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简介

肖　琼

《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获2012年教育部“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文库”全额出版资助，并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是以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对伊格尔顿悲剧理论进行了系统而细致的梳理。伊格尔顿认为悲剧在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作为人类社会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表征着社会变革和历史转型，因而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意味。本书分别从悲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悲剧与现代性的关系、悲剧与革命的关系三个方面对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进行阐述，意图透过悲剧理论的视角来进一步深化和接近伊格尔顿的全部思想和精髓。并尝试以其为依据，对中国的悲剧问题和经验现实做出现代性的批判和关怀。

本书除了引言和结语，共分为四章。

引言部分主要分析了伊格尔顿研究悲剧的文化语境和理论背景，由尼采的“悲剧死亡之先声”到斯坦纳的“悲剧死亡论”的正式提出，随后威廉斯对斯坦纳所做出的回应，以及伊格尔顿在四十年后对之所做出的回应，并对威廉斯和伊格尔顿研究悲剧的背景做出比较，分析二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上的不同。

第一章是对“悲剧”概念做一个谱系学式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历史上有关悲剧概念的界定和探讨的主要考察，把握作为悲剧的概念在不同时代如何发生变化，以及这种新的变化如何注入下一个时代，混杂于下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中，同时又在新兴的、现时的及剩余的文化结构的总体性中又如何反应、变化、演变、传递的过程。在这样浓重的背景中，烘托出伊格尔顿对作为悲剧观念的悲剧概念的出场，比较出伊格尔顿所提出的作为悲剧观念的悲剧如何在历史的演变发展中顺理成章地提出，伊格尔顿的悲剧概念具有什么特征，以及辅佐伊格尔顿这个概念的必要的神义论立场。神义论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相互结合成为伊格尔顿研究悲剧的重要特点，同时也决定了他与众不同的视野和研究结论。

伊格尔顿对悲剧的探讨应该是紧紧地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悲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悲剧与现代性的关系、悲剧与革命的关系。悲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主要是在理论层面上的论述，在伊格尔顿对悲剧的运用中，很明显地存在着关于悲剧的两个层面和两种运用：作为文学形态的悲剧和作为美学观念上的悲剧，对于这两种层面的悲剧与意识形态的发生关系是不同的，本书的第二章悲剧与意识形态主要就是从这两个层面分别论述悲剧在具体的实践领域中如何与意识形态发生关系，以及我们又在认识的基础上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反向革命。最后通过伊格尔顿站在非理性的立场，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对悲剧中的两种心理机制“怜悯”和“恐惧”进行重新阐释，揭示了怜悯和恐惧乃是一种前反思情感效应，是人性的心理基础。

在对悲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和分析后，悲剧研究理所当然应该转向当代形态和当代叙事的研究。这就顺理成章地转入了对悲剧与现代性的关系研究。通过伊格尔顿对悲剧概念的阐释转换，悲剧在现代社会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的形式产生作用和发挥功能，并构成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效果。现代社会的当代叙事是有关现代自由和现代邪恶的叙事，自由和邪恶即现代社会的两面，在纠缠交错的关系中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力。与萨特、康德和叔本华对自由的探讨不同，伊格尔顿是在悲剧的框架中探讨现代的自由性问题，因而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实现超越。伊格尔顿认为，绝对自由不可能有任何确定性的内容，绝对自由的表达如同欲望的表达一样，必须通过一个颠倒的表达机制才能把握到它。因此，我们要探讨自由，实际上应该探讨自由的反面，也就是探讨必然性，探讨悲剧中的命运，从而显现人的自由意志。伊格尔顿还从人类学的角度进入现代邪恶问题，并指出现代邪恶其实是文明社会进步中必不可少的因素，邪恶在这种对立冲突的关系中可以转换生成出它更为积极的一面，从而引发我们对如何正确对待现代邪恶和拯救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成功地理解了现代社会中的悲剧性及其悲剧叙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悲剧理论，悲剧的出现总是表征着新旧事物的更替，以及社会变革时期的到来。那么身陷其中的我们如何能够读解出现实中潜在的革命力量，如本雅明一样，从未来寻找到一种力量，将过去拯救出来。这就必须将悲剧的现代性叙事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前景联系起来，同时也就将悲剧顺利地与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联系起来。因此，论文的第四章关于悲剧与革命的论述，是伊格尔顿将悲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命题勾连起来的对话。伊格尔顿不再重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论证社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这些有关论述已经非常成熟同时也已经被深入接受。伊格尔顿非常敏锐地抓住了当前形势中社会所呈现和提出的新问题，他所想做的是从人类学、伦理、道德和文化等更为深刻的层面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未关注的领域。“忽视或最小化道德和伦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普遍趋势的征兆。”伊格尔顿注意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薄弱点并努力做出弥补和转换，成功地发现人的身体的特殊结构和身体即主体的特殊性，人的文化天性和文化需求，为达尔文式的人类文化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实现提供了物质性的文化基础。论文在这一部分首先对伦理学、宗教和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进行探讨，并在对古代替罪羊和现代替罪羊进行比较分析之后，将伊格尔顿所强调的现代替罪羊机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分析学说联系起来，并进行了两个个案性分析：克拉丽莎被强暴，女性主义替罪羊式的文本政治分析；爱尔兰大饥荒，现代替罪羊式的民族主义叙事分析。最后指出，伊格尔顿借助悲剧中的替罪羊机制，对现代社会中新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变化进行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很好地揭示了阶级斗争形式仍然存在以及在形态上的更替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属于19世纪、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等理论观点进行了很好的驳斥，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解放发展终极目标提供了文化上的论证和理论奠定。

结语部分是对伊格尔顿悲剧理论贡献的总结及其理论对中国的启示意义。以伊格尔顿的悲剧理论为依据，本文在结语部分重新思考了中国理论界曾经进行的关于“中国有无悲剧”和“社会主义有无悲剧”的大讨论，同时对悲剧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做出了较为理性的分析和初步思考。

附录是将黑格尔、拉康、伊格尔顿三位著名理论家在不同的时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安提戈涅》所做出的理论分析做一个比较：认为黑格尔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拉康则是从欲望的角度、伊格尔顿主要是从替罪羊的角度分别进行切入，因此获得了不同的结论和视野。

作者简介

肖琼，女，1972年生，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南京大学文艺学专业，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项，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参与并完成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1项等。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多次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载。现已出版了2本专著。获云南省高层次人才二等奖，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