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发布一项停战命令

二十六　继续努力召开以司徒雷登博士为主席的五人小组会议未获成功;周恩来将军赴上海

鉴于蒋介石委员长8月29日对杜鲁门总统私人信件的复信总的来说不能令人满意的性质,加之谈判继续陷于僵局,美国国务院认为,总统再度致函蒋委员长是适宜的,信中要向他表明,美国对华进一步的援助将取决于停止冲突和国内政治统一的完成。一封提出这种性质的建议的信件草稿送给我征求我的同意。我接受了这一建议,这封信随后交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转呈蒋委员长。信中强调,通过建立政治统一而迅速结束中国内战的威胁,将使美国在中国工业和农业的经济复兴中,易于按照总统1945年12月发表的政策声明的最后一段进行其援华计划。

在此期间,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与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代表和共产党代表继续讨论,由我每周去牯岭一次,与蒋委员长进行磋商。

到9月3日,非正式的五人小组的全体成员名单决定如下：美国——司徒雷登博士,任主席;国民政府——吴铁城将军(国民党的秘书长)和张厉生先生(内政部长);共产党——周恩来将军和董必武先生(政治协商会议的共产党代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然而,获致组成五人小组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小组会议有了保证。在讨论这一点时,出现了问题：共产党继续坚持要国民政府给予发布停止冲突命令的保证,作为共产党同意参加小组的先决条件。

9月4日,周恩来将军向我叙述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一名国民政府主要官员发表的公开声明,声明指责冲突是由共产党的进攻造成的,因为国民政府自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以来就未作任何进攻。他谈到吴铁城将军在牯岭的一个同样的声明,吴将军在声明中说,不存在休战的问题,因为自1月10日以来的一切冲突都是由共产党发动的,不能放弃蒋委员长的五项条件。周将军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召集五人小组会议之前,国民政府就已经表明了坚决拒绝考虑停止冲突和放弃五项条件的问题。周将军继续说,他已去过上海,发现剩余物资的转售业已完成,他只能在报纸上表明共产党的态度。总之,共产党在谈判的紧要阶段尖锐地批评了这次交易的缔结,它大大地加强了国民政府的力量,而使共产党处于窘迫的地位。在谈到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代表对他的拜会时,他引用他们的话说,由于发动一切冲突的责任在于共产党,所以不存在休战问题,问题不是蒋委员长是否放弃五项条件,而是“在各个地区实现五项条件”的问题。他说,今天的报纸引用五人小组的这些政府成员的话说,关于休战和在各地区实现五项条件的一切未解决的问题,均应由国府委员会讨论。周将军对这些声明表示惊异,因为他曾明确地告诉过他们,如果不停战,共产党就不提交国府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在谈到我们以前讨论过的关于共产党发布一项停战命令的可能性时,我问周将军,他是否得到有关延安对此作出决定的任何消息。

周将军回答说,他已向延安发电,电文列举了四种可能的办法：(1)共产党发布一项停战命令,蒋委员长随后发布一项同样的命令,他认为,这可能使蒋委员长尴尬;(2)双方同时发布停战命令,这是共产党欣然同意的办法;(3)国民政府采取主动发布此项命令,在此情况下,共产党将发布同样的命令;(4)如果共产党发布停战命令,国民政府可能会说,共产党应当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曾挑起了一切冲突,因而国民政府不必发布同样的命令——这是共产党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似乎要共产党单独承担战争的责任,而且国民政府将继续作战,如果共产党反击,它就会指责共产党破坏自己的诺言。

我回答说,我已通知司徒雷登博士,直到得到延安对此作出决定的消息,我才向蒋委员长谈及此一行动的可能性。我说,我的看法与周将军的稍有不同,因为我曾认为,毛泽东主席会不管蒋委员长如何行动,不经任何协议或与这一办法有关的联合行动,而向共产党的指挥官发布一项为期四天的停战命令。我再次提醒周将军,不应以国民政府或共产党的宣传作为他作出决定和逻辑推理的根据。国民政府发言人所发表的如他所叙述的那些声明,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可避免的否认和反指责,只会引起误解和日益增加的不信任。在谈到国府委员会时,我指出,他应当清楚地记得,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因看到谈判陷于绝境,才建议采取这一办法。我们希望,非正式的五人小组的集会和国府委员会的组成将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这也许会使达成停止冲突的协议成为可能。我们已决心使这个小组只限于讨论关于国府委员会的问题,如果提出其他问题,司徒雷登博士就不再担任主席,因为这会自然而然地涉及那么多的其他考虑,以致将一事无成。我解释说,只是在我们方面坚持之后,蒋委员长才赞同了这个小组。现在使我非常泄气的是,我发现甚至在五人小组开会之前,就在提出与国府委员会无关的条件,就在开始讨论不是五人小组规定要讨论的问题。

在回答周将军对剩余物资转售的意见时,我向他解释说,这个问题自去年1月以来就在讨论,而且在3月份我动身返美时,差不多就已决定。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已解决了其中的大部分困难,2月份此事未达成协议,是因为中国政府要努力改善转售条件。我继续说,在此期间,发现了某些复杂情况：由于军事经费的削减,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开始把剩余物资的“精华”运回美国;由于美国政策的改变,菲律宾共和国获得了大量的剩余物资;美国政府不能继续保存这些物资,因为这些物资存放在露天库房,正在迅速地损坏、变质。这纯粹是这样一个问题：美国或者与中国完成谈判,或者立即将这些物资的“精华”部分售给远东其他国家的政府,而将其余部分倾倒到海里去。在后两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就不会获得对于国家经济复兴具有巨大重要作用的物资。我提醒周将军说,这不是完成转售前三个星期所提出的问题,而是已经谈判了六个多月的问题,如果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所有的剩余物资就会不给中国人民。我最后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将这次转售说成是一切可能的恶意,而一切可能的损害均因此而产生。虽然我对这样的宣传感到极端厌倦,但我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如果像成立国府委员会一类的建议由于此种宣传而遭到破坏,我将感到极大的不安。

周将军解释说,他重视宣传部长的声明,因为这项声明是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发表的。之后,我对我们的非正式的五人小组的建议作了如下的声明：在向蒋委员长提出这项建议时,他说,这项建议不是有效的办法,因为共产党会立即提出其他问题,使讨论如此复杂化,以致使讨论毫无进展。我回答说,司徒雷登搏士只是在讨论国府委员会的问题时行使主席的职责,如提出其他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以司徒雷登博士为主席的会谈。我已竭尽一切努力,费了不少口舌,以图打开目前僵局,停止冲突。对于对我个人的攻击,无论是众所周知的,还是来自国民党内的一些个人(这些人对我试图要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进行攻击)的,我都置之不顾。现在宣传似乎要获胜了,但其结果将引起混乱。我最近访问牯岭结束离开时,受到一些鼓舞,因为我使蒋委员长详细讨论了在政协安排下准备宪法草案的问题,探讨了实现建立在普遍基础上而不是单方面基础上的国民大会的方法问题。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我始终坚持,在战争继续的同时,要进行国府委员会所主持的谈判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的希望是,一旦关于国府委员会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并由政协综合小组批准,就提名候选人,也许就宣誓就职。到那时我们就找到了一种解决停止冲突问题的办法。

周将军回答说,他要重申共产党已表示过的接受关于五人小组的建议的基本原则：他曾几次告诉司徒雷登博士,一俟得到实行停火安排的保证,得到国民政府在五人小组获致政府改组方案后放弃其五项条件的保证,共产党就接受关于五人小组的建议。他还告诉我说,不能想象在战争继续的同时,共产党会提出国府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共产党在这时讨论国府委员会问题,是因为国民政府的官员,包括蒋委员长在内,曾一再表示,如果没有政治解决,一旦停火,国民政府也不会有什么保证。现在按照我提出的办法,在停火之前甚至就可能召开国府委员会,这个办法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也无法向国府委员会指派他们的代表。当我的代表请周将军谈谈在什么条件下共产党准备指派其代表时,他对此作了说明。周将军说,那时他就提出了两个条件：(1)已停止冲突;(2)已根据政协决议实现国民政府的改组。他认为,蒋委员长的想法是停战问题应留给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讨论。

我问周将军,蒋委员长的这种想法是在何处提出的。周将军回答说,报纸有一项记载,报道了蒋委员长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所作的解释。他进一步说明如下：他的意见是应按照1月10日的停战令和6月达成的临时性协议实现停战安排。如果问题留给国府委员会处理,则国民党和青年党合在一起将掌握多数票,而达成任何协议都将依据国民党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由三人小组处理停战安排是合适的。如果在五人小组讨论后发布一项停战命令仍得不到保证,那么进行这样的讨论就益处不大。报纸曾引用吴铁城将军(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成员)的话说,停战安排将由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实现。

我指出,共产党对停战问题也发表过公开声明,所有这一切只不过表明,普遍的宣传运动使事事都陷入了混乱状态。现在在我看来,在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希望召开五人小组会议。

周将军说,司徒雷登博士曾告诉他说,国民政府发布停战命令仍然没有保证,但要努力获得这样的保证。之后,周将军就他对几个问题的观点作了冗长的说明：关于共产党发布停战命令的问题,说共产党将单方面发布这样一个命令,这从来不是他的想法,因为国民党会抓住这一点证明它的论点,即发动军事进攻仅仅是共产党的罪过。关于剩余物资的转售问题,他不同意我的观点,即此时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因为物资项目中,如卡车、交通器材、军队定额干粮以及军用服装都可作内战之用,其他项目的物资则在市场上出售,而将售得的款项作为军事费用,因此中国人民将承担偿还的责任,所以,它不符合人民的利益。4月份,当我告诉他关于此种转售的问题时,共产党认为,国民政府将很快改组,一切物资将转用于建设事业,而不是用于战争——现在形势逆转,共产党不认为这是事实。关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宣传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因怕为难,以前避免对此作出任何声明。共产党的宣传经常采取与美国舆论和美国政府同样的方针——共产党批评过美国拖延从中国撤军,这在美国也是受到过批评的。他有一次也说过,共产党赞成苏联迅速从中国撤军,因此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共产党的态度是一致的,不管军队是苏联的还是美国的。

周将军最后说,在与司徒雷登博士的会谈中,傅泾波先生(中国人,任司徒雷登博士的私人顾问)所起的作用使他迷惑不解。他说,傅先生向报界透露了讨论的细节并几次批评共产党,这种行动对司徒雷登博士作为调解人的身份是不适当的。

9月5日,我向俞大维将军叙述我与蒋委员长在牯岭的会谈情况时说,蒋委员长相信,共产党在五人小组试图解决国府委员会的问题时就会立即要求改组行政院,他还认为,在行政院改组之后,共产党才会参加国民大会。蒋委员长说,他希望使国府委员会在双十节开会并安排各种事务,好让共产党在停止冲突的时候提出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我说,拖延到双十节才实行停止冲突会导致全面战争而无法控制,虽然我觉得如果按照政协原则的宪法草案不被通过,共产党就决不会参加国民大会,但我认为他们也不会首先着重于行政院的改组,我向俞将军指出,由于国民政府发言人在牯岭、南京和上海发表关于蒋委员长的五项条件的声明,也使局势复杂化了。我说,蒋委员长明白表示不希望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时讨论或联系起来,而周将军坚持两个问题同时讨论。俞将军说,据他所知,蒋委员长未曾讨论过把军事问题与五人小组商定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的意见。我认为这种解释是正确的,但指出,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蒋委员长是了解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态度的。我解释说,我已把周将军8月17日向我的代表所作的声明通知了蒋委员长,周将军在声明中表示,只有在未解决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达成协议后,才愿意参加国府委员会。

随后,我告诉俞将军说,现在周将军谈到剩余物资转售的难题,他说,国民政府正在利用通过转售所得到的款项,加上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来进行战争。我补充说,国民政府的军事将领们和顾问们实际上是在利用我通过这种办法在中国制造混乱局面。我最后说,我不能在不完全败坏国民党的情况下,让全世界知道问题的这一方面,因为这样做我将破坏美国通过我给予中国政府的信任。

俞将军随即又提到美国国务院拒绝同意签发中国政府最近要求的弹药所必需的出口许可证的问题,并表示了如下的看法,即拒绝同意签发此种许可证,除把弹药供给统编的军队这一点外,实际上是宣布了一项美国不想宣布的政策。

同一天(9月5日)稍晚,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与周恩来将军就五人小组的问题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周将军表明了他的如下看法：当司徒雷登博士建议成立五人小组时,他(周将军)担心,改组国民政府的方案一经商定,国民党不会发布停战命令,相反,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打算拖延此项命令的发布,以便国民政府军队可以占领更多的城镇,此后,它就提出在国府委员会中讨论蒋委员长的五项条件。当司徒雷登博士提议召开五人小组会议,以便在讨论结束时即可发布停战命令时,周将军要把这一点弄清楚：在改组国民政府的问题讨论之后,一定要发布停战命令,并一劳永逸地放弃五项条件。但国民政府只同意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而对停战问题的回答却是含糊的。五人小组的两位国民政府代表于9月3日通知他说,关于停战命令,蒋委员长未给他们任何指示。在向新闻界发表的一项声明中,他们重复了这种说法,并补充说,停战命令的问题由国府委员会处理,这种办法的意思是只有在国府委员会举行成立典礼以后,才能提出这个问题。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曾使他相信,如果没有停止冲突的保证,国府委员会将是无用的,但在前一天,国民政府参谋长陈诚将军发表了和政府其他主要官员同样的关于停战问题的声明。从他与我9月4日的谈话中,他了解到蒋委员长对这件事的想法是,直到召开国府委员会,发布停战命令或许才有保证,他(周将军)的理解是,当国府委员会开会时,蒋委员长将会再次提出五项条件。要是这样,则国民党就会同青年党一起,凭借其在国府委员会中的多数,在该委员会内批准要求共产党交出五项条件所指定的地方的建议,如果共产党不交出这些地方,他们就会被谴责为背信。其结果是,这种办法将在国府委员会内引起分裂并导致重新开战。虽然他不认为,鉴于国民政府竭力拖延问题的解决,这时讨论国民政府的改组会有什么结果,但他还是要给予这个问题的解决以另一次机会。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们现正发出警告说,国民政府将进攻张家口和延安,因此尽管致力于改组政府的讨论,国民政府还会逐个地进攻共产党的地区。如果国民政府保证,五人小组一结束关于国府委员会的会谈,就发布停战命令,则他将高兴地参加会谈,甚至准备作出让步,以期国民政府改组的问题开一次会就可解决。然而如果不能获得保证,那么他的让步也是无益的,同时也难于说服延安,在国民政府不作任何让步并坚持少数党派和无党派委员的席位比例为8∶4∶4∶4的情况下,承担关于改组国民政府的任何义务。如果共产党参加会谈,国民政府就会迫使他们提出候选人名单;如果答应这种要求,国民政府就会坚持在讨论停战命令之前召开国府委员会——这就意味着,他将逐步地被迫承担责任。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会谈是没有意义的,这场会谈将一事无成,因为他知道,解决停战问题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赞成三人小组会议和非正式的五人小组会议同时召开。但如果直至召集国府委员会时,才保证发布停战命令,如果只是在召集国府委员会时三人小组才讨论停战命令的问题,那么他就不能同意这种办法。在这种情况下,蒋委员长就会玩弄花招,拖延关于国府委员会的讨论,直至国民政府处于有利的军事地位为止。

当我评论说这就意味着已成了僵局时,周将军重申了共产党的立场：假如具备了协议的基础,停战命令将得以发布,共产党就参加五人小组的会谈。他补充说,应该发布无条件的停战命令,否则就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他进一步说明,即使国民政府否认,战争状态实际上还是存在的。随后他问道,我是否认为存在战争状态,我和美国政府对此抱什么态度。他也问到美国方面是否能给予保证,如果共产党参加关于国府委员会问题的会谈,就可发布停战命令。他认为,如果战争继续,就不能认为我的使命已经结束,我应该尝试要求国民政府方面停止战争,国民政府应对此作出明确的答复。他说,否则,那就很清楚,国民政府明确的意图就是继续进行战争,战争就不可能停止。由于美国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办法停止冲突,所以在公众看来,美国实际上是在赞助国民党。他最后说,美国继续援助国民政府引起了共产党的许多忧虑。

我在回答这些意见时说,我不认为战争是在继续进行,但我不能提出停止冲突的保证。我说,我不愿讨论美国援助国民党的问题,因为这会导致无休止的争论,但我的确希望就周将军前一天所发表的一项声明——出售剩余物资所得的钱可以用来促进国民政府的战争努力——作出说明,我告诉他,这是正确的,但我希望补充说明,即在周将军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我已与蒋委员长按非常明确的条件处理了这一问题;我曾告诉蒋委员长说,我不仅反对这种办法,而且要采取一切措施阻止它。我继续就国府委员会的问题作了说明：周将军发表的关于国民政府即蒋委员长的立场的几项声明,与蒋委员长以个人名义给我的声明不一致。蒋委员长并未以个人名义告诉我,必须要国府委员会实际上揭幕,然后才决定停止冲突的基本原则。他曾以一般的方式提及下述的事实,即许多争论的问题,甚至军事问题,将在国府委员会讨论,但他并未说,国府委员会要在采取任何其他的行动之前揭幕。我曾向蒋委员长概述过可能进行的程序,后来我又向周将军叙述了这一程序,即假定五人小组达成协议,并得到政协综合小组的批准,假定国府委员会各方面的委员名单都已提出,那么我们就可转到停止冲突的问题上来。我进一步说,我们甚至可以进行国府委员会的揭幕,但我不能想象,在战争进行的同时,国府委员会能进行任何谈判。蒋委员长回答说,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说明,对此他要慎重考虑,但他从未对我说过周将军刚才所表明的当作国民政府立场的那些话。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建议以这个五人小组作为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此种方法也许能打开僵局,提供达成协定以便停止冲突的可能性,但这项建议已被宣传和复杂情况弄得模糊不清了。然后我问周将军：“我们是否停止谈判,让战争继续下去,并放弃达成作为成立国府委员会基本原则的协议的任何可能性?”

这时,司徒雷登博士说,他认为五人小组为美国人提供了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来帮助完成他们最为渴望的事情——结束战争。他解释说,我们不能作出任何保证,但能答应做我们能做的一切,我们可以说,我们希望双方都参加联合政府,在此之前我们希望结束战争。

周将军回答说,国民政府,包括蒋委员长,不愿答应在五人小组讨论结束之后停战,美国调解人也不能作出这样的许诺。他指责说,国民政府不断地提高其要求：起先是长春,其次是哈尔滨和苏北,接着又是另外的四项条件。他说,共产党现在愿意结束战争和讨论国府委员会的问题,但必须首先保证一定要停火。他准备在国府委员会问题上作出让步,以便一次会议就能议决。他说,一开始就很清楚,国民党不想作出保证以结束战争,但他却没有想到美国方面也不能作出这样的许诺。他最后说,司徒雷登博士曾说,必须得到这样的保证,他(司徒雷登博士)将运用他和美国政府的一切力量竭力做到这一点,现在才明白,要得到这样的保证,几乎是没有希望的。

司徒雷登博士表示相信,并不是毫无希望,并说,如果五人小组为国府委员会铺平了道路,并为此而取得了成果,那么就有希望得到所要求的保证。他补充说,他要作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一旦五人小组取得某些成果,就应当作出这样的保证。当周将军要求解说“成果”一词的含义时,司徒雷登博士回答说,如果关于国府委员会问题的争论点——席位的分配和否决权问题——在五人小组中得到解决并由政协综合小组批准,那么看来他和我就会有一种可对国民政府运用的关于发布停战命令问题的非常有力的论据。

我告诉周将军,蒋委员长和我都未曾提出过要以国府委员会委员揭幕作为条件,但如谈判达到了提名该委员会委员的程度,并规定直到停战他们才就任,那么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就有较多的机会说服国民政府同意停战。最后我重复了我所提的万一不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时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的问题。

周将军回答说,他不知道下一个步骤应该是什么,对这个问题他得作进一步考虑。他表示希望我们继续努力进行调解。他断言,国民政府原来不愿意接受我们关于五人小组的建议,是因为担心这可能导致停战。但国民政府现在觉得,即使五人小组制定出方案,它仍然能继续进行战争,并进一步拖延问题的解决,因此,国民政府正在试图利用这项建议,而同时又不对发布停战命令表态。他说,司徒雷登博士的说法表明,他只能保证作进一步的努力,以获得国民政府同意发布停战命令,但不能保证停战命令本身。于是他接着描述了他认为国民政府能够用来拖延问题和避免实际结束冲突的各种手段。他说,在他那方面,他一个又一个地作出让步,但毫无结果,只是到了今天,他才明白,美国方面不能保证发布停战命令。最后他说,他愿意参加五人小组的原因就是为了获得这项命令的发布。

我向周将军强调说,如果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能够保证发布停战命令,战争早就停止了,我不理解他的意思。我指出,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不是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以前就拒绝过蒋委员长要我对共产党的行动作出保证的要求;我不是共产党的首脑,提供此种保证不在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本人的权力范围之内。最后我谈到他所说的让步,并指出在这种特定的问题上,我没看到他作出任何的让步。

周将军回答说,共产党一开始就寻求无条件休战,并于6月就在各种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这些让步现在仍然有效。但在那时他就已说过,不应在会谈中提出新问题。因此他认为,他同意参加关于国府委员会问题的会谈,就说明了进一步的让步,因为这是6月份议事日程中未包括的课题。他补充说,司徒雷登博士以前说过,假如五人小组的会谈结束后接着而来的不是停战命令,他(司徒雷登博士)就会“出来批评国民政府”。

于是我就此向周将军作了如下的说明：“如果就已组成国府委员会的基本原则达成一项协议,并经政协综合小组通过,然后共产党声明,到停战时他们才提出自己的国府委员会委员名单,那么我就以他们的行动证实了我的看法,即到停战时他们才有履行推派其委员的义务。换句话说,在此限度内,我将竭力保护共产党,反对那种认为共产党在此种情况下拒绝与国府委员会共同前进,因而表现无诚意的谴责。因此,国民政府进行这样的谴责就是没有理由的。”我补充说,我是否会比这一声明更进一步,这要取决于停止冲突的条件,我未直接提到蒋委员长的五项条件,但涉及自6月初以来所普遍存在的混乱局面,我将不得不决定及时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军队重新配置的问题。

9月6日,俞大维将军告诉我,蒋委员长对召集五人小组会议取得进展很感兴趣,并特别希望了解周恩来将军是否坚持同时讨论停战安排。我回答说,周将军坚持同时讨论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并希望,如果在五人小组的会谈中取得令人满意的解决,就保证要发布一项停战命令。我最后说,国民政府的宣传运动正在使问题的解决日益困难。

同日(9月6日)下午,周恩来将军向司徒雷登博士和我表示了他的理解,即五人小组的讨论只限于国府委员会的问题,并说,小组达成的协议提交政协综合小组时,政协综合小组可能超越这个范围来讨论行政院及其他的问题。然后周将军要求澄清两个问题：(1)发布停战命令的问题将提交三人小组解决,这是否是我们的理解?(2)国民政府是否可能想提出与停止冲突有关的某些要求(例如五项条件)?

我回答说,我的想法是三人小组要讨论停止冲突问题,但国民政府对此未作明确的说明。我说,我相信国民政府对停止冲突会提出某些要求,对此我作了如下的解释：蒋委员长有一次曾告诉我,对共产党来说,完全需要的只有停止作战,1月10日停战协定的条款仍然是适用的。当我为了完全理解他的意思,紧接着向他询问时,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不对他的五项条件让步。我们的希望是,司徒雷登博士和我也许能说服国民政府将它的要求调节到共产党能够接受的程度。当我们陷于僵局时,作为最后的手段,我们才转到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政治的方面,即国府委员会问题。

在会谈过程中,周将军给司徒雷登博士和我看了他要送往延安的关于当前谈判情况报告的一份文件。我们与周将军讨论了这份文件,我指出了其中的几处不确切的地方,特别是关于共产党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不向国府委员会指派其代表时我声明要采取何种行动的那一部分,这一点我是于前一天向周将军作了说明的。这个文件的实质内容如下：

当前中国内战的局势

虽然共产党提倡无条件休战,同时立即停战并履行6月所商定的条款,但国民党却坚持要共产党接受五项条件,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

司徒雷登博士建议成立非正式的五人小组来讨论国民政府的改组,以便探讨实现停止冲突的问题。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博士答应尽最大的努力促使和平的实现。共产党愿意参加这个非正式的小组,但首先要将以下三个问题加以澄清：

(1)国府委员会是否根据政协决议来改组?如果是这样,则非正式的五人小组所制订的改组国府委员会的方案将提交政协综合小组最后批准,国民政府同意这种理解。

(2)国民政府是否同意,一旦非正式的五人小组制订出关于国府委员会的方案,双方就发布停战命令?

(3)国民政府是否同意放弃其五项条件?

国民政府对后两点的答复是否定的。

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博士都说,要国民政府答应非正式五人小组的会谈一有结果就发布停战命令,但目前没有保证。

马歇尔将军和司徒雷登博士都说,美国方面无法许诺,非正式的五人小组一制订出关于国府委员会的方案,双方就发布停战命令。

司徒雷登博士说,如果政协综合小组已批准国民政府改组方案,而国民政府仍拒绝发布停战命令,他就要批评中国政府的这种行动。

文件的最后一部分涉及我上面所谈到的声明。在讨论了文件并建议修改其中的几个部分之后,我告诉周将军,由于得到他的许可,我将把信件的内容通知蒋委员长,并说明信件正送往延安。

这次会谈后不久,我去牯岭进一步与蒋委员长商谈,而司徒雷登博士则留在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和共产党代表保持经常接触。当时司徒雷登博士的看法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与成立国府委员会有关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蒋委员长是否会作出关于停止冲突的明确保证。

9月10日,我与蒋委员长在牯岭商谈之后,回到了南京。在这次商谈过程中,蒋委员长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作了让步。他说,在国府委员会成立后,地方政府问题可提交国府委员会处理。我的看法是,如果共产党不采取新的策略故意拖延谈判,这将使当前的谈判有可能取得进展。司徒雷登博士认为,周将军对共产党在谈判的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感到为难,因为周将军显然感到担心,如果他采取任何积极的步骤,国民政府都可能提出新的条件。

我从牯岭回来的同一天,交给周将军一份日期为当天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我概述了我与蒋委员长谈话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备忘录的有关部分引录如下：

1﹒蒋委员长同意下列各点：

a﹒如果共产党接受以下的建议,则停止冲突的军事条款将由国府委员会解决。这一建议是：五人小组实施恢复交通的协定及以前商定的停止冲突和满洲军队重新分布的条款,并实施一项其中将规定中共军队驻防地点的军队整编协定。

b﹒他同意江苏地方政府的问题由国府委员会解决。

2﹒蒋委员长声明：

a﹒他希望看到宪法起草委员会恢复工作。随着司徒雷登小组达成协议并经政协综合小组批准,他将重新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

b﹒他说,在停战命令发布之前,共产党必须指派其国民大会的代表。

3﹒对下列诸问题虽未作说明,但我所得到的印象表明如下：

a﹒国民大会召开之前,不进行行政院的改组。

b﹒蒋委员长想使国民政府军队对最近在热河等地占领的地方继续实行军事占领。

c﹒由于同意让一般的地方政府问题,特别是江苏地方政府的问题由国府委员会解决,由于记着以上的“b”条,他认为,事实上他的五点要求或五项规定所包括的一切问题,都由三人小组自然而然地照顾到了。

9月11日,周将军和我对上述备忘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周将军的评述如下：关于第一条的a点,其中提到恢复交通的协定,在满洲的军队的重新分布以及中共军队驻防地点的规定,他不清楚蒋委员长是否提到6月份达成的临时性协定。他回顾说,关于恢复交通的问题已完全达成协议(虽然没有签字),但其他两个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并问,蒋委员长的意思是否是,他6月份提出的五项条件这时要共产党接受。关于同一条所提到的解决停止冲突的军事条款问题,周将军问,这是指以上所叙述的各项协定呢,还是指蒋委员长要求有一份单独的文件,其中包括停止冲突的军事条款。

我把我对蒋委员长的条款的理解作了如下的解释：蒋委员长的意思首先是不要求国府委员会解决军事条款问题,而是同意周将军的论点,即军事条款问题应由三人小组解决,使用“条款”这一措辞是与国府委员会要讨论的政治问题相区别。关于备忘录第一条的a点中的各点,蒋委员长指的是,他同意三人小组所采取的行动,因为他的理解是,这一行动不限于无条件地停止冲突,尽管他没有用“无条件”这个词;三人小组所采取的这一行动要包括该小组6月份所讨论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现在要圆满解决。

我继续解释说,蒋委员长没有像我在备忘录中所提出的那样作出简要的声明,而是用一般的说法谈的。接着我向他提出一些明确的问题,以便使我能把他的说明归纳成若干确切的条款。我说,蒋委员长曾以共产党不愿意参加五人小组为论点对我说,共产党是反对这种办法的。关于备忘录第一条的a点,我提醒周将军,我们于6月份已达成几项协议,但主要由于地方政府问题上的某些不一致而陷于僵局,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是搞清了,至少我想是这样。但是我向蒋委员长的询问,如在第三条的b点中表明的那样,却暴露了关于军队整编的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即国民政府军队对它最近接管的地区续续进行军事占领的问题。我说,我也把9月6日我们所讨论的周将军信件中的各点告诉了蒋委员长;并把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所作的声明——如果五人小组达成协议,我们就支持共产党的立场——告诉了他。我最后说,我已告知蒋委员长,直到停战时,共产党才会向国府委员会提出其候选人名单。

周将军说,他对备忘录第三条的c点还不清楚——蒋委员长表示,事实上他的五项条件所包括的各点已经或将由三人小组自然而然地照顾到了——这是否意味着,那些问题将在三人小组里再次提出?我回答说,我的印象是,蒋委员长所说的“自然而然”指的是,他坚持国民政府军队继续占领其最近所占领的地方。

于是,周将军对蒋委员长的条款及当前谈判的状况作了详细的评论：以前,当共产党了解到停战命令不能获得发布是由于蒋委员长的不安全感时,共产党曾提出建议,首先制订出国府委员会的改组方案——这是为了给他一种安全感和共产党合作的保证。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一建议无法贯彻,因为缺乏一项停战命令的保证,而且蒋委员长的五项条件可能再次被提出讨论。这就导致共产党方面不愿参加五人小组,共产党于是转向三人小组,作为讨论停战问题的手段,以加速行动。现在蒋委员长是同意三人小组进行此种讨论了,但三人小组将要讨论的与停战有关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复杂——讨论的问题包括蒋委员长6月份提出的条款,而这些条款从未达成过协议。大量的时间将会浪费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而且还应回忆以前在6月份的会谈中,蒋委员长曾说过,国共双方应撤离自6月7日以来所占领的满洲各地,自1月13日以来所占领的中国本部各地也应同样撤离——现在已改变了这种态度,只要求共产党军队撤离这些地方。周将军认为,妥当的办法是,首先对国民政府改组的基本问题进行非正式的讨论,讨论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传达给其他党派和团体,并提交政协综合小组批准;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应恢复工作——这种程序就是恢复政协决议的程序。蒋委员长的打算是,把行政院的改组推迟到召开国民大会以后,这种程序是不符合政协决议的^[1]。政协决议规定,国府委员会提出行政院成员的名单,如果行政院直到国民大会召开之后才改组,国府委员会就不能行使其正当的职责——例如,地方政府向行政院负责,如果国府委员会对行政院没有适当的控制,国府委员会就立即失去实施其决议的权力。周将军的看法是,停止冲突的问题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以应该召集三人小组会议来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最实际的办法是,接受6月份所达成的临时性协议,而不提出新的条件。现在看来,由于蒋委员长提出了新的条件而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国民政府目前认为,它能占领更多的地方,并有足够的实力来提出新的要求。由于这些要求不会被共产党接受,由于共产党也许会提出反建议,所以就不可能停火。当前,除五人小组讨论国府委员会改组问题的建议外,蒋委员长所提出的有关政治问题的全部办法,实际上都是违背政协决议的。最后,他认为,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以寻求发布停战命令的某种基础是适宜的,这一措施也将使五人小组便于采取行动。

我回答说,看来周将军又要回到6月份的僵局,当时司徒雷登博士和我就曾通过建议改组国府委员会,竭力打开这种僵局。我解释说,我看不出不应召开三人小组会议的理由,不过如果三人小组会议不与改组国府委员会同时进行或先作出改组国府委员会的努力,那么我们只不过又回到了以前的僵局而已,如果那样,我们关于改组国府委员会的建议似乎就要成为一种无用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周将军重申了他以前的发布停战命令没有保证共产党就不愿参加五人小组的论点,并说,蒋委员长同意由三人小组讨论停止冲突的问题是符合一般的程序的。他认为,真正的分歧在于,还有更多的条款被包括进这一问题和关于国府委员会的会谈问题,如关于国民大会和行政院的条款,他指出,他发现很难使其他少数党派信服,因为他们说,遵循这种程序,结果既不会停止冲突,也不会按照政协决议改组国民政府。周将军解释说,以前在与司徒雷登博士的商讨中,他概述了几种可能性：不管共产党有八个还是十个席位,对于国府委员会的改组来说,它都能作出让步,因为无论如何共产党与民主同盟加在一起都将处于少数,一两个席位的改变不会影响这种状况。关于否决权问题,只要国民党信守和平建国纲领,共产党在国府委员会中就有行动的自由,因为只有在纲领受到危害时,才行使否决权。要得到信守和平建国纲领的保证,有以下两种办法——或是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不管其席位多少,都有否决权;或是规定,如和平建国纲领受到侵犯,国府委员会的委员就退出委员会。如果能制订出这种办法,又能对发布停战命令作出保证,他就立即与其他少数党派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国府委员会的问题能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然而,如果对停战不能作出保证,他就既“找不到与其他党派谈话的途径”,并要求他们作出让步,也不能使自己的党作出这种让步。周将军最后说,如果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则停止冲突仍有希望,虽然他认为未必如此,但他也想不出任何其他的行动方针。

我们的会议结束时,我对周将军提出的地方政府问题作了答复。我告诉他,从我与蒋委员长的谈话中得出的印象是,地方政府的全部问题将由国府委员会解决,江苏地方政府的问题肯定也是如此。

9月11日,我向俞大维将军叙述了我最近与蒋委员长的谈话内容：蒋委员长已同意由三人小组讨论军事问题,由国府委员会解决江苏的地方政府问题;他说,停止冲突取决于共产党是否提出其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国府委员会一开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就应该开始工作;他并暗示,行政院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不进行改组,不放弃自1月13日和6月7日以来国民政府所占领的地区。我继续说,周恩来将军的反应是不赞成,因为他反对蒋委员长企图把停止冲突和共产党提出国民大会代表名单联系起来。周将军把这说成是一种完全新的要求,并且是违反政协决议的。看来,共产党很担心国民政府的这一企图,他们只有感到组成国民政府和召开国民大会的条件确实无疑时,才愿意提出他们的名单,因为他们怕被置于这样的地位：国民政府的要求是答应了,共同商定的步骤以后却不能实行。我的看法是,共产党由于未贯彻所建议的改组国府委员会的程序而正在犯错误,不过周将军心中似乎充满了抑制。

俞将军说,他以为整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共产党军队各师和政府军队各师之间的比例问题。如能在地区分布上安排共产党十个师的驻地,全部问题就解决了。我回答说,企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想法事实上已引起目前的僵局,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蒋委员长的五项条件和地方政府问题,而这些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9月12日,司徒雷登博士向我叙述了他当天与周恩来将军会谈的情况。周将军重复了关于共产党立场的一贯论点,并说,共产党十分重视行政院的改组,他们认为,行政院的改组问题必须早日在政协综合小组处理。司徒雷登博士问他,是否愿意向他(司徒雷登博士)或我提交一份密封的国府委员会共产党委员名单,周将军表示不愿意这样做,并再次建议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解决所有的军事问题。

正如我向司徒雷登所说,我感到事实上这将使我们回到6月末的僵局,当时双方都拒绝从自己的立场上后退。我也感到,周将军的立场对共产党是有害的,因为国民政府可能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来进行战争,因此时间对它是有利的。我并不关心三人小组会议的召开,因为国民政府代表如果受权参加会议,也会受蒋委员长训令的严格限制,以致什么事情也完不成,所以会议一开始就会流产。司徒雷登博士和我都认为,周将军主要感兴趣的是停火,他肯定希望我们继续进行调解努力。因此,鉴于明显的僵局,我们决定静待数日,并让中国方面采取主动打开局面,这也许是适宜的。

9月13日,我再次去牯岭与蒋委员长商谈,司徒雷登博士仍留在南京,以便可能与国民政府代表和共产党代表商讨。

我不在南京期间,共产党代表在与司徒雷登博士的谈话中坚持两点：(1)要国民政府保证,共产党在国府委员会中能控制十四票;(2)早日发布停战命令。周将军强调说,共产党的安全在于政协决议,所以他要求保证共产党能够否决企图改变政协决议的任何措施。他向司徒雷登博士提出一项要求：共产党在国府委员会中要有十个席位,只留两个席位给社会贤达,并提出由司徒雷登博士与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代表讨论这项建议。周将军说,如果这项建议能在五人小组中通过,就可以认为会议是成功的;如果不能通过,就没有必要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共产党对这时的军事形势显然也很是担忧,一位共产党代表告诉司徒雷登博士说,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的全面进攻支持不了很久。然而,尽管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本人都一再坚持认为,这更加是立即召开五人小组会议的理由,但共产党还是继续坚持他们对于召开五人小组会议的立场。司徒雷登博士也与国民政府的代表讨论了与此有关的问题,断定他们不愿重新讨论国府委员会的席位问题和否决权问题,因为蒋委员长给他们的指示十分明确。国民政府代表认为,如召开五人小组会议,共产党的境况会好些,因为那时甚至连发布停战命令也会成为可能,而且他们也将能够以可能导致较好的相互谅解的方式把他们得到的指示在会议上提出来。

9月16日,司徒雷登博士向一位共产党代表建议,共产党可利用国民政府召开五人小组会议的愿望(即使只是直接交换看法也罢),并可利用该小组作为取得下面的凉解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手段,这就是：如果有任何一点进展,就可召开三人小组会议来讨论军事问题。共产党显然担心陷入圈套,于是司徒雷登博士建议由他促使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代表向周恩来将军作一次社交性拜访,并在拜访中间讨论国府委员会的问题。由于周将军在这次会谈的当天下午出发去上海,这次拜访没有进行。在出发前,周将军向司徒雷登博士提出反建议如下：国民政府代表是否答应在国府委员会内有共产党委员九名,民主同盟委员五名,或共产党八名,民主同盟六名,以某种形式的阻挠性表决的办法向共产党提供所需要的保证,使它能够阻止对政协决议的任何更改?如果国民政府代表同意这种办法,五人小组的共产党成员就乐意参加小组会议。

司徒雷登博士认为,主要障碍似乎是缺少向共产党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使政协决议不致被修改,所以他就与国民政府代表商讨这件事情。后者告诉司徒雷登博士,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地方是在五人小组会议上。

9月15日,在我访问牯岭期间,我告诉蒋委员长共产党对他的建议的态度(他的建议我已在我9月10日的备忘录中向周恩来将军提出)：周将军坚持认为,停止冲突是首要问题,五人小组的会议取决于该问题的解决;他把蒋委员长的声明,即直到共产党提出国民大会的共产党代表名单才停止冲突,说成是以前所提五项条件之外的第六项条件;并指责说,这是企图拖延和平,作为使国民政府进行其计划好的军事进攻的一种手段,因此周将军坚持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

蒋委员长回答说,一旦五人小组对组织国府委员会作出达成协议的表示,他就同意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关于国民大会,共产党需要做的就是提交他们的代表名单——任何拖延都是共产党的过错,而不是国民政府的过错。

在访问期间,我从与蒋委员长的进一步会谈中获悉,在五人小组的正式会议之前,他不同意国民政府的五人小组成员非正式地讨论国府委员会的问题,但他明确同意该委员会的席位分配和否决权两个问题可作为五人小组讨论和解决的议题。他又告诉我说,他并未向五人小组的国民政府代表发出明确的指示,说他们不能讨论这两个重要问题,尽管司徒雷登博士从与国民政府代表的谈话中获得了这种印象。

9月16日,在我暂留牯岭期间,周恩来将军从南京动身去上海。临行前,将给我的三份备忘录送交我的总部：第一份备忘录日期是9月15日,概述了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把它说成是有助于内战,不符合杜鲁门总统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备忘录最后说,周将军“再次受命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一亿四千万人民,通过你(马歇尔将军),就出售(剩余物资)一事向美国政府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在中国恢复和平统一和着手成立联合政府的问题解决之前,美国政府应冻结剩余物资协定内的一切供应和运输。”第二个备忘录日期也是9月15日,包括对打破谈判僵局毫无成效的冗长的叙述,要求我立即向国民政府转达共产党对局势的看法,尽早安排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发布停战命令的问题。在第三个备忘录(日期是9月16日)中,周将军宣布他即赴上海,并说,我一决定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他接到通知就返回南京。

这几份备忘录的概要,用电报发至牯岭交给我,我接着向蒋委员长说明了情况。蒋委员长说,直至以司徒雷登博士为首的五人小组会议已经召开,并对达成组织国府委员会的基本原则作出某种表示,他才授权国民政府代表参加三人小组会议。他同意我提出的关于国府委员会席位问题的折中建议,并说,在国民政府五人小组成员对他们所提的该委员会委员席位的初步建议不能获致协议时,我可以提出这一折中建议。我的建议是,共产党九名委员,两个少数党派各四名委员,社会贤达三名委员。我认为,这将给共产党以比否决权少一票的票数,而在国府委员会非共产党控制的投票团体里,一定至少有一位具有自由思想的中立派的委员,他将独立地投票。

蒋委员长暂留牯岭,加上周将军离京去上海,这对谈判的进行自然是不利的。事实上,我们又回到了6月底的僵局,因为直至蒋委员长修改其条件,三人小组才能取得进展。我竭力劝告蒋委员长停止战事,但他态度顽强,要求共产党首先满足确保国民政府军事成果的某些条件。同时,由于国民政府的军事进攻继续发展着的优势,因而国民政府对停止冲突的这些条件就变得更加执拗了。在这次谈判期间,我坦率地告诉蒋委员长说,国民政府目前的做法牵连到我,并间接地牵连到美国政府,这是不能容忍的：当我命令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天津以北铁路沿线的若干据点时,该地区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却通知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说,当时接这些海军陆战队的防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在进行的战斗需要该地区可调用的国民政府军队;由于海军陆战队使铁路线保持畅通,而铁路线却正在变成战斗的一个因素,所以我声明,这种局面必须立即结束,他同意这样做。

我这时的意见是,共产党必须放弃五人小组的建议是由国民政府提出的想法,而国民政府的代表则应该认识到,希望他们讨论关于各党派在国府委员会中的席位问题和否决权问题是理所当然的。

在9月份的这个谈判期间(谈判结束时周恩来将军离京去上海),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没有什么改变。虽然他们最后的确同意,假如同时召开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停止冲突问题,他们就参加五人小组的讨论,但又继续坚持,解决停止冲突的问题是他们参加五人小组关于组织国府委员会讨论的先决条件;他们要求在五人小组获得关于国府委员会的基本原则以后,蒋委员长的五项条件应予以收回;他们说,如果不停止冲突,即使就组织国府委员会的方案获得协议,他们仍拒绝提出参加国府委员会的名单;他们还希望,政协综合小组应讨论行政院的改组问题。在此期间,共产党最关心的问题是停止冲突和保证政协决议不致被修改。关于后者,他们坚持某种方式的否决权,借以保证不改变政协决议,因为他们显然认为,他们的安全在于保持政协决议。

国民政府在此期间的态度是犹豫不定的：国民政府首先将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因此坚持不必发布停战命令;国民政府在9月初声明,不放弃蒋委员长所提出的五项条件;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发言人表示,所有关于休战的问题和各地区问题的解决,都要由国府委员会讨论。但以后,蒋委员长于先前拒绝考虑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之后,又同意,如果共产党能够履行6月份所达成的若干临时性协议,则同意由三人小组解决停止冲突的问题,而且由于同意将江苏地方政府的问题由国府委员会解决,事实上放弃了五项条件。国民政府的军事进展差不多已使大部分五项条件的贯彻成为“既成事实”,蒋委员长也同意,一俟五人小组达成协议,并由政协综合小组批准,就召集宪草审议委员会,这样就给了共产党提出的遵照政协程序的要求以某种保证。可是他又提出一个附带条件,规定直到共产党提出其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名单,他才同意停止冲突,这种办法共产党认为是与政协决议不一致的。他表示,直至召开国民大会,才会改组行政院,尽管政协决议曾设想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改组行政院。蒋委员长也表示,他打算继续占领国民政府军队在军事攻势中所占领的地方。到这一时期的谈判接近终了时,蒋委员长虽然反对过三人小组会议和五人小组会议同时召开,但仍表示,当司徒雷登博士为首的五人小组有迹象达成关于国府委员会问题的协议时,他将同意召开三人小组会议,但不同意在五人小组正式会议之前举行其非正式的会议。

这样,双方的态度仍旧是无法和解的。司徒雷登博士和我曾经通过五人小组的建议作为导致停战的步骤,竭力打开僵局。我们曾对蒋委员长施加强大的压力,尽力取得他对这项建议的同意,但又遇到共产党拒不参加该小组会议。像往常那样,宣传战在破坏我们的努力方面起着作用,因为它引起混乱和误会。其中最激烈的,是共产党针对美国政府的剩余物资转售的宣传。共产党的怀疑和歪曲,以及不顾事实真相,把这种转售说成是企图促进中国内战的恶意,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

【注释】

[1]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有关行政院的部分如下：
政府组织法
一、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者：
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以前,为准备实施宪政起见,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其计划中的修改要点如下：
……
(4)国民政府委员会有权讨论及决议之事项如下：
……
(戊)各部会长官及不管部会政务委员之任免,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之任用事项;
二、关于行政院方面者：
(1)行政院各部会长官均为政务委员,并得设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三人至五人。
(2)行政院不管部会之政务委员及部会长官,均可由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
附注：
……
(4)行政院现有部会及拟设之不管部会政务委员总额中,将以七席或八席约请国民党以外人士充任。
(5)关于国民党以外人士所担任之部会数目,于会后继续磋商。
(注意：以上的外文译文是由国民党宣传部公布的。应注意,第一段译文的最后一句,中文本没有“计划中的”一词;第一段的第4点,中文本也没有“有权”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