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智者运动与民主社会
智者(sophistes)，一般是指一切有智慧的、聪明的、在理解力或某种技能方面超群出众的人。智者一词古已有之，其具体所指的是哪些才能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荷马时代，智者其含义主要是指某种技艺特别是手工艺的精巧与智慧，各类精通自己领域的能工巧匠都称为智者。后来，各行各业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都称为智者。再后来，有治国能立的人和创立法律的人，也被称为智者。在古希腊中，“七贤”就是七个智者，他们中有几个就是治国的“贤人”，如梭论。在普罗泰戈拉生活的年代乃至以后，智者一词仍有这方面的含义。不过，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智者逐渐获得了特殊的含义，成了一批以收费授徒谋生，主要研究语言、逻辑和修辞知识，传授论辩术、演说术和诉讼技巧，也讲授治理城邦知识和处理家庭事务知识的职业教师的专有名词。他们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希庇亚、安提丰、克里底鲁、欧绪德谟等人。他们以雅典为活动中心，活跃在希腊各主要城邦和奥林匹亚赛会、德尔菲庙会等大型聚会上，发表关于真理与价值、人与社会、伦理与政治等方面的见解，一时间，成为青年们所追逐的对象，并甘愿付上不菲的学费。
作为职业教师的智者们，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基本坚持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个体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主张，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对立的。因此，受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尖锐批判，他们在批判中难免夸大其词，甚至加以歪曲。如果说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还把智者们看做一个在理论上值得批驳的对手而给以严肃的批判，这实际上是看重对手在学术上的地位并给予应有的尊重，那么在喜剧作家们那里，智者们便成为嘲笑、讽刺的对象，甚至加以丑化。这在雅典这个民主的国度和“百家争鸣”的时代，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智者被说成是受雇于富豪子弟的教师、贩卖知识的零售商，是在论辩中赚钱的人[70]，只会模仿别人，自己没有知识却又装作有知识的骗子。[71]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智者的技艺貌似智慧其实不是智慧，所谓智者就是靠似是而非的智慧赚钱的人。”[72]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批评，再加上智者中尤其是后期智者中出现了一些以骗钱为目的、不追求知识探索、搞文字游戏的人，遂使“智者”一词逐渐成为“诡辩者”的代名词。其实，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和以后都有为智者辩护的人。与柏拉图同时代的伊索克拉底就看到了智者们传授演讲、修辞和诉讼等方面的知识与技巧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古罗马的智者斐洛特拉图(公元170—公元249年)写了《智者的生平》，介绍了公元前5世纪直到公元3世纪其间的智者，可见智者学派延续时间还是很长的，在古代也没有被完全否定。在近代，黑格尔对智者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重新阐释，从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肯定了智者学派在古希腊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我们要把这个(指“智者”——引者)坏的意义抛在一边，把它忘掉。相反的，我们现在要进一步从它的积极的方面，严格地说，即是从科学的方面，来考察智者们在希腊究竟占据什么地位。”[73]黑格尔认为:“正是智者们现在把作为思想的简单概念，……一般的应用到社会对象上去，并且使它深入到一切人事关系中去，因为概念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意识到自己是绝对和唯一的实体，排斥其他一切，要求影响那不是思想的特定事物，对它们施展自己的势力和统治权。”[74]总而言之，在黑格尔看来，智者的功绩在于把思想对象化、客观化，使思想起到了对人们的实践行为发生作用的意义。格罗特肯定智者是古代民主制度的维护者，是热心于政治、教育和法律的战士。现代学者大多都肯定智者学派的人本主义思想，看重他们对人的关怀和思想启蒙作用。近年来，智者学派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及其政治哲学思想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但限于材料的问题研究不够深入。笔者在此也只能根据已掌握的有限材料，对智者学派的政治哲学观点作初浅的探索。
应该肯定的是智者学派的思想有直接与政治哲学相关的内容。智者运动作为当时的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潮，涉及当时思想的各个方面，虽然众多的智者们并没有有意识地结成一个学派，其思想和政治立场也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他们彼此之间师承关系也不清楚，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也只是就有限的材料大概地断定智者们在哲学上的总体趋向是相对主义、约定主义与人文主义，主要研究语言、逻辑、演讲和诉讼。不过，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政治哲学也是智者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首先，从智者们留下的著述的篇名和内容来看，有与政治直接相关的材料。第欧根尼·拉尔修提到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有:《论神》及有关论辩术的八篇即《论角力》、《论数学》、《论政制》、《论志向》、《论美德》、《关于事物的旧秩序》、《论冥府》、《论人的错误》等，此外还有一部《箴言》，一部《论相反论证——关于学费问题的辩论》。[75]柏拉图在《智者篇》中说他们(智者们)能教一切有关天上和地上可见的事物，能谈普遍的生成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政治和法律等等，而且一一写下来并且发表，这些话虽有讽刺的意味，但说明智者的思想涉及政治则是无疑的。智者安提丰写过《论和谐》、《政治家》等有关政治论文，克里底亚也写过《论政制》。另一个叫安提丰的人也与政治直接关联。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讲到公元前411年雅典推翻民主制，成立四百人议事会时说:“提出这个建议的是皮以大，一般说来，他是最公开表示要废除民主政治的，但是计划全部阴谋，使之达到这个地步的以及对此考虑最多的是安提丰，他是当时最能干的雅典人之一。他有最聪明的头脑，有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辩才;非到万不得已时，他绝对不在民众会议上演说，或在公共场所和别人竞争。因为他以狡猾出名，一般民众不信任他;但是当别人从事诉讼的时候或要在公民大会上说明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能给那些向他请教的人提供最好和最有益的意见。后来‘四百人’议事会被推翻，民主制恢复并设立法庭审判‘四百人’的行为的时候，这时安提丰被控犯有帮助这个政府的罪行，因而受到审判，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的答辩辞是自古以来直到我演讲与辩论这个时代最好的一篇答辩辞。”[76]
从以上叙述可知，智者学派与古希腊城邦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有紧密的关联。首先，智者运动出现在希腊民主政治的全盛时期绝不是偶然的，是古希腊民主政治发展的直接产物。尽管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民主政治特别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政治开放，公民们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的机会大大增加，全体公民参与政事，勇于发表政治见解，而且参加者不论出身、财产和官职，一律平等。民主政治需要各种公开讨论政治问题的活动。雅典是一个讲求法律的社会，民事问题、刑事问题都需要开放的法律诉讼活动来解决纠纷，公民们可在法庭上通过辩论据理力争，而且雅典公民积极踊跃地参加各种公共活动。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诉讼、演讲与辩论技巧，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智者也就应民主政治的需求而产生了。其次，许多智者直接参与了政治活动。普罗泰戈拉来到雅典后，成为伯利克利的拥护者和朋友，积极参与民主派的政治活动，公元前444年雅典在西西里的图里建立殖民城邦，普罗泰戈拉起草了该城邦的法律。[77]公元前427年林地尼和叙拉古发生争执。林地尼派高尔吉亚到雅典，高尔吉亚说服了雅典同林地尼结盟。智者希庇亚也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他说:“苏格拉底呵，我实在太忙了。因为无论何时埃利斯只要和别的城邦发生交涉，在公民中总首先想到我，选我做使节。”[78]
智者的这些活动既反映了当时城邦政治特别是民主政治的实际状况，也反映了智者们的态度和在政治中的作用。首先，智者的活动影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当时的雅典政府鼓励公民们参加政治活动，为了保障贫穷的公民能够参加公共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和宗教活动，政府颁发了公职津贴和戏剧津贴。这一切都要求和鼓励公民们关心政治，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辨别能力、政治参与能力和参与法律诉讼活动的能力。智者学派适应了社会的要求，研究语言逻辑知识，传授演讲、辩论和诉讼等等技巧，对提高公民政治素养是有积极意义的。其次，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的思想观点也反映了民主政治的状况。尽管从认识真理和社会标准上看，智者的相对主义或约定主义是有消极性的，但也符合人的认识和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的特征，揭示这个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民主政治需要思想解放，需要从各种不同角度去解析事物，需要各种意见都发表出来。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古希腊，在民主社会和百家争鸣的环境中，各种思想竞相登场，各种奇谈怪论灿烂开放。在这一背景下，形成了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想也是势在必然，而且对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公民们个人主体意识增强的体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地强化他们的政治主体意识，因为这种观点摘除了政治观念上的绝对标准。智者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城邦和家庭的现存的权威，它所提出的问题超过它所解决的问题。
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看，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们，处在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辉煌时期，适应了民主政治的需要，首先向人们讲授了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辩论、修辞、逻辑和诉讼等进行政治活动的一些技术知识，这种知识是从民主政治实践中概括总结出来的，不同于传统的学问，对民主的发展是有意义的。那么，他们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哲学思想，根据现有材料，总体说来，在政治生活的本质问题、政治生活的方式问题和城邦及其规范的形成问题上，智者学派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政治哲学的发展上，不仅实现了哲学研究对象的转变，即从神转向人，从自然转向社会;而且也建构了一门以城邦政治为研究对象的知识。在智者的主要反对者柏拉图所撰写的《普罗泰戈拉篇》中记载，普罗泰戈拉向伯里克的两个儿子帕拉卢和克珊西普传授了治理城邦的知识。[79]随着智者们的这种转向和对城邦治理知识的探索与建构，一门新的学问——政治哲学诞生了。普罗泰戈拉被认为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创始人。长期以来，由于智者学派的许多著作特别是政治方面著作的遗失，再加上为柏拉图在政治哲学上的巨大成就所遮蔽，而使人们忽视了智者们在政治哲学上的开创性贡献。甚至我们怀疑，柏拉图有意不提智者们的政治学说，而专门攻击智者们的相对主义。因为，在柏拉图的著述活动中，显然首先是把智者作为一个最主要的攻击对象。在柏拉图公认的26篇真作中有10篇直接涉及智者，它们是:《普罗泰戈拉篇》、《高尔吉亚篇》、《大希庇亚篇》、《小希庇亚篇》、《克拉底鲁篇》、《欧绪德谟篇》、《美诺篇》、《斐德罗篇》、《智者篇》、《泰阿泰德篇》等。柏拉图的许多对话以反面角色——智者的名字命名，这些作品或涉及智者所提出的问题或批判智者的某种思想，不免带有浓厚的主观成见;而且既然柏拉图在对话中可以闭口不谈德谟克利特，那么也能够在对话中有意地回避智者们在政治哲学上的成就。既然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说普罗泰戈拉和普罗狄科等智者“以私人教学使他的同时代人深信，人们如果不受智者的教育，就不能管好家务治好国家;他们靠这种智慧赢得了深深的热爱”[80]，这就是说，柏拉图承认智者形成了有关治国的知识，但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对智者政治学说的叙述，这给人们留下了智者在政治哲学方面建树不大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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