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舆论思想

战时舆论思想_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

第三节　战时舆论思想

1937年卢沟桥枪响，中国从此硝烟弥漫，陷入战争的泥沼。1937～1949年的历史记忆，可以说是由两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所组成：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无条件投降，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宣告冲突与矛盾的尘埃落定。在民族存亡与何去何从的特殊的历史时刻，在祖国风雨如晦，内忧外患交加的特殊环境之中，中国知识界与思想界又将作出什么样的选择与呐喊？战争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在舆论思想上也造成了难以愈合的断层。中国读书人自古就有强烈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怀，因而他们的思想言论与民族战争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势必对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产生影响。本节主要考察的是1937～1949年间两场战争的非正常状态下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演进特点。

一、舆论统制与国家利益

随着国民党加强一党独大与一党专制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国际环境，以往高唱言论自由理念支撑下的舆论自由观急速转向了舆论统制观。出人意料的是，舆论统制的论调之来势汹汹，在未经过与舆论自由观的一番搏杀与论辩，就以压制性优势成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舆论思想前奏曲，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舆论思想与新闻政策做好了理论上的铺垫与准备。

最早的迹象是战时宣传的舆论思想开始由西方向中国传播。1933年，唐克节翻译了Kimball Young《论宣传——舆论之积极的控制》，向国内系统介绍宣传学知识。该文分三个部分：宣传之性质及背景；宣传之心理学；现代宣传之媒介及其技术。①宣传之性质及其背景：近代意义的宣传，起始于罗马教布道总会，发展于拿破仑时代。宣传，与拉丁词Propagare相关。意即将植物嫩枝插入土中，使之再生，再加繁殖。宣传不是自生的，而是被生的。所谓被生就是指有意制造材料。②宣传之心理学：宣传对舆论与行动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一种控制方法。宣传有心理上的优点，因为宣传是创造的。检查是对思想或行动的一种阻遏，容易引起一种反抗的趋势。③现代宣传之媒介及其技术。以美国利益团体（Interest Groups）为例，分析国内宣传与国际宣传。国内宣传主要是指多数党与少数党各自的宣传特点。国际关系与宣传分为战时宣传与和平宣传。战时宣传时的宣传对象主要针对本国人民，中立国人民，敌国人民及前线士兵^[109]。

随后，有人开始提出“舆论误国”。有关“舆论误国”的讨论最开始由沪上报纸发起的。据载，《晨报》和《大晚报》争论得最为起劲^[110]。争论的大意是：一个说舆论高唱抗日复仇，反对直接交涉，应负误国的责任。另一个说，抗日不抗日，由政府决断，舆论不应负责任。对此，杨季指出不是舆论误国，而是以舆论界自居的报界误国。杨季批评国内报界人士，差不多动1－19.不动以代表舆论自命，且以“舆论界”自居。有人批评了舆论的得失，报界人士便以为批评了他们，或者不尊重他们的言论，便是违反了舆论。报界人士常以“舆论界”的名义，借着“传达真正国民意志的”名义，以舆论为招牌，假传圣旨，轻议妄论。杨季对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铁腕做法颇为赞赏，“现在的国是，决不是新闻记者之流所能解决，惟有铁血耳”！（俾斯麦语）。告诫公众，不要被瞎发议论而不肯负责的报界所误^[111]。

杨季顺着“舆论误国”到“报界误国”的思路，主张改报业私营为公营，为公营报业在制造良善舆论方面进行辩护，诚欲报业之“为大众着想，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作喉舌”者，速采公营制度，庶有望也^[112]。也就是说，只有公营报纸才能做到真正地“为大众着想，为大众谋利益，为大众作喉舌”。最后，杨季将公营报业与制造舆论联系起来，“将全国报业，置之一整个组织系统下，制造强有力之舆论，实施救国救民之舆论政策！（如今俄国所施行者）。吾国私营报业，尚属幼稚时代，其舆论机能，病国病民之力未大，统制或非切要，但速即改归公营为宜。公营而后，方易积极加以发展，使之形成国家强有力之制造舆论工具”^[113]！以杨季为代表一部分人开始形成一种想法，私营报业发展很不成熟，更没有发展出健康的舆论机能，为了救国救民，只有仿效俄国的公营政策，这样才能形成国家所需要的强有力的舆论，报业也可以成为国家所需要的强有力的工具。

不知是否是对民国“自由”厌倦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开始对狄克推多（独裁dictator的英语音译词）发生了兴趣。沈颂芳发表在《国闻周报》杂志上的《欧洲独裁制下的舆论界》介绍了欧战以后在狄克推多制度统治下的国家的新闻事业。这些国家的新闻事业已收归国有，或正用统制的手段使得报纸做成国家的专利品。沈颂芳介绍说，欧洲新闻事业的言论自由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制度：第一种根据法国自由主义大革命人权宣言为原则，以广泛的方式作普遍的言论自由。第二种根据1917年苏俄革命劳动宣言或法西斯主义，言论自由只限于一个阶级或一党所有。第一种为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即民主，以英美为代表）国家的言论自由问题；第二种为狄克推多国家（dictator，以苏俄、意大利或德意志为代表），否认广泛无限的自由。在狄克推多国家中，报纸的意义变为政治公报；新闻记者为政府的公务员，在法律上有特殊地位。沈颂芳虽然开宗明义地只是介绍独裁国家下的新闻制度，没有明显的鼓吹与刻意的贬斥，行文态度尽量保持中立，但无意间还是流露出对独裁国家的新闻制度的某种兴趣与好感，称之为“给予吾人一种新的印象”^[114]。这已经暗涌着某种历史的转向。

1936年，《报人世界》介绍了一篇来自美国记者Seldes，G.的文章《“舆论自由”果可能乎？》，撒氏借其个人经验，历述今日舆论所受广告商、资本家、官僚、政客，以及其他公私势力之压制，不得自由。撒氏之意，以为舆论欲求自由，必先自新闻从业员之大团结始，而后方能抵御外来势力，独立自由也^[115]。与其说，这是对西方舆论自由的微弱的辩护，不如说是，是对西方舆论自由的怀疑。不同的是，这次是以西方记者的亲身经历为例，更增添了“舆论自由虚假性”的说服力。

而将舆论统制推向制高点的是1936年《前途》杂志，在第4卷第9期上发表的以“新闻统制与新闻政策”为主题的一组文章的诞生，长篇累牍地讨论统制检查与自由放任的问题。例如，王健秋《我国舆论对于新闻检查的认识》、程文《从言论自由说到新闻统制》、姚宝贤《中国新闻统制与放任问题》、李秉彝《新闻与国家之关系及吾国应有之新闻政策》、茹春涌《关于研究统制新闻方案的商榷》、贺衷寒《新闻政府与国家利益》、王家鸿《德意苏俄新闻政策与新闻法制比较论》等。《前途》杂志组稿文章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新闻政策与舆论思想上弃英美而奔德意苏。例如，王家鸿《德意苏俄新闻政策与新闻法制比较论》中谈道，“英美法诸国，呻吟于德谟克那西政制下，不得不支撑其言论自由之假面具，其实英美舆论势力，早为犹太人所倡导之舆论国际所支配，即全部为国际资本主义所支配。除技术与组织外，其他法制，实无可借镜之处。德意苏俄三国类皆以党治国，其所采新闻政策，虽主义立场，各有不同，然其统制新闻之组织与法制，实可为吾人最好之参考资料”^[116]。

引人注目的是，1936年前后的舆论思想与民族精神、国家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成为了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例如，程文《从言论自由说到新闻统制》指出舆论没有绝对的是，亦没有绝对的非，舆论的是与非必须在国家利益中加以辨认。用程文的话说，就是舆论必须有其自身的立场，以人类天性为起点，以民族精神为归宿。受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集合意见”的启发，程文将舆论分为三类：对时事问题的意见称为气态的舆论；社会意识问题的意见称为液态的舆论；民族精神的问题称为固态的舆论；舆论本身必须由气态的形式而升华为固态的形式，才能完成其使命（如图4－2所示）。换言之，舆论的最高层次必须以团体、国家民族为范畴。没有中心信仰，没有主义，没有民族精神的言论，等于狂吠，不但没有意义，甚且足以贻患国家^[117]。因此，舆论的产生必须在有关社会国家民族的特殊需要之上，舆论仅存在于民族利害的两相冲突之中，正如文中所言：“言论自由，必须以民族的自由为自由，更必须适合进代进化为基本精神……当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时，便应该想到怎样使它不离开救亡图存的目标，怎样认清非常的使命，怎样把握新闻纸的力量，合理地来运用等三个问题。”^[118]可见，战时舆论思想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言论自由让位于民族的自由，让位于救亡图存的目标。舆论统制思想压倒舆论自由，标志着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崛起。将舆论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将民族至上与国家至尊设定为是非公论的最高标准，也是唯一标准。

图4－2　舆论的三种物理形态

对于战时舆论思想的重要组织内容“统制”概念，赞同者也试图赋予其合理正当的色彩。他们认为，“统制”并非是“压迫”，也不是“钳制”，这一种简单的误解与曲解。事实恰恰相反，“统制”即是“计划”，没有计划便是“没有统制”。统制的根本精神包含破坏与建设两个方面，两者不可偏废。统制的目标在建设，破坏不过是暂时的手段。关于舆论的统制的破坏方面与建设方面，近代中国人也进行系统的思考。

舆论统制的破坏方面包括有：干涉报业的不合理发展，包括恶意竞争与黄色新闻；控制新闻网，禁止不良通讯社的发布消息；剪除反动言论，若有与救亡图存相反的言论或与国家民族利益违背的宣传，政府为施行新闻政策也应该毅然予以剪除，不允许其自由存在；取缔在外人掩护下的恶意宣传，这种恶意宣传影响国民的自信心，向心力非常重大^[119]。

舆论统制的建设方面包括有：维持国家一般秩序，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情势，应当视“和谐”与“安定”为自存自救的第一基本的条件。倘若本身不能统一，叛乱相寻，那么根本谈不上什么御侮图存；拥护国家一般的利益，一国中央政府力量的充实坚强，民族阵线的团结统一，都将有赖于报人的忠实拥护而获得；保持国家一般的机密，建立自己的国防线，不论在军事上、在政治上，都有绝对保持机密的必要；养育中华舆论，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宰制之下，作坚苦卓绝的奋斗，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造就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心舆论^[120]。

由此可见，舆论统制的破坏方面与建设方面都是有利于救亡图存与国家民族利益的，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向。舆论统制的破坏方面是指消除阻止救亡图存与国家民族利益的不利言论与恶意宣传，对反动言论与不利言论的“破坏”，舆论统制的建设方面是指扶持保护救亡图存与国家民族利益的有利舆论，建设出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心舆论。进一步证明，舆论统制思想压倒舆论自由，标志着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崛起。将舆论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将民族至上与国家至尊设定为是非公论的最高标准，也是唯一标准。

二、战时宣传与积极舆论

舆论统制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势头不小，处于强势成长中的声音，而舆论自由则底气不足地微弱地辩护着。正式进入战争状态之后，舆论统制与战时宣传结合在一起，最终以无可争辩的姿势占据主导思想。时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的梁士纯1936年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实用宣传学》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战时宣传与舆论统制的言论与文章，例如，《演讲稿：战时的舆论及其统制》（《国闻周报》，1937）；《战时的舆论与宣传》（《民族公论》，1938）；《战时的舆论与宣传》（《公论丛书》，1938）。舆论统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梁士纯是这样论述的：

我们要想改变一个人的意见，一定要先行改变他对那个人，那件事，那个问题的心理“模型”（stereotype）。而我们要想改变或操纵社会中某部分人的一种舆论，我们必定从那部分人的意见着手，更进一步的说就是从他们的心理的“模型”着手，平时一个社会里的舆论是不一致的，是常常改变的，而且一个战争的时期里，舆论的变更，是很容易受外来的势力的影响。因此在战争时期，普通的人很容易被谣言，宣传所诱惑所冲动。然而从政府的立场而论，在战时国内的舆论，务要求其一致，一致的拥护政府的一切政策，一切主张，及其一切的行动，否则战争就无胜利的希望，因为舆论对于民气、士气，是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在战争的时候或甚至在未宣战以前，一个有力量的政府必定努力去统制舆论，操纵舆论，使其能一致作政府的后盾^[121]。

梁士纯指出，统制或操纵舆论不外乎两个途径：①检查/消极的；②宣传/积极的。换言之，检查是消极的统制或操纵舆论的途径，宣传是积极的统制或操纵的途径。检查与宣传互相联系的，也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检查的目的是使凡一切与当局不利的消息，意见，或表示全部分或一部分的禁止发表”^[122]。检查不仅包括报纸，举凡电影、电话、海底电、无线电广播及其他一切传达人的思想，言论的媒介都在检查之列。在平时世界各国都是实行检查的，不过是程度的不等而已。在战时，各国的检查是十分的严厉，就是素来主张言论自由的英美各国，也是如此。但检查仍然是一种消极的方式，不值得提倡，宣传则不尽相同。梁士纯认为宣传是很正当的，积极的，不能等同于吹牛、撒谎，这是对宣传的误解与滥用。事实上，现代的宣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只能写几篇文章，会几次演说，就有做宣传的资格，已经成了专门的学术。世界上也有天生的宣传家，正如同天生的文学家，天生的音乐家一样，美国的威尔逊、苏俄的列宁、印度的甘地，及中国的孙中山，这些人都是20世纪伟大的、有力量的、天生的宣传家。对于宣传，人们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若有事实尽可不必宣传”，这种观念的错误性体现在：第一，即使有事实，而这些事实如不加合理的宣传，外人绝不得而知。第二，合理的及真正有效力的宣传，往往能够帮助某种事实的进展。

梁士纯把战时的宣传划分为三方面（如图4－3）：①对内的宣传；②对于协约国及中立国的军备；③对于敌国的宣传^[123]。一个国家要想打胜仗，不但要有完整的军备，雄厚的经济力，灵敏的交通，及严密的组织。而在这几件事情以外，还要有高昂的民气与士气来做政府的后盾，拥护政府一切的政策及行动；而必要时能为政府、为国家牺牲一切。

图4－3　战时积极舆论思想

梁士纯指出对于对内宣传，战时宣传家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怎么能调动那高昂的民气和士气，以及高昂的民气和士气被调动后还能继续维持呢？他提出11种宣传与引导积极舆论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使人民感觉战争的正义性。一般人民是不愿意有战事的，因此要想得到他们的赞同、拥护、牺牲，必定要使他们感觉到至少这一点，那就是这个仗从我方的立场看来，是不得不打的，是敌人逼得要打的。易言之，在宣传上，一定强调我们是自卫的，敌人是侵略的。

第二种方法是要使人民团结一致。一种最有效力的方法是使人民团结一致，是教他们看得清楚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普通说来，战事最后的目的是人民自身或儿女的安全以及将来的享受。有一些人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保守国土，为种族生存。更有一些人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保存其文化为世界谋永久和平等。宣传家很可利用不同的利害关系，来规定某种特殊的战争目的以应付那种人特殊的需要，而来维持激昂的民气及一致的团结。

第三种调动民气的方法是使民众觉得敌人是非常野蛮的，残暴的，可怕的，可恨的，破坏一切建设事情，和平及安全的。敌人是残暴的，是不讲人道的，这样一个印象，如能灌输于人民的脑筋里，是激起公愤、公恨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无论任何战事，总离不了所谓残暴的故事（atrocity stories）。所谓残暴的故事，最好是由于目睹者而属于中立国的更为有效。譬如世界大战时的布莱士的报告（Boyce report）及沪战中的欧美记者的记载是有莫大的效果的。如果被俘虏的敌人军官或兵士对于这类残酷事件有所招供，这口供也是宣传的好资料。

第四种策动民众公愤的方法是提出某个人或某部分敌人的领袖来作牺牲者。世界大战招恨最深的恐怕是德皇，有人公然叫他作“战争的恶魔”或“欧洲的疯狗”。

第五种方法就是要叫人民恨恶敌人，一定用种种的方法来证明敌人是最不可靠而且常用最毒性的宣传来诱惑人的。要是国内人民有了这类的印象了，他们就不会也不肯相信敌人的任何宣传了。

第六种维持激昂民气的方法是要令人民有胜利的希望。否则，他们必易于挫气丧胆。在一般民众的脑子里，总以为胜仗是属于正义的，好人总是会得到胜利的。失败的人总是无用的，是恶人，至少是应受刑罚的。无论如何打败仗是必须经过许多解释，才能得着人民的相当的了解。而打胜仗本身即是好的宣传。战争时，人民最渴望而愿知道就是两方面军力的比较。在这一点，用宣传的人要非常注意而且小心，切不可宣传的太过火，因为过分的宣传易使人民失望甚至于激动公愤。

第七种是当受到挫折与损失时宣传者就好用敌人的“突击”来进行宣传。那就是说若某方军队被打退了不是因为某方军力的薄弱，而乃是没有十分的准备；敌人所以有充分的准备，更足以证明他们是挑衅的。不过利用突击的口词来解释所受的挫折或损失时，一定要加以声明这是暂时的，并且宣示一切军力、士气、外援等，都比敌人强，这样就可使人民不致失望。有时候某军队退出某地，可以说是策略的引退（strategic retreat），或说是阵容的调整（rectification of the line）。这些话若由中立国的军事权威者来说，就更有力量了。

第八种就是预言也是维持最后胜利希望的一种好方法。例如，在1916年，法军屡次失败，有一位女预言家说，法军将在某月某日必然大胜，于是法国民气为之一振。

第九种方法是打败仗的消息与捷报的反应正可相抵。例如，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每逢得到不利的消息，当天绝不发表，直到次日或再次日与一种捷报同时发表，也正是想要达到以上所说相抵偿的目的。

第十种方法是伟人或最高领袖的传记，也常可利用来鼓励民气及巩固人民的信仰，增加其最后胜利的希望。因普通一般人民的心理是崇拜英雄的，顺从领袖的。相信如果有好的，有力量的领袖，则胜利必可操胜券。

第十一种方法是对各种正面爱国报道。凡关于军人在濠沟里或前线上的牺牲，勇敢精神，或是后方高昂民气的表现，爱国的举动，一致的团结，组织的精密，军火的充足，外援的雄厚，协约国的合作，以及其他种类似的记载，报告，或表现，都是维持激昂民气的宣传资料^[124]。

战时宣传的第二方面是对于协约国及中立国的宣传，实现与协约国保持完全一致，彼此密切合作、互相信任、互相鼓励、互相维持，最终取得共同的胜利。首先，协约国最宜注意的一点，是彼此绝不能有猜疑的心思，在宣传时应注意保持一致的立场，同样的利害关系，并宜用种种的方法来表示相敬、相亲、相助的态度。其次，协约国间的宣传，不但照顾到国外的态度，而国人对于某协约国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协约国彼此的关系虽然重要，而中立国的态度更不可忽视，因为他们的态度往往可以决定胜败的结果。对于中立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能使他们（中立国）对于我方的立场，我方的目标，完全表示同情而加以拥护。一个能够得着这种同情及赞助的方法，就是鼓励中立国的人民来协助我方。无论如何，若是能够得着中立国的协助，即使与军事没有关系，也是有用的。当美国未加入大战以前，各协约国用种种的方法来激动美国人士对比利时的孤儿寡妇的仁慈心使他们齐心加入救济工作，而同时德国也不遗余力的使美国人民去救济德国的灾民，而尤其是被灾的幼童。若是绝对的没有得到中立国的同情或赞助的希望，宣传者即利用他最后的一个策略，那就是努力提倡和平主义。这样或者可以免去中立国与敌国的联络。再次，就是使中立国间彼此发生纠纷，如此他们绝对的无暇来联络敌国参加战争。把以上种种关于协约国及中立国的讨论总结一下，可以这样说，维持协约国间的友谊最有效的方法是要使他们互相信任，使他们感觉到彼此有共存亡的关系，使他们知道他们的努力是有其共同的目标的。至于对付中立国的办法是设法来牵连他们，征得他们的谅解同情及赞助而在可能范围内博得他们的实际的援助。在万不得已时，即努力提倡和平主义，或者使中立国与中立国间发生纠纷，以致他们不能联络敌国来参加战争^[125]。

对敌人的宣传与对内的宣传成反比例，那就是说，对内宣传是鼓励激昂的民气，而对敌人宣传正是要挫折对方的民气。对内宣传是要人民恨恶敌人，而对敌的宣传正是要把那恨恶的心理转移到对方的国内的统治者或主战者的身上去。对内的宣传是使本国的人民及军士有最后胜利的希望，而对敌人的宣传正是要使对方的人民及军士无胜利的希望。为达到以上对敌人的目的之宣传常用的方法即所谓之反攻（counter attack）或反激（counter stimulation）。宣传者用种种方法把敌国民众的公愤及公恨转移到他们自己的政府或政府的某部分人身上去。若能有方法使敌国人民对于他们自己的政府，而尤其是军事当局怀疑或不信任，或者他们的家属而发生恐慌的态度，或有想立即回家的欲望。另有一种方式，是以种种利益来引诱敌军投诚。美国在英美战争时利用此种计划而收了显著的效果。以上所谓迁移的策略，亦可用在对方协约国之间。欧战时德国的宣传者尽力使英法间发生误会，发生猜疑。而英法两国也利用同样的策略向德国与他的同盟国，而尤其是匈奥两国，使他们与德国分离。最厉害破坏敌人国内阵容的方法是引起其国内人民来反抗，来推翻他们的政府——那就是起来革命。在美国参加战争之后，威尔逊总统的演说是致德国死命的最有力，最有功效的武器。他曾屡次声明，“我们的敌人不是德国人民而乃是德国军阀。我们是帮助德国的良民来打倒榨取及压迫他们的政府”^[126]。

综上所述，战时宣传的三个方面简而概之即为：①对内宣传，目的是为激动人民高昂的气概，来做政府的后盾，来为国家牺牲。②联络协约国及中立国的友谊，并促成密切的合作。③对敌人的宣传，使敌国境内发生问题，士气受挫折，与其友谊国分裂，从而形成积极的，维护国家利益的正面舆论。

梁士纯认为，一个宣传者的成功，为两件事所决定：①认清情势，而努力适应之。②善用宣传的工具。换言之，情势是宣传者所应努力适应的，而工具则是宣传者所应努力利用的。一个宣传者首先一定要认清他的对象的成见是什么，国际间实际的情形是怎样，被宣传者所处的境遇是如何；在可能范围内宣传者充量利用既有的成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若是宣传者能认清而善于适应这种种的情势，则他们的成功是大有把握的。还有一件事，宣传者极须加以注意，那就是交通的便利。我们也可以知道宣传的媒介或工具是很多的，利用的机会也是无穷尽的。在这种种的媒介中，战事宣传最需用的是海底电线、无线电、报纸，以及种种的印刷品。此外对敌人的宣传最常利用的是敌人境内的反动派或激烈派的报纸及轻气球。轻气球是对在前线敌军的不可少的一种宣传工具，是世界大战对于宣传技术上，唯一的，最显著的一个贡献^[127]。

战时宣传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是组织。普通时，一个政府里总有几个机关在那里继续不断的，多多少少作宣传工作。如同外交部及国外的使馆领馆以及军事机关等。不过在战争时，这些机关的宣传工作皆应集中，而同时又能分工合作，以免重复及矛盾。大致说起来，战事宣传的组织可分为以下三类：①一切对内对外宣传责任集中在一个首领身上，以免重复矛盾之弊；②分组而作，某组担任某项工作，如国外宣传、国内宣传、敌人境内宣传等；凡关于军事的，当然由军事机关负责进行；③政府各部，各负其本部的宣传责任，如内政部、外交部、军政部等，各行其途；不过间有一共同会议，讨论进行方策。简括而论，在世界大战时，美国所采取的为第一种组织，英国所采取的为第二种，德国所采取的为第三种^[128]。

最后，梁士纯呼吁若是政府想真正的利用检查，尤其是新闻的检查，来统治舆论，必须赶紧把现在的检查制度及办法，从新的，彻底的，改革一下：最低限度也要做到以下三点：①严厉的取缔一切外国在中国领土内所设的无线电及其他通电及通信机关。②外国人在中国领土内所办的报纸及通信社的稿件应与中国人所办的报纸及通信社的稿件接受同等的检查；③一切的检查，应由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施行之，并宜集中一切检查工作。这是消极统治舆论的三个先决条件，至于积极的方面，那就是说宣传，政府亟宜注意的是事前在组织上、人才上、政策上，及物质的设备上，都应有充分的准备，及长远的计划，否则，若想“临时抱佛脚”是一定要遭惨败的^[129]。鉴于梁士纯在战时舆论思想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力本节集中对梁士纯的战时舆论思想进行了介绍。首先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在民族危机与世界大战的历史关口，迅速形成了相当有效的战时宣传与战时舆论引导的一系列观念与可操作性方法。其次还可以看出，政府的智囊团迫于时局与国难，将统制舆论放在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位置，公共舆论必须与国家的声音保持一致，舆论的功用在梁士纯的战时逻辑里成了激励士气，鼓舞民气的工具，在价值层面绝对不应该与国家利益、政府宣传出现龃龉。

三、战时“舆论界”功能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曹立瀛响应时局的号召，对战时与舆论政治进行了讨论。首先肯定舆论的力量可以推进政治，舆论是社会与政治的联系。这两个论断已有人论述过，并非是他提出的新观点。曹立瀛另辟蹊径，首次将“舆论界”作理论化处理，认为舆论界的结构功能与使命，也就是“舆论”性质的内涵；舆论的表现与特质，也就是“舆论界”现象的流露，舆论与“舆论界”事实上合二为一的，舆论界是有关舆论的人或人群。

在讨论战时舆论的功能与使命之先，曹立瀛进行了几点说明。他认为，舆论的客体是社会与政治的现象、方式及过程，舆论的主体是人民。但这一原则的成立还有三个条件。第一，舆论不一定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全体人民中也有矛盾的舆论。第二，不是任何人民必有舆论，反之，大部分的民众完全在被动地位，对于政治既无兴趣，更无了解，当然没有意见；因此只有一部分人民发动、讨论、推进，并归纳舆论，成为“舆论界”。第三，就一般看来，舆论的来源是一部分人民，对象是政府，因为政治舆论的目的是希望政府接受，而改变“管理众人之事”的方式；其实政府与人民间，意见是交流的：政府的意见可以是少数当局的主张，可以是某部分人民舆论的代表，也可以是过去舆论的结晶；人民的意见可以是一般人士的思想，也可以是政府当局的暗示^[130]。

图4－4　舆论界结构与功能图^[131]

由此说来，广义的舆论界结构可分三部分，用图来表示时，可作三个同心圆（如图4－4）。最里面的核心圆代表政府中的舆论机构，一方面是造成民意的机关如宣传部，一方面是接受民意的机关如参政会，两者间的融和、混合或选择，形成了政府的意见。中层的圆代表舆论界本身（狭义的舆论界），这是一部分智识阶层的民众，一方面将政府意见或自己意见向普通民众传播，使造成一般舆论，一方面将民众意见或自己意见转达于政府，使接受一般舆论。外层是普通民众，接受或发起舆论时，以被动为原则，以主动为例外。在这种结构里，舆论界本身不但自己发动意见，并负有承上接下，承下接下的重要使命^[132]。

关于舆论界（或舆论）的功能，可分四点。无论舆论内容是任何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无论舆论的基础是哲学、科学、艺术、文学，或是不合理的偏见，无论舆论的工具是报纸、期刊、小册、书籍，或是口头谈话与演讲，原则总是一样的。四项功能是：①贡献。舆论界采集各方意见并发动本身意见、讨论、分析、综合的结果，建议于政府。采用与否虽是另一问题，然而民意上达，是一种积极的贡献。②评议。舆论界对政府意见不同意时，则有批评与抗议。善意的批评与贡献，虽态度有消极与积极不同，一样有其价值，并且评议的结果也就是消极的贡献。贡献与评议的基础，一是论理的是非，一是伦理的善恶，在最进步的标准下，伦理的善恶应当符合于论理的是非。③教育。舆论界可将本身讨论的结论，或将同情的政府意见，向民众作理知式的传播，这是建筑在教育原理和教学方法的基础上的。④宣传。这也是将政府或舆论界本身的意见，辅以各种有关的事实，向民间传播，使了解与信仰。这一项功能的基础，在于社会心理学，尤其是群众心理学的运用。教育与宣传的分野，严格说来是不容易的。大略说来，教育根据事实，宣传则不一定如此；教育利用知识的推理，宣传则以利用感情的调动为主体^[133]。

舆论的结构与功能在平时与战时，原则上几无两样。因为舆论是社会与政治的联系，舆论界是民众与政府的联系。假使我们认为这些联系是必要的，无论在何种政治环境下，不能变更其结构；同时四种功能是结构运用的四个方式，也是结构内涵性质的外延，缺其一不成为完全的联系。但是战时的特殊环境，使舆论的结构与功能在运用上有所变化，其实仅亦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性质上各异，第一，战时坚强化。战时的结构要有严密的体系，功能要有强化的运用。具体来说，政府要有严密的接受民意机关和宣传政见机关，切实分析并归纳舆论所代表的民意，并用种种科学方法传播意旨于民间，同时舆论界也需要相当的组织和团结，除自动地分析归纳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意见外，更采集并整理民众的呼声，审察并演绎政府的意旨，作贡献评议教育宣传的媒介，同时，民众也需要相当的组织与训练，一面参加政治，一面接受宣传。第二，效率化。战时舆论的运用，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的空间中，以最简便的方式，最节省的金钱，造成最深切的意见，获得最完满的效果——于是敏捷、普遍、简便、经济、深刻和效果便是效率化的内涵^[134]。

关于舆论界的使命，平时与战时有不同。在平时，舆论既是社会与政治的联系，他的使命便不外三方面：①静的方面或现象方面，舆论界要“表现社会，解释政治”。这就是说，社会上的现象——发生确需解决的社会问题——舆论界应分析归纳，作扼要的系统的表现，供政府革进的参考；政治上的主义政策与方案，舆论应综合演绎，作各种的解释，使民间信任得以普遍而坚定。②动的积极方面，舆论界要“领导社会，建议政治”。这就是说，代表政治上合理的意见，或文化教育上正确的原理，领导社会的思想或行动，同时代表社会民众，建设政治的计划与设施。③动的消极方面，舆论界要“改造社会，批评政治”。社会如有不合进化与进步的原则时，舆论界要鼓吹其改造；同样，政治如有不合国家人民利益时，舆论界应加客观的批评，使有改良革进的机会与标准^[135]。

在战时，上列的使命依然存在着，但须加上适应非常的特殊使命。这些新使命也是使社会与政治“动”——比平时，更大规模的运动。这些使命是：④由上而下的动的方面，舆论界要“宣扬政治，激起社会”。在战时坚强化、效率化的结构功能下，舆论界有时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能作详缓的讨论，只要政治设施经舆论界本身认为“是”，就可宣扬民间，唤起民众——战时宣传功能特别发达，也正为了这样使命。⑤由下而上的动的方面，舆论要“动员民众，策进政治”。对于民众，政治力量只能动员其身，而舆论力量能动员其心，民众如个个自愿地起来抗战，在民主集权原则下，才能充分发展其力量——没有动的群众，便没有动的领袖，没有动的领袖，也没有动的群众；政治能动员民众，民众也能策进政治。总之，战时的舆论界，如以①②③三项为第一部分使命，④⑤两项为第二部分使命，严筹密计，急进厉行，方得表现联系社会与政治的枢纽——舆论^[136]。

战时舆论的结构与功能，虽和平时一样，只是坚强化和效率化些，但是特殊的社会与政治环境，映射到社会心理上，有非常的刺激与变态的反应。

这种情境之下，曹立瀛概括出战时舆论有下列的特点：

（1）群众的形成。战争的环境，和革命时一样，因注意的集中与心理的交通，使人们的心意趋于同一的方向，而失其原有意识，于是社会的公众（Public），至少一部分公众趋向于群众（Crowd）的状态。社群性质的变更，不仅是民众方面受群众心理的支配，舆论界本身也是如此。

（2）情感的激动。在各种群众心理的特征中，可只提出一点，就是理知的消沉与情感的激动；于是舆论失去深切的探讨，变成盲目的呼号。

（3）伦理的标准。在这些状态中，推理便少以论理为根据，而以伦理为标准，于是论理的是非以伦理的善恶为依据，并且，伦理的善恶不符合于论理的是非，仅是某种任意决定而被群众公认的标准。

（4）主观的优越。在群众的情感与伦理支配下，态度方面，自以主观为基础，少有用科学方法，作深密的考虑，多方的观察和客观的判断。

（5）性质的集中。在平时，舆论界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在战时，似乎战争以外的问题都无足注意，舆论的中心是战争，内容是战争，目的也是战争。素来的重要问题，一经撇开战争的联系，便不入舆论的内容；素来不重要的问题，一经染上战争色彩，便觉得是舆论界的要务；——在这种情形下，战争舆论的性质集中了。

（6）数量的纷多。在平时，不独同样或同类的言论不容易引起注意，即使同样或同类的报纸与期刊，也很难在同时同地有大量的并存；在战时，到处看到千篇一律的文字与论见，到处看到千种一律的期刊宣传品，居然还有各有相当的阅众。

（7）庞杂的现象。在战争的混乱环境中，性质的统一未必是内容的统一，反之，数量的纷多容易导致意见的庞杂。

（8）统一的企图。战时政府总有统一舆论的企图，因为非如此不足减少内部磨擦，坚强对外团结，不过操纵舆论需要严密的结构、计划与方法，统制的成功与否是另外的问题^[137]。

综上以观，战时舆论界的矛盾特质带有两种危险的倾向：

第一，松懈平时的结构。一方面群众心理趋向变态与不合理化（特质（1）～（4）），一方面舆论蜂起趋向庞杂（特质（6）、（7）），另一方面舆论统制趋向集中（特质（5）、（8））。在一个社会里，无论这三种趋向的任一种形成后，总可破坏原有结构：群众心理的支配能混乱整个舆论界的地位与关系，庞杂纷乱能减弱政府的控制，而集中统一能失却人民的策动，换句话说，三个同心圆任何一个不能维持常态，舆论的结构便有松懈的可能。

第二，偏颇平时的功能。在横的方面，四种功能在群众心理的统治下，固然加强并便利了宣传的功能，但贡献评议和教育将因之减弱或消灭，于是成为侧重宣传的偏颇状态，虽说宣传在战时是重要的功能。在纵的方面，每一种功能皆不能充分发挥其效用；贡献与评论脱离了理知的、论理的、客观的讨论与判断，而变为情感的、伦理的、主观的冲动与呼号，自属失其本意，或甚至根本无贡献与评议之可言；教育脱离了教育原理与教学方法，被宣传方式支配了，在集中统制与纷杂涣散的矛盾环境中，至多只能有着片段而不正确的战争常识；就是成功可能性较大的宣传本身，有时也因舆论的核心和干部渲染上群众的头脑，在集中统制与纷杂涣散的冲突中，失去指挥统治的能力，以致反不能利用战时舆论的特质，充分发展宣传的效能^[138]。

总之，战时舆论界的特质，虽有便并益强化宣传的利益，却有松懈舆论结构和偏颇舆论功能的危险。

舆论是社会与政治的联系，舆论界是人民与政府的联系。曹立瀛认为，战前的中国舆论界虽在限制言论自由的泥泞中挣扎着，也没有能做到这一步，实现舆论政治的理想；然而战争一起，舆论政治更是需要，但舆论界的不健全愈加显著。换言之，关于舆论界的不健全平时与战时都是存在的，只是战时比平时更为显著。具体体现在：

舆论界的三层结构在平时也是不具备的。政府不但没有接受民意机关，并且实际上缺乏统一而坚强的宣传机关。舆论界本身没有相当组织与团结，民众更没有民主集权化的组织和训练，因而没有连用舆论的准备。战时，政治的松懈，舆论界的紊乱，民众涣散，愈不能适应此伟大的时代。

舆论的四项功能在平时也是不完满的：评议虽有之，贡献则不多，评议与贡献经政府切实考虑——且不说采纳——的更少，宣传虽有之，教育（单指以舆论作为教育）则不多，而宣传与教育能普遍地深入民众间的，可说没有。战时，人人忙于宣传，个个不敢评议，贡献不蒙采纳，教育也无可能，宣传的侧重，已偏颇了平时的功能，何况宣传效果的范围与程度，距我们的理想与事实的需要还很远。舆论的两部分使命，平时第一部分使命还在“表现社会，解释政治；领导社会，建议政治；改造社会，批评政治”的轨道上慢慢地爬着；战时，上述使命已被弹声炮烟模糊了，第二部分使命还未能充分的发挥，“宣扬政治，激起民众”或许有了局部的成功，“动员社会，策进政治”还是纸上的空想。并且抗战以来，中国受了战时舆论特质的影响，在无基础的舆论结构功能上，除被群众的心理、情感、伦理、主观支配外，发生统一集中与纷多庞杂的矛盾现象，更松懈平时的结构，偏颇平时的功能。于是发生了空洞内容、缺乏计划，卑劣歌颂、盲目随从、浮躁宣传、肆意攻击、发扬个人、暗操党见等畸形与矛盾。

曹立瀛通过对中国战时舆论界的观察，一针见血地指摘出战时舆论界存在畸形与矛盾，对战时舆论界中的不健全之处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虽不是舆论政治（以舆论为中心的政治），但仍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还是在舆论政治的途径上迈进着，最后不遗余力地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连贯三个同心圆”的战时舆论的理想图景：

全体民众起来参加抗战，舆论界作为民众与政府中间的承接、转迁、分析、综合、调整、机构，而政府总接受民意的大成。政府之中，中央党部宣传部、政治部宣传厅，应以抗战为中心，在军委统一调整之下，集中宣传力量，在造成民意的方向上，连贯三个同心圆，而国民参政会，一方面在近处代表舆论界，在远处代表民众的意见，向政府献议，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的一部分，在接受民意的方向上，连贯三个同心圆^[139]。

在舆论界、政府与民众的三个同心圆的设想中，国民参政会在接受民意方向上，只有提出建议，听取报告，提出询问，及决议重要施政方针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施行之权。国民参政会是一个站在舆论界与政府间的机构，对舆论政治负有相当的或局部的任务。虽然在曹立瀛的舆论政治思想中，有一个国民参政会作为舆论界与政府间的机构，但他最后却暴露出对战时独裁政体的向往与推崇，正如他所言道，“如能了解战时舆论与政治的关系、地位、结构、功能、使命、特质和现状，以适宜而充分的运用，则战时的独裁政体，未尝不能作战后舆论政治的桥梁”^[140]，将“战时”的独裁政体寄希望于成为“战后”舆论政治的桥梁。

四、民主舆论的高调响起

在抗日战争的阴霾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知识分子站在民族国家的利益立场，“宁做太平狗，不做离乱人”，在思想与行动上，放弃了舆论自由的理念，接受了舆论统制的政策，通过统一的国难言论号召全体中国人放下内部矛盾与分歧，团结一致地站在同一面抗日救亡的旗帜之下。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民族危机解除，暂时搁置的内部矛盾与党系分歧再一次浮出水面，泛起层层波澜。通过文献整理分析发现，1945～1949年这个时间段，知识界与思想界对舆论的讨论比较集中于“民主政治与舆论”这个命题，而曾经在战前与战中的“新式独裁”或“新式专制”的论调逐渐销声匿迹，掀起了新一场对民主与自由的渴望与向往。例如，1947年，远在美国的女作家陈衡哲给《观察》主编储安平写信，讨论自由主义者如何在政治中发挥作用，特别强调要“造成一种稳健清洁的舆论，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会上的道德支持”^[141]。

把民主与舆论放在一起讨论的最初迹象始于媒体立场的觉醒与标榜。《自由导报周报》发表社论《民主舆论的中立和独立：我们有权利中立》，态度明确地指出本报的宗旨为：“超然于党派利益之上，中立于党派畛域之间”^[142]，认为在一个民主尚待实现，党争未入常轨的国家，报纸要做到超然中立，民主舆论是不被党派私见私利所奸污的独立判断，提出“中立或独立”是“报格”的组成部分^[143]。

张清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健全舆论的造成及其保持》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代表着民主对法西斯独裁的胜利，而民主成为全世界的政治主流，曾经被知识分子怀疑过的西方民主制度再次焕发新的活力。“今后的时代，已进入民主的时代；今后的强盛进步或懦弱落后，不仅关系今后我国的全部历史，抑且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大局。中国必须要统一，团结，和平与民主；唯有如此，中国才能有光明的将来。然何以始能达到此一艰巨的目的，则端以人民之觉醒程度如何是赖。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都来自人民。人民的聪明或愚昧，就决定了一个强弱的前途”^[144]。

因此，张清华认为，人民的政治觉醒，是强国的先决条件。而舆论在人民的觉醒过程中，发挥着唤醒民主的功效，并且比教育更能立竿见影，因此落后的中国更需要讨论舆论。可见，民主也罢，舆论也罢，只是知识分子强盛国家的一个工具而已。更为讽刺的是，张清华心目中的民主，只是少数精英人士的民主。因为在张清华的心目中这个可以唤醒民众与民主力量的舆论的造成者，却是知识丰富、头脑清晰，具有伟大眼光与热诚的人士，并具体地给出了三种高知人群：教育学家、历史学家与法律学家^[145]。试问，如果舆论的制造者是少数的精英分子，那么还等同于舆论吗？这样的舆论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呢？但无论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的民主，舆论统制论基本上在二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潮流下逐渐消失，民主与舆论的问题再次成为公共议题。

陈科美《民主与舆论》为舆论给出三个论断：舆论是民主生活的实践，或民主政治的实施的指导力量。舆论是建造民权和实施法治的力量。舆论是制裁社会的力量。陈科美认为舆论的性质和法律、道德、宗教等相同^[146]。该文的逻辑是：民主需要舆论，而中国又没有舆论。若使中国既有民主又有舆论的方法就是：开放言论，普及教育。民众思想愈发表，就愈有条理；民众情绪愈表现，就愈加浓厚，即是将舆情化为舆论。对于民主与舆论之间关系的讨论的结果为：舆论是实现民主理想的根本力量。但又补充说，不是任何的舆论，都有实现民主理想的力量，只有健全的舆论，才有实现民主理想的力量^[147]。

中国思想界的转变一般会采用“借古讽今”或“托古改制”的方式，援据“信而好古”的历史经验进行论证。钱健夫的《先秦的舆论力量和民主作风》串连中国历史上流传甚广的文献故事，如周朝“掌外朝之政，以政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郑国子产不毁乡校，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证明钱健夫所持的基本论点：先秦不仅有“学术思想”，更有“民主作风”与“舆论力量”。他写道：“大约我国文化政治的历史，最热闹者莫古于先秦。人家对于先秦的崇拜，总偏重于学术思想，我却认为当时的‘舆论’，甚有可观。民主的风气，民意的重视，由毫无顾忌的批评干涉政治放逐暴君的实际行动，实为先秦时代的特色。”^[148]对于舆论力量的伟大与强大，无论是舆论统制论，还是舆论自由论，都是一致认可的。不同的是，随着时代与时局的变动，将舆论与民主联系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动向，寄希望于通过舆论的工具实现民主的目的。

即便黄炳坤《民主政体下舆论力量及其限度》貌似是在唱民主与舆论的反调，但仔细读来，只不过是对报纸发挥舆论力量的一种反思，即报纸所存在的“谋利动机；无宗旨与标准；为政府宣传；不监督政府；限制公意”的五大缺点^[149]，并通过西方民主国家美国报纸也未必反映公意与需要的实例，从而说明舆论力量在民主建设方面起到了负面的限制与破坏作用。即便如此，黄炳坤认为报纸舆论是民主政体下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呼吁报刊记者一定遵守职业道德，记述正确，反映人民之真正需要或公意，摆脱各种限制，实现真正的民主政体^[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