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元末动乱与义兵武装
元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政府财政金融状况恶化，加之政治腐败，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并激化，变乱危机发生的迹象已经显露无遗。一些地方精英早在危机显现之初就已经有所警觉，并对时势作出先期判断。吉安路太和州人胡履辉，预见“时殊事异，有足悲者，遂属其子弟语之曰:‘治乱相-，繇三代以下则然，方今承平百年，泰运既极，履霜坚冰其无可忧者乎?吾氏之居此土，忠厚传世殆非一日，达而在上，立乎人之本，朝则当抗言极论，以忠简公为法;穷而在下，遭逢乱离，则当保障乡曲，以古涧公为法。况吾里当义山、遂水之冲，冥顽之民斩木竿者相继，乡党姻族祖宗坟墓之托其容可后乎?散储蓄，聚丁壮，绝奸恶滋蔓，为官府藩维，正今日事。汝曹其勉之。’殆君之殁，而世道之变皆如君言，独赖君之令，子佩服遗训，屹然为乡闾所倚重。故人之思君言至今。”[155]地方精英据时势以判，未雨绸缪，预先准备，故而能在危机来临之时从容应对。当然，精英们自保的同时亦不忘警示统治者，希望后者能够采取措施改革弊政，爱惜民力，以求将祸端消弭于未然。处州路丽水县人黄许，字与可。“谈辩古今事，得失成败，如身预而目睹者”，元至正中，天下方晏然，黄许“独忧，以为大乱将起。著书十篇，言政治阙失甚悉，曰:‘能用吾言庶可救，不然莫及矣。’……后数年，乱果作”[156]。元统治者并未对这些上书言事者的良苦用心给予充分重视，黄许利用“朝廷遣使宣抚四方”的机会，“诣使者上之”，但其一番心血并不为元廷所接纳——“不听”，积极性遭到很大打击，“归卧数年”，再未响应官府的征召。元廷遣李国凤经略江南，见黄许所上书，“叹曰:‘经济器也。’致书辟之，卒不起。”[157]元廷的轻视态度，必然增强地方精英对于朝廷的离心力。宁国路宣城县梅致和，时局承平时廉访使经常向其问政，他亦能尽心咨政，但“元末政乱，烽火相连，方岳重臣有来镇是邦者，屡遣使者聘府君入幕府参赞军事，府君知其不足辅，辞不赴”[158]。
终于，元末农民大起义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之下爆发了，起义矛头直指蒙古贵族的封建统治，同时也指向了压迫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159]。随着斗争规模的升级，战乱范围也逐渐扩大，正常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精英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面临着巨大威胁。形势的发展变化，迫使地方精英要迅速做出应对，出于多方利益的考量，地方精英组织了大量义兵武装(参见附表2)，投身于元末纷乱的时局当中[160]。
元末兴起的诸多义兵武装中，处州路的义兵武装影响较大。有谓“元季之乱，江南诸郡多陷于盗，独处州以士大夫倡义兵坚守而完”[161]。其主要的领导者是龙泉王毅及其门人章溢、胡深以及叶琛、季汶等。
龙泉人王毅，字刚叔。“其先自琅琊徙居处之龙泉，至先生十有三世，世为农。”[162]王毅“六岁知好书，家单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诵，辄能记忆。稍长，所嗜益深”。后受亲戚资助，聚徒教授，遂凭束修以购书至万卷。曾求问于郑原善，为郑所器重。“以而往谒许文懿公谦于金华山中，公为详陈理一分殊之旨，先生豁然如梦斯觉。”后北上游历，足迹遍及齐鲁、幽燕之地。其至京师时，“荐绅先生若黄文献公蟳、揭文安公斯、翰林承旨学士欧阳公玄、参议中书危公素，争相引重，声誉翕然，至有荐危检讨经筵编修翰林者，先生皆引分固辞。俄南还乡里，益以躬行实践为教，其发明本心之学，至利欲沈冥处，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虽大山长谷愚夫愚妇，皆知畏慕，革心从善”。从王毅的经历来看，其世家于农，自幼好学，壮年游历大江南北。师承于朱子传人金华许谦，且与黄蟳、揭斯、欧阳玄、危素等当世名儒士大夫交游往来，阅历可谓丰富。然而，世道变化并没有给予王毅这样的儒士以更多究学问道、广播学说的机会。“至正中，荆襄兵起，掠七闽，直犯县南鄙。”王毅于乱时并未惊惶失措，逃离避难，而是“画八策，赞将军石抹宜孙破之”。不久，“盗发青田，扬言来攻，县长吏宝忽丁遁，盗遂深入，焚官舍，污人女妇，剽卤至鸡犬”。面对此种形势，“先生召门人章溢、季文谓曰:‘吾岂忍以良民畀豺兕乎?’溢等曰:‘唯先生命。’乃部勒乡民为兵，逐杀群盗”。王毅不仅为官府镇压起义出谋划策，而且还亲自组织乡兵武装予以打击。王毅的举动受到元廷的表彰，“大府录功，赍之以金币”。王毅“谢不受”，同时也向元廷表达了自己对逃遁官员的不满，“得选贤令以抚创残民，则毅拜赐侈矣”。王毅的意见既得到了官府的回应，也遭到了逃遁官员的嫉恨，“俄部使者下令正丁(宝忽丁——引者注)罪，丁恚，集季溪恶少年，据险阻以方命，首害先生于家”。王毅之死在龙泉地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县人无少长皆痛愤洒泣，以复仇为事”。王毅门人胡深“方参军事鄱阳，急驰归，与同门友告诸方伯连率，帅师剪灭之，越二年始平”。
对官府而言，王毅在变乱之时能够为官军平乱建言献策，而且还能组织义兵打击起义军，实在是有功于朝廷。对地方乡里而言，王毅不避时局动乱，组织领导义兵武装，虽然遭难身死，但却保障和维护了乡里的安全，所谓“一朝世事，异在壬辰。郡邑罗毒，遭此红巾。我公崛起，团结乡民，此贼亦除，和乐邦郡”[163]。在王毅的影响下，弟子章溢、胡深等人依然组织和依靠乡兵武装，跋涉于元末动荡的乱世中。
胡深，字仲渊，龙泉人。父讳钰，仕元为征东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胡深少年时曾服侍父亲于大都，后随其出使高丽并久居之。父逝，胡深奉柩南还故里安葬。“遂庐于墓左，悉取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谋术数、医药卜筮、老释之书而研究之，发为文辞，操笔可立就。”[164]不久，变乱纷起，“江淮?扰，蔓延闽浙间。盗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龙泉，公叹曰:‘浙水东地气白矣，祸将及。’乃集乡兵结寨于湖山”。处州民相为盗，江浙行中书省调万户石抹公宜孙戍处州，辟胡深参谋军事。胡深利用计谋瓦解了起义军，使其“尽毁旗械，肉袒请降”。温州戍卒韩虎、陈安国杀主帅据城叛，江浙行省命宣慰使恩宁普公讨伐，途经处州，“与公语意合。帅府军事复辟公参谋之”。胡深遂遣辩士入城，劝说叛军党羽，其党羽“乃杀韩虎等以城降”。胡深后又继续辅佐石抹宜孙镇压处州农民起义军，接连取得胜利，局势为之安定下来。当时，朱元璋部队已经基本上攻取下了浙东，唯独处州仍在元军控制下。朱氏部队攻处州，石抹宜孙兵败。朱军开始兵进处州诸县，胡深当时统辖龙泉、松阳、庆元、遂昌四县，“公知时事巳去，乃解甲出见胡公(胡大海——引者注)，四县因不受兵”。胡深归附朱元璋后，颇受朱之礼遇，朱元璋“日与公论天下事，公有言，未尝不称善也。遂诏公还处州，招集旧所部将校兵卒以从征西”。待江西平定，胡深复被命“总制处州军民事”。胡深在处州招捕残盗，积聚士卒，经理均平赋役，兴举学校，修建桥梁，稳定变乱中的社会秩序。军事方面，筑城防御抗击浙西李伯贞部，剿灭青田叶仲贤乱，出击温州方明善、福建陈友定部。不幸为陈友定俘获，值逢元廷使臣督迫陈，胡深遂遇害。
章溢，字三益，龙泉人。“比弱冠，从乡先生王叔刚游，从事于正心修身之学。既又闻金华为文献之邦，闲出游以次叩其统绪。”[165]浙东宪使秃坚不花与章溢语，心悦之。逢改官陕西，邀章溢同往，章溢因父病亡辞归。后农民起义爆发，章溢与从子避乱山中，为起义军所执。章溢“夜绐守者，乘间脱归。乃集里民为兵，不旬日击却之”。元廷以处州民乱遣兵征讨，章溢说服总兵者石抹宜孙勿擅杀，宜招抚。石抹宜孙“服公器识，留幕下与议军事。其平属县庆元及建宁之浦城、松溪群盗，公有力焉”。后石抹守台州路，宁海民乱围攻之。石抹“飞檄召公为援”，章溢本已退居田里，得檄即起，“集
勇少年数百人，昼夜行至城下，约内外夹击，贼遂溃，海寇亦遁去”。还龙泉后，章溢又与其师王毅组织义兵打击起义军。待石抹宜孙总制处州，章溢仍为其谋划。值逢叶琛在丽水与起义军郑蜫部作战不利，元廷调章溢与胡深统兵合力进讨，遂平定之。此后，章溢又助元军征讨长枪军叛乱、青田吴英起义军，屡获成功。“时天下日入于乱，公结庐匡山上，自号匡山居士。属其子曰:‘兵将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朱元璋部攻取处州，章溢避地入闽中。朱元璋“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与青田刘君基、丽水叶君琛、金华宋.同召至建业”。章溢被命为佥营田司事，经理江东、两淮之境田，“差税赖之以便”。后奉命还处州，与胡深配合征讨温州。章溢仍为朱出谋划策，继而又受命平定浙东、福建，功勋卓著。
季汶，字彦父。元至正中，“率壮士从石忠愍公宜孙讨贼，数战数有斩获，功授义兵万户”[166]。朱元璋部破处州，“擢安南翼总管”。后助朱部军平叛，“事闻，升处州翼同知元帅，赐白金盂文绮”。洪武元年，朱元璋即位，季汶入见于便殿，“辞疾乞骸骨。上亦老君，遂锡宴仪曹，赐袭衣冠带金帛遣归”。
叶琛，字景渊，丽水人。博学有才藻，元末从石抹宜孙守处州，为画策，捕诛山寇叶贤三等，授行省元帅。朱元璋部下处州，叶琛避走建宁。朱元璋以荐征叶琛至金陵，授营田司佥事。寻迁洪都知府，辅佐邓愈镇守。后遭逢祝宗、康泰叛乱，邓愈脱走，叶琛被执，不屈，大骂死之。追封南阳郡侯[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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