统一，是企业内生动力的重要基础。它具有社会文化的深刻印记，反过来又对社会文化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山西票号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一）诚信立本的价值观念

诚信是山西票号的立足之本，也是其精神精髓。票号自上而下，把诚信作待人接物的根本准则。大德通票号的号规中有言“凡是待人以德，必须诚心相交，凡事自能仰仗。”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把诚信、重义作为职业道德教育的核心，使诚信内化在票号经营的方方面面。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城中的王公贵戚纷纷逃往西安，他们来不及收拾银两只带着山西票号的凭据，一到山西便纷纷兑换。这时，由于许多山西票号的北京分号被洗劫一空，账本付之一炬。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票号完全可以等查清北京分号底账再兑付，但山西票号一律兑现。其诚信立本的价值观念在动荡浩劫之时也未曾有过丝毫动摇，才成就了一番伟业。

（二）和谐共赢的经营哲学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谐就是协调、和衷共济、团结合作之意。票号的和谐经营之道为他们带来了滚滚财富。这说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非常重要。以日升昌为代表的晋商票号，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事”、“以诚待人”，实行了严格的两权分离制度。掌柜（经理）对商号资本和人事全权负责，财东（董事长）不加干涉。财东只有首任掌柜的聘任权和分红权，下任掌柜由上任掌柜聘请。掌柜一经聘用，财东则委以全权，掌柜做到忠心事主。掌柜对外代表商号，而财东则不能以商号名义在外活动。不得在号内食宿、借钱，不得指使号内人为自己办事，不得干预商号业务。在票号内部形成了良好的和谐氛围和用人机制。

不仅在企业内部，票号之间实行“相与原则”，既平等竞争又相互关照。票号经理李宏龄在其著作中称“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沉浮于惊涛骇浪之中，稍一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舟共济。”票号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产生的和谐效应。

（三）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其创始人之一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家境贫寒，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先是肩挑负贩，拉骆驼，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开“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大盛魁”，几经磨难，终于白手起家，到雍正时大盛魁已经是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商号了。还有许多山西商人就是靠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

（四）汇通天下的发展目标

票号最先诞生于平遥，并形成了著名的平遥帮。据统计，从清道光三年（1823）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80余年间，平遥县共设立票号22家，在全国77个商埠设立分号400余家。北到哈尔滨，南至海南岛，西达西藏和新疆，东临宁波和香港。可以说处处都有山西票号的足迹，甚至跨越国界，到了朝鲜、日本等国。每家票号的资本，多则白银三四十万两，少则也有二十多万两。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全部票号每年汇兑总额不下三四亿两，全国官私款项的汇兑基本由山西票号经营。乔致庸说“我中国地大物博，南方北方，出产不同，商旅不行，货不能通南北，物不能尽其用，民不能得其利。”多么宏大的理想，多么深刻的道理，“汇通天下”的理想是山西票号的发展目标。

二、山西票号的企业文化成因

山西票号的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以及当时的历史时代所共同作用而产生的。

首先，山西票号的企业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依托,汲取民族文化的精华，发扬传统美德。

山西票号的经营者们接受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要求子弟必须进家塾的学堂读书，通过严格的祖训家规来约束其行为举止。注重培养“温、良、谦、恭、让”的处世态度，主张中庸，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在其经营中秉承和谐、忠孝、俭朴、相与、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念，使山西票号的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其次，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历史文化悠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不自觉的渗透在票号的企业文化之中。

山西土地贫瘠，人民生计困难，往往外出经商，这在史籍中早有记载。《史记》在《货殖列传》第六九说：“昔唐人都河东，……土地小狭，民人众，郡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事。”清代康基田在《晋乘鬼略》中说：“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故禹贡冀州无贡物，诗云：好乐无荒，良土灌瞿。……盖其土之所有不能给半，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这条资料，似乎是说山西土地狭小，粮食不足，远贾他乡，而山西票号比较集中发展的就是晋中地区，即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中心及其周围的广大地区。明代以后，人均土地不断减少，明末到清代人均土地最少，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山西人外出经商者最多。

最后，票号的产生、发展及衰亡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复杂动荡，对其企业文化形成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从山西票号的两大客户群来看，在19世纪50年代前，主要为进行长途贩运业的商人服务，它属于商业金融性质；而19世纪50年代以后，票号开始为清政府汇兑公款，解缴税收，之后还为各省借垫京协各饷，随着鸦片战争的开始，清政府割地赔款，票号还全权代理战争赔款的赔付和办理向外国政府借款及还款事宜，甚至解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票号也是尽最大力量满足清政府的需求。票号是靠封建政权来获得商业上的特许权，从中牟取高额利润，他们的命运是与封建社会休戚与共的。

因此，虽然票号商人在经济上富可敌国，但他们与真正独立自由的商人还有一定距离，他植根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与官府关系的密切是必然的，这样他们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落后、保守、软弱的特性，也为他们随腐朽势力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三、山西票号的对现代金融行业企业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山西票号秉承了中国历代商人种种优秀的经营管理方法，并加以创造性的发挥，使之成为管理严谨，凝聚力极强的典范。票号的管理方法已经升华成为其企业文化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定了我国和谐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向。”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困境下，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何摆脱困局，化危为机，企业文化在其中应起到独到而又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现代金融行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要善于从我国丰富的历史遗产中挖掘宝藏，建设富有中国文化特色和行业特色的企业文化。

第一，把和谐理念融入商业实践。

票号的一个成功之道就是把和谐的理念融入商业实践，高度重视各方面的和谐，包括财东与掌柜、伙计关系、同行同业关系，客户关系的和谐等等。

博大宽厚和谐的经营胸怀，使晋商这个群体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有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晋商这种商帮和谐的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孝悌和睦。明代晋商李明性说：“夫为弟子壮不能勤力，将坐而食父兄乎？”于是“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的聪明和智慧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在现代企业中，企业主和员工都要达到同一个目标——共同富裕，这样才能和谐相处，达到和谐管理的效果。如果企业主违背这一目标，只顾自己赚暴利而不顾员工的死活，那么就会发生矛盾、冲突，发生严重的“不和谐”事件。所以，和谐管理与科学管理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获得最优效果。两者完全可以统一，和谐管理是科学管理的文化内涵，属于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弘扬信用文化，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近年来，我国经济形势一路绿灯，许多企业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中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漠视了信用文化的建设。从山西票号的成功经验中，使我们清醒的认识到以高风险、高回报为代价所求得的“发展”是十分脆弱的。因此当国际金融风暴刮起的时候，部分企业资金链绷紧、断裂，裁员甚至倒闭。我们在危机时刻对过去某些错误的企业文化认识和不正确的企业文化建设方向予以反思，是促进企业发展与拖垮企业的生死命题。

作为以信贷为主营业务的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具有典型的信用文化的特征。要着力营造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相适应的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外部环境，加强监管力度；而银行内部必须着力于储蓄的吸纳和储蓄存款对投资的转化。通过信贷营销，扩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资产结构，实现最终的商业利润。在信贷营销中，要从制度、道德和经营的各个环节入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实现货币经营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商业银行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高效营销和风险防控，即是银行信用文化建设要围绕的中心内容。

第三，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与人文关怀。

“得人者兴，失人者衰；认真察看则得人，不认真察看则不得人。”这是山西票号经理李宏龄的经验之谈。晋商于商号经理之聘用，用人唯贤，唯才是举。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县、太谷、平遥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在票号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柜，大掌柜由东家亲自选定。东家对大掌柜人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在选拔时十分严格，既要让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而且还精通业务，这保证了票号的成功。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最有特色的身股制，即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现代金融行业也应重视有效的选人、培训人和激励机制，关注人文因素在企业效益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四，面向全球，锐意创新。

山西票号的发展后期，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加之自身所带的封建保守特性，虽然其原来的经营管理理念促进了自身的崛起，但是山西票号的领导者思想的封建性使他们的目光短浅，在发展后期缺乏创新精神。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随之而来的便是资本雄厚的外国银行的肆意欺凌，有识之士李宏龄疾呼“山西如不开银行，后来穷窘甚于昔年岁饥。外国银行夺我国之利，若不抖起精神与其竞争，那时元气伤尽，再欲设法补救，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可是这些改革意见终究未被保守势力所采用，衰败已成定势。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的动力，只有发展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历史的变迁，才不会被历史所淘汰。现代金融行业要发展，就必须有广阔的胸襟，有面向全球的视野，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调整，才能在未来国际竞争和经济冲击中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晋商的这些精神和文化，汲取他们的创造性，他们的想象力，他们面对世界的能力，谱写出我们新现代企业光辉灿烂的篇章。

参考文献：

［1］孔祥毅，王森主编.山西票号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2］黄鉴晖著.山西票号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3］史若明著.票商兴衰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4］孔祥毅著.金融贸易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5］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