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战时共产主义的动员命令体制”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的“和平喘息”时间非常短暂。协约国害怕俄国革命向西欧推进，又不能容忍苏俄没收他们在俄的财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腾出手来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1918年夏天，年轻的苏维埃俄国再次陷入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联合进攻的战火之中。

从1918年4月5日起，日本军队首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并占领滨海等地区。协约国策划一战期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战俘与侨居俄国的捷人发动武装叛乱，他们组成两师一旅，占领了整个伏尔加河中游地区、乌拉尔、西伯利亚直到远东。英军占领了北方地区和外里海。德军占领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和南高加索地区。美国也不甘落后，以消灭苏俄为己任，资助和支持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在莫斯科周围23个城市策动叛乱。国内的邓尼金率白卫军在高加索地区进攻，哥萨克首领克拉斯诺夫盘踞在顿河流域。1919年春，高尔察克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在东方战线集中了30万大军，另有10万外国干涉军参与，越过乌拉尔山，向苏俄腹地和莫斯科推进。苏维埃政权被团团包围，四周都是战火，与产粮区及原料产区的联系被切断，苏维埃政权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中。

1918年7月，列宁进行战争动员，指出此时的国内危急局势已经到了“顶点”，“英法帝国主义铸造的包围圈几乎已经合围了”，“战争问题、军事事件问题又要作为革命的主要问题、根本问题出现于舞台”，“我们又陷入了战争，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同现在已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富农、地主和资本家进行的内战，现在与我们对峙的还有英法帝国主义;英法帝国主义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还不能把大批军队开到俄国，但它在用一切办法，用千百万金钱，用一切外交联系和外交力量来帮助我们的敌人”;“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我们正处在战争状态，革命运动就取决于这场战争的结局”，“我们的全部活动应该完全服从于这个决定着革命命运和结局、决定着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命运的问题。”^[1]这表明，战争迫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又一次进行工作重点战略上的转移:经济建设退居次要位置，捍卫政权和守住苏维埃国家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通过决议，把全国变为军营，全部工作转入战时轨道。11月30日，成立工农国防委员会，任命列宁为主席。国防委员会是最高军事决策机关，也是组织全国战时经济和编制计划的中心。列宁说:“苏维埃共和国已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它应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都要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列宁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人农民、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都要按战时要求紧张行动起来，要把自己的工作、精力和注意力尽量转到完成直接的战争任务上”^[2]。

外国武装干涉和遍及全国的反革命叛乱，使列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搁浅了。根据战争的需要，经济运行体制不得不作了第三次变动，即逐步建立起“战时共产主义”体制。

“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由四项主要部分组成，即:(1)实行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把全部余粮(有时甚至是一部分口粮)交给国家;(2)企业的产品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统一分配，监督日用消费品的供应，加速实行工业国有化; (3)取消自由贸易，城乡一切产品的交换由国家垄断，实行实物化工资制;(4)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迫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

1918年夏秋，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党人支持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党内高层停止了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列宁后来回顾说:“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缴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3]当时，苏维埃俄国的其他领导人也认为通过这个体制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且在理论上作了些论证，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布哈林写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和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这些理论著作都论证了社会主义要消灭商品经济与货币关系，是布哈林作为“左派共产主义者”时期的代表作。

“战时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第一个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和最纯粹、最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主要特点是:

1．经济生活最大限度地国家化和高度集中管理

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大工业国有化的法令，同年底完成。1920年11月27日，人民委员会又发布小型工业国有化法令，规定凡有机械动力而雇工5人以上或虽无机械动力但雇工10人以上的小工业均收归国有。

战争开始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建立总管理局。到1918年12月就建立了石油、煤炭等24个总管理局。与此同时，撤销了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禁止地方政权干预经济。总管理局实行垂直的行政领导方法，管理下属企业，取消任何中间管理环节。这样，就形成了中央管理局——企业或中央总管理局——省管理局——企业的垂直管理模式。总管理局直接给企业制定指令性的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甚至是月度计划，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总局对企业实行直接领导和统收统支制，不仅计划生产和分配产品，还直接掌管财政拨款和采购原材料。国家通过总管理局体制紧紧掌握全部工业企业，严格把国民经济控制在战时轨道之中。

2．经济关系实物化和取消自由贸易

实行国内贸易国有化和配给制，不仅粮食由国家专卖，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都禁止私人买卖;分配关系实物化，包括按阶级属性确定的口粮等级配给制、工业必需品配给制、大规模的物物交换、单位之间无货币结算以及水电、邮政、铁路客货运等生活服务免费等。由于货币急剧贬值及银行信贷业务急剧减少，1920年1月19日，发布了关于撤销人民银行的法令，把银行机构与财政机构合并。1920年8月16日，取消了铁路和水运的客货运费。1920年11月11日，又通过了关于取消若干货币结算的法令，委托财经人民委员部拟订关于废除国家机关、企业、工人、职员的邮电费、使用自来水设备和其他行政公用设备费用的法令草案。燃料、住房和食品也免费供应^[4]。

3．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

1918年12月，公布第一个劳动法典，规定所有公民都有劳动义务，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凭据劳动手册才能迁移和获得口粮^[5]。1920年1月29日，颁布了《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法令。

4．从粮食垄断到余粮收集制

十月革命以后，苏俄曾面临严重饥荒威胁。当战争硝烟再次弥漫之时，面包就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1918年5月8日，列宁起草的《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规定，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远驱逐出村社。5月9日，列宁又补充规定，对滥用存粮酿私酒者也采用上述惩罚^[6]。同一天，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特别权力同隐瞒粮食储存、进行粮食投机的农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法令，坚决确立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垄断和粮食专政。这些法令遭到了富农和粮食投机商的对抗，他们企图“用枯瘦的饥饿之手扼杀革命”。为打击他们的反抗，列宁决定成立工人征粮队，对富农和粮食投机商进行工人的“十字军讨伐”^[7]。但是，这些毕竟都是些临时性措施，列宁考虑到苏维埃政权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粮食政策，1918年8月2日，列宁在《关于粮食问题的提纲》中首次提出“实物税”思想。10月3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了《关于以扣除部分农产品的形式向农户征收实物税》的法令。随后，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进一步扩大，迫使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集中全部精力来保卫国家，实物税法令实际未执行，而被余粮收集制所代替。

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6日，苏维埃政府召开了全俄粮食工作会议，确立了实行余粮收集制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有:(1)根据国家需要的粮食和饲料数额，分别摊派给各产粮省，向农民征收;(2)不断扩大农产品的征集范围，从粮食、饲料和肉类扩大到马铃薯及其他产品;(3)按阶级原则进行征集: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免征。

当时，由于没有工业品可向农民提供，收集余粮只能发给农民纸币，实际上是无偿地收集了农民的粮食。列宁说:“余粮收集制是以征收所有的余粮，建立强制性的国家垄断为前提的。”^[8]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第一年就征集了1．1亿普特粮食，对配合战争行动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保证作用。其消极作用是使苏维埃政权与农民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而且导致实行一系列诸如取消市场、绝对禁止自由贸易等“左”的政策。

5．从限制自由贸易到完全排斥市场

当实行粮食垄断时，列宁的想法是:对富农强制没收余粮、征收实物税，对中农和贫农实行商品交换。他在1918年12月5日召开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必须使商品交换的轮子在我们这里正常地转动起来。”^[9]但在当时工业品和粮食都极端短缺的情况下，商品交换实际上无法展开，投机现象相当普遍。所以，列宁认为必须对自由贸易实施严格的限制。1919年1月17日，列宁在一次会上说:“如果在关系人民死活的食物明明不够的情况下准许贸易自由，就一定会造成疯狂的投机，使食物价格暴涨，以致出现所谓垄断价格或饥饿价格。”^[10]虽然列宁也曾指示过各级机关不得阻碍正当的自由贸易，说要使食品“在由兽力车自由运往市场和在市场上自由销售时不致受到任何人的任何阻挠和刁难”，“进行阻挠和刁难者要交革命法庭审判”^[11]。但是，随着“战时共产主义”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强化，列宁却逐步实行了完全禁止集市贸易、取缔私商、关闭市场等一系列“左”的决策。他在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在军事工作方面获得的经验运用到和平建设方面去”;“在一个挨饿的国家里，粮食买卖自由就是投机自由，就是富人发财自由。我们说，我们决不这样做，我们宁死也不让步。”^[12]

在“左”的决策思想指导下，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左”的实际步骤，例如: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专门成立了打击投机行为的特别革命法庭;1919年10月28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关闭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现有的粮食和供给代理处，关闭外地的政府的(军事的或民政的)、公共的(合作社的)粮食和供给机关”，“对街头和室内贸易加强切实监督，采取措施取缔非法贸易”，“关闭实际上不能为劳动人民需要服务的私营咖啡店、高级饮食商店和食堂”;1920年6月29日，人民委员会下令在水陆交通要道部署岗哨，查禁投机者和“苏哈列夫卡分子”(指私下自由交易者)，7月15日，人民委员会宣布，所有苏维埃机关、企业、团体不得自行到市场采购商品;8月，彼德格勒苏维埃宣布禁止一切私商活动，其他城市随后也采取了同样行动，12月，莫斯科苏维埃下令封闭苏哈列夫卡市场(这个市场坐落在1692年彼得一世所建造的苏哈列夫卡塔周围，非常繁华，名气很大，是投机商的活动中心)。等等^[13]。就这样，在“战时共产主义”后期，眼看战争快要结束，而苏维埃政府却在经济上走进了完全排斥市场的黑洞。

【注释】

[1]《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页、第12页、第13页。

[2]《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176页。

[3]《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2页。

[4]基姆佩尔松:《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践、意识形态》，莫斯科1973年俄文版，第98—142页。

[5]同上书，第86页。

[6]《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5—297页。

[7]《列宁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2页。

[8]《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3页。

[9]《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5页。

[10]同上书，第408页。

[11]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

[12]《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88页、第389页。

[13]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