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共产党的宿命

南方谈话的核心精神就是共产党要敢于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之后的所有挑战，而不是回避挑战，往回走，甚至倒退到“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做法，那不符合南方谈话的精神。

《南方日报》：南方谈话过去二十年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纪念这次谈话，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任剑涛：纪念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推动人们理性确认改革的成败标准。二十年前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让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只有仰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实践的结果。但人们在评价中国的成功发展缘由时，常常将成功因素割裂开来：一些人认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促成了中国的疾速发展；另一些论者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更多的是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式让中国逃脱了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陷阱。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实际上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中共十三大所决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动，以不争论推进改革。这里突出了一个表述的重要性，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与市场结构经济运行机制，不可偏废。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南方谈话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政治保证，与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保证结合起来，杜绝各取一端的尝试，从而保证了经济发展形态的一贯性。各种“左”的思维，都只是抓住前半段，舍弃后半段，这其实就把中国发展最成功的部分给舍弃掉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了，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搭配，曾带给中国以发展灾难，这是一段令人相当沉重的历史教训。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我们划出了一个清晰界限，体现了一个政治老人的聪明睿智。

第二，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凸显了埋头发展的政策取向，这对试图改变中国发展方向，重回“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冲动，是一个根本矫正。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强调了“不争论”的价值导向，但很多人误解了“不争论”的含义，其中一个严重的误解是，不争论是压制左派表达意见，只允许右派搞资本主义，因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评意见、对贫富分化的严重不满、对底层群众生活困难的同情、对阶层利益分化的担忧，都没有机会表达。

真正理解邓小平主张的“不争论”就会明白，“不争论”是说，中国发展的大方向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不容易确定下来了，成为最重要的国家理念，对此再无谓争论，就会使国家丧失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不争论，并不意味着不讨论。我们可以在基本国策的框架下去充分讨论如何实现国家的健康发展。

总结一千五百年来大国起伏兴衰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确定了基本国策而不再争执不休，并且坚韧地贯彻执行下去，国家的崛起，就在预料之中。基本国策一旦确定，可以用讨论的方式激活整个民族的思维，充分争论，集思广益，聚集最有利于国家持续发展的思想资源。

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确立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国策，确实发挥出了令世人称奇的作用。在这一基本国策还在释放政策动能的时候，焉能以无谓的政治争论来断送发展的大好前程？回想历史，自1840年以来，中国就一直不停地争论构架往何处去的问题。晚清在争论中丧失了确定的国家发展方向。民国在争论中确立起既排斥西方现代道路、又拒斥俄国方式的中国特色道路，结果还是无法有效抵挡革命浪潮。人民共和国历经“大跃进”的挫折、“文化大革命”路线的严重挫败，终于发现朝向苏联的一边倒政策必须纠正。而“文化大革命”过后，由于对其缺乏深入系统的清理和反思，即使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向“文化大革命”的回流，是时时出现的国家发展危机。一旦以“左”倾取向启动基本国策的争论，整个国家就又可能陷入以政治争执替代经济发展的泥潭，丧失国家发展的大好机遇。

第三，南方谈话有力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邓小平以推动中华民族融入现代洪流为己任，不论改革开放经历了多么曲折的历程，邓小平从来没有动摇推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信念。这是极为不易的政治决断。因为，中国古典专制政治传统随处在诱引人回归，而革命新传统也随时在争夺信从者。这正是晚明以来中国无法迅速落定在现代化平台上最直接的思想导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几乎是以截断众流的勇气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坚定地认准现代国家道路，确立国家兴衰的分水岭之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成中国发展的三个支点。就此而言，中国不能再犹豫不决、迟疑徘徊、踌躇不前。

对今天来说，邓小平指引的国家发展道路依然有效。中华民族要振兴，中国要崛起，要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一员，既需要夯实国家综合实力，更需要平等融入世界大家庭。中国有20世纪三大伟人之说，孙中山、毛泽东率领人民完成了中国独立的任务，邓小平率领人们致力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从富强到文明，将是中华文明真正复兴的标志。邓小平南方谈话，切中中国发展的重大命题，需要随时重温。

《南方日报》：看来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后确实有大意义，那么在您看来，其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任剑涛：就现代国家发展史来看，国家的发展战略是非常重要的，交替兴起的大国，一般而言，总是几百年间有着稳定的基本国策，国家的发展就此有了长线的保证。而近代以来，九大国从兴盛到衰退，大半也是因为基本国策不明晰或不持续，西班牙、葡萄牙是如此，苏联、东欧国家也是这样。基本国策的稳定实施，就会生成强大的国家发展动力。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没有高谈阔论，但句句一针见血，它解决了社会主义再出发、中国改革再出发以及鼓励广东再出发这三大时代命题。

所谓社会主义再出发，乃是社会主义矫正自我发展路向，寻求新社会主义的尝试与努力。

社会主义最早的系统尝试，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崇高的希望。巴黎公社明确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直接民主制，建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巴黎公社对后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引意义。此后的社会主义运动沿着巴黎公社的道路往前走，但到19世纪晚期，恩格斯敏锐发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方向，从而为社会主义运动指示了新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社会主义的第二波再出发。社会主义第二波，出现了这一实践方式的两大支流。一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借助暴力革命，摧毁旧的政权，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条道路，为落后国家跳跃式地迈进社会主义大门，提供了经验。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熟知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场革命，使得“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梦幻式发展，成为落后国家的趋同性选择。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发展道路，国家不再努力发展市场经济，不再致力建构政代民主体制。国家力图借助自己强有力的权力体系，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二是起自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道路，开启了借助议会道路、和平手段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道路。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北欧堪称典范。这条道路，无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只是让既有的国家机器转变功能，从而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状态。这条道路，长期被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严厉拒斥，被视为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

事后的反思促使人们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存在严重的缺陷。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根本没能意识到，缺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础，根本就无法让国家这一上层建筑在空中生长。在传统国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转轨——专制政治必须转向民主政治；经济也需要转轨——农业经济必须转向工业经济，垄断经济必须转化为市场经济；社会机制更需要转轨——一元社会必须转化为多元社会。作为苏联建国的指导思想，列宁—斯大林主义有历史贡献，也有历史局限。贡献在于，它提供给后发国家以“弯道超车”的发展路径，可以提振后发国家的发展信心。局限在哪里呢？对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认识不足，陷入了极其主观的、以国家权力谋求运动式发展的困境，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教诲，经济是基础，生产力是决定社会进步的要素。对列宁本人来讲，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他就天才地意识到刚性的国有经济难以推行下去，因此启动了“新经济政策”，试图调整刚性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适应经济规律，促进经济增长。可惜天不假年，列宁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推进新经济政策就逝世了，因此无法猜测新经济政策全面实施的结果，以及这样的经济政策对兴起中的社会主义会有什么深远影响。

随着斯大林以残酷的党内斗争，最终全面掌握苏联国家权力，苏联式社会主义直接落定为一套国家权力不惜代价发展国有经济的刚性计划经济形式，并以此迅速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由于这一发展模式的效果非常明显，让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迅速变成世界上领先的工业国家，因此令人称羡。但这一模式并不是国家发展现代工业的常规状态。故而可以说，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手里都没有能够建构完成一套行之有制的社会主义体系。列宁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建构，尚可理解；斯大林满足于以国家力量带动的超常规发展，根本无意于建构一套以法治国的体制。结果，斯大林式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一套依赖国家权力直接推动，仰仗意识形态化政党话语直接控制的临时机制勉力运行的系统。这一体制的弊端，以苏联的最后崩溃全面呈现出来。

数十年之内，斯大林体制被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国家所效仿，但社会主义的集权政治、刚性的计划经济、一元的文化体制，确实很难支撑国家的长期发展，尤其难以赢得公民的真诚认同。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捷克都开始改革。但苏联式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大手笔，还是邓小平启动的中国改革。中共十三大第一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法化，突破了列宁—斯大林的刚性计划经济体制，发现了足以让社会主义国家较长时期发展的经济道路。中国与苏东发展模式的分界线，也由此呈现出来。

《南方日报》：您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与苏东模式的分水岭？

任剑涛：是的。苏东的改革，只是想在严格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挪用市场经济的常规手段，以激发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这种严格限定的经济改革，稍往前行，就会停顿。中国的改革，也走过这样的弯路。20世纪80年代启动改革的时候，也只是想将商品经济的一些做法用于整顿计划经济。但在改变政府经济职能的尝试无法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市场经济。即便如此，党内的分歧也日益明显，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终于酿成1989年的政治风波。直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继续改革开放的谈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受到的严峻挑战才告一段落。

社会主义是否能够再出发，永远是社会主义成败最重要的判断标准。邓小平特别强调，贫穷不等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尴尬就在于，国家花费巨大功夫讨论平等分配，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到最后却无物可分。因此，社会主义必须从计划经济走出，推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这次再出发，抛弃了陈旧的社会主义理念，尝试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结果证明，这对社会主义的重生，是有积极意义的。

《南方日报》：社会主义似乎长期耽于分配争议，而未能发现有效推进经济发展的方式？

任剑涛：社会主义的第一次出发，没有解决经济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大问题，仅仅执着在政党权力的掌控上。社会主义的第二次出发，发现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促使国家走上富强的道路。市场经济有缺陷，但解决这些缺陷不能走回头路，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市场的失灵与政府的失效，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相互矫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推出的经济发展之方，到目前为止，充分证明了它的有效性。这是苏东当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也是致其崩溃最重要的原因。当年的苏东，就以权力分配主导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解决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结果经济陷入停顿状态。回顾苏联和东欧国家20世纪50年代开始时，也曾在微观经济领域中引进有限价格机制，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后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不敢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果自累累人，导致苏东经济体系的崩溃。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方面实现了三大突破：一是突破了党对经济资源的垄断性控制权，三种所有制并存，同等重视，积极发展，这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二是突破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全面而直接的控制，国家与市场互动，开创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三是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苏东经济体制改革的既定模式，不仅在微观经济领域中以价格作为撬动杠杆，而且在中观领域启动了行政—法律制度的改革，以便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三方面是邓小平伟大的突破，也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遗嘱”之一。

另外，社会主义再出发一定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民主不一定是西方的选举民主，但也绝不是“文化大革命”时的“大民主”，而是一种由政党主导的独特民主形式，一方面这一民主形式由执政党掌控，另一方面又能激活党员和普通群众参政议政。这也是一种以政治安全为前提的可控民主形式。这正是中国当政者强调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统一”的原因所在。落实这样的民主发展任务，既是开创民主的崭新形式，又是相当艰难的民主创制过程。

这种前无古人的民主创制，依赖于几个重要条件：一是党确定无疑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执政党跟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政治关系足以维持现行政权形式的前提。如果干群关系紧张，这种社会主义民主的创制就前途堪忧。二是创制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在制度上闯出社会主义法治的前路。法治的规范化和秩序化，是确保国家运行在稳定的秩序轨道上最重要的保证。从“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冒险化改革，走向规范化的依法治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行动，才有可能建立法治秩序。三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基础上，进而在政治生活中促成人们当家作主的政治参与，建构起国家依法治理社会和社会自主管理相结合的国家控制机制。

试图将国家推进到稳定和有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境地，首先需要推动执政党的结构转型。一个政党，从夺取政权到掌握政权，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权力处境。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政党只是在争取掌握国家的权力。此时，由于资源的限制，国家与社会的功能是混一的；在政党刚刚夺取国家政权的时候，由于稳定政权的需要，国家与社会功能的区隔也不明显；随着政党步入稳定执政状态，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分流发展，就成为十分紧要的问题。为此，党要充分理解并接受国家与社会的二度分化。国家与社会的第一度分化，促成国家承认市场作为一个独立空间的存在价值，从而发挥了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显著作用。国家与社会的二度分化需要解决的是，国家承认一个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社会，使国家行使权力与社会依法自治之间，构成一个良性互动的机制。南方谈话里实际上隐含着这样的意思，核心精神就是共产党要敢于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之后的所有挑战，这些挑战一定都能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当中得到解决，而不是不迎接挑战，往回走，倒退到“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做法，那就不符合南方谈话的精神。对于这一点也是无须争论的。

《南方日报》：迎接挑战的精神是不能争论的，一旦陷入争论，国家就会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

任剑涛：对啊。邓小平的“不争论”，既是指的不必陷入主义之争，而失于解决问题；也是指的不能陷于国家基本路线、基本国策的争论，否则会丧失国家发展前途；还是指的执政党对自己处境的不必争论，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地执掌国家权力，它总是在“挑战—迎战”的机制中行使国家权力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再出发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态度：执政党要勇于面对问题，不要以主义的虚假话语把问题掩盖住。无论是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说到底都是人类文明创造性的成果，所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都要敢于接纳、善于借鉴、勇于吸收，要力促社会主义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活力，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南方日报》：南方谈话对推进中国改革再出发的价值何在？

任剑涛：推进改革再出发是南方谈话非常重要的一点。改革说到底是要寻找三大突破口，第一要有勇气，第二要有智慧，第三要有举措，或者说要有后手。

观察当代中国改革史，可以明确知晓改革就是一个凭借勇气、智慧和后手不断再出发的长过程。自1978年以来，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启动改革开放，改变政府职能，启动市场要素作用，应对市场价格波动，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中国由此才收获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1989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我们究竟还要不要走改革开放这条道路？往回走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而往前走面临的是一种未知状态。如何把握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个时候一念之差可能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没有十足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是无法引导改革健康前行的。

改革再出发所表现出的这种改革勇气，对于中国来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宿命就是改革：因应时代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以改革中国积弊为政党定位的，它也必须表现出改革的勇气，证明自己顺应时势的能力。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一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是要以全方位的革命和改革，致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致力达成中国富强民主文明的发展目标。抓住机遇，勇于决断，就能应承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使命，以改革来扼住命运的咽喉。

《南方日报》：这体现了您的语言风格，一般人不会用“宿命”这个词来概括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您可以分析一下“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命题的含义吗？

任剑涛：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可以有低端、中端和高端三种理解。低端的理解，它的意思就是为改革进行勇敢的摸索；中端的理解，是指改进制度的尝试；高端的理解，是指中国落定在规范的现代平台上。1992年中国改革的再出发，就是要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纵深处，进而跨过改革之“河”，抵达“河”的对岸——这个对岸，其实就是中国改革必须落实的国家现代化目标。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定了“摸着石头过河”中高端理解的基本含义：一是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也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社会主义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需要通过社会主义的活力，以及它对经济、政治、社会共同发展的推进来显示其生命力。否则，社会主义不足以证明自己的制度优越性。社会主义不是政治符号，可以四处张贴，而不计较现实效用。也不能说凡是国家发展了，就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凡是国家遭遇困难，发展迟缓或者停滞了，就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戴帽子的做法，已经丧失了被人认同的空间。社会主义必须具有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效能，同时又能够做到公平分配，深得民众认同，否则，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制度的优劣判断标准，不是动机的左右性质确定得了的，而要依靠制度运行的结果来显示，要由事实来说话。在制度选择上，从来没有完全的左或彻底的右，全部的资产阶级或彻底的无产阶级，整个的社会主义或封闭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机械性的制度观念。一切现实的社会制度，都是混合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社会制度要素的混合效果如何，都应该由结果来呈现。这就是一种实践优先的观点。邓小平推进的改革，就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实用性品格。这一品格，打破了党内的僵化政治思维，拒绝用动机主义判断一切，提倡以效果主义来衡量问题。只要人民满意，只要能推进中国的发展，只要稳定社会秩序，就应当敢于选择那些动力十足的制度，敢于实践那些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

《南方日报》：这是不是邓小平所讲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

任剑涛：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中国改革所抓住的老鼠，首先是GDP，这也是一只低端的老鼠。而抓得住这只老鼠，就是因为抓住了制度绩效这只中端老鼠；而要保持制度绩效，还必须抓得住制度不断优化这只高端老鼠。某种更有包容性的制度，才是真正具有长效制度效能的制度，就此而言，必须超越陈旧的意识形态观念，才能真正促使中国抵达改革之河的对岸。

这就意味着，在当下，任何一个担任公共职务的领导人，要敢于结合自己的岗位需要，及时、准确、合理地进行决断，不能等、靠、要，那种一切问题都要等到中央高层领导做出决断的习性，既是懒政，也是无能。当年的深圳之所以成为改革的先锋，呈现出中国的发展希望，就是因为一批干部勇于作为，像蛇口工业区的袁庚，位置不高，敢于探索，结果开创了新的局面，打破了改革的僵局。对一个领导人来讲，在制度举措上一定要敢于担负责任，当机立断，不要贻误时机，不要畏畏缩缩，被左左右右的争论捆绑住了手脚，以致失于判断，误导发展。

从制度层面上说，是否能促使担任公职的人勇于和善于创新，根据现实做出政策决断，是判断一套制度是不是贴近社会需要、是否具有活力的基本指标。

《南方日报》：您刚讲到南方谈话对广东再出发也是意义重大，具体怎样看这个问题？

任剑涛：首先，从客观上讲，广东之所以成为改革第一拨出发的重要实验地，最初的选择是一种政治地缘和经济地缘的权宜之计。没料到广东领导和广东人民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打破僵化的教条，敢于创新，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有效做法，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但广东始终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在1992年广东面临何去何从的时候，邓小平来到了广东，对深圳等特区的建设加以高度肯定，强调深圳特区的经验证明，改革开放是正确的。这等于宣布，广东不仅走的不是错误的资本主义路线，而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这就对广东发展经验具有的全国的示范性，做出了相应的肯定。这促使广东克服1989年之后的巨大困难，再次出发，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勇于探索，开创更新的局面。

第二，激励广东再出发，意味着广东要从十几年前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升级为以制度化建构的胆略、技巧来深化改革开放。就是广东要把乱中取胜、以胆量为号召的第一波改革，进一步推进到有顶层设计、有全盘观念、有总体布局、有未来目标的这样一种深度改革，所以广东再出发，实际上是邓小平激励广东要继续保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并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继续探索，持续示范。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激发广东率先进行现代制度的开创性探索，不再满足于“三来一补”的低层次加工业带来的经济产值。这正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时，视察的企业都是技术性含量很高的企业所暗含的深意所在。广东需要从劳动力密集型的发展，递进到技术密集型的发展状态，这不仅关系到广东一省一地的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

第三，鼓励广东再出发，意味着广东不仅一定要有具体做事的胆量，还要有做成事的能力、领导力和执行力。其时，如何有效解决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致力平衡省内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态势，着力让内部发展的阶层不平衡问题缓和下来，进而让广东内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得到解决，是广东再出发、进行改革新探索所要解决的几大棘手的问题。广东必须为国家蹚出一条均衡性科学发展的路子，提供一个探索性的方案，否则，广东就失去了改革先行地区的试验价值。这是邓小平对广东最重要的激励。

最近二十年广东的一系列做法，印证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宏观战略布局。广东的再出发，确实为中国深化改革开放、产业升级换代、发展提升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广东省亮出的“思想大解放，寻求大发展”的改革思路，就体现了对一个政治家早先期盼的历史性呼应。

《南方日报》：您是从广东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现在又在京城执教，从您的角度观察，广东现在在中国改革这盘棋中，是否仍然是先行一步的？

任剑涛：对广东来讲，从我们刚才所谈的几个方面看，仍然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但对中国改革的示范意义有所下降。广东还能不能展现改革的勇气、落实改革的举措，将对广东的全国示范性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南方日报》：广东有没有能力继续承担这个排头兵的作用？

任剑涛：这涉及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优势地区，是不是能够继续发挥改革的引领作用。对深圳而言，在体制机制上的创新究竟还有多少空间，已经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深圳巨额增长的GDP中，依靠体制机制创新的比例占多少？官民双方虽然对之都有点信心满满的感觉，但深圳离创新城市的距离明显较远。怎样以制度创新彻底打破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凸显的制度障碍和体制弊端，是其能否重新焕发特区城市改革活力的一个决定因素。对顺德来讲，这个曾经在股份制经济发展上领先全国的县级单位，能否继续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上闯出新路，也已成为珠三角地区改革进退的象征。这些曾经引导中国改革锐不可当前行的地区，是否仍然具有改革的锐气、胆识和举措，对今后广东是否能够示范全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二是对广东领导者来讲，再次考验着他们有没有一种勇气和能力，不辜负邓小平南方谈话对这片改革热土的殷殷期待之情。

广东已稳居全国GDP第一的位置达二十年之久。需要赞美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持续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所以在面临更新换代、转型升级、制度创新的当口，广东的决策群体必须深刻反省，如何咬紧牙关渡过一个个制度关口，超越以前打破计划经济的制度、乱中取胜的改革，促成市场经济制度的落定，进而探索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启动的社会体制、行政体制、法律体制的深度改革，这将对广东的改革前景发挥重大影响。只有放下拘执既有成就的沉重包袱，广东才有可能轻装上阵，再创辉煌。

三是对广东公民来讲，如何承担改革的责任，成为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广东这片土地，因为三十年的持续发展，生活的总体状态已非国内其他地区可比。埋首个人目标的追求，相对舒适的生活状态，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容易使人丧失对公共事物关注的热情，容易使人安于当下而缺乏谋划未来的激情。新老广东人如何认领广东被命定的、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探路的使命，既承担起个人责任，又担负起公共责任，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宗教支撑的救世情怀，在“各自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人生哲学面前，个人生活的富足，常常让国家发展、公共管理轻易败下阵来。

邓小平对广东这块土地所寄予的厚望，是对这块土地上活动的任何一个中国公民所发出的庄严号召。广东绝无理由小富即安，它必须成为中国长期稳定、持续繁荣的复标本。这也算是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宿命吧。

《南方日报》：在广东，谈改革的声音好像越来越少了，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改革继续往前走是否缺乏动力和共识？

任剑涛：当年为什么改革显得那么悲壮，是因为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不杀出一条血路就是死路一条。没料到后来一路比较顺利，GDP长达三十年的持续增长，不仅打破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预言，而且凸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奇迹。改革开放这一让人喜出望外的结果，掩盖了当年改革的悲壮，也遮蔽了我们的国民经济曾走到崩溃边缘的尴尬。GDP的高企，让中国问题似乎都不成为问题，带来一种涣散的改革心态，让人逐渐模糊了道路、失去了目标、丧失了前行动力。这也是最近十来年我们变得对邓小平南方谈话掉以轻心，没有通过深刻反思而继续推进改革，而去大谈特谈既有制度优越性的原因所在。

中国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究竟是制度守成的结果，还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这是需要严肃回答的关键性问题。缺乏对改革实质的本质性把握，人们很容易把改革成就归因为原有制度的守成成果，就此也很容易走到旧的制度即老路上去，并且认定中国既有的体制体系完全没有问题，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质问，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有问题的话，中国的经济怎么可能持续三十年不断增长呢？这种思维方式和恋旧心理，遮蔽了人们正视中国发展遭遇的严峻挑战，模糊了人们观察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智性眼光。这对中国的未来，绝对是令人忧心的事情。

《南方日报》：那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呢？

任剑涛：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会明显遭遇到两重困难，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转型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转型陷阱是指发展中的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到一定阶段，被某些新的制度有效性惊呆了，忽略了另一些制度的无效性，因此中止了转型，不幸栽倒在转型的路途上，或者受挫于转型的严峻挑战。犹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改革进路，已经让一些人习惯于只摸石头不过河。人们在河里摸来摸去、摸惯了石头，不仅不愿意过河，而且已经丧失了观察河对岸的能力，过河这件事本身，似乎被人们遗忘。

处在改革的胶着期，新旧杂陈、方生未死、踌躇徘徊。此时，人们很容易对旧的制度产生念旧的情愫。因此，市场经济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匹配条件，也就是民主政治的建设，可能就此搁浅，不入人们的改革视野。克服转型陷阱，望到对岸，设计怎么过河，而不是怎么摸石头，将足以过河的摸石头方略凸显出来，应该是当下中国改革的首要任务。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什么呢？所谓中等收入，是指国民收入介于4000到12000美元。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收入水平达到前述状态时最容易出现的、让国家停滞不前的严峻问题，诸如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公民政治参与要求提高，收入分配不公激起社会动荡，发展出现明显曲折。

双陷阱浮现，是改革迟滞造成的。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基本宗旨就是要避免陷入这双重陷阱，而要努力从顶层设计、制度摸索、效果展示三个方面深化改革。改革，必须是社会运作的实际操作状态，不是姿态和口号。人们对改革的认同与对改革的推进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在改革的推进中才能集聚改革的动力，改革前途的答案只能在改革中呈现。

《南方日报》：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改革面临的困难要远远超过邓小平时代。据此，您对改革的前景怎么看？

任剑涛：邓小平南方谈话时和现在改革面临的处境，是有一个结构性区别的：虽然改革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促进改革的路径各不相同。

我认为，今天中国公民认识到的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远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普通公民对于改革的认识，那个时候的共识更多的是精英共识，而目前是全民共识，可以说目前改革的动力更足，而不是不足。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蛋糕已经做大了，要做得更好，分得更均，分得更满意，而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教育需要同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既要精心布局，更要全民响应，只有在社会成员积极的互动中，改革才能真正推向纵深地带。

今天中国的改革，处在制度化突破的前夜。改革动力的社会聚集，成为成功改革的重大难题。这样的改革，自然需要摸索、探究，寻找改革准确的切入口或者说技术突破口，促使改革的制度化收效，是改革得以进行下去并继续取得巨大成就的前提条件。

《南方日报》：您说的改革的技术突破点大家都在思考，您是怎么理解的？

任剑涛：对我来说，中国的深度改革需要做到遍地开花，等待收获。所谓遍地开花，是指改革需要多元试点，重点推广。譬如，在经济领域中，要解决产权问题，就不是一地、一家公司、一个领导、一次试验就能解决的问题。由于解决产权问题涉及经济活动的有效激励问题，一向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一个简单的IPO是不可能解决产权问题的。只要基层群众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好处，没有分到应得的财产份额，产权改革就等于没有坐实，没能发挥激励基层群众投入改革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全员控股能不能试行，工厂中的管理民主能不能落实下去，关系到经济活动的绩效保障条件，不可不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进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阶段，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政府的改革，已经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党内民主、财政民主，已经成为制约改革总体布局的问题。不经多元试点，人们很难发现改革的突破口，很难期待相应改革取得预期成效。在中央以及地方的各个层面，需要提倡敢做敢试的改革精神。改革的免责问题，已经成为推进改革的一大难题。改革最大的问题，就是要改变无过即是功的社会心态。改革，只要不是自谋私利，就会具有公共意义。对所有具有公共意义的改革，都应该鼓励，以便重新形成改革的氛围。

改革的链条，要重新连接起来，当年邓小平鼓励改革者，“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宗旨就在营造改革的氛围。今天的改革，自然不只是一个胆量的问题，还有一个技巧的问题。胆大、精心布局的改革，一定会发挥推进改革的积极作用。一定要强调的是，世上没有完美的改革，不要动辄对改革喊打喊杀，扣政治帽子，意识形态化。不要让极左观念扼制住改革的咽喉。

《南方日报》：您是期待重新形成改革的浓厚氛围吧？

任剑涛：我当然很期待重新形成改革的氛围，把断裂了的改革链条连接起来，让人们勇于改革、乐意改革。至于改革的制度缺失，需要及时弥补，对改革者的免责规定，一定要及时出台。

对改革的制度布局来讲，第一要法规化，第二要积极主动地把改革者推向领导岗位，把不改革者拉下领导岗位。没有这两条，就很难形成改革的氛围。大量尸位素餐的官员们坐在领导位置上，秉持的却是“无过即是功”的为官理念，这对改革是一种根性上的伤害。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用人宗旨，就是“不换脑子换位置”。这是以改革还是不改革作为用人的标准。你在领导位置上实施改革，就获得大胆使用；你在领导位置上不改革，就请你走人。这是推进改革必需的制度激励机制。“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改革者获得领导位置，就是对改革的直接激励。

在推进改革的行政层级部署上，需要央地两头互动，激活一切积极因素。在中国，县域政治是关键，上接中央，下启基层。怎么激活县域改革，涉及中国改革的行政层级有效动员问题。党代表专职化的改革、党委书记的竞争性选举、省直管县的改革，深圳的行政三权分立改革，都有继续试点推进的必要。在行政权的布局上，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但中国的单一制不能自陷僵化，需要积极借鉴联邦制的有效做法。中央的财权、人权、事权，跟地方的财权、人权、事权，应有适当的划分、制度的设计、分权分利的机制。优质税收不能全给中央政府拿走，地方政府亏本运营。地方政府为此成为不择手段维持生存的恶人机构，对中央政府聚集政治权威也是不利的。央地机构需要各司其职、落实规划、制定政策、界定权限、坐实责任，让一切尸位素餐者失去掌权机会，积极有为者行使权力，改革就会聚集优质的人力资源，国家的活力就会呈现出来。

《南方日报》：怎样寻求改革最大的公约数？如何将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呢？

任剑涛：人们总是幻想，各方利益可以聚集起来，形成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这是强势的改革共识论所重视的改革态势。在我这个弱势的改革共识论者眼里，让不赞同改革的人不反对改革就行，而不必追求这些人士无条件应许改革，这是不可能的。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发展这么不平衡，政治上的见解，自然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如果说一定要达到某种改革共识，那么就只有一点共识需要达成，这就是中国必须深化改革。至于怎么改革，对社会各界来讲，永远不会有共识。

《南方日报》：怎么说改革只有一个共识，也太单一了一点。

任剑涛：单一的改革共识，只能是国家给定的共识。开放思想市场，就绝对会出现站在不同价值立场、基于不同诉求提出的共识。这些旨在建构共识的方案之间，必定是相互冲突且难以协调的。只要国家权力不随意介入，不使用粗暴的行政手段或暴力工具来压制一方、抬举一方，各种观念在思想市场上的长期竞争，就会逐渐浮现主流的思想观念，就会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些共识，就会维持住一个国家的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对此，执政党首先需要平心静气，接受中国社会已然浮现的这一有利于达成长期共识的新态势。

【注释】

[1]本文系2012年2月回答《南方日报》记者梅志清、雷雨提问的记录整理稿。