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整合功能具体分析

第一节　执政党的整合功能

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研究中，阶级、政党、身份群体是社会的三大共同体，其中，党派是通过建立一种理性的制度，并执行这种制度而形成共同体的。在社会一体化的过程中，党派在形成社会互动和社会活动的能力方面较强，但由于其作用范围有限，只对那些进入政党派别的人有约束，而非普遍约束。所以政党发挥社会整合的能力还是较小的。但是，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在总揽全局、统筹兼顾、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发挥领导作用；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各自活动的领域发挥相关的整合作用。因此，政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所形成的合力，是其他国家的政党无法相比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家实行思想领导、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整合效应，主要在于其政治权威性整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引领整合及对多元利益诉求的整合。

一、权威整合及统一战线对权威的巩固与重塑

（一）权威整合

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曾对“社会构成原则”进行过归纳。他认为，构成社会一体化的三个要素是统一的经济或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文化和统一的政治权威。三者中任何一方受到削弱都意味着社会的统一性受到削弱^[1]。所谓权威，是指特定的领导人赢得服从的能力。对权威的服从“来自于领导者所属职位合法权利”^[2]。由于政党是现代政治的核心，因此，权威特指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权威之所以具有整合作用，是因为它能够提供维持社会团结的公共秩序。20世纪的中国，面临着社会整合的总体性危机，而权威是克服中国社会“总体性危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民国初期兴起的政党政治之所以昙花一现，是因为缺乏一种强有力的政党权威来统摄杂乱无章的众多政党。国民党自北伐战争以来，虽然结束了军阀割据状态，但是这种统一仅仅是表面上的，国民党政权在现代化之路上仍然缺乏中国现代化得以成功的先决条件——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因而亦不能有效整合当时的政治社会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性和组织性在民族革命中赢得了政治权威。美国学者亨廷顿对共产党人的权威作用评价说：“他们为那些备受社会冲突和暴力折磨的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带来了建立政治秩序的某种信心。”^[3]换言之，权威创立了政治秩序，而政治秩序又进一步巩固了政治权威。亨廷顿进而指出，“凡多样化和复杂性程度高的社会，如不创建一种由各种社会力量促其诞生，而又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这些力量存在的政治体制，单纯一种社会力量不可能实行统治，更谈不上建立一个共同体。”^[4]因此，确保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权威，是保证现代化秩序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权威。

权威的整合功能还在于凝聚调动社会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和政治宣示，而且是对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和社会整合历程的真实写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权威的存在使社会建设力量得以凝聚。借助于政治权威，通过强大的组织网络对社会资源的调控，中国共产党把有共同利益与共同目标的社会政治力量联合凝聚团结起来，建设现代化。保持中国共产党在各级政治组织中的权威，其作用除了提供合法的公共秩序外，还可以提升整个政治体系驾驭和解决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提高政治体系内各政治组织之间的协调和整合能力，保证政治中心具备足够的权威来调动社会资源。同时，权威对于维持社会公平与公正，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保证意义。

权威的整合作用还缘于权威所代表的人民利益的广泛性。权威不是强力，而是自身特质对社会的凝聚力、吸引力。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危机之时，与当时的国民党在力量对比上可谓天壤之别。但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的实现为宗旨，以民族主义动员和组织劳苦大众，解决民族所面临的危难，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者。而国民党在其政权建设过程中尽管也曾打出“恢复中华”的大旗，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但最终没有完成这一目标。我们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探究“谁主沉浮”的历史原因，不难得出国民党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全面实现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从而使其失去了政治感召力和影响力，失去了政党的统合权威。

我们无需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某种遗憾性地评价。因为，从乐观的角度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权威真空直接为后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生存的政治空间。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理念倡导、制度供给、社会动员和政治革命等方面的先进和有效^[5]，解决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民族解放、主权独立问题，从而树立了自己在革命年代的权威。这一权威进而在新中国新政权的建设中进一步得到了散布，对当时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选择起到了指导作用，在得到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认同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合作中进一步建立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一元权威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第一次政协会议的召开即是中国共产党权威在各民主党派人士中的认同和树立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权威的展开是围绕着如何巩固和发展新生政权进行的。1954年，全国人大的召开及宪法的公布进一步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元领导权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调动和集中全国力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自己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权威，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并初步探索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未能从实质上探索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呈现出曲折发展，政党权威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入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经济增长的绩效重新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巩固了自身的领导权威。但是，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许多影响政党权威的因素，如利益分化、价值分化，单位体制的松懈以及社会力量的增长等等，这些因素都对执政党的权威提出新挑战，对政党权威的提升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如合法性的挑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依法治国等等。为此，进入新世纪以来，除了继续发展经济以获取绩效合法性的支持外，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尝试政党权威建设的其他途径，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创新了意识形态，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特别是以完善执政方式来加强其执政权威的建设，并着力在利益整合、意识形态整合（价值整合）等方面进行政党权威的巩固与建设，不断开发和增进合法性资源，增强其政党权威。

（二）统一战线对权威的巩固与重塑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获取政党权威的一个重要领域。不断发展壮大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获取自身权威的有益尝试。首先，统一战线汇集表达民意，巩固和拓宽了执政基础。执政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执政的阶级基础；二是执政的社会基础^[6]。统一战线通过政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以及其他组织化、程序化的机制和制度，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纳入到统一战线范围，把新的社会阶层和党外代表人士等各方面的人士吸纳到统一战线组织中，畅通他们参政议政的渠道，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巩固和拓宽了执政的社会基础，增强了政治体系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同时，统一战线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利益整合，促进了工农阶层的团结，巩固了执政的阶级基础。

其次，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推进了执政党的民主执政。民主是任何现代政权权威形成并得以持续的要素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执政时期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民主人士，主要原因就是中共的民主作风和民主理念。毛泽东与民主人士黄炎培有关“民主”的对话表明，民主是一个政权克服并跳出“人亡政息”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动力，民主是中共执政权威的来源之一。在当代，有学者将中国民主政治的存在形式归纳为三种，即国家生活的民主、政党生活的民主与社会生活的民主……其中，执政体系是中国政党生活的民主形态，其实现形式和途径是统一战线。^[7]可见，统一战线是提升执政党民主执政的重要资源。亨廷顿指出：“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里，‘建立国家’部分意义在于创建有效的官僚机构，而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建立一个能组织新集团参政的有效的政党体系。”“政党组织参政；政党体系影响参政扩大的速度。”^[8]统一战线为人们提供了参与政治的通道，在政府体系与社会之间架设了沟通桥梁，将新生的政治力量纳入政治体系，形成了新的政治关系，而又不至于削弱执政党的权威，建立了一个能组织新集团参政的有效的政党体系；同时以民主协商方式协调关系，推进了执政党的民主执政，促进了社会的团结与整合。在执政过程中，统一战线为执政党提供执政资源，同时执政党也将自身的权威散布于统一战线领域内，并将自身的价值理念贯穿其中，实现对社会的重构和凝聚，达到社会一体化。

再次，统一战线以协商提升了执政党的民主执政风格及执政能力，重塑了执政权威。任何权威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权威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流失，因此，就存在着权威的巩固与建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巩固与建设中，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一个重要方面。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有助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从而有助于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中共十六大以来，政治协商的内容更为广泛，形式不断丰富。从内容看，执政党和国家在制定重大方针政策和战略性规划，决定国家领导人选，修改宪法，拟定法律，以及政府工作报告的出台等等，都要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以求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同时，国家与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统一战线的各主体、各党派认为是重要的、需要协商的共同事务，也列入了协商的范畴。从形式上看，政党之间的协商形式有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等等。不仅如此，民主党派可向政府提出书面建议，协商有关重要事务。人民政协内部的政协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主席会议、各专题协商会等等，都是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与党政部门进行民主协商的形式。每年“两会”期间，执政党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商国是，已经形成政治惯例。协商的程序化建设也取得了成效，保证了协商的质量。统一战线以协商的方式即提升了执政的民主风格，又提升了执政能力，从而树立了执政党的政治权威。

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要不断探索统战之道，开辟统战局面，与时俱进地做好统战工作。领导之道，是统战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实质是统一战线与执政党领导的关系问题。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不但在革命时期如此，在建设时期更是如此，因为统一战线已成为中国社会和国家建设的战略性资源。不断扩大的统一战线始终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保持中国共产党权威领导的核心地位；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一切可能的力量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调动和汇聚到国家建设及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之中。探索领导之道，意味着统一战线在调动统战资源进行社会整合时，不单纯运用统战自身的力量资源，而是在巩固维护党的权威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调动党的组织整合体系和国家制度整合体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既要巩固权威，又要赋予社会自治功能。

二、意识形态的价值整合

在传统中国社会，对社会价值进行整合的意识形态主要是以“礼”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它的宽柔相济、化解价值纷争的整合特质，起到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作用。近代社会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起取消了儒家思想资源的道统地位，建立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本质的国家意识形态，有效地整合团结了曾经是“一盘散沙”的中国。

意识形态，在人们的理论研究中，始终是一个具有复杂意义的范畴。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尔顿曾强调，对于意识形态这一范畴没有一致的概括，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始终被作为一个否定性概念来对待。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包含对现实的反映，必然具有歪曲现实的特点。马克思说：“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9]马克思还认为意识形态是为某一阶级或阶层的政治合法性和思想合理性所做的辩护，“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特殊利益和真实动机的作用，具有虚假性和欺骗性。意识形态在列宁那里，发生了变化。列宁不再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问题，而是肯定了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样，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列宁将讨论重点集中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的对立上。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是相比资产阶级更进步和先进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此后，意识形态的肯定性意义被一些理论家接受，其社会作用逐渐在理论家的描述中明朗起来。

意识形态整合主要是指用国家意识形态去统合多元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包括对错误和腐朽思潮的整合。国家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秩序而由国家建构并由国家公共权力推行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是诸多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与核心，在该社会精神生活领域居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通过意识形态这种工具来吸引和引导社会，凝聚人心，增加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政党履行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的功能，其中一部分源于国家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表明了一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具有引导社会方向、整合全社会意志的作用。特别是在社会危机时期或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成为动员人们向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的旗帜。我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执政前，中国共产党通过正面的宣传和反面的批判——批判旧社会的封建意识形态及国民党一党专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将其中国化，奠定了新的意识形态所需要的群众心理基础，最终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革命时代的经验，坚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坚持的社会发展方向和利益价值取向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社会、经济领域内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制性改造，特别是在统一战线领域内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思想教育改造，全面整合了经济形态、社会思想，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地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中国形成了崇尚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新的社会道德风尚，形成了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

可以看出，坚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于指引社会发展方向、促进社会团结是至关重要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坚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统一战线内的主导地位，在统战领域内加强意识形态的共识和认同教育，最大限度地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共识”，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维护政治团结，以保持国家的一体化。

国家意识形态表明了一国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具有价值整合的作用。“价值整合”表现为国家意识形态对多元多样化社会思潮提供合乎社会发展目标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规范和调整个体行动，统合多元多样，从而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达成共识，将社会凝聚成为有机统一体。要形成社会广泛的价值共识，就要在坚持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基础之上，开展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之间的交流沟通碰撞，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建立二者之间的“价值共识”，从而引领社会思潮，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在统一战线内，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是“社会主义事业共识”。有了这个共识，才能凝聚更多的建设力量，有效引领社会思潮朝着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发展。为此，需要在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各民族之间开展对话，沟通，交流，在协商民主的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价值共识”。

在共识的基础上形成认同，是意识形态价值整合的目的。“意识形态通过为社会成员提供合乎社会目标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来实现社会整合。”^[11]涂尔干笔下的集体意识对社会统一体的维持就是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认同结果。无论是在机械团结的社会，还是在有机团结的社会，“集体意识”都是社会得以联结个体的必不可少的整合因素。当分工创造了鲜明个性的时候，个体“具有的明确而强烈的集体意识产生了相反作用”，“使我们变得更加等齐划一”。^[12]在道德领域内，“集体意识”在纯粹观念的意义上转化为一种精神力，散布在个人意识之中，引导个人的反思筹划及其行动取向；在制度领域内，“集体意识”则结晶为一种物质力，借助法律规范或纪律准则对个人的行动加以规定和调动。这是涂尔干“集体意识”的整合功能。戴维·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可以帮助人们解释历史，说明现在，并畅想未来，认为意识形态是捕获人的能量的思想，是能够唤起和激励人们行动的理想^[13]。意识形态通过其所标榜的社会政治理想，激发所有社会成员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帕森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工作通常意义上不是‘经济因素’促动的，而是内在价值的一种表达。”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就是在于其蕴涵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伟大复兴、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自由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等。国家意识形态所蕴涵的价值目标，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比现存制度更为合理更为美好的理想社会前景，从而能够成功地吸引人们，赋予人们社会行动的力量，成为人们的价值追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壮大，得益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价值整合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统战领域内，用国家意识形态蕴涵的价值追求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等共同理想教育激励统一战线成员，使其与执政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使广大统战成员的思想行为目标达到高度统一，高度团结，从而实现社会的一体化。正如罗斯金所言，当意识形态家们的“理念变得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意识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奋斗，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他们需要某些东西成为信仰的对象”。^[14]

在意识形态整合的发生空间中，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国家为强求实现国家伦理的一致而消弭了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其他社会意识，由国家提供并规定全民共享的价值体系。然而，社会价值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多元化，各种多样性和多元性的社会思潮不断撞击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影响人们的思想认识、行动选择和价值取向。当规范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缺席时，将导致社会价值的整合真空，引发价值认同危机，不利于社会的一体化和国家的统一化。因此，需要核心价值观去统合多元思潮、多元观念。而这种作用的发挥并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政权力量对社会思想的强力整合。在利益多元、思想多元的社会中，要提高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使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包容性。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强调对立的意识形态到改革开放以后强调共存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历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只有构建具有包容性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发挥国家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如果在思想意识上没有包容、对话和交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对于处在变革社会的中国来说，构建具有包容性的核心价值体系，对当前的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而构建具有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必须关注传统的现代化转化、关注符合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

在多元社会的发展背景之下，国家意识形态不能通过强制性的措施推广，它需要一定的社会化载体。主张文化霸权的葛兰西将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行为和所有的、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在葛兰西看来，人的思想意识是不能被统治的，但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引导传播，将文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时，就可以“制造同意”，使被统治阶级认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今天的执政党而言，要让意识形态发挥正功能作用，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和有机化的载体传播，将意识形态社会化，使广大成员特别是统战成员产生共识，统一意志；同时，针对社会中的各种不同思想、不同观念、不同思潮，运用团结、教育、引导的方法，实现求同存异，达成共识，从而凝聚力量。此外，要从展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现实成果中提升国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吸纳力，因为意识形态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党如何依赖人民达到这种发展目标的蓝图^[15]。

三、利益整合

（一）执政党在利益整合中最具表达力、综合力和协调力

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主要在于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利益协调。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利益整合中最具表达力、综合力和协调力的政党。

就利益表达而言，人大、政协、人民政府、政党组织（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参政的各民主党派）都是民主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渠道。通过这些渠道，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愿望、诉求表达和反映出来。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利益表达最具有决定性，其他利益表达渠道大多要经过执政党的利益表达渠道才能进入决策中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实现，因此，各种利益表达渠道在表达利益时，必须着眼于整体利益全局利益的实现，以使表达的利益获得执政党的认同。

就利益综合而言，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应该是代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其中包括工农劳动阶层、中间阶层、资本所有者阶层的利益。这就要综合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所谓利益综合，是指把相同的利益需求集中起来，或者把不同的利益需求协同起来，形成若干政治方案，并把方案提交给决策中心，经过整合后最终形成公共性政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利益综合的最终决定者，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立足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综合，是超越任何私人利益之上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分配的代表。如果把一部分社会力量排斥于体制之外，排斥于执政党利益综合的范围之外，就会加大社会冲突，增加执政风险。

当前，中国共产党利益整合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妥善协调利益分化导致的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整合在立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的基础上，对原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有产阶层进行渐近的赎买和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现了工农两大阶级的基本利益。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各利益主体相对单一，主要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构成，利益需求也相对简单，利益分配趋于平均化，所以，社会各利益主体没有明显的利益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利益分化，不仅从原有的阶级、阶层的内部结构中分化出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利益群体，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了不同于原阶层的新兴阶层或利益群体，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导致利益关系从统一走向分解，原来的利益平均化态势被逐步打破，形成了“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冲突显性化”的利益格局。各种利益矛盾层出不穷，严重影响当前社会团结与稳定，因此，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和谐稳定的利益关系中推进改革，是执政党当前利益整合的主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最重要的主体，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所谓总揽全局，就是要坚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上，有效地实施党在各个领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所谓协调各方，就是要从推进全局工作的要求出发，统筹协调好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统筹安排好纪检、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社团等方面的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二）执政党利益整合的要点

其一，以包容性方式协调整合利益关系。执政党在利益整合中，必须理性面对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的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等现实问题，承认多样性异质性的利益诉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并以包容性的方式方法协调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努力形成多元利益主体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各得其所的局面。首先，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利益整合理念，“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坚持各种职位和地位平等地向所有人开放，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16]

其二，发扬民主，广听民意，广集民智。“民主问题与利益问题有着天然的、内在的联系，民主本身就是追求利益平等的产物和实现机制”^[17]。执政党在政治系统的输入阶段，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听取吸纳各个渠道各个环节的民意诉求，以使出台的决策尽可能兼顾到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表现在统一战线中，就是坚持政治协商的原则，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与政协、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充分的协商，充分听取和吸纳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制定出全面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执政党汇集表达民意的最基本的制度，执政党要支持这两种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通过这两种制度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另外，执政党在长期的制度化建设进程中形成的其他一些正当的利益传递输入渠道，如民意调查、领导下访、听证会、协调谈判、信访等，是执政党听取民意的重要机制。执政党要完善和发展这些机制，充分发挥其利益表达作用。最重要的是要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渠道，使他们的合理诉求得以顺畅表达。

其三，调节利益分配，整合社会利益。利益分配不公也是导致利益分化的重要原因。首先，不同利益主体在市场机制中所拥有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不同，导致了初次分配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收入分配中，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工薪阶层、农民工群体，常常处于不利地位，而一些处于行业垄断地位的群体则产生了较高获益。为此，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十二五”时期执政党的分配机制注重初次分配的调节，重点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因为，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础，初次分配差距过大，仅靠再分配调节也难以奏效。另一方面，要抑制行业垄断性收益，在再分配上加强政府调节力度，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其四，通过社会政策协调整合利益。通过社会政策协调整合利益是执政党利益整合的主要方法。社会政策基本上包括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社会保障体系组成，它解决因失业、疾病、工伤、年老等原因而失去正常生活条件的公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另一部分包含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条件、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避免居民因环境污染而使健康受到威胁等。社会政策通过对现行的利益结构进行调整，缩小不同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收入财富分配中的不公正现象，可保证社会安全和稳定。这方面，战后欧洲的社会政策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无论是自由主义社会的政策模式，还是保守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社会政策都寻求在各自认定的限度内对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做出或大或小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以平等主义为取向，因而其调整的幅度最大。社会政策进行利益调整的手段是税收和收入的转移支付，调整的后果就是造就了强大的中产阶层^[18]。因此，欧洲的中产阶层成为战后欧洲国家稳定政权的中坚力量，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社会政策调节所致，它使社会成员能够免除社会风险，得到公平发展的机会。

以法国为代表，法国社会党成立于1905年，一直是法国社会中的重要政治力量。1997年，该党再次当选为执政党后，在纲领政策调整方面，提出建立包括中产阶级、平民阶层和“被社会排斥者”在内的“新阶级联盟”。按照建立“新阶级联盟”的主张，社会党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对“被社会排斥者”实行社会融入政策；提出了扩大就业、增加建设廉租住房、改进城市交通和加强社会治安等措施；通过减税来提高中产阶级的购买力，继续巩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19]

新中国原来是一个具有相对完整社会政策的国家，它所选择的制度，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以公有制企业为单位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保障的制度。对城镇实施充分就业政策，对农村，则进行集体生产，以提高劳动效率。这一政策的价值取向在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人享有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尽管有其可取之处，但这种制度安排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发展经济。对城镇的社会保障存在着超出经济发展可承受的能力，可持续性不强，也带来了降低激励作用的道德风险。因此，它必然面临被改革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对效率的追求，取得了比公平的追求更高的合理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成为一种利益价值观，并迅速普遍化。尽管经济发展以追求“共同富裕”为目标，但是在理解上共同富裕只被看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忽视其也是实施社会政策才能形成的结果。造成社会淹没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浪潮之中，成为一个由市场逻辑来改造社会的局面，而不是由社会发展的目标与价值矫正市场经济，指引建立社会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指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局面^[20]。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导向下，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社会排斥愈来愈强烈。在不具备普遍覆盖的社会保障的条件下，最明显的分化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我们才忽然发现，需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来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推进社会团结和和谐。为此，执政党的政策的价值取向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上，由1993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转向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注重社会公平”、“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调整。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出台了许多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收入分配政策，比如，2004年作出的“取消农业税”、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决定，2005年对农村合作医疗增加中央拨款的决定等，都体现出了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时期提出要“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政策调整的历程可以看出，执政党越来越注重其社会政策的覆盖面，力求使社会政策能兼顾的范围和深度越来越大。因此，注重决策的科学化、政策的公平与公正，成为当前执政党利益整合的重要向度。统一战线对执政党政策调整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各民主党派组织、人民政协组织围绕执政党的决策，展开调研，深入论证，提出了许多有利于解决民生问题的可行性提案，创造了一个个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关键词汇，如“教育问题”、“食品安全”、“应急机制”、“社会保障”等等，并对社会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社会分配的差距，缓解了社会矛盾。

但是，中共中央出台的一系列蕴涵公平公正的社会政策，往往在地方政府层面因财力的不足和匮乏无法得到较好的落实。这往往降低了基层政府的权威和正义形象，造成基层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诚信和正义的缺乏，不利于社会的团结与安定。社会政策责任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相应的，在各级政府之间，上级政府要比下级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现代社会的建构只能以民族国家为范围，它决定了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承担主要的社会职能——基本价值观的建立与灌输、提出社会政策并相应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与社会政策相关的基本制度的安排、对社会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与管理等等。”^[21]

其五，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打造廉洁政府，构建和谐的利益关系。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力量的主导下进行的，因此，权力运行的正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利益主体利益获利的正当性、合法性，直接关系到社会各利益关系的和谐。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打造廉洁政府，以规范市场秩序，打击各种不公平竞争。廉洁政府是指政府官员普遍清正廉洁，法律政策优良，法律政策实施公正无私，公共权力被用来服务于公众利益的政府。^[22]廉洁政府不仅要防止腐败，想方设法为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利益，而且必须杜绝铺张浪费，杜绝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廉洁政府的建设，可以有效地约束权力行使者、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滥用职权以及以公谋私的行为，减少各种利益冲突，构建和谐的利益关系。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均是监督公共权力的政治主体，这些监督主体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对党政部门的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当前统一战线的民主监督功能较之过去有所突破，表现在近年来的“两会”制度上，一些政协委员就具体问题敢于直面相关部门，促使相关决策者增强对公共权力的“人民性”的意识，迫使一些部门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公权力。特别是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协商，可以深化人民政协、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力度，激发和调动“决策目标群体”的社会监督。

四、以执政党为核心的组织化调控整合

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表现为社会各部分的日益分化和专门化。如果社会缺乏将各种不同因素，不同部分整合成为统一、协调的组织，就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和社会的各自为政，无法形成一体化。因此，组织化是现代社会应对高度分化、高度专业化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个先进性政党，而且也是一个广泛性的政党。组织化调控是我国执政党的重要的整合能力，不仅是对制度资源贫弱境况的一种弥补，也是担当培育制度资源、构建完善制度化调控模式的使命所在。组织化调控的结果是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组织体系。

首先，执政党通过自身组织体系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整合。中国共产党自身是一个纵向的“金字塔形的组织体系”。从纵向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自上而下设立的，分为中央、地方、基层组织三级，组织设置呈现出上下比较严密的等级制特点。它一方面是民主集中制的结果和表现，另一方面是由自上而下的决策制和执行制形成的。从决策的制定看，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常委实际是决策的中心。党的决策制强调，“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这种组织架构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党的执行制强调，“党的下层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这有利于上级政府决策的贯彻和落实。从横向上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又逐级向外围延伸，除中央委员会外，同一梯次的组织或下一梯次的组织又分别横向排列，每个组织层级又可分为不同的层次，如党委、总支、支部、小组等，但互不隶属。这种组织架构的纵横特点，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呈现交叉性和包容性，把社会的各个“网点”组织联结起来，形成了严密而发达的组织网络，在中央或上级政府的调控下，可以有效地动员社会，使党的各项主张得以贯彻执行。

其次，受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展的影响，八个民主党派也构建了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分布在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三个层次。截至2007年，各民主党派的总数达707100多人，其中民革、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都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组织，形成相当规模的组织体系。^[23]基层的民主党派在管理上既要受到上级民主党派的指导，又要受到党派内部设立的中共小组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实施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而这种政治领导又是中共组织通过对民主党派组织施于政治影响和政治引导来实现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毫无保留地接受同级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在中共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下，开展参政议政活动。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中，民主党派既是中共重要的政治组织力量，也是整合相关社会基层的政治组织。但就民主党派的社会整合而言，有学者指出，由于民主党派的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机构，地方和基层的权力比较松散，因此，在纵向上难以形成绝对的权威^[24]，这说明，民主党派作为政治组织其整合能力尚未能充分发挥。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广泛存在于政协、工商联等统一战线的各级组织中，党员在其他社会中的分布同样比较广泛，党的主张可以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贯彻下去。中共组织的覆盖性、扩展性、交叉性结构，可以使党的政治能量不但在自身各级组织中得到有效的传递释放扩散，而且在各民主党派及统一战线的其他组织中也得以贯彻和落实，这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贯彻执行。此外，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性质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中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实现了党的领导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延伸。在各级组织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执政的权威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是各种利益统一的结合点、集约者和综合者，故整合协调力较为明显。

执政党在各级政治机构建立相应的组织结构，可保证其意志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及时贯彻落实，达到治国理政的统一性。诚如韦伯所言，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绝对规模，使得集中的政治控制和决策成为必然。^[25]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只要以执政党为核心的组织结构保持完整性，就能起到积极的动员、整合、协调作用，国家与社会就能够实现一体化。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作用概括为四点，即有效的组织动员作用、有效的整合协调作用、有效的影响感召作用、有效的行为统一作用。^[26]显然，当代中国政党组织所具有的这种发达而健全的组织网络，能够将整个社会高度统一起来，以此为纽带，是非常有利于社会整合的。

从国外政党组织变迁的历史看，政党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型组织向官僚制转型的过程。^[27]中国的政党组织亦不例外，当代中国政党组织所形成的如此庞大的组织化调控体系，使中国当下的政党组织体系打上了官僚体制的烙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党组织广泛吸收技术官僚，发展官僚制精神，提升了政党管理社会的效率。由此看，如同国外政党的发展一样，走向官僚制是中国政党组织发展的必然方向。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克服官僚制的内在缺陷——官僚制由于控制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对新生事物和复杂环境缺乏应变，导致僵化保守和整齐划一。这既不利于适应新的环境，也不能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将使官僚体系走向不可避免的僵化。随着官僚陋习的发展，许多国家出现了政党衰落的现象^[28]。这正是韦伯所担心的：“工具理性程度越高，其在价值上的理性程度就越低”。当前中国以执政党为核心的组织化调控体系，其本意在于以工具理性求得价值理性、实质理性，但现实中表现出的种种施政行为却具有重于形式理性而忽视实质理性的倾向。这正是今后中国政党组织体系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通过发展和完善党内民主（既包括执政党的党内民主，也包括参政党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调整组织层级、引导和鼓励各种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突破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缺陷，是今后中国执政党和参政党组织发展共同追求的目标。

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组织的发展，既关系到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党的政治组织的整合和动员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政治组织与中国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但是，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和发展，使传统的党的组织结构的基础和活动方式空间出现了式微的趋势，这必然会影响、甚至动摇执政党组织、整合和动员社会的机制和基础。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党的组织建设的发展必须要适应社会结构变化，政党的组织体系，必须扎根于基层社会，要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既能应对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又能承担多元社会的整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