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元代的义学
义学，亦可称之为义塾，是私学的一种形式，其出现并非始于元代，前代早已有之。对此，梁庚尧先生已经有过较为详尽的论说[85]。梁先生主要以宋代义学为研究对象，指出义学是科举社会确立与教育逐渐普及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相对于其他私学，“义学最大的特色，应是提供学生经济上的资助，或是以藏书供学生利用，并免除他们束修之费，或是进一步补助学生食宿等生活之需或书籍纸笔等费用。有些义学对就读者普遍给予资助，也有的义学订有一定的补助名额”，公益性是义学的显著特征，其关怀的对象“超越出一己的利益之外”[86]。常建华先生曾作《试论宋代以降的宗族之学》一文，其中对元代义学的情况亦有论及，不过常先生更多是从宗族研究的角度来看待义学问题，认为其是宋以降宗族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87]。常先生从办学宗旨及生源师资的选择、学制与教学、族学管理等方面介绍了族学的主要内容，认为族学是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使宗族强盛的手段，“它于宗族的普及教育与人才培养、宗族经济的流向、宗族的管理体制、宗族地位的保持及社会流动有着密切关系”[88]。关于元代的义学，韩志远先生在《元代私学初探》一文中曾专门讨论，他从办学的规模、形式、生员及师资力量、教育教学水平等方面对义塾、家塾、里塾以及书塾等私学形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指出它们均属于元代私学的组成部分，其中，韩先生将义塾与家塾、里塾及书塾区别开来，对其情况作了专门介绍，指出其是“由民间创办的一种免费教育机构。它不同于私塾，私塾一般要交学费，而义塾学生不仅不交学费，甚至还不交伙食费。……元代的义塾，实际上是比较正规的学校，以后不少发展为规模更大的书院”[89]。韩氏认为义塾能够在元代私学中凸显出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采取了免费教育，再有就是在办学的规模和层次方面，义塾要高于其他私学形式。申万里先生也曾就元代义学问题进行过论说，其成果见于《元代教育研究》一书中[90]。申氏在书中单辟“元代的义塾”一节，首先他指出，“义塾，也称义学、乡学，它是由私人出钱创办，用以教育一乡之子弟的学校。义塾是元朝的基层教育机构，它的规模、影响、办学水平都要高于一般的私塾、家塾，在元代基层教育体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义塾是元代基层乡村儒学教育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91]。申氏自史料中统计出33所义塾，结合这些义塾的情况，对其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其次，从建筑布局的角度入手，指出元代义塾具备了较好的办学条件。再次，申氏结合史料对元代义塾教育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亦即保证较高的师资水平、专设学田作为办学的物质基础、重视校园设施、环境建设以及实施有序的管理保障等。申氏还注意到元代义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官学化倾向，但同时“私”的特点亦表现得较为明显。综合来看，他认为义塾的存在与发展为元代基层儒学教育注入了新鲜活力，“已经取代社学成为元代基层教育的主力”[92]。
前贤关于元代义塾的研究成果，为这一课题继续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希望对此问题继续进行探讨，以求教于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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