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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预警与舆情分析

时间:2022-02-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民间舆论和媒介舆论能提供重要的舆情,为政府判断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提供准确的预测。舆情反映社情,舆论构成社会预警系统,依赖于无数监视眼和感受器。自然灾害的舆论预测和科学检测结合起来,才能使舆论的预警系统达到科学化。因此,舆论预警不能依据人们的零星或短暂议论为根据。
舆论预警与舆情分析_舆论学概论

三、舆论预警与舆情分析

舆论的预警功能是指政府从社会舆论中及时把握社会动态,认识社会可能出现的危害,以便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社会不仅发生腐败和各种犯罪案件,而且随时发生群体事件、恐怖袭击、经济政治的不良运行或重大的自然灾害,从社会或媒介舆论中得到预告,及时采取措施预防对社会的破坏,是维护社会安全的首要步骤。政府是否意识到社会即将发生某种危机,取决于能否正确分析舆情,提前捕捉舆论信号。民间舆论和媒介舆论能提供重要的舆情,为政府判断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提供准确的预测。

忽视这种预测,给各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造成被动,甚至构成致命的威胁是屡见不鲜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一年,多种国际舆论显示,西方的反华势力同藏独、疆独分子相勾结,酝酿破坏这次奥运会。2007年3月“支持西藏独立国际网络”在西方人权组织、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煽动下向西方国家发出信息,要求抵制这届奥运会。5月,国际人权组织和西藏流亡政府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世界支持西藏独立代表大会”,由315人出席的这次会议制定了破坏北京奥运会境外火炬传递的行动计划。这些反华、反奥舆论在西方媒体大量传播,预示北京奥运将充满一场破坏与反破坏、抵制与反抵制的激烈斗争。舆论预警的事件终于在2008年3~4月发生了,“3·14”拉萨的暴力事件震惊中外,奥运火炬的传递在雅典、伦敦、巴黎、旧金山和东京遭到藏独分子抢夺和肢体攻击。

舆情反映社情,舆论构成社会预警系统,依赖于无数监视眼和感受器。每个舆论人都长着一双近距离观察社会的眼睛,每个媒体都是搜集重要意见的社会感受器,二者的互动与理性推断,揭示出许多社会隐蔽的趋势。舆情就是政情、社情乃至灾情,社会中任何奇异的动向都能引起人们的议论,告诉人们即将发生什么,其中包括神秘的自然现象。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前,绵竹有近万只蟾蜍过路,宜宾出现11个天坑(地层陷落的大坑),湖北恩施一个水塘几百吨水消失了,都江堰鱼塘里的鱼不停地往上跳,震区上空出现了地震云……这些异常现象引起人们的议论,报纸作了报道,民间人士推测:要发生大地震了。

舆论预警系统对自然灾害的预测带有模糊性,即它预言灾害必然发生,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生,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无法作出精确的预报,这需要以科学手段进行实地考察与研究。自然灾害的舆论预测和科学检测结合起来,才能使舆论的预警系统达到科学化。

以舆论预警证实某种必然性具有可行性,是指它预示的结果一定能够发生,因为任何事物的外显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征兆,由一系列现象表露出事件可能导致的结果。大量相关现象的集中和频繁出现,引起人们的议论,正是舆论对事件发出的预告。只有遇到相克的因素,事件才会改变原来的趋势,而在相克因素的作用下,事件的现象不再增长,随后逐渐减少以至消失,就不会引起较多的人的议论。因此,舆论预警不能依据人们的零星或短暂议论为根据。

舆论预言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舆情就来自这些事实。普遍性的社会舆论都来自充分的事实,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不可掩盖的,只要社会存在某种不祥之兆或某种有害倾向,舆论绝不会视而不见或沉默。全面、正确地考察、分析舆情,再以科学手段进入精准化研究,使舆情分析达到精确的预测成为可能。

本章内容的重点:

1.社会舆论具有哪些资源。

2.社会舆论的五大功能。

3.怎样发挥社会舆论的功能。

4.社会声誉管理的规则。

5.社会舆论各种功能实现的障碍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2]Hardwood L.Childs,Public Opinion:Nature Fomation and Role,Nostrand Company Inc.,1965,pp14~26.

[3] [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4] [美]斯蒂芬·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页。

[5]Hans Speier,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ublic Opinio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LV,No.4 January 1950,pp.376~388.

[6]Herbert G.Nicholas,Building on the Wilsonian Heritage,in Arthur Link,ed.,Woodrow Wilson,New York & Wang,1968,p.184.

[7]Jerry L.Yeric; John R.Todd,Public Opinion: The visible Politics,Itasca,Illinois: F.E.Peacock Publisher,Inc.1996.p.11.

[8][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4、51页。

[9][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0]王鸣鸣:《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载《国际政治与经济》2002年第5期。

[11]V.O.Key,Jr.,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 Alfred A.Knopf,Inc.,1961,p.10.

[12]毛寿龙:《公共政策的决策成本》,载《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

[13]案例来自《炎黄春秋》1996年第6期。

[14]案例来自《文摘周报》1997年5月11日。

[15]肖克:《“民心工程”别离民心太远了》,《发展》1997年第1期,第7页。

[16]见《“文学大师”沈从文声誉沉浮始末》,《中华读书报》2004年10月24日。

[17][美]戴维斯·扬:《创建和维护企业的良好声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8][美]杜·纽萨姆和艾伦·斯各特:《公共关系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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