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性商业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分化

二、地区性商业中心城市的发展与分化

近代时期，山西的地区性商业中心城市，按其所处的位置情况，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铁路沿线商业中心城市，二是传统商业中心城市，三是地区性商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或者是交通枢纽城市，或者是地区中心城市，都具有较强大的商品集散功能。近代时期，随着山西交通格局的变化和经济格局的调整，这些城市的商业发展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1.铁路沿线商业中心城市的兴起与发展

在近代，山西铁路沿线的榆次、大同等城市的商业逐渐发展，成为地区性的商业中心城市。正太铁路通车之前，榆次并不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榆次在正太路未开之前，生活简单，商业仅有钱业、典当、花布、油酒、米面数十家，散处城乡各处”⁽⁶⁴⁾。正太铁路修通之后，榆次的交通地位上升，商业开始兴起。“自光绪三十三年正太铁路通车后，晋南各县及陕甘等省往来货物均由榆次车站转运。于是货栈客栈，应时而起，钱业粮业逐渐增多。进入到民国后，煤油业、纺纱业、电气业、机制面粉业、银行业等先后设立。其旧有各业，亦蒸蒸日上。至民国十六七年间，城关商号约近四百家，是为本县商业界最盛时代”。榆次的商业在1930年一度衰弱，“不意民国十九年晋钞狂跌，市面大受影响，加之农村破产，徭役繁兴，商店工厂纷纷停业。降至现在仅有大小商号一百五十余家。而客栈货栈两业，又受火车联运影响，亦岌岌不可终日。市面如此衰落，一时实不易复兴也”⁽⁶⁵⁾。

由于榆次交通便利，地位重要，省内晋中、晋西南、晋东南地区和省外其他地区进行商品往来，基本上都经由榆次中转、集散，所以榆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山西仅次于太原的对外贸易基地。榆次输入和输出的商品各有特色，“其大宗输出者为米麦、高粱、黑豆、黄豆、药材、皮毛、棉纱及蛋黄、蛋白之类，输入者为各种丝棉毛麻织品、茶糖、煤油、纸烟、海盐及五金电料之类，此外与市易有关而密切于榆民生计者”⁽⁶⁶⁾。《山西省实业志》指出，“榆次因有正太铁路关系，故各种货物进入，皆以石家庄为出纳口，进口货物多为消费品，而以杂货占第一位，布匹占第二位，再次如糖、煤油、汽油、肥皂、火柴。出口货物除棉纱、布匹、白酒全部及杂粮一部分外，余多南路之转口货”⁽⁶⁷⁾。

大同的商业在清代就比较发达。在清代，大同是蒙货南运和南货北上的集散之地，商业非常发达，一向有“小北京”之称。平绥铁路通车以后，大同的商业更加繁荣，成为山西商业仅次于太原的商业中心，“大同为晋北进出口货物之总汇，其商业地位之重要，于本省列于第二位”。

在大同各商业中，皮毛业和铜器业是比较重要的商业，但这两种商业都日趋衰弱，逐渐没落。“皮货业历史悠久，不但执大同手工业之牛耳，且在全省手工业中亦占重要之地位。在前清末叶至民国初年，颇为发达，其时有皮庄八十余家，每年皮货总值，约花银百余两，其产货之多，销售之易，可谓黄金时代。至民十以后，出口货日渐减少，国内销路狭隘，兼之外蒙封锁，生皮来源缺乏，而宁夏、甘肃、陕西储蓄之皮张，非现金不能采买，且捐税奇重，所费成本太大，反增销路之障碍，因此种种原因，该业渐趋衰落，其数亦随之减少，现在全市皮庄只剩十余家，均处于艰难困苦之境。销路方面，除少数由天津出口外，其余大多销售京沪路之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各大商埠”⁽⁶⁸⁾。铜器业和皮毛业的情况基本相似。“铜器业历史已有四十余年历史之久，产品以铜锅称著，制造精妙，蜚声华北，已非一日，而此业之组织又异于其他小工业，范围及其狭小，全息家庭作坊工业性质，于住宅中设一锅炉，合家父子兄弟参加工作，每家有二三人不等，之多不过四人，其生活极简陋，早年铜器销路畅旺时代，全业有六十余家之多，每年产值达十余万元之巨，自民国十五年之后，因销路停止，此业日渐衰落，铜匠工人不能维持生活，纷纷停业者甚多，迄今仅有四十家，但资本微薄，每家至多二三十元，产品有铜锅、铜壶、铜脸盆，以及其他日用品，其中以铜锅铜壶产量为最多。铜器的销售，另有专业铜器商号六家，凡作坊制成铜器，均送商号销售，按重量计价，彼此之间关系至为密切，并无隔阂或发生纠纷之事”⁽⁶⁹⁾。传统商业和传统手工业关系密切。传统手工业衰弱后，这些传统商业随之衰弱。

在皮货、铜器等传统商业逐渐走向衰弱的同时，大同各种洋杂货物及粮食等商品的销售，却在不断发展。“铁货以废铁居多，年在十余车以上，由天津运来；糖以香港货为多，每年运进一千包以上；纸以表芯纸、川表纸、色纸为多，色纸概系日本货，来自天津；纸烟年在四万箱，向以英美公司为多；火柴进口年在一万箱以上；此外绸缎约值四五万元，茶约四万余斤，瓷器约值四万余元，又由绥远运来之牲畜，天津、张家口运来之洋油、衣帽、靴鞋、海菜、干鲜果、木器、文具、玻璃、灯器等杂货亦不在少数”⁽⁷⁰⁾。民国时期，《中国实业志》指出：“根据县商会报告，全市主要商业十八种，其中以粮店业、杂货业、绸布业等资本最大，计粮食业十七家，资本总数300000元，占总额28.06％，杂货业七十家，资本总数180000元，占总额23.39％，绸布业12家，总资本数100000元，占总额9.35％。其余十五业资本薄弱，均不满十万元，每业多则七八万元，少则二三万元不等”⁽⁷¹⁾，十分清楚地表明，粮食、杂货等商业逐渐崛起，成为大同重要的商业部门。

2.传统商业中心城市的衰弱

近代时期，在铁路沿线城镇商业日趋兴起的同时，一些传统的商业中心城市如新绛、祁县、太谷等却不断地走向衰弱。新绛是山西汾河岸边一个水运比较发达的城镇。明清时期，汾河虽然水量较少，但每年仍有一段时间通过，“至八月以后停运，全年通航时间约有六个月”⁽⁷²⁾。新绛水运，主要经由汾河进入黄河，和陕西相联系。“每岁秋冬，陕船自渭河入黄转汾以至绛，春初西返”⁽⁷³⁾。新绛和陕西这种水运联系，为新绛的商业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明清时期，新绛有“小苏州”之称，“绛州城临河，舟楫可达于黄，市廛辐辏，商贾云集。州人以华靡相尚，士女竞曳绮罗，山右以小苏州呼之”⁽⁷⁴⁾。民国初期，新绛商业一度保持着以前的繁华，“新绛自辛亥革命后，以水路交通较便，货物制造增进，购运销售繁盛，故各业商号，新增者多，而停闭者少，迄民国十一二年城厢一带工商行号，计达一千四百家”⁽⁷⁵⁾。新绛商业虽然繁华，但仍以传统商业为主，“新绛之主要商业，计有杂货、京货、绸缎、估衣、药材、粮食、煤油、古玩等十六业，其中以京货和杂货两业势力最大，家数最多，资本雄厚”⁽⁷⁶⁾。

由于水陆交通便利，所以新绛的进出口贸易非常发达。“新绛为晋南唯一工商业集中地，又为河东道属各县输出及外货输入之中枢，故进出口货具有相当之数量”。新绛运出和运入的货物各具特色，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性特征。“运入以棉花为最多，达百余万元。纸烟、煤油、小麦、煤、羊皮次之，各一二十万元。运出以棉纱、布匹最多，各达一百五六十万元。皮裘次之，约三十万元，运入货品之来源为天津、上海、福建、青岛及本省，运出货品之销路为陕西、甘肃、河南及本省，估计运出货物约值三百余万元，运入货物约值二百余万元”⁽⁷⁷⁾。就新绛商品流通的情况来看，输入的商品主要来自东部地区，输出的商品主要销往西部地区，这样新绛实际上处在东西部商品中转、流通的枢纽地位。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陇海和同蒲铁路的修通以及汾河水运的衰弱，新绛失去山西水陆码头的地位，商业逐渐衰弱。“（民国）十五六年之交，因水旱频仍，又受战争影响，既感运输不便，销售尤形迟滞，商业大受影响。近年地方虽称安道，但元气屡伤，农林枯窘，商业因之萧条，各业商号既感金融之不易，复受货价涨落之亏赔，多感维持之不易焉”⁽⁷⁸⁾。在交通衰弱、战争破坏、自然灾害等各种因素影响之下，新绛逐渐由昔日繁华的都市演变成一个普通的县城。

祁县、平遥、太谷处在山西东西、南北商路的中心位置。在明清时期，无论是江南各省销往俄罗斯、外蒙古货物，还是西北各省和北京、天津的联系，都要途经祁县、平遥、太谷集散，于是借助于便利的交通祁县、平遥、太谷很快成为山西商业十分发达的城市，以太谷县为例，据《太谷县志》记载，“百货所极，列为市廛，行者不得顾，御者不得旋”，有“小北京”之称⁽⁷⁹⁾；在清代道光时期，南北货、东西货，南北商、东西商都和太谷发生联系，太谷与外地的商品批发额占总销售额的80％⁽⁸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县城重修大观楼，仅捐钱的商号就有600余家⁽⁸¹⁾。

从清末开始，祁县、平遥、太谷三县的商业开始不断衰弱。“太谷商业开始兴于前清康乾年间，发达于咸道时代，自粤匪兵焚后，江南一带商业凋敝，影响于该县商号甚巨，因之商业衰弱，厥后太谷钱货各行在各省设分庄者，因便于周转起见，营汇兑之业，即当时操全国金融势力之票号，太谷与祁县、平遥齐名，合称为祁太平之帮票号，民国以后，各有分庄屡被兵匪蹂躏，纷纷倒闭，商业由此衰弱”⁽⁸²⁾，民国《太谷县志》指出，“商务自清季已行凋敝，改革以来（辛亥革命后），凡外埠设有分庄者，因直接间接之损失，或则缩小范围，或竟停止营业，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⁸³⁾。

不过，祁县、平遥、太谷的商业，虽然和明清时期相比有很大衰弱，但它们的商业影响仍不可小觑。它们在商业上仍具有和榆次相抗衡的实力。对此，民国《榆次县志》曾有这样的记载：“榆次庙会年共55起，详述于乡聚考中，而城内五月会（俗称城隍庙会），独能万商云集，经月不散，历数百年而无更变者，良由各商终岁所售之品，均赖榆会购入故也。中华民国五年，太谷绅商复籍名，规复改县火神庙会，呈准省长以夏历6月11日为始，延长一月与榆次会期，首尾相厌过半，谷会起则榆会歇矣，于是局绅赵鹤年等群起抗议，公推代表与太谷官绅函商面议，敦请改期，卒以两造顾全，邻谊谷会退后九日，以六月二十日为开会之期，并经两县知事会呈省道各县，立案以垂久远”⁽⁸⁴⁾。从以上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太谷、祁县、平遥的商业虽然已经衰弱，但仍具有和榆次相抗衡的实力。在榆次和太谷的商业竞争中，榆次并不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对于和太谷之间的商业矛盾，榆次不得不通过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

3.地区中心城市商业的缓慢发展

地区中心城市主要是指一些位于地区中心的运城、忻县、汾阳、长治、临汾等城市。这些城市基本上都属于地区性的行政中心城市。它们地区性行政中心的地位，决定了它们在交通条件、市场需求上，都要比本地区的其他城市优越。受各种综合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城市各自成为本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

运城在清代是山西河东道驻地，是一个以河东池盐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城市。“运城商业，以盐为主，盐行三省，故为陕豫晋商杂处之地，百货骈集，为晋南商埠”⁽⁸⁵⁾。运城在元代尚是一小村落。在明清时期，随着山西盐商的活跃，运城的商业日渐繁荣，“商贾之懋迁，羁人之旅食，与夫工执业、民赴移者，纷纷然皆都于路村（运城）”⁽⁸⁶⁾。《大中华山西省地理志》指出，“安邑缙绅，运城巨其半，争奢斗靡，建成风习焉”⁽⁸⁷⁾。商业的发达，甚至使运城的社会习俗也为之一变。清末民初时期，运城的盐池贸易逐渐衰弱。“潞盐销地本省外，远及陕豫，近年豫地引岸为芦盐所夺，陕地引岸为花马池所夺，盐法因之一坏，此宜急谋恢复者也，又陕豫两处，均巧立加捐名目，曰食户捐，意谓取之于该省之户，亦滞销之一大原因也”⁽⁸⁸⁾。指出外盐倾销和捐税繁重是运城池盐销售衰弱的重要的原因。运城的池盐销售虽然呈不断下滑的趋势，但仍在山西财政收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国时期，为了防止偷露盐税，保障盐池安全，山西省政府曾专门在运城设驻军队对盐池进行保护，“抗战前盐池驻有缉私兵两营（内有骑兵一个连），日伪时期驻有盐警一个大队，抗战胜利后调有税警数百人，昼夜巡逻，严防走私”⁽⁸⁹⁾。

忻县位于忻定盆地中央地区，在清代忻县是忻州直隶州驻地。近代时期，忻县的商业处在缓慢发展之中。忻县商业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比较兴盛。据忻州旧志书记载：当时务农者十有七八，而经商者十有二三。民国初期，忻县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仅城内就有工商户400余家，经商者2000余人⁽⁹⁰⁾。从1930年开始，忻县的商业开始不断下滑。以民国二十一年忻县的商业为例，当时城内有400余家商号，只留200多家，大多数布店关门，钱庄、当铺全部停业⁽⁹¹⁾。

长治是晋东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晋东南地区虽然四面环山，交通闭塞，但物产却比较丰富。长治及其周围各县盛产粮食、麻、铁货、潞酒、党参、皮毛、火石等物产。这些县份以长治为中心进行集散，从而使长治成为晋东南地区商业最发达的城市。长治以输出粮食、潞麻、潞酒、党参、铁货等本地的土特产品为主。在输出的众多商品中，潞麻的输出历史悠久，影响较大。潞麻别名大麻，当地人也称麻。早在唐代，潞麻就已行销四海，名冠全国，被誉为“一熟天下贱”。抗战前，曾向日本出口，因质地优良，颇受欢迎，说它是“中国草”。1935年，潞麻总产量达500万斤⁽⁹²⁾。潞酒的输出也很有名。如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长治任山西省第五行政主任公署戎子和就说：“长治地区的潞酒很出名的，畅销豫北、冀西各县。”⁽⁹³⁾

临汾是清代平阳府驻地。明清时期临汾的商业比较发达，是当时全国33座最著名的商业城市之一，有“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说法。从清末民初至解放前，临汾的商业比较衰弱。“清末民初直至解放前的近百年间，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军阀、官僚资本的横征暴敛，临汾各县中小商户歇业倒闭者日甚，市场凋敝”⁽⁹⁴⁾。对于临汾商业的这种状况，民国《临汾县志》也说，“临汾人民之实业以农为大宗，商次之，工又次之，近日各业虽有进步，以交通不便，未能竞胜于现今”⁽⁹⁵⁾，可见，在近代时期临汾并不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

汾阳是清代汾阳府驻地。汾阳位于碛口通往晋中地区的商业交通要道，历来商业比较发达。“商号遍及城乡，明清时达千户之多”。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临汾商业持续发展。“京广洋货发展迅速，除钱铺、银号等金融店铺外，城外有私营商号1000多家，资本约百万银元。县城以鼓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店铺鳞次栉比，几无间断”。1930年之后，随着晋钞“毛荒”爆发，汾阳商业受到沉重打击，一蹶不振。“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商会统计：县城有商户603户，占全县3938户的15.3％，经商者虽众，但资本已多耗尽”⁽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