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领域的变动

1.观念领域的变动

由于中国近代科技文化并非从中国社会内部产生，而是在外力作用下被动引进的。因而，中国民众的观念变化并不是通过自身对自然界各个领域发问、探索，达到一定深度和广度的认识基础上进行的，相反，中国民众在科技文化冲击下的观念变动，首先表现在对科学技术本身的态度上，对所谓“奇技淫巧”从敌视、抵制到认同、学习的转变，与此相关，对“夷狄”则从诅咒、排斥转而拜其为师。这是近代科技文化对中国社会民众影响的起点和首要特点，观念领域的其他变动都由此展开。

中国民众观念变动的过程，与思想家知识者们在较高层面认识上实现转变不一样，它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宣传，尤其是在对科技的物质事实的体验上曲折实现的。鸦片战争后，随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相继签订，直至清朝覆灭，被迫开放条约口岸71个，遍布全国各地，在没有条约口岸的地方，清政府又自开了20个商埠。于是，外国商品如潮水般倾销中国。这些商品大多为机制品，而且“种类繁多”“物精价廉”，使国人目不暇接。郑观应曾在《盛世危言》卷三《商战》，中专门列举了大量进口洋货，并指出这些洋货“皆.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新景象。而在这一景象背后，则是广大民众逐步突破传统对“奇技淫巧”的鄙视和抵制的观念，转向对西方科技文明的青睐。比如国人虽在劳动时仍穿自制土布，“然其他或祭祀，或应酬，或往稠人广众之中，皆穿洋布细密光泽者，以为外观美丽。”⁽¹³⁾而洋油在中国更是“不胫而走，各埠风行”，人们用它照明之外，还“间有以供炊焚及取暖之用。”时人更赞火柴“纤纤寸木药硝粘，引起灯光胜火镰。莫怪粹奴夸利用，缘他工省价还廉。”⁽¹⁴⁾这说明中国民众从对西方商品使用的直感中，开始承认西方的机器生产及其机制品质量好又实用的事实。自觉不自觉地在观念上认同并赞成了西方的科学技术。

由于思想的宣传及统治者的应变，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开始，民众在这方面的观念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一方面本地制造的、适应民众消费水平和能力的“仿洋货”大量生产，使更多的国人受影响，许多艳羡洋货又买不起洋货的国人可以降格以求，从而也在逐步对机器制品的体验中认同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大批工厂的创办，许多人脱离土地和传统的生产方式而进入工厂，使国人更能直接去感受先进的科学技术，相信科学技术的人逐步增多。

对西方术数、技艺的承认和学习仿制成为风气后，从诅咒“夷狄”向“师夷”的观念转变也从上层思想界逐步发展到广大民众之中。西方技艺比中国高明，故要“师夷长技”，“苟不借西士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裨益于实际。”⁽¹⁵⁾这种观念逐步成为有知识而开通的人士之共识。随着各种新式学堂的开办，工矿企业延聘西人教习工艺，社会风气进一步开通，民众观念也进一步转变。昔日“士子多家居攻读，足不出里”，⁽¹⁶⁾所学皆为四书五经，章句小楷，其前途是参加科考，博取功名。然如今不少人改变了以往“轻自然、斥技艺”的偏见，经过科技学习，形成了新的知识结构和新的观念。很多人开始具有科学观点，负笈出外修业者日盛一日。有的人还求学海外，“各具世界眼光，一洗帖哔咿唔之陋习。”⁽¹⁷⁾由此进一步引起多方面的观念变迁。如中国传统观念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而且拒绝海外，讲究“夷夏之辨”，甚至把外国描绘成可怕的异域。如今则很多父母将自己的子弟送去外洋读书，打破了以前安土重迁、不乐远游的旧传统观念。同时，还促进了时空观的变化。许多人通过了解西方，尤其了解西方先进的科技，认知空间扩展了，传统的“天下”、“夷狄”、“海内”、“九州”意识开始让位于“中国”、“世界”、“亚细亚”、“欧罗巴”等新的地理空间概念，从而打破了中国即地心的迂腐之见。

科技引进，工业发展，又促进了国民在价值观念上逐步走向儒家传统观念的反面。如在传统社会里，“重义轻利”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格情操，也是广大民众趋炎附势的人生追求。但在近代中国，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和尊卑制度之中的正统义利观却发生了改变。科技文化的产生及由此形成的物质文明的发展，促使儒家道义观在国人心中渐渐失重了，国人对科技的承认和学习，更使社会风气向着求利、致富方向转化。1890年《申报》一篇时论披露了时人在义利观上的更新：

天下攘攘而往者何？熙熙而来者又何为？曰为利耳。富者恃筹握算，贫者奔走驱驰，何为乎？曰为利耳。泰西之人不惮数万里之程，不顾重洋之险，挈妻孥偕朋友来通商于中国，何为乎？曰为利耳。中国之人渡重洋、习西法、购机器、聘教习，不以异言异服为憎，不以非我族类为异，何为乎？曰为利。利，时之义大矣！……吾茫茫四顾，见四海之大，五州之众，非利无以行。中外通商以后，凡环附于地球者，无一不互相交易以通有无。当今之天下实为千古未有之利场，当今之人心迹逐为千古未有之利窟。⁽¹⁸⁾

种种迹象表明，新型的资产阶级求利观念已开始深入人心，一些开明士绅认为“能利人物，然后为义；不能利人，乃虚义也。”⁽¹⁹⁾由此观念的变更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转向，一些人撰文感叹：“自风气之坏，人皆轻名而重利。商市者，利薮人心之所归也。人心所归其遂趋于重商。”⁽²⁰⁾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口岸更是如此。清光绪年间出版的《绘图上海杂记》中写道：“上海一隅，只论金银之贱，不知雅俗之源流。”⁽²¹⁾而由此观念的变更，自古以来重农轻商、贵谷贱金、农为本富、商为末富等观念也开始式微，而追求物质利益和重商思潮由此形成，成为近代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转变中的重要现象。

科技文化的发展引起的观念变革，还反映在民众“竞争”意识的增强。自从严译《天演论》问世，“天演进化”观念在社会中产生了轰动效应。从此，进化论风靡全国，成为中国人谈论的重要话题。“方今之世，国与国争强，族与族争贵，乃至家与家争势，人与人争利，乃至势与势争胜，利与利争大，乃至事与事争便，业与业争富，器与器争售，机与机争巧，言与言争辩，盛矣哉，今世界争世界矣。”⁽²²⁾进化论成为大学、中学乃至小学纷纷学习的内容。少年胡适就在上海澄衷学堂的命题作文中，大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908年上海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国文科毕业考试命题作文《问吾国学生现在宜具何等宗旨，将来当建何等事业》，小学生朱钟奇竟能在文章中大谈“天演公理”，并以此观念确定自己的志向。他写道：“国不能自立，必受人之欺侮；人不能自立，必受人束缚；此天演之公理也。权也者，国际人群所必争之义，亦国际人群所公有之义也。一国有一国之权，一人有一人之权。国无权，不可为国；人无权，不可为人。凡政治之隆污，历史之荣辱，种族之进退，莫不视其权之有无、盛衰为衡。其权也，不知费几许精神，掷几许铁血，而始争得。一不惜爱护，即溃裂飘散，荡焉无存旋即失其自主。此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理当然也。”他根据进化论得出：“吾国学生今日最要之宗旨，在求学术，他日最要之事业，在争回主权而已。”⁽²³⁾不难看出，当时进化论思想传播之广，民众竞争意识确立之深。本世纪初叶《民铎杂志》称：“自严又陵介绍了一册《天演论》以后，我们就时常在报章杂志上，看见一大堆什么‘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话，这个19世纪后半叶新起的学说，居然在半死不活的中国，成了日常习用的话”。⁽²⁴⁾

竞争观念还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日常的经营活动之中。一些洋行、商号为拉拢生意，扩大经营，各施高招，争夺顾主，加强竞争能力。同时在各种报刊上，出现了旷日持久的“广告战”，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甚至连一些中心街区也出现了各种招贴广告。一首竹技词写道：“东西招贴满墙头，首尾粘连少隙留，何业何方新创设，引入注买预绸缪。”⁽²⁵⁾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国人观念的又一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