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代的农田水利情况
江南地区河流纵横、水网密布，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地区普遍以水田为主要的耕作方式。由于水田都是利用河流或者湖泊水利，高筑堤岸，围地成田而进行生产的，“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水荡，难以数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溉田数十亩。若沟渠陂?，上置水闸，以备启闭;若塘堰之水，闭置
窦，以便通泄”[39]。堤岸沟渠等水利设施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它们容易损坏，所以经常性的修缮维护十分必要。
兴建和维护水利设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仅需要调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需要对这些力量进行组织和分配，并使其有效运转起来，从而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而且，这种兴修维护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由于水利设施极易损坏，要保障其有效的发挥作用，必须进行长期的修护管理。元政府对于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较为重视，设立了江南行都水监作为专门的管理机构来负责具体事务[40]，地方从行省至州县的各级主要官员，都有兴修水利的职责。由于统治者重视，元代南方地区的水利灌溉事业在前代基础上有所进步并得以继续发展[41]。
但是，元代的水利建设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资金不足，这在前面已经多有提及。其次，许多官员缺乏治水的专业知识，无法实施正确有效的指导监督，譬如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访司官员曾对部分治水官员提出质疑:“今之所谓治水者，徒尔议论纷纭，咸无良策。水监之官，既非精选，知河之利害者，百无一二。虽每年累驿而至，名为巡河，徒应故事。问地形之高下，则懵不知;访水势之利害，则非所习。既无实才，又不经练。乃或妄兴事端，劳民动众，阻逆水性，翻为后患。”[42]无独有偶，江南情况亦是如此，“居位者未知风土所宜，视浙西水利与诸处无异，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间水旱频仍也”[43]。可见，元代治水官员素质不高的状况已经对地方的水利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一些治水官员不以治水为则，反而以此病民，违背了设置机构的初衷，“国家置都水庸田使于江南，本以为民，而赋税为之后。往年使者昧于本末之义，民尝以旱告，率拒之不受，而尽征其租入。比又以水告，复逮系告者，而以为奸治之。其心以为官为都水，而民有水旱之患如我何?于是吴越之人咻然相哗，以为厉已”[44]。再者，元代的地方豪强势力也对水利建设形成了一定阻碍，例如淀山湖为吴淞江流域重要的蓄水湖泊，“宋法禁人占湖为田，为泄水路故也。归附后，权势占据为田。今山寺在田中(宋时在湖中——引者注)，虽有港，悉皆浅狭。潮水湖水不相往来，拦住去水，东南风，水回太湖，则长兴、宜兴、归安、乌程、德清等处泛溢;西北风，水下淀山湖泖，则昆山、常熟、吴江、松江等处泛溢，皆因下流不决，积水往来为害”[45]。又有练湖，“豪势之家于湖中筑堤围田耕种，侵占既广，不足受水，遂至泛滥”[46]。权豪占湖为田，导致湖面缩小，产生淤积，阻碍了水流正常宣泄，是致使水害频生的重要原因。豪强势力侵占河道湖塘的行为往往无法得到究治，许多人甚至能得到官府庇护，如浙西地区的重要河流吴淞江，宋时设置“撩洗军人，专掌修治”，入元之后，“军士罢散，有司不以为务，势豪租占为荡为田，州县不得其人，辄行许准，以致湮塞不通，公私俱失其利久矣”[47]。
可见，元代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治水机构兴废无常，行政职能无法正常有效发挥，水利官员素质不高以及豪强势力侵夺阻碍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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