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义学的整体情况分析介绍

一　元代义学的整体情况

为了能对元代义学的整体情况有所了解，笔者依据史料记载，对元代义学的兴办情况做了统计，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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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学的分布来看，以江南地区为多，江浙行省占据大部分，江西行省次之。北方地区则以中书省及河南行省居多，但相比江南地区则差距较大。从义学的建置年代来看，以元中后期居多，元前期相对较少，仍有部分义塾沿袭宋代。从建置人的身份来看，多是乡里义士，也有部分官僚。

(一)教育对象

义学教育的对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族子弟。部分义塾创设的初衷是为了教育宗族成员，如揭氏建旧冈义塾，目的即是“聚教其族人”^[93];季谦建湖山义塾，“萃其族之子弟悉入学者”^[94];乐清居士赵士正，“辟塾于家，延致名师，尽聚其族之子侄而教之，币帛饔膳之费咸出于己”^[95]。这类义学主要面向宗族内部成员，施教对象较为专一。不过，虽然一些义学宗族教育的意味浓厚，却也呈现出开放性，并不排斥族外之人，如湖州路归安县沈氏义学，“聚族之子弟，俾随材以受业”，而“乡人来学者，弗拒也”^[96]。又如“新安程致和既立义学，以教其宗族子弟与凡乡里之愿学者”^[97]。还有一类义学，施教对象相对广泛，并无特殊限制，如婺州路永康县人田贞，“建义塾一所，聘文行儒为师，集乡子弟教之。”^[98]松江府华亭县人邵翠岩，“立义塾于乡，割己田若干亩教养里中儿”^[99]。义士吴森，“捐腴田二顷，建义塾以淑乡里子弟”^[100]。

(二)教学设施

教学是义塾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功能。教学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及开展，客观上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软硬件设施作为基础和支持，软硬件设施的水平会直接影响到义塾办学层次的高低。从史料记载来看，一些元代义塾教学设施齐备，如嘉兴路崇德州吴氏义塾，“为方七亩有半，益以旁近地亩三，经度缔构，宏丽亢爽，中象燕居，翼以斋庑，其北讲堂，寝息有所，左右书器庋阁严奥，重门辉赫，南穴为池，直池北东，廪舍庖蔃各有攸处。……中河为桥，级石夷平，便诸入塾者”^[101]。万安儒林义塾，“中创先圣燕居之室，二庑翼其左右，前为中门，门之前为外门，后为讲堂，堂之后炉亭，有齐舍以馆诸生，有庖厨以供饮食”^[102]。嘉兴路戴氏义塾，“先圣先师之殿峙其中，论堂踞其后，斋庐翼其旁，邃庑穹门，下至庖蔃库庾直舍之属。为屋总四十有五间，陶甓黝垩，缜壮而不华。图史之藏，什器之须，纤悉毕备。周以缭垣，环以幽篁，佳木花径果蹊，而潴其流泉为芰荷菰蒲之区”^[103]。许多义塾在规制布局方面“一仿书院精舍之制，礼殿庑门讲堂斋舍各有其所”^[104]，“规制之详几侔于庠序矣”^[105]，基本上达到官学或书院的水平。当然，并非所有义塾的规制都能如此齐备，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置者的财力丰厚与否。

书籍是重要的教育资源，一些义塾对此也给予很多投入，如真定史氏有讳元亨者，为金紫光禄大夫河北东西都元帅史天倪的后代，自其致仕归里，“首构宇以祠金紫公，示敦报本。且议兴义塾以训史氏之子姓群从及乡里之乐学者，筑堂贮书，号曰万卷，其经度皆有序”^[106];临川饶国华，“尝买书数千卷，割田建义塾，以教乡里子弟”^[107]。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义塾甚至可以自己刊刻图书，据田建平先生研究表明，元代私宅家塾刻书情况比较兴盛，其刊刻水平也较高，内容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108]，如宋濂曾就教于浦阳郑氏义门，其所著《潜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陈公众仲序文，浦阳义塾既刻而传之”^[109]。长洲陆德原，“尝于笠泽建义塾，延虞胜伯为师，刻四明程端礼《进学日程》以惠淑来学”^[110]。拥有丰富的藏书，对于义塾的教与学是大有裨益的。

良好的教学条件能够吸纳更多学生前来就学。嘉兴路戴氏义塾，“四斋职教者各一人，生员恒百五十人”;处州路松阳杨氏义塾，“子弟之来学者恒数十人”;赵氏书塾，子弟“来就学者凡五十余人”;华亭人姚玉用，“至治间，建义塾于家，以教乡之子弟。后知府申秉礼闻其义，委葺西湖书院，迁义塾其中，以便学者。四方士子闻风而至者殆二百人。”^[111]仅从教授生员的数量来看，部分义塾未必逊色于官学。王立平曾经对元代地方官学的生员人数作过统计^[112]，其中包括江浙行省的部分情况，例如镇江路学最多时达到七十二人，建康路学多至二百人，松江府学一百五十人，常熟州学五十人，嘉定州学百余人，建德县学四十余人，鄞县县学百余人，等等。这些数字反映的多是各处官学在繁荣时期的情形，并非能长期如此，实际情况是各级官学的生员数量较不稳定，常处于动态的变化当中。申万里曾就儒学生员数量的波动原因做过分析，他认为主要因素有两点:一是儒学收入情况的好坏，二是游学人员的多寡^[113]。对于前者，通常情况下，儒学的收入主要来自学田^[114]，学田是学校的物质基础，其数量多寡、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运行发展，意义重大。那么，与官学相比，作为私学的义塾，其运行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同样是学田，不过其性质与官学学田的性质有所不同，“元代的学田属于官田，为国家兴办的学校所占有”^[115]，而义塾的学田属于私田，亦即民田，为创办义塾者私人所有。义塾多是通过自身田产收入来维持日常的运转所需。

(三)学田

所谓“学之制大小不同，学士之版众寡不同，然莫不有学田以充储焉”^[116]。义学属于私学，为私人创办，其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经费完全由个人承担，官府通常不会给予财政支持。那么，要想使义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必须要为其提供稳定的经济保障。从史料来看，大多数义学的兴办者都选择设立学田作为供养基础，亦即通过田产收入来支持义学的运转，“学校之设，必先于教养;教养之具，必资于金谷”^[117]。

由私人创办的义学学田，多来自精英自有田产，如庐陵万安儒林义塾为邓林乡人刘桂平创设，“施田若干亩，岁收所入以赡其用，扁曰:儒林义塾”^[118]。嘉兴路义士吴森，“捐腴田二顷，建义塾以淑乡里子弟”^[119]，有的则为精英专门购置，如湖山义塾，其创设人季谦“买田若干亩，以给师弟子之食”^[120]。

部分由官员私人创办的义学，其田产要么来自官府拨付，要么来自私人捐助。如滕州性善书院，前身是州守尚敏于大德四年所创义塾，“其屋四楹，覆以瓦，其斋舍茅茨而已，延师以教郡人之子弟。……明年以礼教乡官地三顷给之”^[121]。又如上海鹤砂义塾，皇庆二年由县人雅州守瞿时学所建，时有田一十四顷以给“先圣先师之祭祀、师弟子之廪膳，视州县学盖无差等矣。其后瞿氏子孙日以陵迟，田既易主而塾亦随废。至正十八年，县大夫何君某始即故基而重构之，宏壮丽密比旧有加，仍劝知经之士割田七顷有奇以供祭祀廪膳之费”^[122]。

义学学田的多寡取决于设置人财力的大小，大的义学，田产多达几千上万亩以上，如松江府华亭人徐进，“轻财好义，尝割田万余亩建义塾，以淑乡之子弟”^[123];绍兴路诸暨州人陈嵩所设义田也有六千亩之多^[124]。当然，并非所有义学学田都有如此规模，通常百亩以上者较多，同时也不乏几十亩者。但无论多少，学田的作用都是相同的，它支撑着义学的运行和发展，意义至关重要。兴化路莆田县人陈中立兴义塾，“割祭田十余亩，以食为师者，储山园之利以资春秋之祭”^[125]。处州路杨氏义塾建成后，创设人杨文焕“割腴田百亩隶之，以二十亩供祀事，八十亩以给其师，其田之入悉入于塾”^[126]。只有以学田作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义学才能维持“畦有蔬，廪有藏，群聚所须靡不毕给”^[127]的局面。

大量的学田收入需要进行专门的管理，因此许多义塾设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崇,吴氏义塾，“其规约，则岁所敛储，必子孙之长且贤者次掌之，而师友共稽其出纳。有赢亦以周里闾之婚嫁丧葬贫不举者。勿侈勿啬，勿轧于豪右，勿挠于有司，以图惟永久。子孙有违约者，以不孝论，乡得纠正焉”^[128]。章氏龙渊义塾，“田赋之出入，主塾事者司焉。日用有籍，月考緾赢，岁二会其数，有余则他贮，益斥田以广其业”^[129]。义塾之所以如此重视学田收入管理，就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义塾运转状况的好坏，因此通常都是“择勤敏者掌之”^[130]。对于田产进行规约管理，可以将租入划归义学支配，使其具有专属性质，防止被用于其他目的，降低侵夺学产事件发生的几率及可能性，避免义学长久发展的物质基础遭受更多损害。

为了保证学田免受侵害，义学在设立之时还会采取诸如厘清田土四至、登记造册立田碑等方式来保证所有权的合法有效性，日后若发生田产纠纷等情况，也可以凭借上述措施来维护自身权益，亦如易蒙主持上海鹤砂义塾之后，兴废除弊，“其屋庐之多寡、田亩之广袤，亦既立簿正以稽其数，严契券以表其畔，犹惧后之人或失之也。又谨伐石载始末请一言而表之”^[131]。还有是请知名文人作记，登载义学设立始末，如儒林义塾建成后，设立者不远百里请吴澄为记，“将欲垂之永久，俾不堕坏，其立心远矣哉”^[132]。此举意图有二。一是示人，请文人作记能够扩大义塾的知名度和影响，为设立者带来大量的无形资产，促进义学的发展，同时文人所记也可作为田产权属的旁证。二是示后，所谓“将以示后期于永久而虑其堕废也”^[133]，寄希望于后人秉承先志，使义学得以长期发展下去。

(四)塾师

义塾的发展水平，一方面受到教学设施、学田租入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取决于教师素质的高低。许多义塾的设立者对此都有充分认识，因此纷纷聘请名儒硕士作为塾师，如暨阳方氏义塾，“聘明师儒以淑其家之子弟及四方之学徒”^[134]，渊颖先生吴莱就曾为义塾师。而大儒吴澄也曾就教于宜黄明新义塾^[135]。聘请名师，一则可以讲究教学质量，二则可以借此提高义塾的影响力，如甫里义塾，“遣重币迎儒先生为时所信重如陆君文圭、龚君、柳君贯者，以为之师，户履至无所容”^[136]。

较高的师资水平不仅有利于保障教学质量，同时也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诸暨州方氏义塾，“招讲师以六艺摩切诸生。义闻煊赫，士有不远千里至者，业成多至大官”^[137]。衢州路开化县刘氏义塾，聘名师以教子孙，“若郑原善、程琚、张宗元皆尝居者，贞(乡贡进士鲁贞——引者注)亦时往来读书其中。后原善登第，因榜塾曰:聚魁。宗元亦登第，琚与贞皆领乡荐”^[138];常州路陶氏义塾，“家延顾师竹山蒋公教子弟”，时马祖常“实从学其家，与其孙靖为同窗友”^[139]，后官至显赫。大儒宋濂早年曾“与乌伤楼君彦珍、浦阳宣君彦昭、郑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门方氏之义塾。塾师乃吴贞文公立夫，盖乡先生也”^[140]。这些人中，宋濂成为明太祖朝开国重臣，郑浚常官至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仲舒累迁太常博士;彦珍受太师德王荐为玉龙千户所管民司长官;彦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劳入选擢承事郎温州路平阳州判官转本路总管府判官。

良好的师资不仅保证了义塾的教学质量，而且一些塾师借助义塾传播个人的学术见解，潜移默化地熏染着受教者。婺州路金华人戚崇僧，“从乡先生许公讲道于东阳之八华山，用意坚确，蚤夜弗懈，博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尤潜心于儒先性理之说，探幽发微，必极其根柢而后已，同门推为高弟”^[141]。后永康吕汲创义塾太平山中，“聚族人之子弟使就学，诿君主其教事。君克谨师法，持规严，学者敬惮之，扁其室曰朝阳，以表乡土之怀，人称之朝阳先生云”，金华黄蟳曾为其作墓志铭有曰:“私淑诸人祖朱子，?其承传归一揆”。戚氏之学承于许谦，而许谦则是朱子传人，戚崇僧教授义塾之时，必然秉承所学将朱子之学贯彻进义塾的教学和管理当中。如此，朱子之学也被传布开来，进一步扩大影响。

又如名儒吴澄，听闻吉安路安福州李氏兴建义塾，大加赞赏，为文记之。不久李氏托人请教于吴澄，得吴氏所言，“俾以揭诸家居之坐右，刻诸里塾之壁间，而自励自警焉”^[142]。吴澄所言已经被李氏奉为座右铭，成为其执掌义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标尺，那么名儒所遵从和倡导的道德理念也通过刻诸石墙这种方式，进入到求学者的内心，结合经年累月的教化宣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教者的精神世界。

传教布道，授业解惑是为师者之责任所在，但一些塾师并未止步于此，他们对义塾的发展倾注了更大的精力，积极投身于义塾的管理当中，凭借个人出众的能力为义塾的发展创造出良好态势。上海鹤砂义塾为县人雅州守瞿时学于皇庆二年所建，“其后瞿氏子孙日以陵迟，田既易主而塾亦随废。至正十八年，县大夫何君某始即故基而重构之，宏壮丽密比旧有加，仍劝知经之士割田七顷有奇，以供祭祀廪膳之费。及苏君宗瑞之来为县也，乃以学政弗、举生徒散去，遂延礼某郡易蒙，俾主其塾事。蒙于教养之暇，益以兴修废坠为己责，祠宇之未具者增之，礼器之弗完者足之，租税之不实者正之。其屋庐之多寡、田亩之广袤，亦既立簿正以稽其数，严契券以表其畔。犹惧后之人或失之也，又谨伐石、载始末，请一言而表之”^[143]。易蒙主事义塾，不仅兴教为任，而且还肩负管理之责，筹措谋划，细致有序，为鹤砂义塾的长远发展打造了良好的基础。

师者的责任与作用一直也为士人所认可和强调，大儒吴澄就曾为万安儒林义塾作记，他一方面为义塾“其养之之费有继”而欣慰，同时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吴澄认为:“今日所在书院，鳞比栉密，然教之之师官，实置之而未尝甚精于选择，任满则去矣。……是以学于其间者，往往有名无实，其成功之藐也。”^[144]吴澄对此发出感叹:“教之之师亦恶可不慎也欤!不然学徒锵锵，书声琅琅，非不可视可听也，要其效之所成，高者仅可应举徼利达，卑者不过识字记姓名而已，又奚足云哉!教者学者，如之何?其必遵朱子之明训，拳拳佩服，弗至弗措，必洞彻于心，必允蹈于身，行必可以化民美俗，才必可以经邦济时，而非但呻毕詀辞之谓。夫如是，命世大儒由此而出，庶其不负建塾者之心乎。”在吴澄看来，择选良师是教育成败与否的关键，而师儒是否能够秉承朱子之精神，弘扬朱学且能躬行实践，又是教师是否称职的主要标准。只有真正将朱子的主张贯彻于心，蹈之于行，教与学两方面才能真正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