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衰落及其原因

2.票号的衰落及其原因

依前面所举的统计表，票号汇兑业务最盛年份是光绪二十八年到三十二年的五年间，每年汇款总额达一千万两以上，多的竟达二千万两左右。光绪三十三年到宣统三年的五年间，突然下降，最少是六十九万余两。这是一般的情形。至于具体的例子则有志成信在辛亥革命时的倒闭事件。“北京代理国库之票庄以志成信为最著。经手之款项亦以志成信为最多。故庚子以后，志成信总庄虽仍设太谷，而业务之中枢则已移至北京。该号即收集余资运往他埠，扩充营业。革命军兴，运往各埠之资金大都损失，而清廷提用库款不容延迟，结果，此领袖太、祁、平汇票庄五十余年，并曾掌握全国金融命脉之志成信，在外欠四百余万，欠外二百余万之盈余账款下，宣告周转不灵而倒闭。号中负责人员，连同股东，均被押于刑部狱中，直至民国四年，此案方告解决，而连带破产者已二三十家矣。”^[40]辛亥革命结束了票号的繁荣历史，但并不意味着一切票号都完结了。“各帮票号，据民国六年之调查，尚存二十余家。……平遥之日昇昌现已破产。”^[41]

“票号衰弱之起点，实在官银号及国内银行成立之始。当袁世凯为北洋大臣时〔光绪二十九年〕，招晋商办直隶官银号，晋商拒不奉命;既又有创办户部银行之建议，复招晋商入股，晋商又未之应。及大清、交通两行成立，所有官款悉由两行存汇，而票号乃大受其影响，是不得不归咎于晋商之眼光短浅，不知适合时代需要。”^[42]

“当光绪三十年间，鹿传霖氏为户部尚书，奉谕组织大清户部银行，鹿曾邀请票号加入股份，并请票号出人组织(因鹿素与票号往来，故信之深也)，票号北京经理赞成者多数，但票号为独裁制……总号经理大半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复函来京，不惟不敢入股，即人位亦不令参加。”^[43]

“直至宣统年间，清廷创立度支部银行〔户部银行〕，当一再请汇票庄与之合作。合作之议，虽因太、平、祁总庄主事者之反对，未成事实，而度支部银行中之一切章则仍系由票庄出身之人员参酌汇票庄之规则草拟而成。嗣后，度支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其中掌实权、负营业重责者，尚多半为出身票庄之人。”^[44]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蔚丰厚的经理李宏龄……联合京都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请准改设银行……无奈各总号经理，固持成见，反对组织银行，李氏的计划，遂告失败。”^[45]

“(一)外国银行。查各国银行虽于五口通商后已入中国，但于初来时只营国外汇兑，内地营业不甚注意。迨光绪甲午后，各国银行相继设立，对于国内汇兑及存款之营业均有相当之攘夺。此票号之所受影响一也。(二)国家银行与各省官银号之设立。查票号之存款及汇兑本以政府公款为一大资注。迨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先后成立，各省官银号亦次第开办，票号曩作之公款生意已去大半。此票号之所受影响二也。(三)各埠商营小银号丛生。查清之末叶，民智开通，各地操金融业者，已悉窥票号之营业方法，是以对于存款者则加利吸收，对于汇兑者则减费招徕，致票号之专门生意走去不少。此票号之所受影响三也。”^[46]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后，官钱号、钱庄和银行与票庄竞争承汇公款，逐渐厉害。浙江一省的公款，几乎尽为裕通银号及各钱庄所夺。江西的款项差不多是江西官银号一手包办。安徽的银号也是重要。通商银行颇占势力。后来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也加入竞争。招商局、厘捐总局、官钱局也往往代汇公款。除了这些机关代汇之外，各省直接委员解饷还是常有的事情。”^[47]

“海禁大开，外国银行开设于各省巨埠;各省亦纷纷自设官银号及官钱局;而商设之源丰润、义善源等银号亦先后设立，均与票号竞争营业，是为票号之衰微时期。清末，各省创办银行，其中大清、交通两银行尤为票号之劲敌，而票号遂大受打击。”^[48]

(一)“辛亥革命……武昌为全国之中坚，扼商务之枢纽，一方风动，各方响应。票庄之总机关滞塞不灵，而各机关因之停摆矣。”(二)“票庄之最受影响者，则又有银行一业。票庄放账专主信用，银行放账专重抵押，然人心不古，信用渐失。票庄……泥古不变……所以一经变乱，而所放之账皆在纸上空谈。”(三)“且银行带有官场习气，本多势重，不惜重利吸收存款，或六七厘，或七八厘不等。票庄则守二三厘或不行利之旧例。”^[49]

“(一)根本的毛病是中国旧式的组织重人不重法。……票庄盛的时候，因人而获利。及至衰落的时候，即卷款潜逃，伪造账目，无法救济。(二)票庄的经理交结官僚，穷奢极侈以示阔绰。独占营业的时代可以因此而生利。后来竞争剧烈，票号开销不易减少，反成商业上的一大障碍。(三)票庄经营太重信用，对于借款不用抵押。……(四)票庄虽分为三帮，而各帮没有具体的组织，像钱业公会，或银行公会，互相担保，彼此援助。”^[50]

“各汇票庄对服务人员之薪资，定额甚低。……大掌柜亦不过二三百两。伙友则自四两起码，每隔三年，大清算一次，可增加四两，亦有增加二两者。……惟饮食起居物质享受之待遇，丰厚异常。……分庄中待遇较总庄愈为富裕。每一伙友每年可开针工一二百两，而所穿衣料，由纱罗至皮毛，皆归号中供给。酒食征逐，公开应酬无论矣。甚至纸醉金迷，赌博宿娼，均可由号中支付代价。花天酒地，相习成风，先辈所遗留勤俭耐劳之美德，丧失殆尽。……虽无新式银行业之兴起，其失败已在想像中矣。”^[51]

【注释】

[1]《中国经济全书》，第8册，第100页。

[2]参见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第85页。

[3]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98页。

[4]参见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69～70页。

[5]参见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二)》，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4号，第589页。

[6]参见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伪《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号，第3～4页。

[7]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第87～88页。

[8]参见《美汇报告》(1904年)，第50页。

[9]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70～71页。

[10]李渭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2号，第187页。

[11]柳贻征:《中国文化史》下册，第510页。

[12]《中国经济全书》，第8册，第101页。

[13]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二)》，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4号，第589页。

[14]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三)》，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5号，第811页。

[15]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47页。

[16]《中国经济全书》，第14册，第131页。

[17]《中国经济全书》，第14册，第164页。

[18]《东华录》同治63，第5页。

[19]《东华录》同治75，第58页。

[20]侯树彤:《东三省金融概论》，第2页。

[21]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132页。

[22]《中国经济全书》，第8册，第101页。

[23]区季鸾:《广州之银业》，第4页。

[24]卫聚贤:《山西票号史》，第316页。

[25]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三)》，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5号，第797页。

[26]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115页。

[27]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71页。

[28]王孝通:《中国商业史》，第219～220页。

[29]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伪《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号，第7页。

[30]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三)》，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5号，第812页。

[31]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152页。

[32]《南皮张宫保政考》第3卷，第12页。

[33]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三)》，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5号，第807页。

[34]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三)》，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5号，第1006页。

[35]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157页。

[36]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三)》，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5号，第797页。

[37]参见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伪《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号，第1～3页。

[38]卫聚贤:《山西票号之最近调查(三)》，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5号，第795页。

[39]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31页。

[40]李渭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2号，第189页。

[41]《第一回中国年鉴》，第813～814页。

[42]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第92～93页。

[43]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伪《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号，第9页。

[44]李渭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2号，第186页。

[45]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44页。

[46]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伪《中央银行月报》，第4卷第1号，第8页。

[47]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141页。

[48]《第一回中国年鉴》，第813页。

[49]卫聚贤:《山西票庄之最近调查(三)》，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5号，第798～799页。

[50]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第43～44页。

[51]李渭清:《山西太谷银钱业之今昔》，伪《中央银行月报》，第6卷第2号，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