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山西票号

第三节　山西票号

晋商不等于票号,但票号却是晋商中最辉煌、最突出的。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晋商首创的一种承揽汇兑和存放款等业务的金融信用机构。其曾在中国显赫一时,开近代银行之先河。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规律性。票号的产生也不例外,它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山西票号产生的条件(www.guayunfan.com)

(一)繁荣的商品经济对新式金融的需要

自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施后,商品货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康乾时期,国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发展,全国性商品市场产生,出现了东苏州、西汉口、南佛山和北京师“四大聚”[27]。商品流通增加使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晋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商品的广泛流通与大宗商品的长途贸易产生不同地区债务清算和现金平衡等新问题,而现有的典当行与钱庄等资本小、利息高,且很难提供相应的信用服务,迫切需要出现一种新型的专业化从事汇兑业务的金融方式。

(二)账局的形成为山西票号产生的基础

中俄通商后,北方商业迅速发展,大范围和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日益频繁。这种大宗商品流通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各行店铺自本者十不一二,全恃借贷流通”[28],这就促进了专门从事存放款业务的账局的出现。中国最早一家账局“祥发永”是由山西汾阳县商人王庭荣于乾隆元年(1736年)在张家口出资4万两创办。[29]相比于高利贷性质的典当行与钱庄,账局资本金更大、借贷率更低,多由晋人经营,其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张家口、太原等商埠。票号是在账局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弥补了账局不经营国内汇兑的缺陷并打破了账局狭小的活动圈,其分支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开至国外,可谓“汇通天下”。

(三)民信局对票号发展的促进作用

信局的开设,为商铺寄送汇票、票号寄送信件提供了便利。票号汇兑信件大致有三种方法:一是在没有信局的时候由镖局或其他商号以及票号相互捎带;二是在有信局的地方,由信局传递信件;三是邮政局设立后,由邮政局传递[30]。可见信局对票号的促进作用明显,票号依附于信局而生存,信局分支机构的日渐增多,依之而生存的票号业经营成本、经营风险也都随之下降。信局的普及几乎与票号的发展同步进行,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四)镖局运现已不能适应需求

由于交易的频繁与交易金额的扩大,商人经商资本巨大,而当时“十两银子的铜钱或一千两的银锭,就得车载马驮”[31],但主要靠镖局押运。随着社会动荡加剧,时局不稳,土匪四起,镖局运送现银也很危险,安全快速运送大量银两的问题突出。当时各省都以现银开展贸易,其运转的现银大多是由镖局押送往来,少量的由商人自己携带。但银钱在运送过程中,经常出现被劫掠的现象,盖沿途不靖,就算是有人保镖也无济于事,深令各商发愁。[32]因此,靠镖局运送现银已远远不能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且镖局运现时间长、费用高,安全系数低,由此以经营汇兑为主的票号自然应运而生。票号形成时期,国内各大商帮均已产生,但票号为晋商首创,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晋商资本雄厚为票号的产生提供物质基础。票号的产生需要巨额的财力支撑。山西人善于经商,财力雄厚,形成了不少巨富。据沈思孝《晋录》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33]晋商雄厚的资本使得票号的产生成为了可能。

其二,晋商经营活动的需要。晋商多从事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且足迹遍天下。在经营时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资本难免周转不足,多需借贷运行,为了适应其商业活动需要,晋商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形成了票号。票号解决了晋商的商号之间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并随着晋商经营的扩大,在全国各地开设分支票号。

其三,晋商诚信重义,信誉度高,是票号顺利产生的前提。晋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进行商业活动时以诚实为本,坚持质量第一,维护自己的信誉,不弄虚作假。以信用为上,取信于人,宁愿赔钱也不做有损招牌的买卖。正是由于山西商人的这种讲信用的特点,取得了顾客及其他商人的信任,使得人们敢于和他们进行汇兑,是票号业务产生的基石,为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二、山西票号的发展阶段

纵观历史长河,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产生、发展、兴盛、衰亡等阶段性特征,山西票号也大抵如此。

(一)山西票号的产生、初步发展阶段(1823—1860年)

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数量及频次的大幅度增加对货款清算的要求日趋增加,现银清算难以为继。第一家山西票号“日升昌”于1823年创立,以满足商人长途贸易的资金往来进行结算的需求。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兴隆,其他商号纷纷效仿,投资票号,多家票号相继出现。在此期间,票号的活动区域已扩展至全国各大中城镇,且形成了几个业务比较发达的金融中心。票号的业务范围也从单纯汇兑进入存放款领域,成为集存、放、汇于一体的较为完备的金融体系。

(二)票号的进一步发展(1860—1890年)

票号把握住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财政困难的机会,利用自己的业务优势与官府结下密切的关系,将注意力转移至官府,吸收了许多定期存款,尤其是承汇了大量的公款,票号从中获取了高额的利润。如日升昌票号于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为浙江汇兑京铜到户部6万两,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广东将京铜2万两,交由日升昌及另一票号汇兑到京[34];同治十年(1871年)四川将京铜8万两交蔚泰厚等票号汇解户部缴纳。清政府修筑铁路时,蔚泰厚与其他四家票号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共同汇兑了广东上解的5万两铁路款等[35]。凭借着为官方办理这些大宗业务,票号的业务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展。

(三)山西票号的鼎盛时期(1890—1910年)

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票号在沿海口岸和西南、西北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开展业务据点;随后其业务又发展到西北边陲以及东北等欠发达的地带[36]。票号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甚至远至香港和国外的朝鲜、日本等地。再加上票号与慈禧太后等政府掌权人之间的密切关系,票号获得了汇兑官款的权利,票号开始代理国库,私人存款大量增加[37],后来“四国借款”还本付息业务和庚子赔款汇兑业务的承办,使其资本更加雄厚,营业蒸蒸日上。山西票号很快便走上了它的鼎盛时期,如烈火烹油,可惜盛景终觉短。

(四)票号由盛转衰(1911年之后)

19世纪后半期,国内时局动荡、西方金融业兴起并向国内扩张,再加上票号自身组织内部所存在的弊端等多种因素影响,票号开始由盛转衰。1914年农历9月,在金融界活跃了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宣告倒闭,这对当时中国的金融业的影响巨大,也预示着曾显赫一时的山西票号的结束。

三、山西票号的组织经营模式

山西票号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在继承旧式金融机构经营之道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经营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有票号的总分号制度、汇兑制度、“两权分离”制度、职工的管理和激励制度等。

(一)总分号制度

总分号制度是山西票号最为基础的组织管理制度。它为票号的异地汇兑业务提供可能。

“总分号制”又称“联号制”,与总分公司相似,即一家总号下面有若干分号,分号遍及全国各地。各个商号在业务上相互联系、相互支持。总分号制度在山西票号中运用得最为广泛。

据统计,清朝时期全国51家票号中有43家山西票号,共有600多家分号,有41家的总号在家乡的祁、太、平三县,分别被称为祁帮、太帮、平帮,其分号遍布全国各地[38]。如日升昌票号的分号就遍布京师、上海、天津、汉口、苏州、扬州、南昌、清江浦、湘潭、长沙、沙市、桂林、常德、成都、重庆、西安、三原、济南、开封、张家口、库伦、广州和河口等;蔚泰厚的分号则分布在京师、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沙市、成都、重庆、苏州、常德、广州、三原和盛京等[39]。当时国内有100多个城市以及国外的日本大阪、东京,韩国仁川及俄罗斯恰克图等地都有票号的分支。

山西票号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分号接受总号的一切安排。“即机构设置权、人事任免权、资金调度权、盈利分配权等都集中于总号,各分号只有业务开拓权、资金运用权、人事管理权。”[40]各分号之间在总号的统一领导下,相互联系、相互支持,资金运作十分灵活。

(二)汇兑制度

票号在产生之初,主要从事异地汇兑业务。它雄厚的资本、良好的信誉、完善的组织机构、严密的经营管理制度使我国的结算方式从运送现银为主逐渐过渡到以汇兑为主,“今山西钱贾,一家辄分十数铺,散布各省,汇票出入,处处可通”[41],这也是我国金融汇兑制度的创立和成熟的标志。票号主要有票汇、信汇和电汇三种汇兑方式。

其中,以汇票的形式办理异地资金汇兑的票汇是最常用的方式。“所谓汇票,即甲处票号命令乙处票号见字后付于第三者本地本色若干两之信函”[42],其有较为统一规范的格式和内容,“汇票通例用三联票,以其一交于汇款者,以其一存查,而以其一称票根为通告之用”[43]。为防造假,汇票用特别的纸,由专人书写,并盖有图章,亦分为即票和期票两种。票汇的手续是汇款人将款项交给票号,由票号开一张注明银两数目、付款地票号、年、月、日等内容的汇票交给汇款人。汇款人和收款地票号要将汇票和票根寄给收款人和付款地票号,收款人收到汇票后凭票向指定的票号取款,付款地票号须查对票根,完全吻合方可兑现。汇票遗失,可以在所承汇的票号挂失,并登报声明。

信汇是采用书信的方式进行汇兑。一般适用于与票号交往较多,汇兑款项较大的客户,信汇办法为吾国所独有[44]。它分为顺汇和逆汇两种,顺汇是汇款人交款给票号后,写信通知收款人,收款地票号也写信给付款地票号,收款人接到汇款人的信后,持信向付款地票号取款,付款地票号如此时接到收款地票号的信件,即行付款。逆汇与顺汇相反,先付后收,即票号在本埠先付款于请求人,始再于请求人指定之他埠票号,取回其款项。顺汇或逆汇,是按照主客双方对资本需求的不同而展开的。

电汇是在光绪中叶邮电事业取得发展的情况下开办的,简便迅速,极大地便利了票号各分号之间的联系。但电汇汇费昂贵,通汇区域狭小,且银行在这些城市也开设汇兑业务,因此票号的电汇业务不多。

总之,汇兑制度是由票号继承和开创发展起来的,其解决了商品流通中的资金供给能力与社会需求的矛盾,降低了因商品交易频繁而上升的融资费用,促进了商业活动顺利开展,也为后来其他金融机构汇兑业务提供了经验借鉴。

(三)“两权分离”制度

票号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两权分离”制度,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经理负责制。

票号的这种经营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制度是建立在双方“诚信”基础上,东家通过签订合约的形式给掌柜一定的股份,并通过合约规定东家负责出资并对大掌柜进行选拔,一旦选定掌柜则放手将票号内的一切事物和票号的经营管理权、资金调度权、重大决策权及职员的调配权等权利交付于掌柜,并约束自己的家人不得干预商号事务。

据记载:“财东的资金全权委诸经理,系负无限责任,静候经理年终报告。平素营业方针,一切措施毫不过问。每到例定账期(或三年,或四年,即决算期),由经理谒请,约日聚会,办理决算。凡扩充业务,赏罚同仁,全由财东裁定执行。经理为建议首席,听其咨询。”[45]

票号在经营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制度,给予掌柜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并且票号无论盈亏都由东家承担无限责任,这样就免去了后顾之忧,掌柜在经营中能够大胆放手进行改革,作出决策,有利于及时抓住机会,促进票号的繁荣。但其中的弊端也在票号后期经营中显现出来。

(四)职工的管理和激励制度

职工的管理和激励制度是票号经营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1.职工的管理制度

票号对职工的管理非常严格,几乎每家票号都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其铺令号规多则三四十条,少则十几条。

祁县大德通票号就有“禁止亲友浮借和为客户担保;上不准偏袒,下不准放肆;不准奢侈浪费;资本家不准向本号推荐职工;各分号不准私分厚道;己身银钱汇总要经本号;下班必须先回总号;向家捎物要经总号转寄;内外职工不准给号写信;禁食鸦片;不准赌博游娼”[46]等号规。其他还有:在外经商不得携带家眷,也不得在当地纳妾;不准投机取巧,买空卖空;不准与有生意往来的对方私下做交易;东家及其家属,尤其是“三爷”不准随意支取店内银两等一系列号规[47]。这些号规类似于今天的公司章程,从制度上保证了店铺的顺利经营与运行,对晋商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票号没有定期的休息日,各职员按服务年限和离家的远近得到相应的假期,除正常的休假日外,票号人员不得轻易告假,非商号公差,因私请假者,来往费用自行解决。

2.职工的激励制度

顶股制的劳资分配制度。票号开创了顶股制。顶股制是指商号除了支付全体员工的伙食费、薪金、衣资费等外,对商号取得的利润还要按银股、身股的股份平均分配。

票号中股份的份额经理和学徒并不是相同的,而是根据经理和员工对票号的贡献和业务绩效情况差别对待。为了提高自己的身股数量,经理和员工都尽其所能以获得加身股、加薪奖励。没有吃股的职员大致最初年薪一二十两,以后按成绩优劣逐年增加,表现佳者,大约十年的时间才有资格参加身股。财东对票号的盈亏负无限责任。而身股所有员工只参加分红,不承担票号的盈亏责任。

身股制把员工的利益与商号的整体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且所顶份额会随着业绩的好坏与贡献的大小而调整,极大地调动了商号掌柜与伙计的工作积极性,对员工起到长期激励的作用。

3.分号职工的福利政策

除顶身股和酬金之外,票号还为员工提供了优厚的福利和保障制度。总号人员的日用饮食,分号人员的往来川资都归总号开资,分号人员则更加优待,应酬费、日用饮食,甚至衣服零用均归分号。除此之外,票号还定期有休假。票号还会创办义学,免费让员工子弟入学,如子弟品质良好,还可以到票号工作。票号不仅给员工物质激励,还照顾其精神生活,会提供一些娱乐项目,如戏剧、社火、武术等活动,一方面可放松员工紧张的工作情绪,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票号对员工全方位的照顾,增强员工对票号的感情。对已“顶身故”的员工去世后,财东视他们生前贡献的大小及所顶身股的多寡,还给其家属发放一至两个账期的应支、津贴和红利。

四、票号的巨大成就

(一)加强了区域经济联系,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票号遍及各地的分支机构,打破了经济活动在区域上的界限,将以往那种以某个地区为中心进行的商业和金融活动纳入了“汇通天下”的轨道,大大降低了融资费用,加快了区域间商品流通的速度,有利于促进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市场的扩张。

从事异地之间的资金拨兑是票号的主要业务之一,汇款收付反映着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的不同方向。从票号内部的资金流向可以反映出各城镇间货币和商品流通的趋势和经济关系,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国内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二)将中国经济带入汇兑结算的新时期

山西票号的创立,用汇兑方式取代了运送白银进行结算的方式,解决了异地汇兑这个重大难题,开创了我国金融发展史上采用汇兑进行结算的新时代。据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日升昌票号14个分号的收汇总数为16333660两,当时全国票号的总号和分号加在一起,共有475家[48],一年的总汇兑量约达五亿五千四百多万两。总之,山西票号不仅开创了汇兑结算的新时代,且在其发展阶段是全国汇兑业务的主要承担者。

(三)为我国会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票号采用统一的记账货币单位。在银锭成色和重量都不统一的情况下,每个票号都建立了自己的平砝制度,与各地的平砝进行权衡,较出每一百两银锭比自置的平砝大多少或小多少,作为银两收交的标准,并凭以记账,维护交易双方的利益,这种制度就是票号的本平制度。

实施了人力资源核算。票号的“顶身股”制度,把劳动力作为资本在财务年度结算时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与利润分红。这种分配实质上就是今天的人力资源会计,但它比人力资源会计的创立要早四五百年。

创立了龙门账。“龙门账”的“会龙门”至今仍然是科学的会计原理之一。“龙门账”促使记账方法向复式记账发展;发展了记账原理,为现代商业会计奠定基础;初步确定了会计的基本职能。所有这些,对今天的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为开办近代银行积累了经验并提供了人才

近代银行是通过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的金融机构。山西票号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承担起了经营全国范围内的存款业务、放款业务以及汇兑业务等项重任,成为事实上的国家银行。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创办的中国近代银行,从其所经营的存款、放款以及汇兑业务来看,实际上就是山西票号的延续。山西票号关于经营存款、放款以及汇兑业务的实践经验,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对于开办近代银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山西票号不仅为中国近代银行在国内进行经营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合盛元票号在日本和朝鲜设立分号的伟大创举,又为中国近代银行在国外建立分号、经营国际汇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山西票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培养和造就的金融人才,为近代银行的开办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人才资源;山西票号在长期的选拔、培养和造就人才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近代银行选拔、培养和造就人才,也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五、山西票号的衰落

山西票号在其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坎坷也铸就辉煌。清末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虽有有识之士力图挽救,但其最终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次战乱的影响

票号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捻军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等重大事变。战乱使票号的许多贷款成为呆账,无法收回,不少票号停业和撤庄,业务大大收缩。辛亥革命后,票号依附的清政府被推翻,票号遭受严重打击。后来军阀割据,土匪蜂起,再加上各地战争连绵不断,票号业务全面受阻,损失巨大。

(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

票号的主要客户一是遍布全国的商人,二是清政府。其与政府勾结获取巨大利润,同时也承受着官府的残酷压榨。晋商票号成为官吏敲诈的主要目标,除了课税,认捐、劝捐、派捐活动不断,晋商苦不堪言。随着社会动荡,战乱不断,清政府筹集军费首先想到的也是富有的晋商。山西成为统治者推行绅商捐款的最主要省份。据有关资料显示,1843—1855年的十几年间,山西绅商捐款即达500余万两。这对于山西的民营工商业、账局和票号无疑是雪上加霜。

再加上甲午、庚子之后,清政府入不敷出,为了维持财政支出,不断向票号借款。到清朝末期,户部欠票号达700万两。而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被推翻,所欠款项也无法收回,票号损失惨重,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三)银行间竞争使票号业务被夺

1.国外银行入侵

鸦片战争后,国外银行便已侵入中国,那时,外国银行“只营国外汇兑,内地营业不甚注意”[49],且当时票号正处于繁荣时期,还没有形成威胁。甲午战争以后,外国在中国经商获取许多特权,中国的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者操纵,外国银行迅速占领中国市场,并开始插足于国内的货币汇兑业。它们拥有雄厚的资本、严密的组织和先进的经营管理制度,山西票号无法与之抗衡。“近来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50]

2.国内银行兴起

1897年,中国第一家通商银行成立,随后,户部银行、交通银行及各省的官银号又相继成立,票号的经营面临很大的挑战。户部银行凭借雄厚的资本,夺取了票号对市场的控制权。不仅如此,它还凭借政府授予代理国库、藩库的权利,逐步把官款存汇业务从票号手中夺了过来。

这些外国银行、新式银行等金融机构跻身于货币汇兑业,占据了票号的大部分业务,票号开始被新兴金融机构所取代,逐渐开始衰落,直至没落殆尽。

(四)票号自身的因素影响

1.票号内部的腐朽

票号发展到后期,内部开始腐朽,骄奢无度,管理松懈,走向下坡。如介休的蔚字号各地分庄经理和执事人员,作威作福,骄奢淫逸,汉口分庄经理王仲文,赌博一次就输了万两银子;福州分庄经理张石麟,吸大烟、赌博,任意挥霍。汉口分庄经理王作梅,夏天穿的绸衫是专门派人到杭州定织的六机绸。当地的金珠店、皮毛店、缎店尽先把上等货物送票号经理们选购。[51]

各票号的财东、经理还买田置地,大兴土木,修筑富丽堂皇的深宅大院及购买各种高档的生活消费品,甚至彼此之间展开比富竞赛,票号人员的腐败在此暴露无遗,完全抛弃了早先创业俭朴的精神。奢靡的生活还使他们耽于享乐,对票号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

2.无限责任制度的缺陷

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虽然该制度在现在看来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总经理只负盈、不负亏,且承担无限责任,仅依靠信用的道德规范约束交易行为,必然导致不负责任的经济行为。这种权利失衡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极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使经营者对资本利润的追求增强,而对资本安全的考虑减弱,从而加大票号经营风险。

一些大掌柜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盲目经营超越存款总额乃至资本总额的大量借贷,而且是没有任何抵押的信用借贷,这样就使整个票号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旦遇到金融危机,就有倒闭的危险。

3.山西票号的总分号制缺乏创新和应变

票号实行总分号制的经营方式,分号遍及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总经理坐镇于地处内陆的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与外界接触较少,对外界千变万化的信息不敏感,固守传统,导致票号几次失去改组银行的机会。总分号制这种中央集权的制度抑制了外地具体经营者的创新积极性,也极大地削弱了对付外来情况的灵活性,最后使票号在与外国银行、新式银行等先进的金融机构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4.山西票号发展的分散性

“票号虽分为三帮,但各帮没有具体的组织,像钱业公会或银行公会,互相担保、彼此援助。”[52]纵观山西票号的发展史,各个时期的发展无非表现为家数的增多和分支机构的增加,从来没有通过激烈的竞争而出现集团势力,而是众多家票号平分秋色,这种孤军奋战的局面,必然会在清末与近代银行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很难在不利的环境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