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地方义兵武装的分析
在简要梳理了处州路义兵武装的发展走向之后，结合其他地区的情况，我们可以对义兵武装在元末乱世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一下分析。
(一)地方义兵兴起的动因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是导致元末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就江南地区来看，“元代江南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无疑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当然是存在的，但不能加以不适当的夸大”[168]。变乱一旦发生，其内部会产生诸多不可控制因素，譬如农民起义军内部成分十分复杂，各色人等掺杂其中，目的各异，因此武装斗争在局部范围内具有盲目性和破坏性。许多材料中提到有“杀戮到鸡犬”，“焚官舍，污人女妇，剽卤至鸡犬”[169]，“强家大姓，歼于群寇者，相去不翅万万”[170]的情况发生。尽管这种描述带有诬蔑、夸张的色彩，但也是对当时复杂形势的一种反映。矛盾斗争的尖锐性，使得地方儒士必须要组织地方武装来保护自身及宗族、乡里的安全。处州路的义兵武装，实际上就是控制在以王毅为代表的精英集团手里，因为如章溢、胡深等人都是其门人，又同籍于龙泉一地，师生关系，同乡关系，利益休戚相关，故而能够相互联结支援。又如吉安路太和州人胡济川，“适至正壬辰兵乱……募骁勇，植砦栅，相率固守。如此者十有余年，卒能全其宗族，诗礼丝麻如承平时”[171]。又如“至正壬辰，四方兵事竞起，群盗合党攻陷城邑，婺源诸县乡井遭蹂躏”，徽州路婺源州人俞士英“乃率子侄，结乡曲，募义勇，屯于马岭”，“特以忠义愤发，欲杀贼以保障其乡里”[172]。地方精英身上承载着诸如家庭、宗族、乡邻、师生同门等血缘、亲缘乃至其他方面的多重关系，仅仅基于对这些关系的维护，也足可以成为兴举义兵的充分理由了。有了义兵武装，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障这些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之人。
如果说义兵武装的兴起仅仅是为了保卫自身及宗族乡里的安全，恐怕是不够全面的，安邦救国亦是地方义兵兴起的现实目标所在，所谓“邑大夫士且忿而起，慨然兴义兵，为国家出死力”[173]，亦可作为元末地方精英“忠君爱国”的真实写照。徽州路歙县人罗旦，时值“至正辛卯，蕲盗起，蔓延至歙。府君谓诸子曰:‘国家养育汝曹久矣!今大盗攻城邑，正赤心报上时也。汝曹毋以老身为念，当思为破盗计。’于是诸子募健儿数百人，整其队伍，部领诣辕门，请自效。”[174]龙泉王毅，虽然“生平不食君禄，其尊主庇民之念，梦寐不忘”[175]，最终也以身死实践了自己的忠义信念。徽州路俞士英，组织义兵，力抗起义军而身死[176]。婺州路永康人胡嘉，遭逢元末变乱，组织乡里健儿为义兵，“府君勒成部队，教以攻战之法，颇可用。一旦，寇大至，府君列阵于占田，众寡不敌，遂死之”[177]。这些身死于元末变乱之士，其举动契合儒家宣扬的“忠义”道德理念，因而受到士大夫阶层的称道与赞许:“人孰不死?君死于义，可以无恨矣。”[178]
另外，求取功名利禄亦是元末义兵兴起不能忽视的动机之一。元人叶应槐，字文举，世为台州之临海人。“临海叶氏自丞相信国公梦鼎显于宋季，比闾族党以诗书相尚。君之伯叔亦并以儒术起家为郡文学”，“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谦夫，仕至嘉兴路照磨兼承发架阁，卒于官”[179]。史载叶应槐读书过目成诵，书翰有晋人笔法。身长七尺，倜傥有气概且儇捷过人，善骑射。“至正初，海上寇起，朝廷发兵殄之，未捷。君奋袂起曰:‘此吾取功名时也。’因结集乡兵图之，未举而情露，寇将覆其家，潜挈家遁。过浙，会朝廷置水军都万户府，行省丞相达识特帖睦迩承制，募君补水军千户。君以所部乡兵就募，驻杭州。君素谙海上利害，条陈殄寇之策，如指诸掌。丞相韪之。寻升水军万户。行省方议大出舟师，而海寇款伏，君切齿不已。行省犹以防海为务，调君出镇海宁州之园花镇。会天兵渡江南，御史台失守，移治绍兴。御史大夫强通选属帅守御台城，君以所部往应命，三年外兵无敢犯境者。朝廷实授明威将军平江等处水军都万户府副万户。”可见，叶应槐兴起乡兵于乱世的主要目的即是为功名利禄。对于义兵武装，元统治者给予官方认可并利用封赏官爵利诱之，希望借助其力量来镇压农民起义，元末设立的众多义兵万户、千户等衔位，便是这种政策的直接体现[180]，如顺帝至正十三年十一月，元廷“立义兵千户、水军千户所于江西，事平愿还为民者听”[181]。元廷还曾规定，“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仍降宣?牌面”[182]。对地方政府来说，得到义兵武装的支持十分重要。本来，元代法律是不允许民间私用兵器，“但有姓的汉儿、蛮子，弓箭、军器禁了者，籋的人依在前体例要罪过者”[183]，甚至诸如铁禾叉等劳动工具，因被起义者所持，统治者也想禁止其使用，担心“若不禁治，切恐因而别生事端”[184]。至于民间武装的存在就更加无法容忍了。但是在动乱时期，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改变了态度，不仅允许义兵武装的存在，而且给予积极支持和鼓励。“已而红巾变起……民方相扇为乱，有司檄下，起义兵”[185]，“广设义兵千户，所以联其民习武以备用”[186]。在元廷政策的刺激和利诱下，一些地方义兵武装因应而起，成为对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如徽州路婺源州汪氏义兵，依山谷保聚捍卫乡里，汪同“分署部众，后乘五岭，前倚溪谷，寇不敢犯”，汪轈“走官军，所陈策以决进取”，汪氏义兵“破贼栅，歼渠首，开五岭道路，献馘辕门”，配合官军收复婺源州，“捷闻，平章遣使赍白金盂色段、新楮二万券赏之，署义兵千户”[187]。
(二)地方义兵武装的作用
助官。正是凭借着有众多地方义兵武装的支持，元廷腐朽的统治才得以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不至于迅速垮塌，仍然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从上文叙述的处州路义兵武装的情况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其给予元廷以极大支持。元政府利用地方义兵镇压起义军，在一段时期内局部地缓解了被动局面，使形势有所改观。利用义兵武装有许多便利之处，一方面许多义兵战斗力较强，部分义兵的规模较大，配合官军作战，胜绩较多。饶州路安仁县人张理兄弟，组织义兵武装，号为“兴安义兵”[188]，众至四千余人。兴安义兵战斗力较强，作战勇猛，甚至当元兵“欲退”之时，反而“执麾前驱”，引领元军取得战斗胜利。依靠这支武装，张理兄弟镇压了起义军，并协助元军收复安仁、饶州等城池。温州路平阳州人郭璞，率义兵协从官军“出
击李师金、翁瑞于黄浦江，其冬又败吴邦大之众于镜川，往谕下西溪诸寇。……然戮力殄贼，不懈益奋。明年，败寇葛兆，擒寇吴天雷。又明年……击定瑞安诸山砦，直?括之青田、闽之福宁”[189]，一路下来，战功卓著。前文所及的章溢义兵，初不过数百人，经过元末战火的不断考验，及其子章存道随朱元璋军平闽之时，所统属的乡兵已经达到一万五千余人，无疑是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
此外，义兵多为民间自发组织，其后勤给养多由自身筹集而不需官府提供。元末兵乱，松江府吕良佐响应官府号召，散私财，“收死士三千余人”，“自集白甲保障其境”，“不勤官徒一镞”。利用这支武装，吕良佐得以剿灭起义军，“群从尽戢”，也因为有义兵武装，乡里“赖以安者数千家”[190]。婺州路永康县人胡嘉，元季变乱，起义军至永康境，“杀掠以逞。嘉/然曰:‘乡邻有急，可坐视之乎?’走县白令，愿助官殄寇。令问:‘安所得兵乎?’对曰:‘募武健之士。’又问:‘安所取钱乎?’对曰:‘请输家财。’令曰:‘善!’即归散家财，募武健之士得千余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为义兵。寇至，辄迎击。由是寇夺气，遣其徒党来降”[191]。许多时候，元军还要仰仗义兵武装提供后勤补给。元末战乱，太和州胡济川，“输楮币数万于公家”[192]。太和州胡祖舜，其所居早禾市抵龙、泉二界，地理位置较为重要。遭值变乱，有司下檄倡起义兵，“同受檄者十七人，皆束缩畏难。君独奋曰:使乱作，家且不保，何以财为?遂发赀粟，募勇敢，给乡民，助有司，同守御，乡邑赖以不摇”。“时官乏军储”，值监州官“知君可以义感，遂使来劝君。既入粟千斛，又征楮币数亦如之，趋令赴急”[193]。饶州路安仁张氏兄弟，举“兴安义兵”以助元军，时值“军士乏食，且重以疫疠，府君率县大姓输粮一万二千斛散之。时寇盗充斥，南通闽，北适燕，唯安仁为便，使者乘传而来，络绎不绝，皆仰给府君，家为之贫”[194]。
护民。义兵武装不仅为朝廷所依靠，对于其活动的地方乡里，意义更为重要。大量义兵武装的存在，保障了变乱时期乡里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秩序稳定。温州路平阳州，“自至正甲午残于闽括之寇，四封之内不被其毒惟南乡一隅”，其原因就是其乡人郭璞“倡其民自相团结，阻江固守，寇至则出死力以抗之也”。郭璞不仅组织义兵保卫地方安全，而且能够将起义萌芽压服在乡里，防止其发展壮大，“方闽括寇之滋也，其里之桀骜者将效尤，而巽懦者欲窜匿。君毅然晓以逆顺祸福，率先丁壮以战以守，众赖以安，亦不污贼”。起义未能在乡里萌生的原因绝不仅仅是郭璞晓以祸福的劝导，恐怕“丁壮”武装的威慑才是关键所在，故而“其老者语其少者曰:吾乡之不毁，郭公之力也。吾属之不助变，郭公之教也”[195]。
处州路龙泉初遭变乱，元廷命处州府判官以兵来龙泉，官军“欲尽诛平民诖误者”。章溢拜见当时总兵政的元将石抹宜孙，劝说曰:“‘将军知贼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贫民迫于冻馁，故相挺而从盗。诚得一循吏招辑之，民即乎民耳今。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扬汤而止沸也，不识可乎?’石抹将军曰:‘善，微先生言，事几败。’即檄判官，毋擅杀。”[196]章溢凭借个人影响力，劝使元军毋兴擅杀，保全了诸多百姓生命，意义是积极的。当章溢助石抹宜孙于台州路镇压农民起义军时，遭逢“宁海大饥，豪氏吴甲、蒋乙积粟不粜。公言于石抹将军，将军因属公行县赈之。公至县，即抵二豪罪，发其粟赈饿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还龙泉，龙泉亦岁俭，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发。公先以私田易粟贷里人，乃行劝分之政，民受其惠为多”[197]。在局势相对安定的情况下，部分义兵武装的领导者亦能施行一些惠民措施，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饶州路安仁县张理领导“兴安义兵”，不仅帮助元廷镇压起义，同时也尽力恢复和维持地方社会的运转。战乱时期，农民或参加起义，或逃避兵乱，正常的农业生产势必受到直接冲击，进而导致粮食供应不足，以致于“里岁俭，人多相食”[198]的情形屡有发生。此时，张理则以赈济灾荒为己任，“移粟以赈”，尽量降低灾伤损失;同时，“禁山谷氓勿出钞道”，保障商品买卖得以正常进行，“商贾懋迁如承平时”。这些措施有助于暂时缓解兵乱造成的困难局面，恢复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由于张理的努力，“四方辟地者三百余家，皆依府君以为安。五年之间号为小康”。虽然这是文人记述时的刻意渲染，但精英为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做了许多努力应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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