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义兵武装与元明易代
元末大量兴起的义兵武装,发挥了保障地方乡里安全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在局部范围内延续着元朝的统治。但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义兵武装亦无法独立于历史潮流和趋势之外。经过一系列的艰苦斗争,元末农民起义军逐渐整合为几大政治势力,即以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等人为代表的割据政权,这些政权与尚未灭亡的元朝政权形成多元并存的局面。它们各自占有一定的地域,拥兵自重,相互征伐。局势的变化也促使义兵武装进行思考和判断,是要继续为蒙元朝廷尽忠,还是另投明主,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面对逐渐清晰的形势走向,义兵武装的领导者们亦到了命运抉择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是这一时期义兵武装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
元廷在镇压元末农民起义之初,也注意听取和采纳一些地方精英人士的建言献策,“凡武勇文学之士,悉以礼聘而询其谋猷”[199],但这种态度并未能得以长久坚持。建德路淳安县人洪颐,字本一,元末变乱时期积极支持政府镇压起义,“迎拜道左,面陈胁从罔治之典,行师制胜之法,言辞慷慨。……是年冬,元帅沙布鼎退军淳安,本一以书干之谓:自徽城抵淳安以北二百里,非古人退无疾走之谓,今日之驻此幸寇不我追,尔彼若-胜而追,则我之退何时而已乎。又说以单车克复徽城之策,奇而中理。闻者?怯不能用,识者恨之”[200]。元军将领缺乏军事指挥才能以及必胜的决心和勇气,对于地方儒士的建议也不能给予重视和采纳,这些都极大地挫伤了后者支持元廷的积极性。一些才能之士,非但得不到重用,而且还受到猜忌、排挤和压制,如处州路青田刘基,其被辟为江浙行省都事时,因反对招抚方国珍,结果被收受方国珍贿赂的元廷官员施以“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的罪名,羁管于绍兴。尽管后来仍被启用且屡立功劳,但元廷却“置公军功不录”,以致刘基“弃官归田里”[201]。元廷未能有效整合分散在各地的义兵武装力量,对地方精英及其领导的义兵武装力量所能发挥的作用并未给予充分认识,而且存在赏罚不公、排挤打压的现象。史载一些地方精英组织义兵武装,“倾家募士,为官收捕”起义军,“至兄弟子侄皆歼于盗手,卒不沾一命之及。屯膏吝赏至于此。其大盗一招再招,官已至极品矣。于是上下解体,人不向功,甘心为盗矣”[202]。可见,元廷对待义兵武装的消极态度是导致后者政治转向的主要促动因素。
导致地方精英政治选择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元廷的对立面——起义力量。元末农民起义军经过数年发展,逐渐分化为几大割据势力,即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等。元廷此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政治腐败,统治阶级疲于内耗,亦无暇倾尽全力剿灭南方的这些割据政权[203]。地方精英虽然兴起义兵来维护元朝统治,但后者的消极对待亦令精英在思想上发生动摇。需要强调的是,义兵武装自身的特点也决定其必须在政治上寻找出路。江南义兵武装兴起之初多是为了保护自身及宗族、乡里的利益,宗族性、地方性的色彩较为明显。尽管其中一些实力较强,但多是结寨自保,安于地方,主要采取防御策略,终归没有形成联合之势,在面对较强起义军进攻之时,很难长久支持。随着形势的发展,元末几大割据力量形成,单独的义兵武装已经无力与之抗衡,因此,它们必须依据时局走向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应对。青田刘基辞归乡里之后,有客劝说他举兵称雄,刘基则拒绝了客人的建议,且云:“天命将有归,子姑待之。”时逢朱元璋部“下金华,定括苍,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204]尽管刘基精于占卜之学,但其对于形势的正确判断才是其“决计趋金陵”投奔朱元璋的前提依据。再看处州路其他几支义兵武装,除去王毅死难之外,章溢、胡深、叶琛、季汶等人均转投向朱元璋部,由元朝统治的支撑力量转变成为倾覆力量。胡深戍守处州时,朱元璋遣胡大海由间道取处州,元将石抹宜孙出战败北。朱军入城而分兵攻取处州属县。胡深当时统辖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四县兵,“欲闭关为拒守计。四县士民咸请于公,愿内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劳亦至矣,而朝廷无一命之锡,国家负君,君何负于国哉?’公知时事巳去,乃解甲出见胡公,四县因不受兵。”[205]章溢在元末变乱中虽然为元廷积极出力,但似乎也预见到了元运将尽,“时天下日入于乱,公结庐匡山上,自号匡山居士。属其子曰:‘兵将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朱元璋部攻取处州,章溢又避地入闽中。朱元璋“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与青田刘君基、丽水叶君琛、金华宋.同召至建业入见”[206]。其他地方亦如饶州路安仁县张理,尽管为元廷镇压起义立下许多战功,但危世难挽,当朱元璋兵攻取九江时,“府君知天命有所属,往赞其守臣王公溥以全城内附”[207]。徽州路休宁县人程国胜,“方元政衰,所在兵起,公慨然思以自见,乃与县人俞茂,合婺源人汪同等,团结乡兵以除寇乱。岁丁酉,天兵(朱元璋部队——引者注)下徽州,卫国邓公发、同与公等诣金陵,上大悦,命同还守婺源,以公等从征伐”[208]。地方精英在形势变换之际,纷纷做出自身的政治选择,而这种个人选择往往就是和朝代更迭的客观形势联系在一起的。
元末乱世中的义兵武装,其在政治上的转向会给时局带来一定影响。对于元廷来说,义兵武装从支持自己的力量转变成为推翻自己的力量,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容小视。对于割据力量而言,义兵武装的投向客观上会影响到各方政权实力的强弱变化,这点可以从上文处州路义兵武装的叙述中反映出来。元末的几支割据政权都在极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力图消灭对方,取而代之。这其中,朱元璋部的发展最为迅速,而原因之一可以归功于实施了卓有成效的延揽人才政策。朱元璋“初不知书,而好亲近儒生,商略今古”[209],初用兵之时,即采纳了儒士冯国用、陶安等人的建议,首先攻取集庆路作为征战四方的根基所在,这在当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自克集庆后,即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210]。这表明,朱元璋已经逐渐认识到精英士人将在自己征战天下的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以刘基、宋濂、章溢、叶琛为代表的江南士人不断加入朱元璋政权,使其在群雄争霸的过程中占据了很大优势,如刘基、章溢、叶琛等人,都曾为地方义兵武装的领导者,他们在资政、赞军、治理根据地等几大方面,给予朱元璋以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这也是后者得以完成削平群雄、逐灭蒙元、建立明朝等诸多功业的重要条件之一[211]。
【注释】
[1]宋濂等:《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税粮》,2360页。
[2]权衡:《庚申外史》,101页。
[3]《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海运》,2364页。
[4]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67页。
[5]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中华书局1983年,51页。
[6]关于元代行省的财赋问题,见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56~67页。
[7]参见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531~537页。
[8]陆文圭:《墙东类稿》卷七《江阴路重修总管府厅堂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本段下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9]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五《袁州路缮修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10]朱颜:《飘泉吟稿》卷四《湖州路重修录事司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卢琦:《圭峰集》卷下《永春县重建公署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所谓“五事”即户口增,谓生齿之最,民籍益增,进丁入老,批注收落,不失其实,若有流离,而能招诱复业者。田野辟,谓劝课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者。词讼简,谓治事之最,听断详明,讼无停留,狱无冤滞者。盗贼息,谓扶养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居者。赋役平,谓理财之最,取办有法,催科不扰者。详见徐元瑞:《吏学指南》,杨讷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30~31页。
[13]《通制条格》卷六《选举·五事》,方龄贵校注本,中华书局2001年,261页。
[14]《通制条格》卷六《选举·迁转避籍》,288页。文曰:“至元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中书省奏:迁转官员,自己地面里休做官者。道来。桑哥等要肚皮的上头,别了圣旨,根脚地面里做官来的有。如今似这般体例的分拣了,别个田地里迁转呵,百姓每也得济有也者。么道,奏呵,是有。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
[15]贡师泰:《玩斋集》卷十《义士周光远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6]宋濂:《梅府君墓志铭》,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122页。
[17]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九《故居士刘子清墓碣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18]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八《故胡君涧月居士墓志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
[19]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二《赵君行状》,《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8,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20]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二《赵君行状》。
[21]宋濂:《丽水黄府君墓铭》,《宋濂全集》,1562页。
[22]黄蟳:《文献集》卷九下《楼文翁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九《故居士刘子清墓碣铭》。
[24]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二《赵君行状》。
[25]参见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282~350页。
[26]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二《赵君行状》。
[27]宋濂:《梅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1122页。
[28]宋濂:《元故西洲处士方公墓版文》,《宋濂全集》,1965页。
[29]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390、391页。
[30]《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三《圣政二·均赋役》,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元刊本,1976年。以下简称“元典章”。
[31]贡师泰:《玩斋集》卷十《义士周光远墓志铭》。
[3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一《中堂事记》(中)“中统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癸卯”,四部丛刊初编本。以下简称“秋涧集”。
[33]陈高华:《元代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71页。
[34]《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经理》,2353页。
[35]宋濂:《义乌王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1194页。
[36]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九《故平山舒府君墓志铭》。
[37]王义山:《稼村类稿》%二十九《清江杨居士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关于元代盐政的论述,本书参考了陈高华先生的研究成果,见陈高华:《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陈高华文集》,1~35页。
[39]《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五·盐法》,2496页。
[40]《元史》卷一百七十六《谢让传》,4109页。
[41]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一《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王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42]《元史》卷六十五《河渠志二·吴淞江》,1635、1636页。
[43]参见王颋《元代的吴淞江治理及干流“改道”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44]《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一·农桑》,2356页。
[45]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二《邹平县普颜君去思碑》,《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8,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6]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112、188页。
[47]关于圆署制度的研究,参见张金铣:《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
[48]元代中后期,官吏腐败日趋严重,元廷为了整饬吏治,便派遣官员奉使宣抚,以罢黜不法官吏、整顿冤狱、蠲除赋役、消除弊端等等。奉使宣抚借助皇帝圣旨的权威,具有超越行省、廉访司、路府州县等行政机关及各级监察机关的权力,对地方官员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与处置权。关于元代奉使宣抚的研究,参见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549~577页。
[49]参见陈高华:《元代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陈高华文集》,108~156页。
[50]《元史》卷一三《刑法志二》,2642页。
[51]宋濂:《义乌王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1194页。
[52]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八《故胡君涧月居士墓志铭》。
[53]宋濂:《进贤朱府君碣》,《宋濂全集》,1156页。
[54]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十四《故义士吕公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55]宋濂:《吕府君墓铭》,《宋濂全集》,923页。
[56]宋濂:《义乌王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1194页。
[57]何梦桂:《潜斋集》卷一《寄谢夹谷书隐先生四十四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宋濂:《梅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1123页。
[59]胡翰:《胡仲子集》卷九《吴季可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0]宋濂:《故太和萧府君墓表》,《宋濂全集》,638页。
[61]宋濂:《故赠奉议大夫磨勘司郑公墓志铭》,《宋濂全集》,1335页。
[62]《元典章》新集《户部·赋役·差发·江南无田地人户包银》。文曰: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延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奏:腹里汉儿百姓无田地的,每一丁纳两石粮,更纳包银、丝线有。江南无田地人户是甚差发不当,各投下合得的阿哈探马儿,官司代支,也不曾百姓身上科要,好生偏负一般。俺众人商量来,便待依着大体例,丁粮、包银、丝线全科呵,莫不陡峻么。如今除与人作佃、庸作、赁房居住、日趁生理单身贫下小户不科外,但是开张解库、铺席、行船、做买卖有营运殷实户计,依腹里百姓在前科着包银例,每一户额纳包银二两,折至元钞一十贯。本处官司验各家物力高下品答均科呵,怎生?奏呵。奉圣旨:依着恁众人商量来的行者。钦此。又奏这勾当行的其间,行省官提调着休交动扰,御史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添力成就者。若路府州县官吏人等作弊,放富差贫,取要钱物,交百姓生受的有呵,要了罪过,罢了他每勾当,交监察廉访司体察呵,怎生?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钦此。除已札付御史台钦依施行外,都省咨请钦依施行,仍委本省官首领官提调科征,每岁五月十五日为始开库收受,八月中纳足通行起解。
[63]贡师泰:《玩斋集》卷十《义士周光远墓志铭》。
[64]宋濂:《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宋濂全集》,2132页。
[65]参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605~614页。
[66]《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盐法》,2368页。
[67]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丽水县善政记》。
[68]宋濂:《故龙泉汤师尹甫墓碣铭有序》,《宋濂全集》,824页。本段未特别标注者借本于此。
[69]参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18~25页。
[70]贡师泰:《玩斋集》卷十《义士周光远墓志铭》。
[71]宋濂:《进贤朱府君碣》,《宋濂全集》,1156页。
[72]宋濂:《王先生小传》,《宋濂全集》,2058页。
[73]相关文章可参见郭东旭:《论宋代的讼学》,《宋朝法律史论》,河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雷家宏:《从民间争讼看宋朝社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许怀林:《宋代民风好讼的成因分析》,《宜春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牛杰:《宋代好讼之风产生原因再思考——以乡村司法机制为中心》,《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74]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七《从仕郎绍兴路诸暨州判官致仕蒋府君墓志铭》。
[75]林弼:《林登州集》卷十二《赠龙溪尹邓君朝阳政成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76]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二《送刘光远赴江西省掾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77]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六《江西佥宪张侯分司杂诗序》,陈高华、孟繁清点校,中华书局1997年,91页。
[78]王结:《善俗要义·息斗讼》,杨讷点校本,《吏学指南》(外三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361页。原载《文忠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9]胡祗?:《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折狱杂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0]关于元代的司法审判程序,详见陈高华:《元代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陈高华文集》,108~156页。关于元代民事诉讼的程序问题,可参见胡兴东的相关论述,见氏著《元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81]《元史》卷一百零五《刑法志四·诉讼》,2670页。
[82]《元代法律资料辑录》“告状新式”,黄时鉴辑点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236页。原件载于《事林广记》至顺刻本别集卷四《公理类》。
[83]《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诉讼·书状·籍记吏书状》。
[84]《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诉讼·告拦·田土告拦》。
[85]《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诉讼·听讼·至元新格》。
[86]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二《赵县尹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7]宋濂:《故太和萧府君墓表》,《宋濂全集》,637页。
[88]胡翰:《胡仲子集》卷九《吴季可墓志铭》。
[89]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三《北麓处士李公墓志》,四部丛刊初编本。
[90]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四《故翁君墓志铭》。
[91]鲁贞:《桐山老农集》卷一《故高节书院山长徐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2]汪克宽:《环谷集》卷八《郑长者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3]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二《赵县尹墓志铭》。
[94]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四《故翁君墓志铭》。
[95]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一《乡贡进士项君墓志铭》。
[96]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十六《姚处士墓志铭》。
[97]宋濂:《故姜府君墓碣铭有序》,《宋濂全集》,639页。
[98]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四十一《故抚城吴居士墓志铭》。
[99]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二《刘程甫墓志铭》。
[100]宋濂:《徽州罗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1236页。
[101]贡师泰:《玩斋集》卷十《元故朱君拱之墓志铭》。
[102]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二《照磨王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3]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一《江山县尹刘彦章墓碣有序》。
[104]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三《韩君墓志铭》。
[105]宋濂:《故黄府君墓碣铭》,《宋濂全集》,668页。
[106]胡祗?:《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杂著·折狱杂条》。
[107]即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见《通制条格》卷六《选举·五事》,259页。
[108]徐元瑞:《吏学指南》,杨讷点校本,30页。
[109]关于元代的司法审判程序,详见陈高华:《元代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陈高华文集》,108~156页。
[110]林弼:《林登州集》卷十二《赠龙溪尹邓君朝阳政成序》。
[111]舒瞞:《舒文靖集》卷上《答乔世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2]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一十九《奉议郎临川知县刘君行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113]《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诉讼·听讼》。
[114]张养浩:《牧民忠告》卷上《听讼·弭讼》,《为政忠告》,《吏学指南》(外三种),杨讷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283页。
[115]《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诉讼·书状·籍记吏书状》。
[116]《通制条格》卷十六《田令·理民》,452页。
[117]林弼:《林登州集》卷十二《赠龙溪尹邓君朝阳政成序》。
[118]关于元代吏及吏治的研究,请参见许凡(王敬松)的成果,见氏著:《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
[119]胡祗?:《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二《杂著·论农桑水利》。
[120]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十九《廉吏前金溪县尹李侯生祠记》。
[12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五《户部尚书马公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122]《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诉讼·书状·籍记吏书状》。
[123]《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诉讼·停务·年例停务月日》。
[124]胡祗?:《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一《又稽迟违错之弊》。
[125]《元典章》卷五十三《刑部十五·诉讼·停务·争田词讼停务》。
[126]郑介夫:《上奏一纲二十目·核实》,《元代奏议集录》(下),邱树森、何兆吉辑点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00页。
[127]胡祗?:《紫山大全集》卷二十三《民间疾苦状》。
[128]林弼:《林登州集》卷十二《赠龙溪尹邓君朝阳政成序》。本段下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129]王结:《善俗要义·息斗讼》,361页。
[130]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年)》,商务印书馆2006年,65页。
[131]王玉波:《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63页。
[132]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二《赵县尹墓志铭》。
[133]贡师泰:《玩斋集》卷十《元故朱君拱之墓志铭》。
[134]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一《江山县尹刘彦章墓碣有序》。
[135]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四十《故平洲居士刘士远墓志铭》。
[136]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八《胡谷隐墓志铭》。
[137]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九《故曾明翁墓志铭》。
[138]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王安国小传》,本段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13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九《故居士刘子清墓碣铭》。
[140]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三《韩君墓志铭》。
[141]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一《江山县尹刘彦章墓碣有序》。
[142]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九《故居士刘子清墓碣铭》。
[143]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四《吕府君墓志铭》。
[144]关于此问题可参见萧启庆:《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元朝史新论》,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99~118页;参见陈得芝:《元代江南之地主阶级》,《蒙元史研究丛稿》,395~408页;《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蒙元史研究丛稿》,571~595页。笔者对陈、萧两位先生的成果多有借鉴。
[145]程钜夫:《雪楼集》卷十《取会江南仕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6]宋濂:《史处士墓版文》,《宋濂全集》,1165页。
[147]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蒙元史研究丛稿》,584页。
[148]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蒙元史研究丛稿》,577页。
[149]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七《乾宁军民安抚司文昌县尹王君墓志铭》。
[150]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王安国小传》。
[151]《元典章》卷二《圣政一·举贤才》。
[152]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三《韩君墓志铭》。
[153]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九《故居士刘子清墓碣铭》。
[154]王:《王忠文公文集》卷二十一《王安国小传》。
[155]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八《故胡君涧月居士墓志铭》。
[156]宋濂:《丽水黄府君墓铭》,《宋濂全集》,1562页。
[157]宋濂:《丽水黄府君墓铭》,《宋濂全集》,1562页。
[158]宋濂:《梅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1123页。
[159]关于元代农民战争的研究成果颇多,限于篇幅,此不一一列举。具体研究成果可参见刘晓先生的综述,见氏著《元史研究》下编“分论”第一章第八节“农民战争”,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76~86页。
[160]关于元末义兵的研究,可参见黄文荣:《元末义兵述论》,《成大历史学报》第二十九号,2005年6月,31~80页。黄文从义兵的兴起,义兵的组织以及义兵在变乱中的表现三个大方面对元末义兵武装进行了详细而深入地探讨。笔者对黄氏的研究成果亦有参考借鉴。陈高华先生对元末江南义兵亦有论述,只不过陈先生使用了“地主武装”的名称,见氏著:《元末农民起义中南方汉族地主的政治动向——兼谈元末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268~289页。另,展龙博士对元末的义兵武装亦有研究,见氏著《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第五章第一节的论述,南开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
[161]宋濂:《故处州翼同知元帅季君墓铭》,《宋濂全集》,1657页。
[162]宋濂:《王先生小传》,《宋濂全集》,2058页。本段下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163]王毅:《木讷斋集》附卷章溢等《公祭文》,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
[164]宋濂:《大明故王府参军追封缙云郡伯胡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370~371页。本段下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165]宋濂:《大明故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361页。本段下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166]宋濂:《故处州翼同知元帅季君墓铭》,《宋濂全集》,1657页。本段下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167]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二十八《叶琛传》,中华书局1974年,3788~3789页。
[168]陈得芝:《元代江南之地主阶级》,408页。
[169]宋濂:《王先生小传》,《宋濂全集》,2059页。
[170]宋濂:《故胡母欧阳夫人墓志铭有序》,《宋濂全集》,629页。
[171]宋濂:《故胡母欧阳夫人墓志铭有序》,《宋濂全集》,629页。
[172]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八《新安节士俞君墓志铭》。
[173]卢琦:《圭峰集》卷下《重修永春县学记》。
[174]宋濂:《徽州罗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1236页。
[175]宋濂:《王先生小传》,《宋濂全集》,2059页。
[176]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八《新安节士俞君墓志铭》。
[177]宋濂:《故义士胡府君圹铭》,《宋濂全集》,624页。
[178]宋濂:《故义士胡府君圹铭》,《宋濂全集》,625页。
[179]徐一夔:《始丰稿》卷十四《故元明威将军平江等处水军都万户府副万户叶君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段下未特别标注者皆引于此。
[180]出土的元代义兵官印可印证史料记载,可参见姚垒、宋仁甫:《河南叶县出土元代“唐县栲栳义兵万户府之印”》,《文物》1983年第6期。
[181]《元史》卷四十三《顺帝本纪六》,912页。
[182]《元史》卷四十四《顺帝本纪七》,922~923页。
[183]《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兵仗应给不应给》,610页。
[184]《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铁禾叉》,619页。
[185]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八《胡谷隐墓志铭》。
[186]王礼:《麟原文集》前集卷一《州路总管府判官王侯纪勋碑》。
[187]赵禤:《东山存稿》卷七《资善大夫淮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汪公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8]宋濂:《承事郎彰州府彰浦县知县张府君新墓碣铭有序》,《宋濂全集》,594页。
[189]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四《郭府君墓志铭》。
[190]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十四《故义士吕公墓志铭》。
[191]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三《胡嘉传》。
[192]宋濂:《故胡母欧阳夫人墓志铭有序》,《宋濂全集》,第628页。
[193]李祁:《云阳李先生文集》卷八《胡谷隐墓志铭》。
[194]宋濂:《承事郎彰州府彰浦县知县张府君新墓碣铭有序》,《宋濂全集》,595页。
[195]苏伯衡:《苏平仲文集》卷十四《郭府君墓志铭》。
[196]宋濂:《大明故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361页。
[197]宋濂:《大明故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361~362页。
[198]宋濂:《承事郎彰州府彰浦县知县张府君新墓碣铭有序》,《宋濂全集》,594页。
[199]宋濂:《故松阳周府君阡表》,《宋濂全集》,666页。
[200]郑玉:《师山集》卷七《洪本一先生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1]黄伯生:《故诚意伯刘公行状》,程敏政辑:《皇明文衡》卷六十二,四部丛刊初编本。
[202]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50页。
[203]参见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元朝的灭亡”一节,543~547页。
[204]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程敏政辑:《明文衡》卷六十二。
[205]宋濂:《大明故王府参军追封缙云郡伯胡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372页。
[206]宋濂:《大明故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363页。
[207]宋濂:《承事郎彰州府彰浦县知县张府君新墓碣铭有序》,《宋濂全集》,596页。
[208]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七《大0故帐前管军上万户追封安定伯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加封安定侯谥忠愍程公国胜神道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六《明祖重儒》,王树民校正本,中华书局1984年,837页。
[210]《明太祖实录》卷四“至正十六年二月庚寅”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11]参见陈高华:《元末浙东地主与朱元璋》,《元史研究论稿》,290~306页。张宁:《试论元末儒士在朱元璋统一事业中的作用》,《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