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流通与物价

二、论货币流通与物价

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在《平准书》里司马迁提出:“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即从汉武帝建元(前140)以来，政府财用匮乏，往往在产铜多的山地就近铸钱，百姓也时有私铸的，这种事情多得无法计算。于是“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这里的轻与贵只是一种直观的描述，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越多，则货币购买力越下滑;货物数量越少，则物价越上昂。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仅就货币而言，它的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脱离，即法定半两钱的重量为四铢，如以一两24铢计算，半两足值铸币应重12铢，可法定含铜量仅四铢，已是不足值的铸币。因而只是价值符号或是金属货币的代表了，不再是足值铸币，不可能再自发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况且官府巧法铸造或私铸的货币，经过磨取铜屑，会越铸越轻，越铸越薄，远在四铢以下。这种劣币势将充斥流通领域，币值越低，货币购买力也就越低，物价越高(“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他借用有司的嘴讲出这番道理，说明已经认识到在商品数量不变、铸币贬值的情况下，单位铸币的实际价值与名义价值、商品价格成反比例变化，这是符合商品货币交换规律和当时实际情况的。可如淳注释说:“但铸作钱，不作余物。”片面地指责百姓只知铸钱，不再进行正常生产，因而钱的供应量越大，流通中的货物相对越少，则价格越贵，这种解释与司马迁的本意大相径庭。基此，他反对纵民私铸，赞同制作皮币，实行货币贬值，以致赞助汉武帝集中铸造新“三官钱”，建立统一的五铢钱制度。说明太史公是面对现实的，不能容忍让百姓在利益上遭受损失。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论及货币流通的作用，认为:“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滋)，益)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即货币流通为的是促使农商各业间的贸通有无，交易往来;货币交换关系发达后便会生出贪诈尖巧，兼并倾轧，巧取豪夺，趋利若鹜，弃农经商等社会现象。这里，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媒介作用，正是由于货币的积极作用，沟通了农、工、商之间的交往，促使农业生产发展，商业经营规模扩大，推动和刺激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稳定。他以赞许的口吻，正面歌颂商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富裕和不同阶层对财富的追逐。在《货殖列传》经典式的概括为:“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以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他总结出经商赚钱，用来置地，在古代，这种投资方式是最靠得住而稳妥的。不择手段地夺取，利用合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就是手法变化的一个大概。

这个方式足以研究记述，从事农牧、手工、山泽、田猎和经商的人，大的散利可盖过一郡，中的可盖过一县，小的可盖过一乡。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想来汉代经过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经济复苏，商品经济蓬勃向上，繁荣昌盛。所以他得出结论是，致富不靠一个行业，财物没有固定的主人，只要有才能，就能从四方聚集财富，没有才能就只会土崩瓦解，四散流去。有千金家资可与诸侯相比，有上亿家资的则好比帝国之君，侈靡享乐，不就是人们所说的“素封”吗!在评述过程中，毫无指摘、贬损之意，完全是正面的肯定。同样，在“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求富逐利是人的本性，不用学就会自动去追逐，军队中冲锋陷阵、不避危险的壮士，是被重赏驱使所致;乡里的少年，掘塚铸钱，杀人灭尸，抢劫作奸，“其实皆为财用耳”。农工商贾增加积蓄，就是为了追求富有和财货的增长，每个人都在竭尽心智和才能，总不会留下心智把财富让给他人去赚。这是“因之”的具体化，也可说是客观地反映了时代的发展，社会的现实，“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求)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在太史公看来，这都是人性、自发力推动的结果，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且能得到验证的正确的结论。同时又承认货币激起人们对于它的崇拜和追逐。对此他作过客观陈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货殖列传》又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孟子荀卿列传》，在太史公的笔下，至尊的威仪被剥得和平民一样平庸低俗，只是更虚伪更无耻罢了。如上所述，太史公记述了视人性为推动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将神转入人和社会，是对当时神学观的解放和飞跃，也是对英雄观的突破。然而，太史公尚未寻到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原因，生产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理解和认识，都是人类以后的发现和突破所得的精神财富，这就至为难得，令人钦佩神追。这简直是对商品货币关系下人类社会心态行为的生动写照和高度概括。

货币促成了流通领域的投机取巧，尔虞吾诈，明争暗斗，相互倾轧，商业畸形发展，农业面临严重挑战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新的社会危机。司马迁客观反映了这种货币经济的社会现象，可没有能够真正认识它，未能针锋相对地提出改进措施和解决办法。他毕竟是位史学家和思想家，而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不可能与贾谊、晁错及桑弘羊相比较，我们也不必将它们拉到一处强作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