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活动领域的变动

三、金融活动领域的变动

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在中国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汇兑和投资两大主干业务中，投资领域中的活动，逐渐上升到主要的地位；原有的贸易领域中的汇兑周转业务，则得到力度上的强化。外国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控制地位稳固地建立了起来；投资市场的扩大和外汇市场控制力量的强化，这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在中国活动的两个主要特征。

应该首先指出，外国银行这两大主干业务，既有主导地位先后承启之分，又有平行发展互相促进之效。而且不仅主干业务如此，所有银行业务的各个构成部分亦莫不如此。这里仅举一例：

众所周知，外国纸币在中国的发行，这也是外国在华银行的一项主要业务。然而，它所发挥的作用就不仅限于流通领域，它对银行的投资活动也有相互促进之功。道胜银行在东北的活动就是一个见证。当1898年沙俄在东北开始修建中东铁路时，一切收支都用当地的银元。等到中东路正式通车、道胜银行基础巩固之后，所有客运、货运运费就一律改收卢布。^[598]进入民国时期，道胜银行甚至在哈尔滨发行与铁路联合的卢布债票，^[599]因为这个时候“在边境的经济结算中卢布占着统治地位。一切交易，不仅在中东铁路沿线，而且在内地其他许多地方，也使用卢布。”^[600]中东铁路收用卢布，这是银行投资支持货币发行；银行发行铁路卢布债票，这是货币发行支持银行投资。两者相互为用是再明显不过了。发钞如此，其他银行业务亦莫不如此。我们在考察外国银行金融活动领域的变动之前，首先应有这样的全局观点和总体意识。

下面我们再来分别考察投资与汇兑两大主干业务的变动轨迹。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投资活动，包括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和对在华外国企业的投资、融资，以及对其他中外商人的短期融资行为，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出现。1862年呵加剌银行对上海地方当局的两次借款，是外国银行对中国政府借款的序幕，^[601]而外国银行对在华洋商兴办的企业进行投资或发生借贷关系，在公用事业、船舶、码头、堆栈企业以及出口加工企业等行业中，在60年代也已趋于活跃。^[602]这两方面的活动在90年代以后，仍然保持发展的势头。如果90年代以后有什么新的，那就是在外国企业投资方面，带有投机性质的房地产投资和股票投资特别突出；在对中国的投资方面除了对政府贷款以外，对中国企业的贷款、融资，也渐渐成为它们的资金投向的一个方面。

在房地产投资方面，上海最早在1888年，成立了一个资本100万两的业广地产有限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603]接着在1889年和1891年，香港又先后成立了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司（Hongkong Land Investment and Agency Co．）和中国地产金融公司（China Land and Finance Co．）。^[604]在这方面，外国银行也大显身手。以汇丰而言，它同上海业广和香港置地都有密切的联系，它担任了前者的代理银行，并进行了巨额的投资。^[605]它的董事凯斯维克（J．J．Keswick）同时兼任了后者的董事。^[606]到1912年止，汇丰银行在中国各大口岸的房地产投资达到2727400元，遍及香港、上海、汉口、厦门、福州、天津、北京、广州各大城市，投资数额将近占各项企业投资的1/3（参阅表34）。^[607]这种情形，在汇丰以外的银行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608]

在股票投资方面，同样地增加了新的活力。随着1891年上海股份公所（Shanghai Sharebrokers’Association）和1892年香港股票经纪人联合会（Stockbrokers’Association of Hongkong）的建立，^[609]香港、上海的股票市场空前活跃。上面提到，在此以前成立的以信托和投资为业务中心的大东惠通公司，就是一个以汇丰银行为主宰的投资机构。继其之后，1891年香港、上海又同时成立了两个专门经营股票的机构，一个是上海的信托放款公司（Trust and Loan Company），^[610]一个是香港的股票债券投资公司（The Stock Share and Debenture Investment Company），^[611]这两个公司的代理业务都由汇丰银行一手包办。^[612]汇丰银行对两个公司的资本关系，我们从香港股票债券投资公司的发起书中，可以得到一些概念。这家公司的额定资本为97．5万元，实收一半，^[613]也就是说，公司手中的资本不足50万元。但是，在公司的发起书中，却宣称公司实际运用的资金可以达到300万～500万元。这个6倍乃至10倍于公司实收资本的营运资金，据发起书中说，是“得之于本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周转。” “这笔资金是其他单个的经纪人和行号无法取得的” 。至于供给营运资金的银行，反过来又可以从公司那里取得有保证的证券，这些证券“从别的地方是无法取得的” 。^[614]双方互利互惠，水乳交融。

表34　汇丰银行在华房地产投资（1912年止）

注：*原统计为1201.6，与细数不合。**原统计为1130.5，与细数不合。***原统计为229.6，与细数不合。

资料来源：伦敦档案馆殖民局档案，129/391，第256～259页，转引自King:Hongkong Bank，Ⅱ，第85～87页。

在香港股票债券投资公司的发起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香港的股票，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它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纯粹投机的经纪人，即使在银行提供便利的条件下，还是赶不上形势，供应不上许多股票持有人〔的资金〕以适当的出路” 。^[615]这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前景！

股票交易，它的确是19世纪90年代外国银行资本家最向往的一项生意。在1895年的香港行名录中，人们可以看到银行界许多集各行企业董事职务于一身的人物，这是股市吸引力的一个反映。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汇丰银行重要股东之一的凯斯维克，就同时参加了9个企业的投资，他同时担任了香港火烛保险公司（Hongkong Fire Insurance Company）、香港九龙码头及货仓公司（Hongkong and Kowloon Wharf and Godown Company）、香港置地及代理有限公司、西营盘建做有限公司（West Point Building Company）、中华炼糖局（China Sugar Refining Company）的董事会主席，又担任了省港澳火船公司（Hongkong，Canton and Macao Steamboat Company）、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 and whampoa Dock Company）、西营盘水手馆（Sailors’Home，West Point）的董事。^[616]80年代末期，香港的一家报纸曾经这样写道：香港所有的企业，包括船坞公司、制糖公司、保险公司、堆栈公司、轮船公司等，由不足一打的富翁统治着。他们“像榕树一样地盘根交错” 。^[617]对比凯斯维克的情况，这个比喻倒是完全恰当的。而凯斯维克的活动，实际上不过是90年代所有的外国银行巨头投资活动的一副缩影。汇丰银行的另一个重要股东奈雷（P．Ryrie）在1887年说：“股票生意在这个殖民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意，没有它，我们就没有法子过” 。^[618]这个“我们”就是一批银行巨头，而这个“它” ，在90年代以后，就显得更加重要。

在投资他们本国在华企业之外，外国银行的注意力也投向出生不久、为数不多的中国企业。在这里，经济上有利可图当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对中国企业的贷款又有更大的利益。

外国银行在这方面的活动，在90年代以前，也已经开始有所试探。这个时期的主角，还只限于根基深厚的汇丰银行。这方面的贷款共有6次，涉及轮船招商局、^[619]平度金矿、^[620]开平煤矿、^[621]湖北织布局（先后两次）^[622]和湖北铁政局^[623]五家企业，贷款总额为240万两。^[624]

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对中国企业的渗透，明显扩大：一方面是更多的外国银行插足其中；另一方面是在银行之外，又有更多的洋行参加进来，形成一个新的局面。

华商纱厂是外国资本注视的一个主要目标，这方面的活动也就十分突出。甲午战争后兴办的一批华商纱厂，几乎都躲不过外国资本的渗透。作为战后上海出现的第一家华商纱厂——裕晋纱厂，自始便靠向道胜银行透支借贷度日。^[625]战后苏州出现的第一家华商纱厂——苏纶纱厂，开办不久“即拟转包洋商办理” 。^[626]其后积欠洋款“不清，洋人来厂踞索，几至不可收拾” 。^[627]继湖北织布局之后于1890年开工之湖北纺纱局筹办之时，机器设备几乎全部依靠借款购买。开工未久，即因“销路欠佳，积亏甚巨” ，既想向洋商“筹借银四十万两，以资周转” ，^[628]又想索性“暂由洋行筹款代办” 。^[629]而杭州第一家商办纱厂——1897年开工的通益公纱厂，则在辛亥革命以后，也向日商“息借规元二十万两” ，才能得以“续办厂务” 。^[63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外国资本在这方面的活动十分突出，由此而产生的对华商纱厂的兼并频繁出现。1917～1927年10年中，华商纱厂和外国资本发生债务关系的共有22家，其中接受日本资本的14家，英国的6家，美国的2家。^[631]举债的结果，绝大多数都因无力偿还而被外国资本所兼并。^[632]有的纱厂转手之快，令人难以想象。例如1921年成立的上海华丰纺织公司，开厂次年即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款以偿还购机欠项，再过一年，又因无力偿还借款利息而不得不把产权出让，委托日华纺绩会社经营，终于被日华收买，^[633]由建厂到出让不过两年时间。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中国民族工业的另一个主要部门——缫丝工业之中。中国早期出现的两家丝厂——苏州苏经丝厂和上海绢丝公司，一个与苏纶纱厂同其命运，^[634]一个在开办之时，即被打入外国资本。^[635]1914年上海的一家外国新闻媒介说道：“维持上海丝厂的开工，已经有了可能，主要的是由于有外国银行的帮助。后者已经贷出款项数百万元。从不能确定银行什么时候才能取得生丝这样一个事实看来，银行贷款的条件是非常合理的，利息以及和借款有关的条件无疑的是对中国人有利的” 。“实际上，如果丝厂和丝厂主是讲公道的，他们是能够从外国银行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全部资金的” 。^[636]

中国一位棉业史专家就早期中国棉纺织工厂借用外资的问题，说过这样一段话：“棉纺织工厂利用外资的尝试，不用说都是资本难筹使然。可是当时资本负息之悬殊，实也是一个重要的诱力。上海织布局拟借德华银行之款，年息不过六厘，同时拟借钱庄的款项却要负息一分有余；张之洞向李瀚章索还湖北织布局原来闱姓捐款，允许付息六厘，可是以此项捐款为担保的借款，则止认息五厘。湖北纺纱局的购机贷款止认息六厘，而织布局借山西善后局款项，则负息达九厘之多。”^[637]

资本主义竞争机制下的信贷优于封建高利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中国棉纺织厂因借用外资而遭遇被兼并、拍卖的处境，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对矛盾的统一，正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的特点，纱厂如此，丝厂恐怕也不例外。

除此以外，外国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贷款，还伸向其他工业部门以及采矿、交通运输和水电等公用事业中来。其中有不少和银行对中国政府的贷款连在一起，我们在下面叙述银行团的活动，将集中起来一并讨论。剩下的一些影响较小，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

外国银行在扩宽投资活动领域的同时，原有的贸易上的金融周转业务，在数量上仍然在继续扩大，而通过贸易的周转以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力度，更加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试以麦加利和汇丰两银行为例，略加申论。

麦加利银行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已属于历史最久、资格最老的一家外国银行。在其创办的第一年（1854年）中，包括反映贸易周转在内的各种票据，一共不过92000英镑，半个世纪以后的1903年，单是直接反映贸易周转的汇票经营额就达到600万镑，^[638]期末较期初扩大了60多倍。

如果说，麦加利的活动范围包括整个东方，不仅限于中国，那么，专门以中国为对象的汇丰银行，其金融活动的情况又是如何呢？可以说，后者的走向，与前者并无二致。为了便于说明，请先参阅表35的统计。^[639]

从表35可以看出：代表贸易周转的汇兑业务量，在汇丰银行成立以后的1865～1925年，由555万元上升到2亿多元，60年间增长了36倍。其增长速度虽不及麦加利，但绝对量则大大超过之。^[640]外国银行在扩展投资活动领域的同时，原有的贸易金融周转业务，在数量上仍然在继续扩大着，这是无可置疑的，无论其总行在不在中国的外国银行，都是如此。

当然，还应该补充几点具体的分析：①90年代中期以前，汇兑一直保持增长，此后，虽然长期趋势仍维持增长势头，但各年之间，则盈缩互见。②和代表投资活动的放款比较，在1880年以前，汇兑增长的速度高于放款增长的速度。1885年以后，汇兑则反过来落在放款的后面。③和资产总额的变动趋势相比，也大体相同。即在80年代中期以前，汇兑的增长速度超过资产总值的增长，20世纪开始，也反过来落在资产总额的后面。④尽管如此，从汇兑与放款二者在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看，基本上仍是汇兑占据优势，这种势头在进入20世纪以后才开始减弱。

现在，我们再进而考察外国银行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控制力度的变化。这里需要回顾一下历史的全过程，需要联系对外贸易市场控制权的变化，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观察。

在19世纪的中西经济关系史上，70年代初期发生的两个巨大变化，对外国银行在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方面的作用和地位上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中西交通方式的变化；一是世界银价的变动。

关于中西交通方式的变化，1870年苏伊士运河的正式通航，不但把欧洲和中国之间的航程缩短了1/4，而且大大加速了轮船对帆船的取代，使实际的航行时间缩短了一半以上。继航程大大缩短之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电信交通，也在1871年由于上海、伦敦间海底电线的敷设而正式建立。随着交通方式的变化，贸易周转的时间大大缩短，从而贸易上的金融周转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随着电信交通的建立和贸易方式的变化，外国在华银行资金的运用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从前上海外国银行总要准备大量资金，或入口现银，或调拨伦敦、印度存款，以应付旺季需要” 。^[641]现在，贸易上的这种呆滞资金的需要大大地缩减了，而资金拨汇的灵活性则大大增加了。这就给外国银行在运用资金以操纵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了很优越的条件。

另一方面，随着电信交通的建立，上海金融市场的脉搏也紧随着世界金融中心伦敦而跳动了。孤立地从上海的外国银行看，它们似乎不如从前隔离世界金融中心那样得以自由地操纵上海金融市场。事实上则正相反。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它们的伦敦主脑才真正对上海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的控制”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总行远在伦敦的上海外国银行而言，当上海分行经理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市场出现了必须放宽贷款条件的有利时机，等到向总行请示得到总行同意之后，这个有利时机却已成过去。^[642]电信交通建立以后，上海金融市场的脉搏随时都在伦敦金融巨头的掌握之中，总行董事和分行经理的眼睛同时注视着中国市场的变化，及时作出适应市场变化的措施。这无疑会加强它们的控制的完整性和严密性。

关于世界银价的变动，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市场上的白银价格出现了长期大幅度下降的现象。原因主要是白银产量的增加，而银本位国家转向金本位，则同时是白银价格下降的原因和后果。

受世界银价的影响，中国银两的汇价也随之出现下降的现象。从70年代初～90年代中，则愈演愈烈。1890～1895年中英之间的汇价，从每两4先令9便士直线下跌到2先令11便士，5年之中下降了将近40%，^[643]这是前所未有的。整个19世纪90年代，银两汇价都停留在这样一个低水平上。^[644]

汇价下跌直接对外汇市场产生影响，它使外国银行在外汇市场上日益居于主宰者的地位。90年代在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方面出现的所谓预订制度（Indent System），^[645]就是外国银行这种地位变易的具体体现。

所谓预订制度，是指贷款在订货之时即予以结算，而不是在交货时才进行结算的一种制度。商人们在订货的时候就和银行议定一个固定的汇率，货物成交以后，不管汇率怎样波动，仍按原定汇率计算货款。在直观上，这是进出口商人把汇兑的风险转移于汇兑银行的一种制度。它保证进出口商人在汇率发生波动时能获得固定的本国通货，避免由于汇率波动发生的意外损失。

单纯从一笔交易看，银行的确承担了汇兑上的风险。但是，从银行的总体经营看，它又无风险可言。在大量的汇兑交易中，银行总是能够“通过买进和卖出同样数额的汇票以保护自己。因此，无论汇率如何变化，这项业务在一方面的损失总是可以被另一方面的相应获利所抵消” 。^[646]“机灵的汇兑银行家”总是有办法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647]

不仅如此，这种场合的出现实际上为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才一步一步地纳入外国银行的掌握中。“汇兑银行家”不仅有办法保卫自己，而且正好通过预订制度把外汇行市的操纵权，更有效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因为“银行的牌价总是根据银元涨落的趋势来规定的” ，^[648]而这个涨落的信息现在除了“汇兑银行家”以外，谁也没有办法预先知道。^[649]“一切看外国银行的牌价” ，^[650]这个日子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

进入20世纪以后，外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控制力度的发挥，又获得了一系列新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中国财政的控制。

还在20世纪初叶，美国的一位资深的驻华商务代表就针对英国汇丰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上的能量，写就了如下一段文字：“它的力量之所来自，首先在于它是一个本地的机构。它的总部就设在香港而不是伦敦。它的董事会也设在当地，对于中国银行业务的细节了如指掌，从而对影响利益的方方面面，都能获得及时的情报，作出迅速的判断，采取行动。银行拥有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它的股票广泛分配于有产的英国人和中国实业公众之间，因此在中国的商界中，拥有大量的顾客。这些人在金融方面关心它的成功，从而也自然为它的生意作出了贡献。第三，通过它在英国金融界中的有利地位，它已被英国金融利益的有关方面看做是在涉及对华贷款和其他金融交易融通方面理所当然的代表。结果，这家银行就成了作为英国贷款抵押的一些中国铁路资金的存放所在。此外，由于英国在掌握中国海关和盐务行政中的主导地位，这家银行也就成了一部分关税和盐税的存放银行。所有这些存款，每年平均余额达到1000万两白银，其中有一部分供银行白用，一文利息也不付。由于它长期处在这样一个有力的地位，这家银行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汇市场中影响对外贸易的白银汇率的独裁者” 。^[651]

这一段针对英国银行的议论，难免带有美国人的感情。但文中第三点指出20世纪以后汇丰银行获得的一系列新的特权，指出它“已成为中国外汇市场”的“独裁者” ，却是合乎事实的。

实际上，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独裁者”的角色已非汇丰一家独占。40年代初出版的一部西方有关中国银行和金融的著作中说道：20世纪初“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它们是在这个领域中惟一的国际机构。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国外汇款的划拨，海关税款和政府债款的经理，所有这些，都是经它们之手进行的。因此，作为一个集团，外国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享有实际垄断的地位” 。“这些外汇交易周转数额之大，在某些场合中，直足以构成银行利润的唯一重要来源” 。^[652]这就是说，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经济力量已经起了变化。不仅如此，“作为国际机构的外国银行，从这一地位中又得到其他的利益。它们是在治外法权的体制中进行运作的。这一法权使得它们免予中国当局的管辖和干预，而它们自己国家的法律和银行条例，又不会严格地予以履行。结果是它们享受着一种最最非同一般的独立地位” 。“只要治外法权继续被承认，只要外国社会公众在中国实业界中继续占据主导地位，外国银行在中国外汇市场中，就必然扮演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653]这就是说，新的经济条件的运用得到了政治上的条件的充分保证。正是政治与经济的结合，增强了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力度。

由此也就出现了一幅新的前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独裁者”已非一家银行（例如汇丰银行）独占。在金融市场上实际享有的垄断地位，已经转移到多国银行组合的“集团”手中。新的形势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局格。研究者面临一个全新的课题，这就是多国银行团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