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思想领域及个人信念方面舆论的相应改变

不同思想领域及个人信念方面舆论的相应改变

我们首先更细致地讨论一下立法舆论和神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在我们之前的讲座中曾被数次提及。

很明显，在立法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边沁主义与在神学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福音派在时间上有部分的重合。从19世纪初开始，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便在不断增强，1834—1835年间达到顶峰。从那时起差不多直到1860年，功利主义哲学和福音派神学理论分别都在英国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到1870年，边沁主义和福音派神学又分别都在英国人中丧失了统治地位。人们还没来得及注意到，它们的权威就迅速地坠落了。在当今的英国，边沁主义者和福音派的名字都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它们的口号也过时了。诚然，它们中的许多观念对当时日常流行的语言都产生了超乎人们想像的影响，我们可以确定这些观念出自边沁及其追随者，或者出自西蒙及其追随者。但是，边沁主义和福音派神学的现实影响都已经成了过眼云烟。那么，它们之间难道就不存在内在的联系或某种相似性？对于这个问题，许多评论者都断然否定。粗略地看，要承认杰里米·边沁、约翰·穆勒的理论和西蒙、威尔伯福斯还有扎卡里·麦考雷的信念有任何密切关系似乎是一个不太可能的谬论。这些政治改革者都是激进派，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都是民主分子，他们自然都是自由思想家，并且在福音派人士的眼中，他们即便不是无神论者，也似乎都是异教徒；他们认为一切神学理论都没有任何价值，他们改革教会的惟一想法^[1]就是要把英格兰的教会变成宣扬功利主义道德的适当工具。另一方面，福音派的领袖们都是托利党人，他们怀有热忱的个人宗教信仰；对边沁和他的追随者们来说，福音派这些人似乎就是顽固的盲信者；福音派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复活全英国人民的宗教热忱。他们惟一设想的宗教改革方式就是革除教会所有的权力滥用，诸如身兼数任，这些弊端阻碍了英国教会的发展，使它无法更有效率地传播在他们看来不言而喻的真理。总之，福音派神学不断关注的是未来生活的幸福和恐惧。人们可能认为，他们是功利主义者的直接对手，因为功利主义者惟一关注的是提升此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和福音派之间的分歧就是横亘在世俗与宗教之间的鸿沟。然而，正如我们现在将要看到的那样，边沁主义和福音派神学代表的都是个人主义原则。^[2]这一重要原则体现在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中。

福音派对个人信仰的呼吁对应于边沁个人主义者对个人奋斗的诉求。对教会权威的淡漠对应的是排斥国家和社会权威的教导或指导。福音派贬低宗教传统，厌恶并且缺乏能力研究宗教的发展，他们强烈蔑视将历史批评的方法适用于《圣经》的做法，哪怕是最轻微的这种想法。这些做法同边沁及其追随者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边沁蔑视法律的好古主义，詹姆斯·穆勒完全无视麦考雷从历史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麦考雷以历史的方法反对体现在穆勒论政府的论文中的逻辑教条。福音派和边沁主义者都无法利用历史的方法，都忽略了它的价值，并未能预见到它的影响。^[3]再者，福音派神学主张个人责任，坚持每个人都应努力为了自己的拯救而尽责，^[4]这些特点明显和边沁主义政治哲学有亲和性。边沁主义政治哲学将人看作几乎完全独立的个人，并认为法律的目的就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努力奋斗的自由。

福音派神学和边沁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仅在一个方面体现出亲缘性。佩雷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原则》^[5]比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6]一书早4年出版。佩雷的作品是最大幸福原则在神学领域的扩张运用，而他本人则被英国的宗教界认为是当时的哲学神学家。这丝毫无需惊奇。福音派传教士不论是否身处英格兰教会之内，都通过诉诸对另一个世界的地狱之火的恐惧来激发英国人的良知，使他们感知到宗教与道德责任；边沁主义思想家在英国人中强调提升此世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这一目标能够通过法律得以实现）的必要性，并且必须运用智慧实现这点。因此，福音派传道士和边沁主义思想家至少在理论上都同样以功利原则为基础。功利原则吸引每个人为了获得最大的、可能的幸福而奋斗，不论这种幸福来自此世还是彼岸。事实上，福音派传教士和边沁主义的哲学家们都不仅仅诉诸人们避免痛苦享受快乐的欲望，他们还诉求一些更高贵的情感。福音派传教士们和哲学激进主义者要求他们的追随者过更加美好、高贵的生活，尽管方式可以各不相同。在国家事务上，他们诉诸英国人的公共精神和人道精神；他们在自己所能影响的人们中间，激起人们仇恨潜在的不公；并且对于那些明目张胆地增加人们苦难、不幸的压迫，他们不仅自己感同身受，而且还激励其他人憎恨这些压迫、欺压。卫斯理临终前鼓励威尔伯福斯，他写道：“要继续光荣的事业，继续反对这项令人发指的罪行（奴隶贸易），它不仅是英格兰人的耻辱，是宗教的耻辱，更是人性的耻辱。”^[7]许多年以后，边沁表达了自己对威尔伯福斯所作之努力的同情，他写道：“（威尔伯福斯的努力）是为了那些无辜的人，命运注定他们迄今以来一直都成为奴役的对象，他们遭到了不公的对待，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在别的地方将因他们的罪行而受到更严厉的对待。”^[8]诚然，在这里我们碰巧能将边沁的名字与卫斯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它又不只是巧合。

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前半叶期间，英国福音派和哲学改革家们在人道主义方面具有的共同感情^[9]是他们之间最崇高的共同点。在一些细微却十分重要的特点上，边沁主义的道德论调与福音派神学理论的道德论调是一致的。詹姆斯·穆勒说：“（边沁）不仅在文章中而且在情感上都将道德标准不止视为最高准则（它本该是最高的准则），更视为惟一的准则；他认为，道德准则应当是人们一切行动，甚至一切情感的惟一主宰；他认为，人们不应当因为某人一些既未行善、也未作恶的行为（或者依据人们的情感偏好判断得来的行善或作恶的行为）而羡慕喜欢或鄙视厌恶一个人。他甚至还认为，有一些词语，只是用来表达一些在他看来毫无根据的好恶，他无法忍受人们在他面前提到这些词语。这类词语中就包括好品位和坏品位。他认为它们是一些粗疏傲慢的教条，人们只是借之来赞扬或谴责别人的品位而已。因为从人们对那些与他们本身并无多大关系的事物的好恶上并不能完全推断出他们的特点，因为，人们的品位并不能说明某个人是聪明还是愚蠢、有教养还是无知、绅士还是粗鲁、敏感还是冷漠、慷慨还是吝啬、仁慈还是自私、有良知还是堕落。”^[10]边沁的这种缺点难道不会招致以西蒙为首，并尊西蒙为圣徒的宗教世界的谴责？至少有这种可能性。^[11]福音派确实没有夸大人性中审美一面的价值，而从另一方看，高教会运动则完全是对贬低品味行为的反叛，这种贬低行为普遍存在于1834年的博爱主义者和宗教人士中。热忱的功利主义者厌恶夸夸其谈、伤感的柔情以及含糊的泛泛而谈，^[12]而福音派中一些最有能力和最优秀的领袖却欣赏一些不确定、含混和神秘的事物，^[13]在这点上功利主义者完全不同于福音派。然而，无论如何，人们丝毫不能怀疑边沁主义和福音派神学教义各自以不同的形式代表了个人主义，并从个人主义中汲取了力量。^[14]

因此牛津运动是个人主义的敌手，从各个方面攻击、削弱了福音派的力量，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集体主义的盟友。从长远来看，任何强调教会作为基督徒团体重要性的运动都会将人们的思想引导向国家作为由个人组成的政治、道德组织的重要性。对于那些从未梦想过要变成高教会一员的老师们，这也同样适宜。

阿诺德博士和莫里斯（F.D.Maurice）都将基督徒作为教会成员的思想推崇到极致。阿诺德博士甚至极端地提倡将教会与国家合二为一，这样就剥夺了任何非基督徒的公民权。并且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阿诺德通过谴责自由放任主义和反对边沁代表的生活、社会的全部观点而同当时的自由派划清界限。莫里斯深感不受限制的竞争所具有的恶，当社会主义在全英国都受到谴责之时，他和他的信徒们还在传布基督社会主义理论（即便不是他们创造了这个名词）。

高教会运动在1834年开始的时候是由托利党人领导的，他们就像支持教会的权威一样也支持国家的权威。这些领袖几乎只关心教会的原则和教条。他们对得到热忱的福音派支持的人道主义没有丝毫的兴趣，也极少同情。^[15]在1830—1840年期间，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牛津运动没有对社会改革的进程产生任何影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教会的宗教观念获得新的主导地位，它直接或至少间接地影响了博爱主义事业的发展。人们不无公正地断言，部分地由于高教会运动的影响，提升个人人道主义（如果允许使用这一表达，它对前一代的改革者，不论是边沁主义者还是福音派，都意义重大）的热情已经衰落了，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尤其是宗教人士都急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就像他们急于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准一样，他们最近几年对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表达的同情，边沁和威尔伯福斯都感到陌生。这种差别容易理解而不容易界定清楚。它是道德态度的改变，这种道德态度与反对个人主义的运动密切相连，并且即便它是通过高教会运动激发而产生，却不能归于任何一个学派、学说的导师。英国国教的主教韦斯特科特（Westcott）^[16]和英国的红衣主教曼宁（Manning）^[17]都调解或试图调解罢工中双方的冲突，他们承认自己同情工人阶级并受到这种情感的激励。在某些圈子中，至少格林（T.H.Green）教授和其他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师对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理论的攻击为教会教义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同情的联合（这种联合本质上是自然而然的）提供了便利。这种观点并非牵强附会。^[18]因此，对个人主义的攻击无论如何都意味着催生了一种公共情感，而后者培育了法律领域中集体主义的生长。

政治和法律不是一回事，但是，现代英国政治观念上的任何革新都必然会引起立法舆论上相应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小心地不被党派间偶然的差别所困惑，不会忘记了它们在政治信念上的根本不同，^[19]那么，我们就能在政治世界中发生一场变革。它即使不是本书这些讲座所关注的那个转变——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中的一部分，也十分类似于这一转变。公众对和平与经济的态度的转变可以作为说明政治观念转变的一个例证。在边沁主义时代，“和平与节约”是一切严肃政治家的口号。^[20]这一口号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了。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这个事实深刻地说明了政治信念方面的深刻变革。国外和平与内政节俭的要求与个人行动自由的激情（边沁自由主义的主导特征）密切相连。和平意味着较轻的税赋，而战争自然意味着沉重的赋税，但是重税，不论其是否正当（一般说来都是正当的），永远都意味着要缩减每个公民按照他自己选择的方式使用其财产的能力。这是对他的自由的侵犯，尽管在许多情况下是十分正当的干涉。再者，通过税收手段提高公共收入，不仅仅减少了纳税人的私人收入，在一定范围内也缩小了他自由行动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和力量。因此，缩减个人自由行动的能力，增加政府的权力，这种政策不仅与边沁自由主义者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也是违背了边沁自由主义者情感的。减轻赋税本身就是人们希望的目标之一，而集体主义舆情的特征就是对减轻赋税的漠视，在集体主义的舆论状态下，人们期望通过国家权力的扩张而不是个人行动的能力为民众谋求更多的利益。毫无疑问，集体主义者也可能认为重税获得的收入会被浪费、耗费在一些本身并不值得追求的目标上，但是集体主义者^[21]似乎并不认为，仅仅将个人的财富转移到国家的国库中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恶；而这正是1830年个人主义的激进主义者坚持的观点。与经济激进主义（在上一代人中，它以约瑟芬·休谟为代表^[22]）相伴随的是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及自由放任殖民政策（它与科布登的名字密切相连）遭受的污名。对于帝国主义，不论其优缺点是什么，它本身见证了英国人中一种新生的作为伟大帝国一员的感受。无论我们从哪一个方面看，政治观念上的转变密切地对应着立法舆论上的转变。

在1830—1850年间，政治经济学和法理学都仅仅只是功利主义的一个分支。

卡莱尔谴责政治经济学。在他及其追随者看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阴郁的科学，它仅仅只是对一种建立在自私基础之上的哲学的极端表达。诚然，认为热忱的博爱主义者只以自私自利作为惟一的指导，这种看法现在已无需反驳。值得注意的是，马尔萨斯、西尼尔、麦克库洛赫以及所谓的正统经济学家们在民众的想像中被认为是哲学激进主义者，同时，政治经济学的教义也被认为是功利主义信条的一部分。这些经济学家们事实上都是顽强的个人主义者。在白哲特著作中能找到一种说法，他认为，在他年轻的时候，读的每一篇政治经济学的论文，无不从一开始就假定，有两个人被抛弃在一座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事实上，这种假定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从假定的“经济人”的行为方式中推导出来的，因此我们都被认为拥有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经济学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无论从人类的假设处境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有多大的合理性，出于论辩的需要，在一种想像的自由状态中，有两件事情是十分清楚的：其一，习惯性地将人视为孤立的个人是边沁主义时期的特点（这点上文已经讨论过）；其二，将人从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孤立出来的这种做法，不论在经济学中还是在别的学科中，都多多少少过时了。在经济学中，就像在其他思想领域中一样，我们现在的趋势是将人类看作社会的一员，认为他们天然就是公民。

法理学在奥斯丁手中就像在詹姆斯·穆勒和边沁手中一样，只不过是用边沁主义者努力阐发的流行观念分析现有的法学概念。奥斯丁《法理学的确切范围》（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一书的目的就是要精确地分析“法律”、“主权”、“义务”以及其他一些法学概念。关于这些概念，普通的英国人都模模糊糊地了解一些，但除非通过细致的定义，否则很难明白它们准确的含义。^[23]分析的方法和历史研究、历史考察的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并且事实上排斥历史方法。分析的方法被边沁主义者运用于思想的领域，并且和在法理学中一样，这种方法也是他们思索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特征。奥斯丁的《法理学的确切范围》出版于1832年。在整体特点上，它属于《改革法案》的时代。这本著作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但是初次出版时却没能引起广泛的关注。1861年，在作者去世后，这本书的第二版出版，这时却确实触动了许多读者。^[24]正像充斥于历史中的那些怪异的悖论一样，奥斯丁的著作也是在他所属的学派衰落之后才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奥斯丁的《法理学的确切范围》一书的第二版出版时，被怪异地和1861年出版的另一本著名的著作并置在一起，即梅因的《古代法——论它同早期社会历史的联系及其与现代思想的联系》。这本书，为英国人带来了一种崭新的法学思考的潮流。它的副标题更加重要。从梅因的这本书中，读者能深切地体会到梅因和他那一代人对边沁崇高的尊敬。我们甚至怀疑梅因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的理论同边沁主义者的理论之间的分歧。^[25]不过，尽管梅因可能会从法学的角度积极地看待功利主义原则，但梅因的《古代法》还有其他著作和功利主义之间的关联并不比和其他伦理理论的关系深。在梅因的指引之下，我们从分析的法学思想来到历史的法学思想。我们被引导至历史方法的道路上。

现在，让我们结束不同思想领域中观念变迁的讨论，转向讨论那些著名的公共舆论领袖们生活中发生的信念变迁。

以这种方式考察我们的主题有一大好处：它能够防范抽象说教的错误，使人误以为那些抽象的术语，诸如乐观主义、个人主义、边沁主义、集体主义之类的词就足以解释事实；其实它们只是一些总括性的，因而也总是不完善的论述。然而，公共舆论本身并非抽象之物，它并不是没有任何独立现实存在的力量，它是用以表达大量的个人持有的观念的普遍术语。如果我们不想被抽象的概念欺骗，就必须使它们个别化，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人们生活和工作中的思想和信念。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人的行为、著作和他们的传记了解到他们的思想。我们对布莱克斯通的了解远具体于布莱克斯通主义，对边沁、穆勒父子的了解也远多于边沁主义，对萨德尔和沙夫茨伯里勋爵的了解也远好于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工厂运动。无论如何，通过这些领袖们思想和行动的生平，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能够得到最好地佐证与解释。哈丽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查理·狄更斯和约翰·穆勒的生涯可以很清晰地证明我的观点。在他们的生涯开始的时候，这三个人都深陷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想之中。而在他们生涯的尾声，他们又各自都背离了年轻时的信念，这点可能他们自己都并不清楚。他们都径直地走上了一条从年轻时代的个人主义转向1900年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严格意义上说，哈丽特·马蒂诺（1802—1876）并非边沁的信徒，但是当初次登上公共生活的舞台时，她就成了1832—1834年自由主义的化身。在她看来，《改革法案》无异于民族的重生；她属于自由主义的一代人，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格雷勋爵（Lord Grey）的议会改革中，（我们）看到了一项伟大工程高贵的开始；这项工程可能需要花费几个世纪去逐渐完善，而且在它的每一个阶段，民族的精神（national mind）都会获得新的力量，民族的美德和智慧会重新焕发生机”。她坚定地相信，《市政公司法》《济贫法》的改革、伦敦机械学院的创立、图书和报纸价格的降低、有用的知识的传播以及最重要的是，教育普通人使他们了解政治经济学和马尔萨斯理论的可靠信条，所有这些都将使世界获得新生。1832年，因为找不到出版商出版她的《政治经济学故事全集》（Stories in Illustr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而感到气馁时，她不断地鼓励自己说：“只要人们想读我的书，他们就会得到它。”因为，在她还有当时的那些自由主义者看来，那些故事并不仅仅是小说，它们更是在传播普及一个有用的真理。

1893年，一位对功利主义并无敌意，但是它最有力的批评者写道：“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一些读起来索然无味的小说，其中充满了那门阴郁学科中的一些粗糙的知识。它们确实证明了作者的天才，能迅速地将一些粗糙的素材变成小说。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说明了当时的思想状态；当时有用知识普及协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突发奇想要普及知识，马尔萨斯、李嘉图、詹姆斯·穆勒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都开始影响立法。以小说的形式而不是枯燥的论文形式传播他们的理论正好满足了当时民众的普遍需要。她说：‘严肃的边沁主义者们都感谢她，因为她是他们理论忠实的阐释者。’”^[26]他极其明确地告诉我们今天必须如何看待这位女作家充满说教的小说，同时他的评论还十分清晰地表明了1832年的舆情与19世纪末叶的主流舆论之间的差别和对比。他提醒我们认识到，哈丽特·马蒂诺在其生涯之初是最坚定的边沁主义者，是边沁主义经济学观念的阐释者和女先知。并且，在理智上她天生就具有顽强的韧性。对于她的理智能力，我们可以这样描述：“像蜂蜡一样柔软敏于接受，却像大理石碑一样适于铭记。”哈丽特·马蒂诺是我们能找到的对自己年轻时的信念最忠贞不贰，并且能通过宣扬这些信念而博得名声的人。然而，1849年，她出版的《三十年和平史》（The History of Thirty Years’Peace）向人们表明，早在19世纪中叶到来之前，那些几乎无法同边沁个人主义还有1832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融洽的观念一股脑地都涌现在她的思想中了。例如，虽然她总体上还是谴责《工厂法》体现的原则，但是她也有些悲伤，百感交集地承认：“可怕的劳工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被触及，劳动问题关涉的是一生的辛劳为什么都还不足以满足衣食吃穿？任何有思想的人片刻都不会将这个问题置之不理。一切有头脑、有良心的人都不会认为，国家中如此庞大的一个阶级必须为了极少的生活必需品而永远、不断地忍受艰辛，得不到任何舒适、安闲或奢侈的生活，不仅他们的孩子没有希望，而且自己的老年生活也得不到保障。导致这种状况的社会思想和体制，肯定迟早会崩溃。对我们自己而言，很明显我们缺乏革新，并且必须进行革新。”^[27]在此，我们必须承认，在她看来，尽管旧的托利主义已经衰亡，但哲学激进主义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幸福。还有一个事实更加明确地表明了她情感与思想上产生的细微却值得注意的根本变化。哈丽特·马蒂诺在1832年出版了一部虚构却忠实地宣扬经济学理论的小说，这部小说受到了当时最严肃的边沁主义者们的欢迎；但是，到1853年，她出版了孔德《实证哲学》的英语译本，而人们认为，奥古斯特·孔德确实是哈丽特·马蒂诺曾经宣扬过的经济学理论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是其最强悍的攻击者。^[28]

查理·狄更斯不是、也从未号称自己是系统的思想家。幸运的是，他不依靠任何理论教条，而是依靠自己的幽默感，自己强大的观察能力，以及对人物性格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名声，并影响了世界。然而，也正因为他不是系统的思想家，他便能十分敏锐、真实地反映他生活的时代舆情的变化。一位边沁的敏锐批评者已经论述过狄更斯开始其生涯时的思想。梅因写道：“上一代人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可能是一位边沁主义者，这种看法丝毫不会使我感到惊讶……”

“狄更斯早年生活在出自边沁学派的1832年的政治家中间，因此，他的小说没有一部不是攻击当时的弊端。衡平法院和教会法院的诉讼程序、政府官员的拖沓拖延、离婚费用高昂、穷人的生活状况、北英格兰廉价学校的条件，所有这些内容，在他看来都极为真诚地为他一系列的小说提供了原型。”^[29]

虽然这种评价不免包含了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但它更多地包含的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事实。无论在他自己看来，还是在他朋友们的眼中，1836年的狄更斯都是激进主义者中的激进主义者。那一年，他被任命为《每日新闻》的主编，而《每日新闻》就是成立来宣扬激进主义、宣扬科布登和布莱特理解的激进主义的；然而，就在这一年，狄更斯还出版了一本小说《艰难时世》（Hard Times）。这本小说从头到尾都是在激烈地讽刺狄更斯心目中设想的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理论。读读这部小说开篇部分的文字：

格雷艮先生说：现在，我想要的是事实。除了事实之外，其他什么都不要教给这些孩子们。生活中惟一需要的只是事实。其他什么都不用培养，相反除了事实之外，必须把其他一切都根除掉。对于有理性的动物，你只能在事实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的精神，其他一切对他们都没任何作用。这就是我教导自己孩子的原则，也是我教导这些孩子的原则。先生，必须坚持事实！^[30]

格雷艮是马尔萨斯和麦克库洛赫学派忠实却偏狭的信徒。对经济学家们信念的细致描述是整本书的根本特色。1846年，狄更斯是曼彻斯特学派报纸的编辑。而在1854年他成为了政治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的嘲讽者和批评家，并且通过这种改宗，他赢得了约翰·拉斯金的盛赞：

“许多思想深刻的人都不明智地忽视了狄更斯著作的重要价值和其中的真理，仅仅是因为狄更斯通过他塑造的丰富多彩的人物来表达真理。之所以不明智，是因为狄更斯的塑造手法虽然常常十分粗俗，却从未出错。他通过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方式，告诉了我们一些真实的事情。我倒是希望他在那些只为了博取公众欢笑的作品中能适当地收敛他过分的夸张，而在那些涉及国家的主题上，诸如他在《艰难时世》中处理的那些主题，能够进行更严格、准确地分析。在许多人心目中，那部作品（在我看来，在许多方面，都是他最伟大的作品）的有用性都消失了，因为庞得贝先生（Mr.Bounderby）是一个戏剧性的怪人，而不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世界中的老板；并且，斯蒂芬·布莱克浦（Stephen Blackpool）是一个戏剧性的完美人物，而不是典型的老实忠厚的工人。不过，既然狄更斯选择用舞台角色来说话，那么我们也不应当忽视他的智慧和洞见。在他创作的每一部作品中，他的主旨和意图都完全正确。他所有的作品，尤其是《艰难时世》，都值得那些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人深入、细致地研读。他们可能会发现小说中有许多偏颇，而偏颇则导致不公正。但是如果人们能够从另一方面考察似乎被狄更斯忽略了的细节，他们就会在费尽艰辛之后发现，他的看法最终都是正确的，尽管表达得相当粗略尖刻。”^[31]

在狄更斯所有小说中，《艰难时世》在文学价值上是否是最伟大的作品，可能值得质疑，但拉斯金的赞誉确实证实了小说家狄更斯态度的转变；在早年他深信边沁主义理论。我们认为，狄更斯的转变是无意识中发生的。因此，这种转变就更能记录公共舆论的变革，甚至本身也是公共舆论发展变革的一部分。我们发现，《艰难时世》不懈地抨击经济学和个人主义道德，同时又强烈要求离婚自由。这部小说具有记载公共舆论变革的重要性。法律将婚姻主要作为丈夫与妻子间的一纸契约，因此，只要婚姻不再给他们带来幸福，就可以被解除，这种立法思想和个人主义观念是一致的。而它是否同样和将公民看作主要是社会有机体一部分的这种观念相一致还有待讨论。无论如何，《艰难时世》的整体论调向人们暗示，在1854年，由于他的天才，狄更斯敏锐地感知到了他那个时代道德氛围的改变，于是就将当时仍然占主流地位的边沁主义信念与预示着未来集体主义发展的舆情混杂在一起。^[32]

约翰·穆勒去世的时候被人们公认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确实，如果阅读了穆勒的《自传》，我们可能会以为，詹姆斯·穆勒为教育自己的儿子约翰制定了紧密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约翰会变成詹姆斯·穆勒自己信仰的哲学、道德、政治和社会信念的追随者、捍卫者和宣扬者。父亲的工作收获了教育学家都难以取得的成功。他培育了自己儿子无可匹敌的逻辑论证能力和清晰的论辩能力。^[33]他将功利主义最根本的信条深深地印刻在约翰的心灵中，同时，在约翰的心里培育了崇高的信念，即只有传播真理以及为人类的利益服务才是惟一值得追求的目标。最后，他培养了自己的儿子和学生一颗自由的心灵；依靠这种自由的精神，约翰·穆勒能够独立思考，因而不只成为哲学激进主义者中的一名士兵，更成了他们的将领。

然而，在穆勒的早年生活中，19世纪反叛18世纪的各种思潮源源不断地涌向他。^[34]功利主义派系中越严厉的功利主义者就越害怕背叛真理，越为背离真理感到悲痛。像格罗特夫人和其他边沁主义者一样，普雷斯对约翰·穆勒著作中的某种趋势深感失望。1838年，普雷斯写道：“我认为约翰·穆勒在成为德国形而上学神秘主义者方面取得了颇大的进步。”^[35]同时，1837年，格罗特夫人在致普雷斯的一封信中称约翰·穆勒为“任性的理智神学家”。不论是威斯敏斯特的妄自尊大者还是乔治·格罗特夫人尖刻的话都不是明辨的评论，然而，卡莱尔拥有对个性敏锐的洞察力，从穆勒的一些著作中，他也认为穆勒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就单纯事实而论，1830—1840年期间，穆勒深深地为当时舆情的变化所打动。他意识到，自己从小就被教导的教条仅仅代表了一半的真理。他可能宁愿遵照歌德多面性的指导，而这一箴言不论有多大价值都不适用于边沁和他的追随者们。但是，根据流行的报道，在1873年临终时穆勒安慰某位朋友：“我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说的可能是真的，那意味着在其整个一生中，他都忠实、有力地捍卫、阐释了他的老师们教导给他的真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其生命的最后，穆勒都被认为而且也自认为是功利主义者。然而，约翰·穆勒地位的独特性就在于，尽管直到去世时，他都在捍卫源于其父亲和边沁的那些原则，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不得不沉浸在19世纪后期的舆情、同情和理想中。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将继承而来并且从未抛弃过的那些信念与属于他自己和他那个时代的道德、理智思想和情感调和起来；而这些道德、理智思想和同情，即便不对立于他那个学派的理论，对于他所在的那个学派的理论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穆勒作品中的这种双重特点能够从他的著作中辨别出。

他最早的文学任务是编辑，事实上是重新编写边沁的《司法证据基本原理》（Rationale of Judicial Evidence）。^[36]在生命的最后，他重新编辑了詹姆斯·穆勒的《人类心灵现象分析》（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1843年出版的《逻辑体系》为不止一代英国人提供了边沁主义的逻辑基础。这本书的最后一版出版于1884年，将英国哲学家的传统教诲按照最早从洛克开始就铺设好的道路发扬光大，而1861年出版的《对威廉·汉密尔顿先生的哲学的考察》（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成为穆勒对一位被他看作是直觉主义最主要代表的最后回应。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初次出版于1848年，再版于1865年，建立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基础之上。1859年，论文《论自由》出版，它表达了重要的个人主义的自由理念。它不仅在写作风格上是最完美的，而且也是穆勒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使正在衰亡的功利主义乐观精神重获新生，将自由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超越了自由在老一辈的哲学激进主义者时代所能达到的阶段。哲学激进主义者以及听从他们教诲的那一代人几乎革除了所有法律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穆勒的步伐超过了这一个阶段，他宣称在道德上不仅要反对社会习俗对舆论自由的限制，还要反对社会习俗对人的行为和个性发展的制约。

经过穆勒的论述，自由放任主义成为1860年代年轻人反对压迫的战争口号——这种压迫隐藏至深因而异常危险——也成为它们反对舆论专政的战争口号，这种舆论的专制既容易产生于君主专制体制下，也可能存在于人民主权制度之下。穆勒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刻产生了影响，而且不是转瞬即逝的影响。它预示并培育了政治、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绝对的言论自由，^[37]在英国，这种自由是19世纪最后25年的特色。穆勒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3）是为边沁教导的最大幸福原则在公众面前的辩护，同时，从某个角度看，《代议制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再一次地提出了支持民主制的观点。至此，约翰·穆勒一直都是边沁主义的辩护士。他短暂的议会生涯和他的立场也是一致的。和许多在年轻的时候就成为哲学激进主义者的人一样，他从未采取过保守立场。对他而言，托利党始终都是“愚蠢的政党”。他告诉工人们，他们为争取自由而采取的勇敢的行动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尽管这些行动赢得了手工业者的尊敬和支持；他同情为工人阶级争取议会选举权的每一次努力，并且尤其渴望给予妇女完全的政治权利，在这点上他同边沁主义理论也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尽管一直都是边沁主义的代表，但在人生的后期，穆勒已经很大程度地偏离了早期功利主义者的教义。

1838年，他出版了一篇“论边沁”的文章，在此之后，1840年，他又写了一篇论柯勒律治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很明显是互补的。他将这两人并列，认为两人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并对英国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38]这种观点本身就表明他已经极大地偏离了边沁主义学派坚持的批判标准。我们可以肯定，詹姆斯·穆勒决不会在柯勒律治和他的哲学身上浪费口舌。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约翰·穆勒政治信念上相应的变化。他确实直到去世都一直是个民主主义者。但是，他对民主的信仰在精神上迥异于他父亲充满信心的民主信念。约翰·穆勒受到托克维尔的影响，他对民主的信念受到对多数人暴政的恐惧的制约，同时也由于他天真地相信了黑尔（Hare）对少数人代表的机械设计。民主派都认为应当由多数人统治，但是，人们基本上只能在少数人中发现智慧，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防止无知的多数人滥用权力。相信这种观点的民主派和1830年代明确、自信、教条的激进主义保持了距离。

穆勒的《论自由》必须与他的《功利主义》和《论妇女的从属地位》（Subjection of Women）放到一起研读。毫无疑问，一方面它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边沁主义的热情，但是，它更多地强调了不同于约翰·穆勒的老师们的思想，乃至情感。^[39]拙劣的颂扬有时候会扮演严厉的监察官的角色。查理·金斯利（Charlie Kingsley）写信告诉穆勒，通过细心阅读他的《论自由》，那本书“立即影响了自己，使我成为一名头脑更加清晰、思想更加勇敢的人”。^[40]有人认为，这种赞誉肯定会使穆勒担心，自己仅仅通过诉诸情感和道德修辞就取得了成功，而诉诸情感和道德修辞的做法一定会遭到他年轻时的哲学激进主义者们的嘲笑。

通过诉诸读者的情感本能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这种做法，也鲜明地体现在穆勒“对威廉·汉密尔顿先生的哲学的考察”这一篇严肃论文的段落中。穆勒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公众普遍的关注与同情。他写道：“一旦把这个称号用到我的同类身上时，我就决不会再用它来称呼不是我所指的事物上；如果因为我没有那么称呼它便把我罚入地狱，那我愿意下地狱。”^[41]1865年，这种语言激起了成百上千的年轻人的赞同，他们将穆勒视为自己的哲学导师。这些话语还引起了像莫里斯（Maurice）和詹姆斯·马蒂诺（James Martineau）这些极端反对功利主义的人的同情，但是，难道我们就能肯定詹姆斯·穆勒会赞同他儿子对一种不道德的神性论的批判吗？我们能肯定，他就不会和曼瑟尔（Mansel）一样也对“这种激情澎湃的修辞”深感惊讶吗？^[42]

对于穆勒的神学观点，我们无需过多关注，只需注意《宗教三论》（Three Essays on Riligion）即可。和他别的著作一样，这本著作也标志着他从一个思想学派、一种情感转向另一个思想、情感派别。我们发现，穆勒在经济、社会方面思想的转变是逐渐进行的。他的经济思想立足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不过，马尔萨斯的理论在他看来并不能成为进步的障碍，相反，只是向他表明进步得以实现的条件。“如果在现在的社会主义者眼中他看起来像李嘉图的追随者，那么李嘉图的信徒可能会把他当成社会主义者。”^[43]同一位作者还写道：穆勒看起来“（在人生的后期）走上了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44]亨利·西季威克学识深厚，并且看问题绝对地毫不偏颇。他写道：“穆勒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他的作品几乎成为一代人中最流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至少他修订的第三版以及其后的版本是如此。但是，在关于社会改良的最终理想方面他完全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自传》中他告诉我们：‘我渴望一个时代的到来，到时不劳动者无所得这样的原则不仅仅适用于贫民，而是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人；并且，到时劳动分工不会像现在一样很大程度上以出身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大家协商一致同意的公正原则之上。’因为怀有这种理想，他‘将所有现存制度和社会制度都视为暂时性的，并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欢迎杰出的个人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总之，亚当·斯密播种下、李嘉图浇灌成长的知识之树在19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已经完全同圣西蒙和欧文的精神混杂在一起，因此，英国也成了德国人所谓的‘大曼彻斯特’（manchesterthum）的故乡。”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这期间通过穆勒的著作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人都和穆勒一样采纳社会主义思想。毫无疑问，事实远非如此。我的意思是，如果依我的经验判断，我也会和‘普通的读者’一样，因为从穆勒的《自传》中了解以下这点而深感吃惊，即我们的老师，受人百般尊重的、《论自由》的作者同时还渴望劳动分工按照‘协商一致同意的原则’进行。”^[45]

同时也要注意到，尽管穆勒至死都是个功利主义者，但功利主义本身在他手中发生了某种变形。功利原则，或最大幸福原则原本是自利的信条，但在穆勒手中却变成了自我牺牲的概念，并且从功利主义教导的每个人都必须追求自己幸福的原则竟然推导出如下结论，即任何有英雄主义形象的好人都愿意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完全牺牲自己的幸福。^[46]无论从功利主义的前提中是否能推导出上述结论——这个问题要留给道德学者们去争论，可以肯定的是，功利原则经过穆勒的解释变得多少有些难于理解，并且完全不同于那个简单的、极易理解的概念，即每个人自然就要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且每个人对自己适当理解的利益的理智追求必然能够确保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人们可能很想知道，边沁本人是否还辨识得出经过他最杰出、最忠实的学生阐释后的功利原则。

不论在这个例子还是在其他例子中，穆勒是否确实成功地调和了那些原则，是值得疑问的。在穆勒看来，这些原则每一个都包含着一半的真理。甚至在他的一些崇拜者看来，对于那些明显彼此对立的信念，穆勒都只起到了汇集、汇聚的作用，而没能将它们调和融贯。但无论如何，约翰·穆勒确实是为一个转变时代而生的老师，无疑也是一个为了迎接这个转变时代而生的人。穆勒论辩清晰，甚至有时比他的思想还要清晰；他论辩的技巧无人能敌，这点时常将他推理过程中的一些弱点掩藏起来，不仅使他的读者，而且使他自己都没法发现；此外还有他显见的诚实和对真理的热情，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他对1860—1870年间的年轻人产生影响力的理智基础。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品质提升了他的权威。他易受一切仁慈宽厚情感的影响，连同他对同情的强烈渴望和欣赏，所有这些使他仅仅通过著作就成为大部分英国人所周知的作者，甚至成为他们的私密朋友。虽然穆勒直接的影响力已经过去了，但对于本书这些讲座的目的而言，它尤其值得关注。穆勒自己的信念的变化和波动事实上在许多方面对立法舆论产生了影响，并成为1830—1865年间的个人主义向1900年集体主义转变的标志，而且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这一转变的原因。他的教导尤其影响了1870年代即将踏入政坛的人们。无论如何，它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即便不说欢迎）从那时起影响力就不断增强的集体主义思想。

【注释】

[1]参见本书第250—251页。

[2]戴尔博士（Dr.Dale）写道：“福音运动自有其特别的信念，也有其特别的精神，它的这种精神并不难发现。在其鼎盛时期，它关注的并非任何宗教政策；它有助于消除公理会会众以及（我认为）在浸礼派和长老派成员中对理想的教会组织的热望。这种热望自非国教徒最初反抗伊丽莎白对英国教会的安排时就在他们心中占据重要地位了。福音派牧师既不是主教制度的热情支持者，也不曾被伟大的教会概念所触动；在我们看来，这种概念是谬误的，但它却点燃了牛津复兴运动（Tractarian Revival）领袖们的热情。按照他们的教会概念，现有的教士能够要求毫不间断地继承最早的使徒享有的令人生畏的权利和特权。福音派运动鼓励一种所谓的非宗派性的（undenominational）气质。它强调福音信仰的至关重要性，几乎冷漠地无视所有形式的教会政策，即便这些政策并不明显地反对福音信仰。它要求将共同的宗教生活和共同的宗教信念作为教会团体情谊的基础，它满足于一种偶然、不稳定的教会团体关系。它丝毫不关心要使教会成为圣徒们组成的威严的团体。它是个人主义的盟友。”R.W.Dale，The Old Evangelicalism and the New，pp.16，17。

[3]注意大约在19世纪中期，一位同情的评论者对托马斯·司各特神学理论的评价。虽然司各特以《真理的力量》（The Force of Truth）为名出版的自传将在作为记载个人体验的宗教文学中占据永恒的地位，但他的思考方式肯定不会令今人信服、不足以被称作今天的思想家。这部自传和詹姆斯·穆勒的《论政府》一样过时了。今天，任何具有司各特一样理智能力的人都不可能写出这种作品。Sir J.Stephen，Ecclesiastical Biography，ii，p.121，and following。

[4]卫斯理的父亲要求他离开牛津，他回绝他的父亲，写道：“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在别的地方能比在这里对别人做更多善事，而在于我能否对我自己更加有用，在哪儿我能使自己更加神圣，在众人中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神圣。”Lecky，History of England，ii，p. 554，from Tyerman，Wesley，i，p.96。在出发前往格鲁吉亚时，他写道：“我的主要动机是希望拯救我自己的灵魂。我希望通过向异教徒传播基督的福音来真正地了解基督福音的真实含义。”Lecky，p.554，from Tyerman，p.115。

[5]1785年。

[6]边沁的著作刊印于1780年，首次出版于1789年。

[7]Stephen，Essays in Ecclesiastical Biography，ii，p.282.

[8]Ibid.，p.283。威尔伯福斯和边沁之间的关系参见伯顿（Burton）的文章，《威斯敏斯特评论》，1842年，第37期。

[9]罗伯特·豪尔是当时最能言善辩的传道士，他深受福音派的尊崇。他谴责埃奇沃思小姐（Miss Edgeworth）的作品缺乏宗教信仰，并且丝毫不同情边沁的神学怀疑主义，但他仍然坦陈对边沁作为立法改革家的深切崇拜。

[10]J.S.Mill，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i，p.388.

[11]“这是英国思想的特性之一；清教徒和边沁之间在本性上有巨大的共同点；因此清教徒的基督教教义是粗糙、狂热的，而他也不能从中享受到那些美丽、精致和理想的事物。”Arnold，Life，ii，p.53。

[12]Mill，Autobiography，p.111.

[13]参见Venn Family Annals，p.74。

[14]双方都在诉诸中产阶级的弱点的同时也求诸中产阶级的力量。这解释了为什么它们都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中产阶级统治了英国政治生活的时候各自达到其影响力的顶峰。

[15]弗鲁德（Hurrell Froude）激起了人们对早期牛津运动分子的同情；他的《遗迹》（Remains）1837年出版，由詹姆斯·莫兹雷（James Mozley）编辑，纽曼作序；他们毫不担心地在未接受检查的情形下就发表弗鲁德如下的感受：“我觉得有义务在我心里习惯性的敌视黑人，轻声嘲笑新体制的失败，只要这些贫穷的可怜人全神贯注于那些支持他们的辉格党教条、独立派教条这些令人厌恶的胡话。……我很惭愧，我无法戒除对黑人们的偏见……我碰到的每一个人在我看来本质上都是整个反奴隶制协会以及巴克斯顿（Fowell Buxton）的化身。”Sir J.Stephen，Essays in Ecclesiastical Biography，ii，pp.188，189。

[16]Life and Letters of B.Foss Westcott，ii，p.115.

[17]参见Dict.National Biography，xxxvi，pp.66，67。“1889年8月伦敦码头工人罢工事件中，曼宁热烈地支持工人们的主张，并为实现争端的调解提供物质上的帮助。”

[18]有关法国教会一派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倾向，参见Pic，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Législation Industrielle，ss.354，355。

[19]参见本书第152页。

[20]1830—1850年英国政治生活的总体情形，对比马蒂诺的《三十年和平史》和沃尔波尔的《英国史》；后者出版于1878—1886年，体现的是改革时代的精神，尽管该书是从辉格党的角度而非激进派的角度写作的。

[21]确实，明智的集体主义者都希望通过相同的税收体系逐渐地将个人财产变成国家所有，认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最好方式，尽管这必将极大地侵犯个人自由。

[22]再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像约瑟芬·休谟一样代表他那个时代了。他是个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降低公共开支上。即便在他的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他对经济节约的热情也是毁誉参半。在他的时代，尽管他从未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但还是发挥了一定切实的、更加名义上的效果。他没有继任者，议会中没有人继承休谟的工作。在今天，明确宣称追随休谟步伐的政治家还能在下院中获得一个席位吗？

[23]在边沁看来，法理学也同功利主义密切相连。这个事实解释了一个经常使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读者感到困惑的特点。他论证的完整线索被一篇有趣、冗长、毫不相关的论功利原则的专题论文不合逻辑地打断。Austin，Jurisprudence，Lects III.and IV.。

[24]在这一版中，有许多内容是第一次出现在他的讲座中。

[25]Maine，Early History of Institutions，xii，p.342。例如，很难讲梅因是否也认为奥斯丁对主权的分析是合理的，如果将它适用于评价充分发展的主权观念，如英国这种现代文明国家；但很清楚的是，他十分看重诸如主权、法律这些概念的历史发展，这些对奥斯丁和边沁学派来说都是陌生的。

[26]Martineau，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vol.xxxvi，pp.310，311，article by Leslie Stephen.

[27]Martineau，Thirty Years’Peace，iv，ed.1878，p.454。这部分必须与全文作为一个整体阅读。

[28]参见Comte，Cours de Philosophy Positive，iv，Lecon 47，and pp.263-286。

[29]Maine，Popular Government，p.153.

[30]Dickons，Hard Times，p.1.

[31]Ruskin，Unto This Last，2n d ed.1877，pp.14，15（n.），1860.

[32]1857年，狄更斯在《小杜丽》（Little Dorrit）中讽刺了政府官员的低效率，他将国家的行为与个人的行为对比，攻击前者效率低下，并且由于创造了“累赘拖沓的官员”一词而使他的小说被后人记忆。

[33]批评者们如果明白这就是詹姆斯·穆勒的教育目标之一，他们即便不同情、也会理解为什么当约翰·穆勒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告诉他的父亲说，有些事情也许在理论上是真实的，但事实上就未必了，触动了詹姆斯·穆勒严厉得有些荒谬的脾气。小穆勒逻辑上的小小错误就将威胁詹姆斯·穆勒的整个教育计划。

[34]Autobiography，p.161.

[35]Wallas，Life of Francis Place，p.91.

[36]Autobiography，pp.114-116.

[37]参见本书第320页。

[38]Dissertations，i，p.331。这两篇文章都在詹姆斯·穆勒去世后发表。

[39]斯蒂芬爵士的《自由、平等、博爱》（Liberty，Equality and Fraternity）是对《论自由》基本观点的顽强地攻击，但是它对穆勒的有力攻击只不过是从更老的功利主义者的角度展开的批评，因此确实表明穆勒已经较大程度地偏离了边沁的思想。Leslie Stephen，English Utilitarians，iii，p.244。

[40]Life of Kingsley，ii，p.88.

[41]Examination，p.129.

[42]English Utilitarians，iii，p.430.

[43]John Mill，Dict.of Nat.Biog.，xxxvii，p.398.

[44]English Utilitarians，iii，p.230。“去世前几天，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报告了他同科布登进行的一场谈话，科布登十分热忱地说：‘我相信，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对世界的危害是极大的。在《政治经济学》中，他支持年轻国家中的贸易保护原则。它造成的危害已经超出了他的其他所有著作带来的好处。’”引自马利特爵士的一封信，附于高英先生（Mr.Gowing）知名的《科布登传》附录中。Armitage Smith，The Free Trade Movement and its Results，ed.1898，p.153。
　　科布登的评价证明穆勒希望通过妥协（他并未充分了解到妥协的后果）调和他早期那些老师们坚持的严苛的经济理论。

[45]Sidgwick，Miscellaneous Essays and Addresses，pp.241，242.Compare particularly L. Stephen，English Utilitarians，iii，pp.224-247.

[46]Utilitarism，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