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展要点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展要点

一、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团结社会的因素

求同存异的变通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策略。统一战线实践活动的展开实际上就包含着对多样性、差异性的生存方式和价值理念的理解和彼此认可，在交往中不同主体之间互补、互动，可使差异的个体不断地融入统一战线的联盟中，完成阶级阶层的联盟化和一体化，推动统一战线壮大和发展。它首先要求要正确分析国内各阶级矛盾，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矛盾双方在对立统一中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社会团结联合的因素和力量。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统一性，是指矛盾的双方具有某些方面的共性，如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民族情感等。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社会团结的因素，是指充分考虑对立的矛盾双方之间的统一性，构筑其统一性基础，不断扩大“同”的社会基础，降低“异”的负面影响，把各种积极力量调动到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壮大革命的同盟军力量，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奠定历史必然性和合法性基础。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是求同存异的变通原则的实践结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策略，利用求同存异的原则开展交往活动，不断缩小“异”的成分，扩大“同”的基础，将社会政治力量团结联合在统一战线阵营内，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主导性和主动性，稳固了社会整合的政治基础。

首先，掌握两“冲”本领，结成反帝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战略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不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压迫中国的形式不同，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术和策略也是不同的。当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中国人民是结成统一战线“以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当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16]这个时候，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时，就要讲究政策和策略，掌握两“冲”本领：“勇敢”和“智谋”。所谓“勇敢”，就是“在战略上藐视一切敌人”；所谓“智谋”，就是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结成反帝国际统一战线。帝国主义压迫着全世界人民，是反世界的，因此，结成反帝国际统一战线是有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坚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利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扩散效应，充分利用日本和英美等国之间正在发展的矛盾，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组建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关系，与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对中国人民威胁和危害最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巨大胜利。

但是，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结成广泛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过程是比较曲折的。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当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中国共产党仍然继续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策略，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错误的策略口号。这在当时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是不适当的，不利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错误直至遵义会议以后才得以调整。中共“八一宣言”抛弃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错误口号，提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17]。因为“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18]。

其次，对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而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地位、社会作用和政治态度是各自不同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分析了他们的社会性质和政治态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他们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所谓联合，主要是与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谓斗争，主要是对他们政治上的反动性和两面性进行坚决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对大资产阶级的政策主要是以革命的武装斗争来加以反对的。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又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策略，以斗争求团结，“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19]“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策略经历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认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小资产阶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主要阶级基础，在政治态度上它必然要顽固地坚持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反革命军事专政。因此，要以革命的武装斗争，打击他们专制的反动的统治。武装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巩固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中总结的真理。但同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中日矛盾的发展，当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中国共产党对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的政策进行了调整，指出“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之用”^[20]，集中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运用曲折迂回的战术，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同国民党阶级联合，迫使他们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最适当的统一战线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反对了“左倾”关门主义，对“陈独秀的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进行了警示，成功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国民党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民族资产阶级从性质上讲并没有强烈的买办性和封建性，他们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因此，也对他们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具有天然的矛盾，其中一些人士还具有爱国的情怀，能成为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通过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其加入统一战线，不但可以直接增加革命的力量，而且通过他们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可以争取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和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力量于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有利于从政治上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依赖买办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和两面性，“具有作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21]。他们的政治主张，带有旧民主主义的实质，参加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自由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鉴于他们政治上的动摇性和两面性，要同时对他们进行政治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批评和教育，而批评和教育也是为了团结。

革命时期求得共存的变通原则，也一脉相承地承传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新中国建立后，出于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需要，出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需要，执政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实行和平改造的统战政策时，就充分考虑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政策，政治上对资本家团结、教育、改造，这是以“求同”巩固其拥护宪法的一面；经济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用、限制、改造”，允许一定时期一定程度内的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存异”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又采取逐步过渡的赎买政策，对资本家在政治待遇、生活、工作等方面做出妥善的安排，以情感人，灵活变通，使资本家在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求同存异的原则一度受到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制约，受到阶级斗争思维的制约，执政党的统一战线事业遭到巨大破坏。这表现为，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民主党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团体，而继续对民主党派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其根本错误在于既不“求同”亦不“存异”。正如后来李瑞环所指出的，我们过去所犯的错误，从党的统一战线历史看，由于过分讲阶级斗争，既犯了忽视“求同”之错误，又犯了不能“存异”的错误，因为追求“清一色”、“纯而又纯”，给我们党带来巨大损失。

新的历史时期下，求同存异仍然是统一战线的策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并存的状态，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社会主体思想活动的自主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也日趋多样化，社会分层多元化而且其内部结构还会继续分化，社会组织不断地分化，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不断涌现。社会整合不是要抑制多元或者消灭多元，而是要培育和规范多元的发展，使其发挥积极作用。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本身就意味着鼓励创新，承认社会差异的存在，因为同质化和绝对的同一根本谈不上创新、和谐，创新将引起社会的多样化多元化发展，而和谐本身是多样性多元性差异之间的协调一致。“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一致性和多样性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的认识，要求运用求同存异原则去协调处理社会关系。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统一战线要求同存异，自然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聚集力量、从强我弱敌出发形成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吸纳，而应是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协调、凝聚和开拓，使其服务社会、建设社会。为此，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的“同”和“异”的关系，在努力寻求和增进共识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的精神和开阔的胸襟，正确对待“异”、妥善处理“异”，做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使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都能在国家建设的总体性框架内整合为一个和谐共同体。因此，求同存异，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在发展初期整合各种政治力量的原则，而且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整合社会的重要原则和策略。

二、在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中建构民族主体性和执政基础

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建立自强、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主题。从革命产生的动因看，产生革命联盟和发起革命行动的共鸣之处通常就是民族主义。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22]对民族主义的觉醒意识，使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何去何从的命运及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联系起来，先于任何政党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革命行动的纲领和指导思想，将民族主义的要素楔入其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和具体行动中，将中国近代以来民族主义所倡导的独立要求与自身追求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以民族主义来动员社会资源，在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中，把各阶级紧密联合团结在自身周围，实现了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从而建构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完善的统战方针及日趋理性的统战理念，坚持求同存异，不断缩小与各抗日政治势力的差距，强化扩大共同的部分——爱国情感和民族义愤，有力地调动了各种积极力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而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和民族的自信心，重新建构了民族主体性。

从执政基础的建构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从其酝酿、产生、发展，都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执政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建构作用。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整合了长期以来无视社会整体的地方势力，为以后中国政治的统一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共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中认识到了工农联盟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认识到了革命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反思第一次统一战线失败，吸取经验教训，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小农社会于民族救亡运动中，扩大了中共执政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为中共赢得了丰富的执政资源。它不但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共所倡导的抗战救国的目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拥护。中共采取灵活的统战策略，消除了影响抗战大局的离散因素，强化了社会团结的广度和深度，使中共从此在同国民党的政治竞争中处于优势，提高了中共的政治权威。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民族主义立场等的认同和支持所形成的巨大能量及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社会的影响力、凝聚力、号召力，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获取了充足的政治资源。此外，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形式在农村开展的“文化下乡”活动，点燃了基层社会的民族主义激情：“以通俗、生动的艺术宣传来告诉广大农民抗战的意义和目前形势，对广大农民进行教育并对推动农村的新文化运动有着深远的意义，巩固了我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2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集中的关键时期。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中建构了民族主体性和执政基础。

三、在历史发展中演进统一战线的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展史中，我们发现，不同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目标是达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推翻了行将就木的封建君主政体后，却使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状态下的政治混乱和分裂，同时，帝国主义又将侵略的触角伸向了组织和制度都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因此，在上个世纪20年代左右，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几乎成为中国社会上一切有觉悟的人民的普遍要求。国民党政权由于其局限性并未能真正完成这一目标。北伐胜利仅仅是表面上取得了国家的统一，所谓的国家统一“是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与华北更强有力的军阀部队的、脆弱的各种联盟，而较少依靠消除军阀割据局面的行动。而且‘民族独立’意味着迎合帝国主义列强和继续依赖外国的经济实力”^[24]。这一历史使命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国共合作的首要目的是消除军阀的地方割据状态，打倒帝国主义，达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这两个目标。统一战线的发展经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至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最终胜利，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目标才得以实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国内受到国民党残余反动势力的政治迫害；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妄图扼杀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因此，统一战线的任务主要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共在1950年3月16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任务，是要在实行共同纲领、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密切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人，为着稳步地实现新时期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其后，在第二次全国统战会议上进一步指出：目前统一战线的任务，是与三大运动相结合，动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动全体人民进行反帝爱国运动，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国防，巩固财经阵地，发展和巩固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为了进一步巩固革命政权，中共提出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消除迈向社会主义的障碍。首先是从经济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通过和平赎买和逐步的公私合营，渐进地将其和平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其次，对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等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阶级和阶层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教育。统一战线在以上两种改造中分别承担了不同的统战任务。在前一种改造中，作为统一战线的人民政协积极响应执政党“三反”“五反”等历次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民主党派、华侨人士宣传、解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政策及其意义，组织动员民主党派参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推动共识形成，协助、配合政府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在后一种改造中，统一战线的任务主要是对统战对象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学习改造，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党外知识分子，使他们提高认识。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全面革新，中国共产党彻底整合了社会。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任务，统一战线的任务也就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邓小平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的统战任务，即“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全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性质有了深刻认识，统一战线不再局限于对统战对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而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联系起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部分。

进入新世纪，统一战线的总体任务是“以大团结大联合”为主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如果说，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统一战线重在关注“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具体问题，那么新时期，在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统一战线则重在关注“谁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力量”这一根本性问题，将统战成员的进步性集中、联合起来，发挥其广泛性作用，将不断分化产生的社会力量整合、团结在执政党的核心周围，不断发展壮大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且这个时候的统一战线，已经处于党的执政体系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资源。统一战线的任务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历史经验的新总结、对当前任务的新认识、对执政规律的新探索中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它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整合中国社会各方面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与党的执政能力紧密相连。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必须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服务。二是为提高党的重大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服务。这涉及民主党派、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职能。统一战线集中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和力量，通过人大议案和政协提案以及其他方式，为执政党的重大决策提供意见、建议，论证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三是为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服务。社会越是进步，民主政治越会得到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共同关注。社会主义民主的使命，不仅在于实现人民的自主与解放，而且在于实现人民的联合与团结。因此，构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合理、协调、均衡的利益格局，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功能之一，而合理的利益格局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社会团结合作的基础，有利于促进社会整合。四是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统一战线一直承载着协调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的重要使命。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在统战领域内可以概括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这一任务的完成要求统一战线通过协调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增进了社会各行各业的理解，加强社会团结。从统一战线的领域看，这五大关系的协调，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内在协调与整合。其中的要义在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正确认识和处理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推动和实现全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大陆同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关系，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25]。

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其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的重要法宝。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当中，统战工作所关注的社会、阶层和组织也都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统一战线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中创造出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必须预见性地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体现时代性，依据时代需要定位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统一战线的任务体现于“三个服务”中，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祖国和平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服务。

可以看出，统一战线之所以始终能够产生法宝作用，除了具有本身的内在合理性和有效性之外，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赋予了统一战线不同的时代意义，科学定位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和工作方向，使统一战线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