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发展阶段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认识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积淀了丰富的经验教训。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统一战线

第一次统一战线源于“五四”运动时期。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分水岭。这一年，国际环境发生逆转，国内各阶级的力量对比也逐渐分化。国际环境方面，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相抗衡的时代。国内方面，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日益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而且其利益诉求日益高涨，由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要求深化，由“自在阶级”向“自卫阶级”转变。按史学家分析，当时的中国已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思想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炮声中孕育并成立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起初的中国共产党虽然革命力量相对薄弱，但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引起了社会上一切腐朽势力的恐慌，尤其使国民党感到了政权上的巨大威胁。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党组织的多次运动都遭到军阀的血腥镇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必须与国民党组建联合战线，与国民党合作，把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2年7月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实现这个纲领所必须采取的联合战线的政策。1923年，党的“三大”决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解决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主力量的联盟问题，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基础。1924年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决策思想源于列宁关于俄国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分析和启示。列宁认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区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也就是说，正确认识和分析国内主要矛盾，分清谁是无产阶级团结的对象，谁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对象，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至关重要。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亦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共产党把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将反帝反封建作为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统一战线激发了广泛的群众运动热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富于战斗精神的学生和青年工人参加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为中国共产党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力量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从此公开登上政治舞台，进入了全国政治中心。

但是，政治上的幼稚、一切不成熟大革命的失败，“使国共合作具有非凡政治活力的群众运动的成就，最后削弱了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不久使合作分裂，导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镇压和事实上的摧毁”。因为“从群众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威胁——威胁构成国民党社会基础的阶级和集团：城市资产阶级和和蒋介石部队的军官团”^[9]。当然，这也缘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缺乏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在指导党的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将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的阶段论和生产力决定论僵化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导中，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因素，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忽视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只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不敢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甚至不惜牺牲工农联盟的利益来迁就资产阶级，以至于“限制中国群众的激进运动，并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国共的政治合作”，甘愿放弃对统一战线、对农民，尤其是对军队的领导权，一味妥协退让。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群众性革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本身已经具有任何政党无法控制的势头”^[10]。本该利用农村群众运动力量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自己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失缺了这一时机，而面临着被国民党瓦解和消灭的危险。1927年“四·一二”政变的发生，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二）土地革命时期组建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失败了，但它所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教训是巨大的。与国民党的合作，使共产党的早期革命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社会和潜在于这个社会中的强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逼迫从城市转入农村，自此，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级潜在的革命力量做出了新的评价，对革命的同盟军做出了新的认识——中国革命必须走工农联盟的道路。共产党运动的焦点从此真正转向了农村，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组建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并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造成了星火燎原式的武装割据大好形势。但是，当时组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时，由于没有认真分析当时的国内矛盾和社会基础，片面吸取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对中国革命形势缺乏具体分析，照搬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排斥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完全抛弃了统一战线策略，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拒绝中农富农，敌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把一切中间力量看做是“最危险的敌人”，从而使革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路线。正是这条错误路线，分散和削弱了革命力量，使革命一度陷入绝境。“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11]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次土地革命也因此失败。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抗击外敌入侵的民族生死存亡危机。这一时期，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在这期间发生了重要的新变化。在日本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的统治下，中国民族工商业日益衰落，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反抗成为他们的迫切需要。而且国民党垒营中部分爱国将士也公然反抗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他们对日军的侵略给予了强有力的打击。随着抗日民族热情的高涨，国内阶级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中国抗日力量的一部分。但是，共产国际六大提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策略。“下层统一战线”是一种把“上层”与“下层”绝对对立起来，完全排斥“上层”、不要中间势力、没有联合对象的自我孤立的“左”倾策略方针。其错误之处是没有及时把握中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将无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作为中国“唯一的革命营垒”。在“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共失去了多次利用国民党一些政治派别、中间阶层的抗日反蒋正义要求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导致了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以及福建事变问题上的严重策略错误，推迟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进程。

遵义会议之后，中共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判断日趋成熟准确，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更加务实和灵活，这突出表现在1935年华北事变后对国际国内形势和矛盾的把握上。华北事变后，中共准确意识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从而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又积极联蒋抗日，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关系开始由对峙走向合作，由内战走向联合抗日；“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认识到民族战争来临，立即发布抗日通电，号召全民族进行抗战，并采取了温和的经济政策，主动放弃国共内战时期的“土地革命”、“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等主张，将下层和上层统战工作相结合，并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一方面在社会层面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着重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蒋介石等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阶级的积极支持，争取与国民党合作，最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这次统一战线的组建中，中国共产党成功运用了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以中华民族意识及民族独立的信念，动员和凝聚社会力量，弥合“民族裂隙”，领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经济发展、民生安康等社会整合任务。

第二次统一战线将有利于抗战救国的一切社会力量凝聚团结起来，促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其历史意义不仅仅在此，从政治的角度讲，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统一战线为契机，以取得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为目标，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并且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和政治权威，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基础建立在广泛的民族基础之上，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国历史从此出现了新的根本转折点。

正是统一战线失败的经验教训，使毛泽东认识到了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及武装斗争的辩证关系，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看到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要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必须通过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通过武装斗争，打破旧的社会结构。对此，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十八年”的经验。他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正确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的实践证实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指出，19世纪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问题——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中华民族同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抗日战争的胜利，解决了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中华民族同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仍然没能解决。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更加剧了这一矛盾。为了使中国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组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就成为必然。1948年4月30日，共产党发出了组建联合民主政府的“五一”口号，号召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联合起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五一”口号从阶级平等出发，倡导民主政治，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他们发表宣言、通电和谈话，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在各方的支持下，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成立。

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有效整合了社会力量，使中共获得了政治上的主导性和权威性，吸引了大量的民主爱国人士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怀抱，成功赢取了其他八个民主党派的力量支持，壮大了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并集中这些民主力量分化、瓦解、孤立国民党的势力，赢得了对国民党开展政治斗争的话语权，从而主动地主导了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舆论，并顺应民意，左右和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呼吁“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2]这表明，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全面整合社会，以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社会基础只有通过人民民主专政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来获得。

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联合了不同阶级、不同政治组织，开启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创建之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原则及运行机制，正式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历程。这一制度的创建充分尊重了传统政治文化，同时回应了自由民主挑战，解决了当时基于民主诉求的社会参与问题。

总之，中国革命经过“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认识的教训总结和深刻反思，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时反对并阻止了当时出现的统一战线“左”、“右”倾路线错误；通过具有决定意义和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找到并确立了以毛泽东路线为中国革命的指导路线，和教条的马列主义相分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逐渐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路线。毛泽东独立自主统一战线理论思想真正成熟，取得了抗日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

（一）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统一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至完全执政，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由于受到国内外政治生态的影响，对统战对象的政策也大多带有战术和策略性质。尽管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政治设想，而且毛泽东还表示，这一口号的提出并非突然，而是“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13]，但是在当时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政治生态中，为了造就一个纯而又纯的、建设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环境，对统一战线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方式。无论是文化领域的统战政策，还是经济及政治领域的统战政策，都侧重于从阶级的思维角度理解统一战线，从政治需要的战术和策略开展统一战线，这严重影响了后续统一战线的发展特别是反右期间的统战工作，延迟了将统一战线提升到国家制度建设的制度创建进程。文革时期，统一战线的发展遭遇到了很大波折，统一战线逐渐淡出国家的制度建设。尽管如此，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升到国家制度建设的这一思维，为后来统一战线制度化的实践及理论发展开创了历史先河。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制度理念，又得以恢复并在实践中得到实质性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其政治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十三大明确将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统一战线被正式纳入国家的制度建设规划中。1989年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1989年《意见》）颁发，《意见》中指出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的参政党。随后在1993年执政党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使统一战线正式成为国家政治建设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至此，统一战线从中国共产党的对敌策略上升到国家制度建设的战略地位，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的重要力量。邓小平指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14]这一论述，标志着统一战线的政治思维已由革命策略转换为建设策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换，即由革命的政治思维转换到建设的政治思维，由革命策略转换为基本的政治制度，由革命同盟关系问题转换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中的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问题。这不仅仅是统一战线实践的发展结果，更是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和深化，是统一战线政治思维的历史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表现。这种认识的转变集中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对统一战线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的诸多方面。统一战线已由过去“四个阶级”的联盟发展成为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主体的爱国统一战线，即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理论也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容和艰巨的任务，与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统一紧密相关。爱国统一战线对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问题、“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问题、知识分子工作问题、宗教及民族问题等的理论政策均有较大突破和创新。爱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建立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三）新世纪新阶段执政方式转变时的爱国统一战线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随着国内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执政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执政党要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等五个方面的能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必须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展开工作，至此，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历史使命的认识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新的把握的基础上，及时转变执政方式的一种战略性思维。

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发生重大转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紧密联系起来，成为加强和改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首先，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成为统一战线内部的基本构成，革命时期作为同盟军的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权建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成为国家执政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次，统一战线通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执政体系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完善了党的执政体制，改进了党的执政方式；再次，统一战线所具有的政治团结助手与经济发展助手的作用，有利于制定正确的执政方略，从而增强了执政体系的绩效。此外，国家的建设需要一定的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源，而统一战线所广泛团结和联合的社会力量，分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由精英分子组成，是建设国家的重要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源。

有鉴于此，执政党对新世纪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思考也将更加高瞻远瞩。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能够为党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增添新力量，能够为党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作出新贡献，能够为党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发挥新作用，能够为党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奠定新基础，能够为党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做出新努力。“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国家建设的政治资源，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定形式与途径，是执政体系和国家的政治发展战略。”^[15]新的历史阶段，统一战线不是策略上的法宝，而是一项关系未来国家建设的战略意义上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认识上的质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