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耆老与地方事务
耆老们参与地方事务的管理，主要表现为接受官员的召集，为官员提供咨询和建议，同时也作为连接官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向基层民众传达官府的政令。
张克忠为永年令，下车伊始，召其耆老语之曰:“治民之道，在乎敦耕桑，崇庠序，广储蓄而已。农桑劝则无寒饥之苦，学校兴则知礼让之方，储蓄广则亡水旱之虞矣。”[78]在县三年，以治称。
长乐县尹程愿学始至县，“整饬案牒，申明德意，植贫弱，宽徭赋，分遣耆老入其乡，申谕朝廷治意。民信其所为，流亡之众来归者不可胜纪。县治所寓，生聚日蕃，渐可比内郡”[79]。
徽州路婺源依山为州，“民素淳朴，而世降风移，俗习变迁，男女婚聘后富则渝其约。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亲丧，贫则不举，有停其柩累数世不葬者”。奉议大夫于文传出任婺源，“下车即呼其耆老，使以礼训告之，阅三月而婚嫁丧葬之事俱毕”[80]。
耆老们代替官员向乡里民众申谕朝廷“治意”，传达政令，风俗为之淳化，秩序为之安定。耆老们成为上情下达、连接官府与乡里的介质和管道，官员通过他们完成对基层乡里的治理和管控。事实上，官员并不直接参与管理乡里的具体事务，耆老成为官府的委托人，实际执行对乡里社会秩序的维护与掌控。
(一)耆老与劝农事务
元代地方官都兼有劝农之衔，每年春天开耕播种之际，都要进行劝农活动。当然，多数劝农官员不可能遍行各地进行劝农，而多是召集地方耆老进行宣谕，表达朝廷重视农桑的态度，再由耆老代为传达到基层民众中间。这在元代的几篇劝农文里都有直接体现。
二月始和，农出在野，县官率其属以延见父老，非为文具，务敦实业尔。父老率乡之子弟，惟勤惟谨、勿惰勿游、勿好勇斗狠、勿饮博争讼，惟耕蚕是务。耕蚕者，衣食之本，不耕则饥，不蚕则寒，饥寒迫于身则放僻邪荡无所不为，伊尔父老之羞尔。其训教之西成之后，农时有隙，子弟各入乡学，习以孝弟忠信，所以崇乡里之化也。若夫苛征慢令、贪刻以厉尔民，县官所不忍为，益思检身绳下，以无负于尔百姓，父老在此，吾不食言。[81]
二月初吉，田事载兴，长官亲出东郊劝耕，虽循旧典，亦欲延见父老，巡省田里。尔等一乡之老，当帅一乡之子弟，胥训告，胥教诲，浚乃沟洫、慎乃堤防、利乃耒耜、修乃疆畎，事事有备，有备无患。[82]
郡守视尔农多艰困，常思欲宽征轻徭，俾生尔父老归而督子弟治尔耒耜，则器不钝，浚尔陂池则水可潴，正定疆界则邻息争，依时莳种则物性遂，且衣食足然后知礼义。……尔父老重告子弟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则家道肥，男耕女织不事游荡则衣食裕，毋赌博纵酒食以破家，毋犯上讦阴私以败俗，斗狠违法者伤身，欺诈反复者致祸，皆尔农所当戒也。今而冀尔父兄念老守之言，朝夕无忘无怠，则醇风盎溢，善类汪洋，雨顺风调，五谷蕃庶，守之愿也。尔父老之所乐闻也，可不勉诸。[83]
况今春首，农事方作，巡行劝勉，适在兹时，仰所在有司照依已降条画，遍历乡村，奉宣圣、天子德意。敦谕社长、耆老人等，随事推行，因利而利，察其勤惰而惩劝之。[84]
以上几篇劝农文，都是劝农官员对“父老”们的直接宣谕，一方面要求父老们劝率乡里子弟，重农务本，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要求父老能够监督、劝化乡里的社会风气，以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由耆老来完成劝课农桑的活动，这种方式更为切合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耆老本身生活在乡里，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较为了解，社会关系基础较好，更容易接近普通农民，沟通更为便利，农民也乐于接受。相反，劝农官员多不具备耆老的这些优势条件，“今长官皆以劝农冒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移文，使各社各乡，预相告报，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85]。可见，元代官员的直接下乡劝农往往效果欠佳[86]。
(二)耆老与风俗教化
对于有利于风俗教化之人与事，耆老们总是积极向官府申明荐举，求得旌表。史籍中对此多有记载。
番易上官藻之家，“同居不异爨，则自先大父以来如一日。中罹家难，二兄相继殁世，藻领诸兄子奉母氏益虔，母且死，力疾诫子及孙，必守前人之规，毋析毋异，言不及他。后十年，佥江东廉访司事姚公得其实于揽辔之余，以为郡内美谈，率是邑之官、之吏、之耆旧，即所居以义居榜之而纪以诗，敢求文于执事者”[87]。又有，青田陆氏累世同居，“至象山文安公时已十世不异爨，先代复其赋，表其闾，文安公兄弟又以道德师表当世，而青田陆氏闻天下。中更寇毁，星分瓦解，陆氏先祠亦不能屋矣。至元二十三年，广平程某以侍御史将旨江南，过金溪，顾瞻遗址，闵然兴怀。乡之耆旧咸请复复其家，且建三陆先生祠。遂以语郡，郡下之县……”[88]上官氏与陆氏因为累世同居，义声显赫，“耆旧”对此种有利于教化伦常的事自然要积极予以褒扬。
民妇王氏“善组
以供日需”，能够教养其子“通习儒吏，致卓有所立”，归养公婆秦氏以极孝恭，“于是风动乡闾、义激行路，耆旧士夫交章举保，蒙旌表门闾曰:孝节王氏之里”[89]。
民妇郭氏，贞行卓越，“长社者率乡之父老状列其行，事闻于有司，有司上之蜀省，得依令式以表”[90]。
杜伯荣，周济乡里，事寡嫂甚敬，“耆老欲闻有司，乞旌表其门闾者。伯荣止之曰:‘此亦尽其在我者而已，何必尔耶’”[91]。
党仲安，“天资信厚，谨敏有才干。先世恒产，虽日完美，增修之力，能勤有继，真保家之主也。好仁乐义，,自性成，视亲戚交旧犹吾一家。时其寡乏，辄倾倒廪，使不至饥饿。或岁分，或月给，如是者余二十年。厥今恃仲安为家者，指数殆十人。仲安其贤矣哉”。耆老郭用之辈认为党仲安的善行应该得到申举，“有善弗彰，是谓蔽贤。以德报德，亦圣人所许。乡党士夫贤仲安者，欲播之诗歌，以为世劝”[92]。
由上可见，乡里出现的善人善事，耆老们都会将其向官府进行反映和申举，以期望官司给予旌表。实际上，这也成为耆老们的一项职责，体现其具体参与到基层社会的管理当中。通过他们的申举和推荐，使忠信孝悌之人得到政府的表彰，也使得贤能之人得到举荐，如南康路建昌县人郑朝举，宋人，幼时“端重如成人，习唐欧阳率更楷法、宋高庙行草俱逼真。登乡达吕候正甫之门，从行絬抚郡。吕之父，朱子门人也。君熏染见闻，嗜小学四书”。元定江南，值各处盗起，郡贰至邑，“俾令长集父老议，选有才望者往抚谕，佥谓君可。君承命，挟二力直抵诸山砦，晓譬祸福，悉改悔释兵，郡贰器之”[93]。郑朝举被举荐，父老的评议起了关键作用。对于耆老的举荐责任，元廷亦有规定，如“遇路府州吏有缺，依例于所属请俸人吏内，从上勾补。司县司吏，听本处耆老上户人等，于概管户内询众，推举性行循良、廉慎无过、儒通吏事、吏晓儒书者补充，无得将不谙儒吏、不应之人保充。如违，罪及元保。年终依例交案”[94]。可见，在司县一级吏员人选的举荐方面，地方耆老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可以举荐地方循良廉慎之人为吏。
作为职责，耆老要将举荐忠信孝悌与监督、劝诫有损于风化之人、事并重，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如前所述，耆老应当“率乡之子弟，惟勤惟谨、勿惰勿游、勿好勇斗狠、勿饮博争讼，惟耕蚕是务”，又需“重告子弟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则家道肥，男耕女织不事游荡则衣食裕，毋赌博纵酒食以破家，毋犯上讦阴私以败俗，斗狠违法者伤身，欺诈反复者致祸”，这些都是农民要引以为戒的。统治者赋予耆老们以监督民众的权力，希望他们“日坐于里门，其少壮旦出而诲之以所当为;夕入，笃之以所不及”[95]，“因利而利，察其勤惰而惩劝之”。“其有不待教率、自来孝悌勤俭力田而省事、循理而畏法者，申明上司，别加显异。若凶顽如前、恬不知省，上违总府之训辞，下悖父兄之忠告，是乱常败俗之人，国有常刑，悔将何及。”[96]对于有碍风俗教化的行为，耆老们往往能够给予直接回应，“无锡舁佛像由暨阳而来，鸣锣鼓，竖旗盖，仪从覼侈。家至，以祸福惑人，取粟帛无?。东洲任耆老沮之，巫不逊，被殴，且以杖搪木偶，几踬而后去。邻庄有王氏者，挞而逐之”[97]。耆老为了阻止“巫”的惑人行径，不惜以拳杖相向，足见其维护风气的意志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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