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代义学的作用
作为元代私学教育的重要形式，义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学校，为治之本，风化之源”[145]，通过兴学来推行教化一直为统治者所强调和提倡。元代儒学教育在前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我国家戡定中夏，治化斯彰，兴学之典，屡颁于诏书，而山林清旷之地，亦有建立学舍，以为藏修游息之所者焉”[146]，“我朝上自京师，下自州县，莫不有学。学有生徒，有廪膳，而有表彰程朱之学以为教于天下。则启养于教，岂不超乎唐宋而追踪三代欤?”[147]文人对元代官学教育的发展给予了很高评价，尽管如此，元代儒学的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与不足[148]。例如，官学多设于都邑，“然穷乡下里僻左之民，去学每辽远，为其上者，或病其游歌之无所”[149]，“遐墟僻聚，非乏俊秀，去远城邑，莫知所向，徒负愿学之志”[150]。一些地区“山深而川阻，与通都大邑相去远或二三百里，虽至近亦且半之，乡闾之子弟无所于学”[151]，而且，元代官学门槛较高，“今之州县学若书院，非士类不入，而农工商贾无所于肄”[152]。加之官学并非免费教育，仍有束修负担，“于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从师学业，而力或不赡，虽有俊秀之质，亦终于无成而已矣”[153]。
元代的官学教育很难如文人所溢美的那样，将触角遍及帝国的每个角落，官学发展不足客观上需要私学进行补充，作为私学重要形式之一的义学适应了这一要求。一批地方精英面对宗族乡闾子弟无所于学的状况，“每窃喟叹”[154]，纷纷办学兴教，希望借此能有所改变。龙泉章氏，“其于宗族里党，患其子弟无所于学，则创龙渊义塾，延硕师以教之”[155]。海宁贾希贤，“厚念邑之子弟多不知学，或贫不能自致师以学，乃构宇买田，招名儒以为师，俾乡里之俊秀与闾巷之童儿莫不来学，其食饮器用，咸取给于贾氏”[156]。华亭处士邵天骥，“患夫去庠序之远，而其子弟无所于学，乃捐私钱即所居之旁，辟义塾，瞻以胥浦、风泾、仙山三乡之田二百十六亩有奇，礼名士主其席，聚里中之俊秀而教育之”[157]。
义学的兴建关乎教化，秉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士人致力于此，通过义学影响着乡里社会的风俗趋向淳化。四明石隐先生袁琏，“尝立义塾以教其族及里之子弟，笃学实践，乡人化之”[158]。潮州路总管王元恭于乡里创设义塾，教授乡里子弟，“每日诵读不辍，乡里蔼然兴孝让礼义之风”[159]。东阳处士蒋玄，师从许谦，秉承朱子之学，修先祖所创义塾，“延师教其子姓至于乡人。)岁冬至，杀牲置酒，会长老俊义行乡饮礼，府君为之讲说，嘉谟伟行使听之。曰:‘为父兄子弟当如是，乡民莫不化服’”[160]。义学兴举教化的作用，亦体现在其具体的教学内容上，这里我们特别关注一下程端礼所撰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以下简称《日程》)。《日程》又称为《进学规程》、《读书工程》，是一部以朱熹读书法为本的家塾教学方法专著[161]。《日程》初成于元仁宗延二年(1315年)，程端礼时任建德县儒学教谕。《日程》首先集录《白鹿洞书院教条》、《程董二先生学则》、《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朱子读书法》及朱子劝学之言，列为《日程纲领》。“纲领”中所宣扬的就是礼仪规范与伦理教化，譬如《白鹿洞书院教条》中开篇点明的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学则》、《斋规》等又开列了具体的礼仪规范供学者遵行。程氏就是以这些伦理规范作为整个教学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核心思想，并且将其具体贯彻于各阶段的教学实践过程之中。《日程》问世之后，引起了元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162]。而地方的一些义学、书院也相继引用刊刻，为教学之法，如程端礼在《日程》篇末所云:“《读书分年日程》，余守此与友朋共读，岁岁删修，遂与崇德吴氏义塾，台州路学，平江甫里书院陆氏，池州建德县学友朋，冯彦思所刊，及集庆江东书院友朋，安西、高邮、六合、江浙友朋所钞，及定安刘谦父所刊旧本不同。此则最后刊于家塾本也。览者傥矜其愚，补其所未及，实深望焉。”[163]可见，《日程》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地书院、义塾纷纷引以为用。程端礼是朱学的笃信者，史载:“庆元自宋季皆尊尚陆九渊之学，而朱熹氏学不行于庆元。端礼独从史蒙卿游，以传朱氏明体达用之指，学者及门甚众。”[164]程端礼对于朱子之学的推广可谓尽心竭力，而其所著《日程》中，更是浸透了朱子的思想理念。随着《日程》被奉为学校教育的规范程式而广为流布，学者们便按照《日程》的规定经年累月诵读学习，而蕴含其中的朱子教化理念也随之浸润学者的精神世界，并通过他们的躬行实践而不断发挥作用。
可以说，义学承载着士人的理想，是对儒学传统的一种延续。通过义学这个载体，士人们得以将自己秉承的理念付诸实践，故而对于地方兴建义学的善举，他们总是不吝笔墨大加赞赏。安福州李氏义塾成，陆文圭曾为作记，他评论道:“昔者先王为井田以养民，为乡校以教民。周衰井田法坏，斯民贫富至于相悬，乡校法坏，斯民贤愚至于相绝，而君子小人之事，判然两途，贱日益多，贵日益少，法日益密，礼日益5。后世兴者虽汲汲然设为教官之任，而井田经界势不可复，郡邑教养岂能遍及齐民也哉?有富而好礼之士，出而建义塾焉，义塾既作，一乡之士患不志于学，不患无从师之资，一塾之师患学者之不勤，不患供亿之不继。推此至公之心，求复世道之古，其机不在兹心乎!师道由是而立，善人由是而多，风俗由是而美，义不可胜用矣。”[165]三代那种“师道立、善人多、风俗美”的社会状态正是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而世风日下、礼乐崩坏的现实又让人无奈和感叹。而当这些“富而好礼之士”凭“至公之心”兴建义塾，以“复世道之古”为己任之时，儒士的精神再次被振作起来，这种兴复教化的“义举”至少让他们看到了“襟佩衣裳，肃肃有容，弦诵之音，蔼蔼旁达，入其乡者，莫不感叹而慕悦”的欣喜场景，“由是达于一乡一邑以播于天下，使人人闻而效其所为，则将见比屋皆为贤士大夫，而愚不肖者寡矣”[166]。
对于儒家理想的追求固然是诸多设立义塾者的目的之一，但不可否认，设立义塾也有许多现实的考量。饶州路德兴人余文夫建银峰义塾，请戴表元为记，时戴表元年已六十，赋文道:“余惟文夫之兴是役也有二，其一曰:尊祖以知本;其二曰:广教以美俗。知本，义也，广教，亦义也。”[167]戴氏所述无疑道出了义塾兴建的目的所在，“尊祖以知本”关乎宗族，“广教以美俗”关乎教化。教化风俗自然是义塾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义务，而通过义塾来维护宗族的利益则更体现出建塾者的良苦用心。“敬宗收族”是宋元时代宗族制度发展的突出特点[168]，而兴建宗族义学则是实现“敬宗收族”的重要手段之一，“兹塾之设，一举而三善备焉，收其宗族而不遗疏远，非尊祖敬宗之义乎?训以德义而使之兴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匮乏而教之知学，非作养人才之道乎?”[169]伦理与文化的教育是宗族义学办学的重要宗旨之一，通过向宗族子弟不断灌输伦理道德观念，使他们心中的宗族观念得以强化，借此增强宗族的凝聚力。龙兴路揭氏建旧冈义塾，聚教其族人，曾请吴澄为塾做记，吴澄记曰:“余谓古之里塾有教无养，今揭氏义塾有以养之矣，而其所以教之者未知其何如也，盖古之学教人明人伦，今之学其教不过习无用于世之文辞、以钓有利于己之爵禄而已。使义塾之教亦若是，虽有塾奚益。其必以择师为先乎!其师也，不必记览之多也，不必言语之工也，择其有实行、孝于亲、弟于长、敦于宗族、笃于外姻、信于朋友、仁于乡里、行已有1耻、待人能忠恕者，以淑一家一族之子弟。取朱子《小学》一书，熟读实践，6蒸涵泳，久自变化。将见一家一族，无一人不明于父子兄弟夫妇之伦，推而及于宗姻朋友乡里之间，雍雍一和，充满融盎。贵者必获称当代之名贤，富者必获保奕世之永业，虽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利孰大于此?”[170]吴澄从“师者”角度入手，论述了塾师品行的重要性，同时又将问题的重点落脚在朱子之学上，认为其是保障宗族伦理关系和睦、乡里风俗向化、永葆富贵的要旨所在。礼义孝悌的观念，有助于宗族内部伦理等级秩序的维护，而这正是宗族发展所需要的。一些大的宗族义门明确规范道:“子孙自八岁入小学，十二岁出就外傅，十六岁入大学，聘致明师，训饬必以孝弟忠信为主”;“子孙为学，须以孝义切切为务，若一向偏滞辞章，深所不取，此实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171]。可见，义学教育与宗族发展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族学还是使宗族强盛的手段”，“大族的形成是以其不断有出仕者为基础的，因此，兴办宗族教育是保持宗族强盛的必要措施”[172]。元人胡助在《胡氏家谱序》中提到“吾族之读书者绝少，此其所以不振也。幸而予以文学登朝，备员史官”，所以他以族长的身份对子弟提出希望:“勤学读书，出而应举从仕，庶几君子之归，而不至于下流也。”[173]基于此种认识，士人们竭其所能来兴办义学，培养人才，且寄希望那些学于塾者能以才出仕，完成振兴宗族的心愿。正如金华黄蟳在《白牛镇戴氏义塾记》中所希冀的那样:“它日由是而以俊选论于乡，以贤能登于天府，授之以政，将见利泽之加于人，为惠益丰，为养益大。戴氏父子之功奚独善于一乡而止乎?”[174]
东阳蒋子晦，其曾大父迪功府君生于宋时，“用入粟佐边补初品官而不汲汲于求进乎。君澹然无营，惟务择师勖其子弟于学，且将推以淑其一乡，未及有所为而逝。大父建昌府君有材干而倜傥尚义，纂承先志，以景定元年即所居之西建讲堂寝室斋庐直舍及庖廪之属，为屋以间计者总若干，割田租一万以隶焉，号横城义塾，迎致故礼部尚书方公为之师”[175]。横城义塾名师荟萃，名声远扬，“担簦负笈者不远数百里而来”，“户外之屦亦无减于昔，名人魁士项背相望，后生晚出头角崭然，见于题名石刻者六百八十有五人”。而蒋氏本族亦受惠于此，“建昌之诸父元善两膺乡荐，从弟合、犹子朋龟，并登上庠、领7举，长子国光寻升学馆，仲子国宾、从子国华、国珍俱取漕荐”。咸淳六年，“建昌为仇家飞语所中，不得安其居，而塾废矣”。元有南土，至元十五年，元廷闻建昌之名，“知为奇士，力加甄拔，授进义副尉南康路建昌县主簿”。建昌为官不久既辞归，建昌其季子即子晦之父谷城府君也，更修义塾为城南精舍，“谋复合子侄及里之俊秀群居而肄习焉。二十一年，精舍甫就绪，而建昌殁。谷城逢时休明，慨然以材自奋，久留京师且有官簿于朝，暨出为谷城尉”。谷城逝而精舍废。蒋子晦“自以生晚不及8家塾之全盛，而其美意不可不续，图起其废”。以至正元年六月构义塾，“为楹间者三，舁石刻蜫其中，外为小轩以9来客而便观眺，曰远怀亭者，示子孙使勿忘也”。金华黄蟳曾为亭记，有议论曰:“蒋氏一门百年五世，君子之泽犹有余润，明发有怀前人未远，如将见之而亲听命焉，考其成规，举其坠典，使贤材兴于昭代，义声动于遐方，岂非子晦之初意乎?”纵观蒋氏家族由宋至元的仕宦轨迹，能够发现与其义塾的兴废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之所以蒋氏屡有子弟入仕，与自身所立义塾的教育密切相关。良好的教育使蒋氏在宋代屡登天府，入元之后又因为才学名气而被举荐为官，义塾教育为其奠定了良好基础。所以，尽管义塾屡有废弛，蒋氏子孙总是力图兴复延续，以保证家族拥有长久发展的动力，由此亦能印证蒋氏名亭为“远怀”的深意所在。
广州路东莞黎氏，宋时曾“建祠里门之东以奉先，祀有田以为经费，又于祠西建义塾，延师教族之子弟”[176]。宋德佑末，祠与义塾毁于兵。元至元年间兴复如故，而至正时复罹兵燹，遂废。逮入明，“黎氏族党追念本始，乃洪武庚戌之岁，再复义塾，辟祭田，修祀事其中”，“岁时享祭，?蒿凄怆，降灌燎瘗，礼无不备。合族子姓几六七十人，睦姻之义，远迩所称，宋元以来为教官、为邑宰者，比比有之。国家征用儒宿，十世孙光起家监察御史，君子于此有以知世泽之厚矣”。由胡、黎两家族的发展过程，都能发现族学义塾教育扮演的重要角色。传统社会，人才辈出是宗族保持兴盛的重要因素，而对人才的培养则是宗族义学的责任所在。但是，宗族义学的建立与发展并非一蹴而就之事，往往要历经数代人的努力才能显出成效。黎氏义塾屡经战火而废置，但黎氏族人一直没有放弃对其兴复的努力，可以说，黎氏义塾兴复发展的过程就是黎氏宗族不断发展壮大的真实写照，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宗族义塾有助于宗族子弟学成人才并借此步入官僚统治阶层，浦江郑氏义门，其自宋开始，历元至明初，十世同居，子孙不分财异爨，屡受朝廷旌表，堪称宗族“义门”的典范[177]。郑氏亦有族学，名儒吴莱、宋濂都曾就教其中，大大提高了教学水平。良好的族学教育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据学者研究统计，浦江郑氏义门在明初被委以官职者多达47人，居官遍布全国十余个省，其中出任明中央台阁重臣的有礼部尚书郑沂、内藏库提点郑洪、翰林院待诏郑洽等[178]。浦江郑氏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能将众多人材送入统治集团，良好的族学教育应该是重要前提条件之一。而这批新官僚的出现将会带给宗族许多切实的利益，“仁民爱物，宜始于亲亲”[179]，族人入仕通显后，对家族声望及社会地位的提高产生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注释】
[1]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05页。
[2]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杂著》，四部丛刊初编本。
[3]鲁贞:《桐山老农集》卷一《江山修学复田记》。
[4]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九《义乌县学明伦堂记》。
[5]可参见胡务:《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元代庙学发展原因”一节，巴蜀书社2005年，第105～120页。
[6]胡务对元代各行省已有庙学、始建庙学数量及分布情况做了统计，其数据显示元代江浙、江西两行省新建的庙学数量在各行省之中排名倒数，但其学校覆盖率却高居第一、第二位。其原因主要是前宋时期，此二行省的教育就十分发达，路府州县之学基本普及，并未给元代留下更多的始建空间。元代此二行省庙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庙学的升格即原有庙学的拓宽方面。见氏上揭书，第77～120页。
[7]《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圣政一·兴学校》。
[8]《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圣政一·兴学校》。
[9]《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二《圣政一·兴学校》。
[10]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六《性理四书序》，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本，中华书局1997年，87页。
[11]元人梁寅:《策要》卷六《考课》(清嘉庆宛委别藏本)云:“元至正中，诏以六事课守令，曰:学校兴举、农桑有成、盗贼屏息、词讼简少、赋役均平、常平得法。”
[12]《通制条格》卷六《选举·五事》，259页。
[13]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镇江路新修庙学记》，第43页。
[14]关于庆元路儒学的整体状况，请见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元代庆元路的儒学教育考察”一章，第561～594页。
[15]任仲高:《大成殿记》，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十三《学校考》，《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
[16]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八《昌国州重修学记》。
[17]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奉化州学兴筑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18]王:《王忠文公集》卷十一《慈溪县学记》。
[19]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八《鄞县学兴造记》。
[20]刘仁本:《羽庭集》卷六《定海县兴修儒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王应麟:《重建学记》，《延四明志》卷十三《学校考》。
[22]任仲高:《大成殿记》，《延四明志》卷十三《学校考》。
[23]任仲高:《大成殿记》，《延四明志》卷十三《学校考》。
[2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八《昌国州重修学记》。
[25]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奉化州学兴筑记》。
[26]王祎:《王忠文公集》卷十一《慈溪县学记》。
[27]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八《鄞县学兴造记》。
[28]刘仁本:《羽庭集》卷六《定海县兴修儒学记》。
[29]段天祐:《重修鄞县学记》，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七。
[30]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奉化州学兴筑记》。
[31]刘仁本:《羽庭集》卷六《定海县兴修儒学记》。
[32]分见段天祐:《重修鄞县学记》，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七。程徐:《鄞县重修儒学记》，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八。
[33]关于元代的书院研究，请参见徐梓:《元代书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4]见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581页。
[35]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志》卷二《叙州·学校》，《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
[36]应奎翁:《翁洲书院记》，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八《学校》，《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
[37]袁桷:《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慈湖书院》。
[38]黄翔龙:《重修慈湖书院本末记》，《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
[39]王应麟:《重修慈湖书院记》，《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
[40]黄翔龙:《重修慈湖书院本末记》，《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
[41]黄翔龙:《重修慈湖书院本末记》，《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
[42]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二《叙州·学校》。
[43]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志》卷二《叙州·学校》。
[44]王应麟:《重修慈湖书院记》，《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
[45]袁桷:《
山书院记》，《延祐四明志》卷十四《学校考》。
[46]任士林:《松乡集》卷一《重建文公书院记》。
[47]凌迪知:《万姓统谱》卷五十七《应本仁》。
[48]程端学:《积斋集》卷五《故处士陈继翁墓志铭》。
[49]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八《学校》。
[50]林弼:《林登州集》卷十《送袁时习之沔阳学正序》。
[51]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八《学校》。
[52]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八《学校》。
[53]关于元代的义学问题，下文有专门论述，此处只作简略陈述。
[54]《元典章》卷三十一《礼部四·学校·儒学·崇奉儒教事理》。
[55]此表引用自申万里制作的“宋元庆元路学产对照表”，见氏著:《元代教育研究》，574页。引用时格式稍作调整。
[56]宋元的计量器不同，宋中期之后用文思院斛，元则用省斛。文思院斛与省斛的折算比例有三种，即1∶0.7、1∶0.68、1∶0.66。可参见陈高华先生的论述，见氏著:《元代税粮制度初探》，《文史》第6辑，120页。《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读＜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5期，97页。但即便将表格中元代收入的米、谷数折合成宋斛数，相对于田亩的增加数，米谷收入仍不能与之相匹配。
[5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十五《袁州路分宜县学明伦堂记》。
[58]陈旅:《安雅堂集》卷七《泉州路儒学修学记》。
[59]任士林:《松乡集》卷一《绍兴路学重修讲堂记》。本段下引材料除特别标注者外，皆本于此。
[60]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九《重修绍兴路儒学记》。
[61]周鑫博士研究了元代抚州儒士参与地方儒学兴建的情况，从其讨论的情况来看，地方官府及官学自身力量的不足使得地方儒士广泛参与到抚州各级官学修缮的诸多环节中，包括修缮经费的筹措、修缮工程的投入以及竣工后记文的撰述等，补充了地方官府财政的不足，对官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见氏《儒士新地方性格的成长:以元代江西抚州儒士为中心》，146～154页。
[62]申万里先生对此有过论说，见氏著:《元代教育研究》，355～356页。
[63]关于寺院和豪强对学田的侵夺情况，孟繁清先生曾作过讨论，见氏著:《元代的学田》，《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64]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六《分宜县学复田记》。
[65]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十三《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柯君墓志铭》。
[66]鲁贞:《桐山老农集》卷一《江山修学复田记》。
[67]贡师泰:《玩斋集》卷七《福州路儒学复田记》。
[68]虞师道:《元庆元路儒学涂田碑》，阮元:《两浙金石志》卷十六。
[69]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八《滕州学田记》。
[70]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十三《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柯君墓志铭》。
[71]刘铣:《桂隐先生文集》卷一《吉安兴学记》，《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
[72]《通制条格》卷五《学令·庙学》，213页。
[73]《庙学典礼》卷四《庙学田地钱粮分付与秀才每为主》，王颋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74～76页。
[74]参见申万里相关论述，见氏著:《元代教育研究》，175页。
[75]陈旅:《安雅堂集》卷八《海盐州重修庙学记》。
[76]姚燧:《姚文公牧庵集》卷五《崇阳学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2，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
[77]参见桂栖鹏相关论述，见氏著:《元代江南地区封建租佃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78]《通制条格》卷五《学令·庙学》，213页。
[79]桂栖鹏先生举出若干实例证明，这则学令在实际执行中未能充分发挥效力，见氏上揭文，156页。
[80]《庙学典礼》卷四《学官任满给由》，90页。
[81]刘埙:《水云村稿》卷三《重修学记》。
[82]卢琦:《圭峰集》卷下《重修永春县学记》。
[83]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九《义乌县学明伦堂记》。
[84]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德清县学祭器记》。
[85]详见梁庚尧:《宋代的义学》，见《台大历史学报》第24期，1999年12月。梁先生认为，由于官方教育无法完全满足民间扩大的教育需求，客观上需要民间教育给予必要的补充，而义学适应了时代变化的要求而逐渐取得发展，并作为新教育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延续下来。同时，苏州范氏义庄设置固定田产作为义学运行发展物质保障的做法成为民间兴办义学效仿的典范模式，亦构成了北宋以来义学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成分。梁氏进一步指出，义学含有推广教化和以富资贫的双重理想，两者经由富家财力而结合起来;而修习举业与讲学并重的教育形式，使文人儒士有了更多的价值选择，他们对义学理想与传统的推崇和实践，扩大了义学的社会影响，进而推动了其发展壮大。
[86]梁氏上揭文，215页。
[87]详见常建华:《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8月，61～74页。常先生文章的思路和观点对笔者颇有启发，屡有借鉴。
[88]常氏上揭文，70页。
[89]韩志远:《元代私学初探》，《元史论丛》第九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85页。
[90]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关于义塾的讨论，见该书95～103页。
[91]申氏前揭书，95页。
[92]申氏前揭书，103页。
[93]吴澄:《吴文正公集》%二十二《旧冈义塾记》。
[94]刘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六《季氏湖山义塾记》。
[95]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二《赵氏书塾记》。
[96]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沈氏义庄记》。
[97]贡师泰:《玩斋集》卷八《跋程氏遗安义学本末》。
[98]宋濂:《故田府君墓志铭》，《宋濂全集》，第802页。
[99]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九《邵氏享德堂记》。
[100]赵孟
《松雪斋集》卷八《义士吴公墓铭》。
[101]邓文原:《吴氏义塾记》，《巴西邓先生文集》。
[102]吴澄:《吴文正公集》%二十二《儒林义塾记》。
[103]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戴氏义塾记》。
[104]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五《安成李氏重修安贤义塾记》。
[105]王:《王忠文公文集》卷八《杨氏义塾记》。
[106]邓文原:《故朝散大夫同知饶州路总管府事史公墓铭》，《巴西邓先生文集》。
[107]揭斯:《揭文安公全集》卷十三《饶隐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108]详见田建平:《元代出版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46～57页。
[109]赵禤:《东山存稿》卷三《潜溪后集序》。
[110]张昶:《吴中人物志》卷四《荐举·元》，明隆庆刻本。
[111]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三十《人物五·节义》，明正德七年刊本。
[112]王立平:《元代地方官学生员及其学习生活》，《固原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113]见申万里前揭书，267～271页。
[114]关于元代的学田，参见孟繁清《元代的学田》一文，《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孟先生曾对元代官学学田的来源进行过梳理，将其归纳为四类:一为沿袭前代旧有学田;二是官府拨给田地;三是私人捐献学田;四是自身收购学田。
[115]见孟繁清先生上揭文，49页。
[116]徐硕:《至元嘉禾志》卷十六《复学田记》，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
[117]陶安:《陶学士先生文集》卷十五《送李国用引》，《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97，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
[118]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二《儒林义塾记》。
[119]赵孟
《松雪斋集》卷八《义士吴公墓铭》。
[120]刘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十《季氏湖山义塾记》。
[12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八《滕州性善书院学田记》。
[122]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上海鹤砂义塾田记》。
[123]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三十《人物五》。
[124]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九《诸暨陈君墓志铭》。
[125]宋濂:《莆田陈府君墓铭》，《宋濂全集》，1659页。
[126]王:《王忠文公文集》卷八《杨氏义塾记》。
[127]邓文原:《东阳义塾记》，《巴西邓先生文集》。
[128]邓文原:《吴氏义塾记》，《巴西邓先生文集》。
[129]宋濂:《龙渊义塾记》，《宋濂全集》，264页。
[130]徐一夔:《始丰稿》卷四《冯氏义塾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1]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上海鹤砂义塾田记》。
[132]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二《儒林义塾记》。
[133]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二《旧冈义塾记》。
[134]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四《方大年墓志铭》。
[135]危素:《临川吴文正公年谱》，载吴澄:《吴文正公集》卷首。谱曰:至元二十五年戊子。授徒宜黄县明新堂。宜黄吴东子建义塾，扁曰明新堂，设先圣像，行释菜礼，奉书币聘延公受徒其中，属邻境有警，乃奉游夫人寓门人邹志道旧庐，自留义塾数月。
[136]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七《徽州路儒学教授陆君墓志铭》。
[137]宋濂:《方府君墓铭》，《宋濂全集》，315页。
[138]陈旅:《安雅堂集》卷十一《江山县尹刘彦章墓碣有序》。
[139]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九《陶氏菊逸序》。
[140]宋濂:《故温州路总管府判官宣君墓志铭》，《宋濂全集》，1490页。
[141]黄蟳:《文献集》卷九下《戚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2]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二《安福州安田里塾壁记》。
[143]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上海鹤砂义塾田记》。
[144]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二《儒林义塾记》。
[145]《元典章》卷二《圣政一·兴学校》。
[146]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三《新乐县壁里书院记》，33页。
[147]鲁贞:《桐山老农集》卷一《江山修学复田记》。
[148]见申氏前揭书，600～602页。申万里博士研究认为，元代许多儒学物质条件差，教育发展缺乏保障;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因素对儒学影响很大;一些地方官员和教官的素质不能满足儒学发展的要求，等等。这些不利因素导致元代许多学校兴废无常，儒学教育发展不够稳定，无法保持连贯的态势。
[149]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一《上海横溪义塾记》。
[150]徐一夔:《始丰稿》卷四《冯氏义塾记》。
[151]宋濂:《龙渊义塾记》，《宋濂全集》，264页。
[152]程端学:《积斋集》卷四《东湖书院记》。
[153]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二《赵氏书塾记》。
[154]吴澄:《吴文正公集》卷四十一《故平洲居士刘士远墓志铭》。
[155]宋濂:《大明故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367页。
[156]刘基:《诚意伯文集》卷七《海宁州贾希贤义塾诗序》。
[157]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邵氏义塾记》。
[158]林弼:《林登州集》卷十《送袁时习之沔阳学正序》。
[159]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十三《大元少中大夫江州路总管赠太中大夫秘书大监轻车都尉太原郡侯王安定公墓碑》。
[160]宋濂:《东阳贞节处士蒋府君墓铭》，《宋濂全集》，1742页。
[161]相关的研究可参见张伟、邢舒绪:《程端礼及其〈读书分年日程〉》，《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年第6期。宁俊伟:《〈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与元代的教育思想》，《高校理论战线》2007年第6期。
[162]《元史》卷一百九十《儒学二·程端礼》，4343页。
[163]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本。
[164]《元史》卷一百九十《儒学二·程端礼》，第4343页。
[165]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五《安成李氏重修安贤义塾记》。
[166]刘基:《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卷十《季氏湖山义塾记》。
[167]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一《银峰义塾记》。
[168]关于宋元时代宗族制度的研究，可参见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常建华:《宗族志》，刘泽华主编:《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第4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169]陈高:《不系舟渔集》卷十二《赵氏书塾记》。
[170]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二十二《旧冈义塾记》。
[171]郑太和:《郑氏规范》，清道光学海类编本。
[172]常建华:《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69、70页。
[173]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二十《胡氏族谱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4]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戴氏义塾记》。
[175]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五《远怀亭记》。本段下引材料未特别标注者，皆本于此。
[176]郑真:《荥阳外史集》卷四十五《黎氏重建祠堂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7]关于郑氏义门的研究成果较多，相关学术史回顾请参见申万里及许守泯文，分见于申万里:《元代的浦江郑氏——中国古代同居共财家族的一个个案考察》，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许守泯:《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元史论丛》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
[178]毛策:《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考述》，见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153页。
[179]黄蟳:《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汤氏义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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