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与舆论

报纸与舆论———试论我国报纸的舆论功能

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报纸的品种和期发数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如何发挥报纸的舆论功能也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从我国国情出发，结合目前报纸上的舆情，谈谈报纸与舆论的关系和报纸的舆论功能，这对于改进报纸工作也许是有益的。

三足鼎立的报纸功能

报界新闻改革业已10年。头几年，人们抱怨报纸新闻的宣传味太浓，新闻性太少。许多报道，仅以新闻的形式出现，没有或缺少新闻价值，读者不感兴趣。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新闻价值问题。

也有人提出淡化宣传，宣传味越少越好。但是实际上行不通。党的报纸，总是要宣传党的主义、党的主张，没有这种宣传就不成其为党报；况且，在我国，广大读者对于党报的政策宣传历来是普遍关注的，在改革开放年代尤为关注。因此，党报的宣传味不应该淡化。

于是有专家探索新闻与宣传的关系，认为新闻不全是宣传，但有一部分也是宣传；宣传不全是新闻，但有一部分也是新闻，并以两个部分相叠的圆圈，表示了这种关系。

但是，一张报纸，光有新闻和宣传，再无别的，总还不尽如人意。例如，在一张报纸的头版，登了三条领导机关会议的新闻，一篇宣传党的某项政策的评论，两条国际新闻，甚至还有一则考古发现。对这个版面，多数读者还是不那么起兴，看上几分钟就不错了。若要使读者抓住不放，饶有兴味地读下去，读到令他感叹，发生共鸣的地步，那么，报纸上总还缺少些什么。

缺少的是舆论。报纸缺少舆论，便缺少生气。在读者看来，报纸不表达他们的意见、要求和呼声，就不那么可亲。

这种缺少舆论的报纸，至今还不少见。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88年初对首都知名人士的问卷调查表明：91.6%的人认为（或基本同意）“新闻工作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情况相当严重”。可见，报纸舆论功能没有很好发挥，是报界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

前几年曾有过关于新闻事业的党性与人民性的争论。党报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人民性其实就在党性之中。承认报纸的人民性。就是肯定报纸的舆论功能。

党报是党的喉舌，同时也应该是人民自己的喉舌。我们的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又是个执政党，因此，党报的宣传功能不可削弱，舆论功能也不可偏废。

现在，人们有时说报纸是“新闻工具”，有时说报纸是“宣传工具”，有时又说报纸是“舆论工具”。这几种说法，有的是言谈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三，那显然是片面的。但如果就报纸的某一功能而言，便都是正确的。报纸应该具有三种功能：新闻、舆论、宣传。

报纸这三种功能犹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它们共同维系着报纸的生命。

舆论与新闻宣传联姻

报纸的三种功能———新闻、舆论、宣传，都各自独立存在，不能互相替代；同时，又都“结亲联姻”，没有排他性。这种关系，使我们在探讨报纸的舆论功能时，不能不涉及它的新闻功能和宣传功能。

报纸的新闻功能，在于通过各种形式的报道，向人们提供新闻，传播信息。新闻所传播的是人们欲知、应知的新鲜事实的信息，也就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报纸的宣传功能，在于办报人阐述某种思想、观点。党报的宣传功能，在于通过言论、新闻、文章，向人们阐述党的主义、主张，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党和政府的工作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生活。

报纸的舆论功能是什么呢？舆论是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观念基本相同的人们对某一事态所持的大体一致的评价和意见。一个人的意见、官方的意见都不是舆论，公众的意见才是舆论。公众舆论，本质上是民意。报纸是舆论的载体，要反映公众舆论；党报又是舆论的向导，还要引导公众舆论。

作为三种不同的社会现象，新闻、舆论、宣传各有其自身的特征。舆论与新闻都离不开事实，但舆论都表述为人们对事对社会问题的议论和意见，而新闻则是所报道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舆论与宣传都讲观点、意见，但主体不同。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众就是一切非官方的社会人士，包括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和非官方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等。宣传的主体，对于执政党的报纸来说，是党和政府，即官方。舆论是非官方的意见，执政党报纸的宣传是官方的意见，两者主体是不同的，尽管双方“意见”常常是一致的。不承认主体不同，就看不清舆论与宣传的区别。我们常常把宣传同舆论混为一谈，明明是宣传，却说是“舆论”，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新闻、舆论、宣传三者的共同点又使他们得以联姻，结为伙伴。

新闻与宣传联姻：新闻所报道的事实体现了报纸的宣传思想，但没有直接反映公众舆论。大都反映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新情况、新经验。这在目前报纸新闻中是最多的。

新闻与舆论联姻：所报道的新闻事实中有公众的议论，或侧重写公众对新闻事实、社会问题的评价、意见。发表这种新闻，不是要宣传某项方针政策，有的只是反映公众对某项政策、某个问题的评价和意见。这种新闻多为探讨性的客观报道。《人民日报》的《一人沉浮千夫评说》是写公众对人对事的评说；《光明日报》的《职称议》、《稿酬问题的多角透视》是写公众对与政策有关的社会问题的议论、评价。这种报道，读者很感兴趣，但为数不多。

舆论与宣传联姻：公众的意见同党的主张一致或基本一致，但不是新闻报道。大多以读者来信来稿的形式出现，反映在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有专题讨论，就某种有碍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观念、情况，展开广泛的讨论，发表各种意见。《四川日报》今年开展《关于“盆地意识”的思考》的讨论，历时3个月，写文章谈看法的有全省各阶层人士。“盆地意识”是对封闭、保守、狭隘观念的概括。公众普遍认为，这种意识严重地阻碍着四川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议论中有争论，如在粮猪问题上，有的认为是四川优势，主张“粮猪安天下”；有的认为这是自然经济思想，即所谓“有柴有米有肉足矣”。后来有人说，勿以盆地为“天下”，主张粮猪出川，冲出盆地。最后，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对这场讨论发表了长篇谈话，称它是“四川思想解放史上的一页”。

有没有舆论与新闻、宣传三联姻的呢？既反映公众舆论，又具有新闻价值，还有宣传教育意义，三者结合是不容易的，报上少见。且看下面两例：

《经济日报》今年11月发表一篇“信访纪实”，题为《能这样“变通”政策吗？》。这篇通讯报道湖南省氮肥厂厂长来到该报群工部，拿出两份红头文件，一份是中央四部委今年7月发的，另一份是湖南省物价局今年9月发的。按照四部委的文件，该厂化肥生产用电可免征电力建设资金；按照省物价局的文件，仍要征收该厂这笔资金。这位厂长气呼呼地说：“这叫我们怎么办？”该厂去年一年的利润675万元，全部用来交电费都还不够。记者问：“那么，你们是听谁的呢？”厂长回答道：“他们（省里）不执行中央的规定，我们就不执行他们的规定。”还说：“再好的政策，像这样弄，也是会变调的。”这篇报道无疑宣传了国家政策，反对有令不行的倾向，同时又反映了企业界人士的意见和呼声，事实新鲜、生动，对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

《农民日报》今年10月发表湖北省作家胡士华的来信，题为《万张欠条，带来五难》。说的是孝感市花西乡农民卖粮，粮店不付现金，统统开白纸欠条，总共开出1万多张，欠农民现金60万元。农民意见很大，说：“我们买国家的是一手钱一手货，可是国家买我们的就兴开白条？！”骂粮店和乡政府是骗子，嚷着要把粮食挑回去。乡干部说：“国家有困难嘛！”农民对辩：“国家有困难，不能一棍子都打在农民身上呀！叫你们国家干部每月不领工资，只给你们一张白纸欠条，你们干吗？”这封信见报后引起极大反响，许多农民写信赞扬报纸说出了农民的苦衷。有个农民还寄去100元钱，奖给“为我们农民诉苦衷”的总编辑、编辑和作者。胡士华的来信报道了当时农村普遍出现的新事态，背景是一般商品流通信贷占用大量资金所造成的粮食收购资金严重短缺，而这正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整顿经济秩序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引起了国家金融部门的极大关注。

不难看到，舆论与新闻、宣传三结合的报道，对公众和政府官员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它的社会功能是全方位的，因而常常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上乘之作。

报纸的这三大功能及其相互关系，若以舆论为中心，不妨以图示之：

强化反映类舆论

反映舆论，这在报纸的舆论功能中是最主要最基本的，也是报纸工作的基本功。报纸之有生气，主要在于舆论。不反映公众舆论的报纸，必然是死板枯燥、萎靡不振的。

有些同志认为，反映舆论的目的在于引导舆论。我以为，反映舆论的直接目的不是要引导舆论，而是：一、向党和政府提供舆情，即下情上达。这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办报的宗旨之一。党和政府官员看报体察舆情，了解民意，了解实际工作和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了解执行中的政策有什么欠缺，哪些要改进、完善，哪些要研究制定新的政策。二、向社会各界提供协商对话的渠道和机会，使之互相沟通。对某个问题、某件事，各界人士看法不一，都到报纸上来讲，达到彼此了解和理解，或互相启发、提高。这哪里是引导舆论？分明是舆论在表现或表达。在报纸上实行“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为公众参政议政提供机会，提供版面，这是报纸舆论表达的最高境界。

公众舆论具有自发性、公开性、广泛性、评论性、权威性、差异性和流变性等特性。反映舆论，要体现舆论的这些特性。就自发性来讲，如果一组讨论稿是编辑授意之作，甚至是编辑代笔，就失去自发性，也就不成其为舆论了。再如差异性，如果一个专题讨论发了数十篇来稿，意见完全一致（哪怕都是正确意见），形成一种声音，那就失去了舆论的差异性，很难说是充分反映了舆论。实践告诉我们，报纸舆论，其非官方色彩越鲜明，自发性、广泛性、评价性、差异性越鲜明，那么，报纸舆论的分量越重，舆论功能也就越强。

怎样强化反映类舆论呢？

一是表达舆论要多。

表达舆论，题材要广泛，提供的版面要多。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前提下，对于改革中的“热点”问题，不能回避。街道里弄、工厂农村议论纷纷的问题，报纸上却无声无息，这张报纸的舆论功能肯定是微弱的。但“热点”不是一下子成为“热点”的，总是逐步热起来的。如果在它成为“热点”之前就发于报端，一片落叶报秋来，这对于党政领导掌握舆情具有很大价值。这也许可以称之为“舆论敏感”吧？

目前报纸上用来表达舆论的，主要有：1．党报大多有《读者来信》专页或专栏，但有分量的一版头条的来信还很少见。2．专题民意调查开始出现，如《人民日报》的《万户农民问卷调查》、《全国万名大学生抽样调查追踪》，《浙江日报》、《黑龙江日报》的农民如何看待10年改革的抽样调查。3．新闻同舆论、新闻同舆论和宣传结合的报道在有些报纸上已出现，《经济日报》较多。

要增加报纸舆论的容量，以上三方面都应当有所加强。党报的《读者来信》专栏应是反映舆情民意的阵地，《人民日报》办得较好，各省、市、自治区机关报都不及《人民日报》，有的基本上不反映舆情，形同虚设。重视读者来信本是党报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应大放光彩，大有作为。至于新闻报道，如果有更多的记者认识新闻、舆论、宣传的特性及其联姻关系，那么，新闻报道中的舆情也会大大增加，新闻报道将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

二是舆论监督要硬要重。

舆论监督，主体是舆论，也属于反映类舆论。通常采用读者来信、批评报道等形式。舆论的评价性、针对性、权威性，表明它不畏权势，敢于碰硬，而且公正威严，震撼人心。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倒台，1976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公众舆论所显示的巨大威力。1980年“渤海2号”事件的批评报道，1986年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的揭露性报道，都震惊全国，舆论烽火般燃起，党内严重失职、渎职的官僚主义者受到应有的惩处。

舆论的权威性不光表现在这些国家大事上。公众舆论蕴含着强烈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使人们在不公正的事件上形成一种共识、一种道义，这便是公理。舆论监督常常直接表现为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其威力也会震慑人心。1979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蒋爱珍为什么杀人》这篇报道，至今人们记忆犹新。事情发生在“文革”阴风尚未绝迹的年头，新疆石河子地区一个农垦医院里还在闹派性，团长和他派驻这个医院的工作组长都派性严重，蓄意整倒医院一位党支部副书记。这位副书记对他战友的妹妹、护理员蒋爱珍姑娘比较关心，闹派性的人诬陷他同这位姑娘有两性关系，空演一场捉奸丑剧，逼姑娘去检查身体。蒋爱珍无端受人诽谤，向工作组组长哭诉，回答她的是“有嘛，就承认，跌倒了再爬起来干革命”。向团长和地区派的工作队队长哭诉，回答她的也都是“要相信组织”之类的官僚主义滥调。蒋爱珍在周围汹汹的诽谤、咒骂声中绝望了，开枪连杀3个诽谤她的医生。她被定为“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对这样一个杀人犯，敢不敢主持公道，为她伸张正义？胆识非凡的《人民日报》记者采写了这篇报道，将蒋爱珍案诉诸公理。通讯发表后的13天内，新疆石河子中级人民法院收到833封来信，大多表示对蒋爱珍同情，要求给以赦免，并惩办诬陷她的人。《人民日报》先后收到同情蒋爱珍、呼吁法院对她从轻判刑的来信达一万多件。四川一位离休红军老妈妈自费到新疆看望蒋爱珍，持党证、离休证找到石河子地委负责人，要求代蒋爱珍受刑、服刑。在公理面前，蒋爱珍的“死刑”改判为“死缓”，后又改判为无期徒刑，1985年又改判为15年有期徒刑。社会上还传说，害蒋爱珍的那些坏人中吓死了两个。蒋爱珍在狱中对来访记者说：“整我的工作组组长杨铭三，看到《人民日报》一报道，全国议论纷纷，他就托人调到河南平顶山煤矿，1982年被拘留，告诉他是渎职罪，他与我都被关进了石河子拘留所，在一次放风时碰见，我上去问他：‘杨铭三，你后悔吗？’他说：‘后悔。’我接着说：‘我们都坐牢，你害人也进来了！’他回到牢房不言不语不吃饭，拔自己头发，没多久就死了。至于团长冯俊发并没有拘留，是‘监视居住’……他在1984年死了，死得这么快，总与精神刺激有关。”这件事足以看出公众舆论的威力。

三是舆论意识要强。

所谓“舆论意识”，是我们党一贯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呼声这一优良传统在执政时期的继承和发扬。经常注意公众舆论，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是政府官员们民主意识的体现，也是我们党在执政条件下永远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保证。党报在发挥舆论监督功能时，要有助于培养、增强党和政府各级干部的舆论意识，正确对待体现人民群众心愿和要求的社会舆论。

公众舆论的威严性决不意味着舆论监督都要把人往死里整。舆论具有公正的品格，评事论人都以事实为依据，区分罪行还是过错，对犯错误的人，批评是严格的，但又是与人为善的。《中国青年报》今年4月关于武威报案的批评报道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武威报》登了一篇《人民代表的心里话》，其中记录了武威市部分人大代表在座谈上提出的批评意见，诸如粮食定购是硬压的，乡干部吃粮不干事，柳市长办的“48件实事”有的效果不好，等等。柳市长看到这张报纸大为恼火，告诉了地委。地委书记和几位常委决定收回这张报纸。收报时，市民们不但不交出来，还斥责这种收报行为。《中国青年报》这篇报道成了武威地、市领导有没有民主意识的大曝光，引起武威人民的强烈反响。据报道，曾在座谈会上鼓励人民代表对政府工作提意见的行署专员魏万进认为：“人民有权利批评我们的错误，报纸有权利反映人民呼声。报纸是人民的喉舌，不是哪个人的私产，收缴报纸的做法是错误的。”地委书记杨作林从报纸批评中清醒过来，他对记者说了这样一番话：“这次所发表的批评报道，见报前都和本人见面，我觉得很好，思想上有个准备。这样的批评，的确是帮助，而不是整人。所以我受到了批评还感到舒服，因为这不是我同记者之间的事儿，而是一个到底如何对待民主的大问题。”这样的报道，显然有利于增强党政干部的民主意识和舆论观念。

优化引导类舆论

引导舆论不自今日始，恐怕可以说，建国以来近40年中，我国报纸没有一天不在引导舆论。公众舆论具有差异性，有的受旧思想旧观念支配，党报引导舆论确有必要性。公众舆论又有流变性的特性，党报引导舆论也就有了可能性。问题在于如何引导舆论。建国以来，党报引导舆论有巨大功绩，也有过几次重大失误，这当然同党在那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有关，但同报纸引导舆论的种种做法也直接有关。引导不恰当，源于舆论观念上的种种偏差。“大造舆论”的许多人中，大概没有人研究过舆论学，更没有人写过舆论学专著。新闻工作者对舆论的本质、特性到底懂了没有、懂了多少？对许多人来说，至今还是个大问题。

舆论是人心，是民意，是社会意识，是精神力量。它有自由的天性，自尊的品格，而不是任人使唤、摆布的车马、工具。远的不说，发生在今年的事情就足以令人深思。5～6月间，党报一个劲地讲改革到了“攻坚”阶段，“不可迟迟不攻坚而坐失良机”。这显然是在指市场、物价。结果如何？单说杭州的情形吧，据《经济生活报》报道，6月市场出现抢购风，7月银行存款滑坡，跑银行提款成风。公众行为受公众舆论的指引，公众舆论又受公众心理的支配。谁都心中有数，价格一直在涨，“攻关”还会猛涨，存款要冒变值的风险，不提款吃亏在眼前。就这样，报纸引导出来的是提款抢购风，真是事与愿违。党的三中全会公报一发表，整顿、清理的方针一亮，存款保值的规定一公布，人心安定了，银行存款又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舆论似大海，似江河，要引导得好，实非易事。这里且把优化引导类的舆论分两层讲，姑妄探讨。

（一）引发舆论。又叫动员舆论或制造舆论。舆论之能被引发，大凡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面是公众心理，另一面是客观事理。两者契合，发生共鸣，便形成舆论。倘若无视公众心理，或违背公众心理，引发舆论就不会成功，还可能导致公众的逆反心理和逆向行为。体察到了公众心理，还要把作为引发点的事实、事件或社会问题的真相讲明白，把其中的事理讲清楚。武威报案所引发的舆论波及全国，是因为这组连续报道写得很客观，几个方面和有关当事人都写到，事件前因后果一目了然；还因为公众普遍厌恶民主意识淡薄的领导干部，全国皆然。蒋爱珍案之所以激起那么多人的同情心，是因为公众对闹派性、对官僚主义者痛恨的心理同案中情理发生了共鸣。有一家报纸，报道一个女研究生被一个没有文化又比她年轻的女子拐骗到农村，与一个农民做了两个月“夫妻”，令人吃惊，但舆论平平。原因是新闻报道中人物的思想、心态都没有揭示出来，令人费解，无从评说。

（二）诱导舆论。也就是指导和转化舆论。把一种由陈旧观念支配的舆论转化为新观念支配的舆论，首先要看时机。时机就在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因某种旧观念支配而普遍地显出了困惑、烦闷、苦恼的心理状态。在这个时候，新观念成了黑暗中的明灯。但人们的旧观念决不会一个早晨全部彻底消失，总有人因其自身经历、文化教养程度等因素而仍当宝贝保留着。况且，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某种看起来是受旧观念支配的舆论，也可能有别的因素支配着，说不定有某些合理成分。我们过去在舆论诱导、转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急于求成和强求舆论一律。一律化的舆论，往往是假象。舆论转化而又不一律，才反映了社会实情。《四川日报》今年6～7月间开展《“济世观音”破产的思考》的讨论。农民企业家胡乾昂菩萨心肠，有求必应，把几年来所赚的10万元钱统统施舍光了，落到企业破产的困境。看完报道，令人拍案叹息。讨论中，不少专家、企业家都认为，胡乾昂没有摆脱小农经济意识和旧观念的氛围，农民企业家应树立以资产快速增值贡献社会的新观念。但在利和义的问题上出现争辩，一种意见是重利轻义，认为农民企业家不应当充当“济世观音”，要做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另一种意见主张利义并重，认为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还有一种意见主张重义轻利，说是当今世风不好，为富不仁，胡乾昂助人为乐，是“活雷锋”，要赞扬、提倡。这场讨论，既有一个主旋律，又有反差很大的多种声音，呈现出公众舆论的差异性。编者的目的是要诱导、转化，但并没有把公众舆论统一起来，哪怕形式上的统一也没有做出来。他大概知道在这类具体问题上，舆论是不可能统一的，不同于在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上的“舆论一律”。

舆论与报业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舆论“一律又不一律”，是我们舆论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当前，舆论“一律”，就是体现在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基本路线上的“一律”，这是主旋律；舆论“不一律”体现在一些尚待探讨的具体问题上，容许和提倡有不同声音。一张报纸可以有不同声音，整个报业，即报纸与报纸之间，更应该有不同声音。从目前尚属少见的报与报之间舆论不一律中，不难发现多品种、多层次的报业结构的社会效益。1984年初，《人民日报》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关于“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的报道，几天后，《浙江工人报》发表了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独断专行》的报道； 4年后，新华社播发了《步鑫生沉浮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今年10月，许多报纸登出杭州发生“望子成龙”酿成又一悲剧这条消息，《人民日报》、《辽宁日报》发出异议：这个悲剧的原因不仅仅是“望子成龙”。还有，中央大报上赞许北京海淀区“电子一条街”，《华声报》的声音却是：“电子一条街”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很明显，多种报纸多种声音，互相补充，互为监督，有助于人们认识事物，在改革和建设中少犯片面性错误。

目前我国报业大体上是多层次的三类报纸：党报（界定为中央和地方党委的机关报）、政府报（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所办）、民众报———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行各业所办。目前民众报多为专业报、行业报，综合性的大报极少，占了种类和数量上的优势，失却了舆论上的优势。三类报纸都应发挥三大功能，但不求一个模式，党报可突出宣传，政府报可突出新闻，民众报可突出舆论。党报与非党报纸都应遵从社会主义的宪法和新闻出版法，即实行法治，保障舆论公开。

多层次的报业以党报为中心。但党报也应该进入报业竞争的行列。竞争又必须是平等的。长期以来省级报纸中党报的优惠待遇和绝对优势，阻碍报业竞争，很少反映不同声音，也不利于其自身改革。看来要采取有效措施，来确保省级报纸的平等竞争。假如省府或省级人民团体也办出两三张对开日报来，与省级党报平等竞争，那么，目前省级党报缺少舆论的状况会发生大变，整个报业也会出现新面貌。

1988年12月

（此文作为中国社会调查系统的征文作品，1989年在广州举行的全国首届民意研究讨论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共五篇），刊于《新闻大学》1989年第20期，《新闻战线》1989年7－8期合刊删节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